關鍵詞：新農村建設，社會建設工程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黨中央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提出的在新時期解決“三農”問題的重大戰略部署，而“三農”問題從根本上講，是在中國進入又一個重要的社會轉型時期的歷史背景中突顯出來的社會協調發展問題，其核心議題是農民的現代化問題，在社會建設和管理的框架中，集中地表現為“城鄉關系”問題和“農民的社會身份確認”問題，從現實和制度建設的層面看，這兩個方面是密不可分的，后者是認識和解決前者的關鍵。當前社會轉型從多個層面構成了新農村建設的現實基礎，決定了新農村建設的特性和目標。因此，客觀地分析和認識當前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特征和運行規律，是準確把握新農村建設的實質、科學制定新農村建設規劃的前提。

1.城市化趨勢不可逆轉，農民的市民化正在成為一個不可逾越的歷史過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人口持續增長，人口的城市化水平正在加速，1978~1995年的17年間，年均增幅不到0.7個百分點，從1995~2004年的9年間，以年均超過1.4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2004年中國人口的城市化率達到41.8%，已經進入快速發展的階段。隨著加入WTO和國際資本的大量進入，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迅速加快。城市中的制造業、建筑業和服務業的迅猛發展對勞動力的巨大需求帶動著農村勞動力以越來越快的速度轉移到城市產業中，更值得關注的是，從2004到2005年，勞動力短缺現象加劇，表現為區域性和結構性的“民工荒”現象：從珠江三角洲到長江三角洲、華北沿海地區、甚至勞務輸出大省湖南和江西等地，都出現了企業招工難的問題。“民工荒”現象是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由無限供給向有限剩余過渡的一個轉折性標志。這種現象是中國加入WTO之后出口高速增長和新一輪經濟增長共同作用的結果。從資源配置角度看這種新趨勢對于中國勞動力市場發育具有重要的政策意義，民工荒現象反映了兩個趨勢：一是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程度在加強；二是地區之間的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程度在加強(王德文、蔡昉、高文書，2005)[1]。從總體上看，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基本傾向仍然朝著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城市疆界的迅速擴大也將越來越多的農村人納入到城市中。這些現象表明，目前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已明顯加速，在未來二、三十年里我國將經歷一個繼市場經濟轉型以后的又一個重大的經濟轉型，即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轉型。這一重大轉型將不僅使我國的產業結構發生根本性轉變，使中國進入工業化國家行列，而且還會從根本上改變過去的城鄉二元結構，使中國進入一個以城市人口為主的國家，而在這一轉型過程中，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就業將扮演主要的角色(關信平，2005)[2]。在社會轉型加速的歷史場景下，八九億中國小農正走向其歷史的終結點?！叭r”問題的根源在于作為行動主體的農民，而農民的出路是無法從農村自身中尋求的，減少農民的數量、實現農民的市民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主要出路。在當前和未來的幾十年里，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將會轉變為城市人(鄭杭生，2005)[3]。這種趨勢是不可逆轉的，代表了當前中國社會運行的主流方向。在這種趨勢中，農民的市民化正在和必然成為一個不可逾越的歷史過程。順應社會發展的這種主流方向，規劃新農村建設的目標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這種歷史背景決定了新農村建設必然是中國社會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環節，是農村納入現代社會的重要歷史過程。

2.農民在非農化的過程中由于城鄉二元結構而失落了社會身份，重構農民的社會身份，成為實現社會合理流動，加快農村社會現代化的關鍵議題

一方面在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勞動力供應市場化的雙重作用下，在城市化、工業化的加速進程中，中西部農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在全國的城鄉間、地區間頻繁流動，造成了中西部農村的普遍蕭條。同時，由于城鄉二元結構造成了他們中的很多人“居無定所，流無定向”，“謀生沒有保障、發展沒有條件”的社會事實，使流動人口的管理成為一個具有全局性意義的議題，加大了社會運行的風險。另一方面，在城市化進程中，大量的農村集體土地被征用，失地農民越來越多。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中，失去土地保障的農民被迫淪為一個新的社會弱勢群體，變成了務農無土地、就業無崗位、低保無份額的“三無農民”。其利益保護構成了當前“三農”問題的又一個重要層面。2005年，甘肅省農調隊在全省抽選了5個縣區的10個鄉鎮、100戶農戶進行了專題調查。結果表明：如果征地成本價是100%，被征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占20%至30%，企業占40%至50%，村級組織占25%至30%，農民僅占5%至10%。從成本價到出讓價之間所生成的土地資本巨額增值收益，大部分被中間商或地方政府所獲取。在新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又將面臨新的土地征用問題，如何保護農民利益，使新農村建設的政府投資真正成為利國利民的德政，還須運用適當的社會管理手段，進行必要的制度建設。“農民工的待遇”和失地農民淪為“三無農民”的事實充分證明，城鄉二元結構已經成為當前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社會流動最大的制度性屏障，改革社會管理的城鄉二元體制，重構農民的社會身份，諸如平等享受社會保障、獲得土地征用過程中的合法權益保障、取消就業中的城鄉戶口限定等一系列針對農民的社會隔離政策等，把農民的公民權利落到實處，成為實現社會合理流動、加快農村社會現代化的關鍵議題。

