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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毛澤東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

吳玉才

論文摘要:在中國共產黨內,毛澤東最早舉起反對本本主義的大旗,最早發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號召,奠定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毛澤東最早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嶄新命題,明確揭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題;毛澤東進行卓越的理論創作,最優秀地集中全黨的集體智慧,創立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

論文關鍵詞: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化馬克思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首先完成于毛澤東。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理論體系就是理論的內在的有機聯系、系統組合。作為一個理論體系,它應該包含三個方面的要素:一是有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作為思想基礎;二是有明確的理論主題作為研究對象;三是多方面展開和系統理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毛澤東在這三個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

一、在中國共產黨內,毛澤東最早舉起反對本本主義的大旗。最早發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號召。奠定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

理論是對客觀實際的抽象,是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理論在其形成的過程中必然有一個這種認識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作為其思想基礎。這是一個理論體系形成的前提。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旗幟鮮明地把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并毫不猶豫地高舉這面旗幟投身到轟轟烈烈的革命斗爭之中。實際上,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運動中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就開始了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探索,就踏上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征程。但是,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對待馬克思主義問題上還顯得年輕幼稚,總體上,他們重視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意義,忽視中國革命的特殊性,更不注重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統一。

中國共產黨在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過程中,出現了兩種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一種是教條主義的態度,一種是實事求是的態度。這兩種態度不是并行不悖,而是經常發生激烈的碰撞。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與教條主義態度斗爭并最終取得主導地位的過程,就是一個解決如何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過程,就是一個逐步奠定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基礎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是偉大旗手。

中國共產黨內曾連續出現一次右傾和三次“左”傾錯誤,盡管這些錯誤的理論形態和實踐表現有所不同,但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上則有驚人的相似,即教條主義。盡管馬克思、恩格斯一再強調,他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不是教義,而是方法。但是,這種教條主義的態度卻在黨內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直到遵義會議。正確的思想是在與錯誤的思想對立和斗爭中產生的,當然,正確的思想戰勝錯誤的思想不是一帆風順、一蹴而就的。這種教條主義的態度在實踐中導致中國革命接連遭受挫折,這些挫折使得中國共產黨內另一部分人在思考:究竟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并在實踐中逐漸樹起反對教條主義、強調理論聯系實際的態度,這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科學態度。

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一方面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思想,強調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同時又沒有機械地堅持走以城市為中心的道路,而是在探尋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他的代表中國革命正確方向的井岡山道路遭到了“左”傾教條主義的不屑,以至打擊和排擠。他們指責毛澤東不懂馬克思主義,是“狹隘的經驗論”、“農民意識”,宣稱“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等。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一方面在實踐中堅持自己的正確態度,另一方面,在思想理論上反擊錯誤的態度、闡述正確的態度。1930年5月,毛澤東為了反對教條主義,寫下了著名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他尖銳地批評:“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文化落后的中國農民至今還存在這種心理。不謂共產黨內討論問題,也還開口閉口‘拿本本來’。”他認為:“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斗爭中,證明是對的。”他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這些論斷在當時確實震耳發聵,這是黨內最早對教條主義的公開挑戰和反擊。

由于當時教條主義還在黨中央占據統治地位,毛澤東的呼聲并沒有引起人們的普遍覺醒。隨后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又一次占據黨中央統治地位,這次把中國革命弄到了崩潰的邊緣,這就更加堅定了毛澤東與教條主義斗爭的決心和信心。

遵義會議是兩種態度發展趨勢的轉折點。遵義會議“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這也就意味著實事求是態度取得了斗爭教條主義態度的第一次勝利,當然這兩種態度問題的本身即思想問題此時還沒有得到解決,這種思想斗爭還在繼續,不過卻呈現不同的發展趨勢。抗戰全面爆發后,王明教條主義的表現形式由“左”傾轉為右傾,并和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相對抗,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命題,第一次正式向全黨發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號召。他指出:“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征,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運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基本上克服了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進一步確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統一了全黨的步調,推動了各項工作的迅速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主要是針對教條主義的,但六屆六中全會沒有正面批判教條主義。不過,通過這次會議,徹底解決兩種態度問題的條件已基本具備,之后的延安整風便開始了對教條主義發起總攻。

在延安整風中,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號召全黨開展學習競賽運動,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論和黨的歷史,注重調查研究,為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造了有利條件。毛澤東連續發表講演系統地批判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從1943年10月起,全黨重新學習黨的歷史,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對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錯誤進行了徹底的清算。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決議》的通過和七大的勝利召開,全黨空前統一到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上來。這標志著實事求是態度最終贏得了對教條主義態度的徹底勝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觀念最終得以深入人心。

二、毛澤東最早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嶄新命題,明確揭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題

理論從其來源來說,產生于實踐;從其用途來說,指導人們解決實踐中的問題。這個被解決的問題就是理論研究的對象,因此,任何理論都有其研究對象。當眾多的理論都圍繞著一個中心,指向一個目標,這些理論就構成一個理論體系,這個中心問題就是這個理論體系所要研究的理論主題。

理論主題,是一個理論所要回答的中心問題.是貫穿一個理論始終的一條主線,可以說涉及這一理論的主要觀點都是圍繞著其主題展開的。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中,一個理論之所以有別于另一理論,重要一點,就是理論主題不同。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主題是“什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怎樣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由新民主主義轉為社會主義”,鄧小平理論的理論主題是“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論主題是“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可見,理論主題是一個理論最主要的特征,但理論主題的提出不是輕而易舉的。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客觀上開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同時也開始了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主題的探索,盡管在當時還不能自覺地意識到這一點。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隨著革命斗爭的不斷深入,黨自身及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的不斷壯大,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斗爭越來越激烈。誰是敵人?誰是朋友?革命應當由誰來領導?這些關系革命成敗的問題尖銳地提到全黨面前。為了解決實際斗爭中提出的問題,1925年前后,黨內出現了理論探索的高潮。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鄧中夏、惲代英、瞿秋白等紛紛發表文章,闡述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主要是:革命的性質和前途問題,資產階級和農民問題,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武裝斗爭問題等。毛澤東是他們當中的佼佼者,他撰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國民革命與農民問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文章,集中反映了這一時期探索的成果。這些思想實際上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但是,當時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其他領導人還不能用“新民主主義”這樣的命題集中提煉出這些基本思想。不過,這些探索,“雖然還有不確切、不完備之處,彼此間的認識也不盡一致,然而,它是中國共產黨人努力應用馬克思主義于中國國情的寶貴成果,對于后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形成,具有重大的首創意義。”

在這些探索中,他們已經涉及到中國民主革命的特殊性問題,當時頗有代表性的“二次革命論”和之后的“一次革命論”,都是對中國民主革命實際問題的理論回答,都可以看作是對理論主題揭示的努力與嘗試,但是在實踐中都沒有解決中國革命出路問題。“二次革命論”和“一次革命論”錯誤的表現形式是不同的:一個是右傾,一個是“左”傾,但兩者錯誤的實質又是相同的:都拘泥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具體論述,只不過一個是依據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一個是依據列寧的論述而已。中國革命到底是什么樣的革命?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分步進行不行,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畢其功于一役”也不行。中國共產黨人到底應該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進行中國革命?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走不通,按照列寧的論述也走不通。這些中國革命實踐中的理論問題,困惑著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召喚著有為的中國共產黨人繼續為之求索,呼喚著理論聯系實際的真正理論家走上歷史舞臺。

1940年前后,毛澤東相繼完成了兩篇影響深遠的論著:《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毛澤東第一次創造性提出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概念:“新民主主義革命”,并著重論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毛澤東指出:“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前途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的全部革命任務,就是完成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并準備在一切必要條件具備的時候,把它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上去。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著重論述了如何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走向社會主義。毛澤東明確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屬于新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范疇,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提出“兩步走”的革命戰略,解決了如何從第一步到第二步的問題,即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和國家,以此作為連接兩個革命的中間站,創造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條件,并全面論述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