3.城鄉間、地區間差距不斷拉大，構成當前中國社會不和諧的基本層面，而縮小差距的重點在于改善中西部地區農民的生存條件，提高他們的福利水平

相關的研究表明，我國農村目前在教育、文化、衛生和社會保障方面的發展水平，僅相當于城市發展水平的1/3右，如果從發展程度來估算的話，農村社會發展要落后于城市30年，且目前這種差距尚未有縮小的趨勢(陸益龍，2005)[4]。就全國的鄉村整體而言，鄉村之間的地區差距不亞于城鄉之間的差距，農村發展的地區差距也非常顯著，在基礎設施、人口發展、教育、科技、文化、衛生事業等方面，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之間存在較大差距。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水平和社會福利水平等方面，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農村已經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而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西部的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水平很少，發展的機會也極為有限。這兩方面差距的拉大和不均衡發展，是影響當前農村社會和諧發展與穩定的最不利的因素之一，構成了當前中國社會內部不和諧的基本層面。而造成這些的原因除了客觀上存在的生產力水平制約因素外，主觀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人們尚未很好地運用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原則來規劃和指導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一些部門和地區在規劃、設計、指導方面，偏重于經濟效益，忽視了社會、文化的協調發展，尚未認識到社會公平問題的重要性，從而導致在決策和規劃當中的偏頗(陸益龍，2005)[5]，在實踐的層面偏離了“以人為本”、統籌協調的科學發展觀的社會建設思路。因此，作為一項旨在解決“三農”問題的社會政策或社會建設工程，與多年來的農村政策在最終目標上是一致的，在政策含意上是一脈相承的，即把提高農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貫穿始終，也作為考核和評價新農村建設成就的標準；把提高中西部特別是西部貧困地區農民的生存條件和福利水平作為國家投資的重點地區和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近年來中央制定的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實現全面小康的社會建設總體目標也是相一致的，且構成了其中具有基礎性的一部分。

4.在市場機制、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作用下，鄉村的社會功能和農民的社會角色發生了質的變化，對于這種變化需要予以制度上的支持和必要的限制

隨著市場經濟的全面發展，傳統的鄉村社會功能受到了深層次的沖擊，對于大量長期在外流動的鄉村人口來說，家鄉已經失去了謀生的功能而只有微弱的保障功能，年青的一代人正在或逐漸變為“邊際人”，鄉村的共同體變得越來越松散：一方面，社區內部的公共事業無人問津，另一方面，干群關系緊張，鄉村與地方各級政府之間關系松散，政府在鄉村的動員能力正在下降。在鄉村變得更加開放的同時，其社會功能也通過其中的主體——農民的行為而發生了質的變化，從主要以滿足其內部成員的生活需要到影響全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影響社會生態環境，成為社會生態圈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農民將通過提供人們的衣、食條件而影響人口的健康安全，將通過其經營方式或行為而影響著國家或地區的生態安全。因此，農民承擔著在諸如食品安全、環境安全、家庭和社會服務安全等方面降低社會風險的功能。由于中西部特別是西部貧困地區特殊的自然條件和勞動力的大量轉移，中西部農民在環境保護、城市家庭和社會服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他們對城鄉差距的感受也最直接、最深刻，在缺乏有效的制度引導和約束的情況下，所蘊藏的社會風險也更大。以甘肅為例，每年大約外出務工的150萬(約占全省鄉村勞動年齡人口總數的14%)農民工中，約45%的人在建筑行業就業，23萬多(約占16%以上的)人在餐飲和家政服務行業就業，在各類企業、政府機關、機構中擔任保安工作的農民工還占一定比例，而且這個比例還在逐年擴大。這種跡象表明，鄉村社會在中國社會的基礎功能的地位在新的發展階段通過傳統農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