毛澤東這兩篇文章不僅創造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理論,而且第一次清晰地揭示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題:什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怎樣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由新民主主義轉為社會主義。這個理論主題的揭示,解決了長期以來中國革命陷入兩難選擇的歷史難題,即既要搞民主革命,又要堅持無產階級領導,從理論上率先跳出了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于民主革命論述的教條主義認識。這個理論主題的揭示,一方面是對此前中國共產黨人關于中國革命理論探索成果的高度概括和總結,另一方面,它把這些探索成果升華到一個新的境界,指明了今后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于中國革命的方向。正如《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所說:“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重大理論問題的提出,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全黨對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內容、領導權和發展前途有了一個明確而完整的認識,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成為引導中國人民自覺地在復雜環境中不斷前進的旗幟,對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起難以估量的重大指導作用。”這個理論主題的揭示加速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建立。

三、毛澤東進行卓越的理論創作。最優秀地集中全黨的集體智慧。多方面展開系統論證。創立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

科學理論是正確的、系統的反映客觀規律的理論形態。一個理論如果沒有自己的理論體系,就只能是一個不完整的理論,而不可能成為科學。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共產黨理論上成熟的標志,是正確反映客觀規律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科學理論,得到了多方面的展開和系統論證,它有著一個自己的獨立的科學體系。

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但它不是集體智慧的簡單相加,而是一個有機聯系的嚴謹的科學體系。“集體智慧”是毛澤東思想的來源,“結晶”是對“集體智慧”進行創造性的理論概括,使之成為有機聯系的嚴謹的科學體系。毛澤東是這個科學體系的最杰出的創造者,毛澤東著作是這個體系的集中體現。

毛澤東思想是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同各種錯誤傾向作斗爭并深刻總結這方面的歷史經驗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但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科學體系的成熟,則是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和抗日戰爭時期。

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面對的主客觀條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奠基陜北后,尤其是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我們黨已經有了比較穩固的抗日根據地和比較安定的政治環境,大量翻譯出版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再加上共產國際七大后領導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改變,這些都為全黨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總結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認識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毛澤東充分利用這一有利時機,向全黨提出了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任務,掀起了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熱潮。特別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一大批黨的領導人,先后集中在延安,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以社會調查作為實現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中心環節,系統地總結中國革命的獨創性經驗,揭示了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在這方面,毛澤東作出最偉大、最杰出的貢獻,寫下了大量的理論著作,從而大大地發展了包括他自己在內的過去那些不夠系統、不夠完整的思想觀點,構成了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主體。

這個理論體系的形成,首先表現為毛澤東思想的核心部分——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成熟。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毛澤東在明確揭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題的同時,全面地回答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性質、綱領、前途和轉變等一系列根本問題,各個部分之間成為有機聯系的整體,從而使新民主主義理論成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

這個理論體系的形成,同時表現為毛澤東思想其它組成部分的成熟。這個時期,毛澤東寫出了大量的理論著作,使“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更加完整,統一戰線理論更加豐富,武裝斗爭理論有了新的發展,黨的建設理論更加完備,哲學思想形成體系。這樣,毛澤東思想得到系統總結和多方面展開而成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

在延安整風期間,黨的其他領導人和理論工作者在學習研究毛澤東思想的過程中,開始對這個理論體系進行概括,如張如心、陳毅、肖三等。在黨的七大上,劉少奇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把毛澤東思想理論體系的主要內容歸納為九個問題,這是在黨的歷史文獻中第一次比較完整、系統的對毛澤東思想理論體系的概括。在經過解放戰爭和建國以后的進一步發展以后,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又一次把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體系的主要內容歸納為六個方面和三個靈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迄今為止對毛澤東思想的內容和體系所作的比較全面、完整、系統的分析概括。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體系之所以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因為“它是中國的東西,又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它以獨創性的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恩格斯曾這樣說過:“沒有馬克思,我們的理論遠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所以,這個理論用他的名字來命名是公正的。”同樣,我們也可以說,沒有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理論遠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所以,中國共產黨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理論用毛澤東的名字來命名是公正的。

毛澤東雖然離開了我們,但毛澤東思想仍然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和民族的精神支柱,毛澤東著作仍然是我們必須經常學習的寶貴財富。“這不但因為歷史不能割斷,如果不了解過去,就會妨礙我們對當前問題的了解;而且因為這些著作中包含的許多基本原理、原則和科學方法,是有普遍意義的,現在和今后對我們都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總之,由于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貢獻,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得以形成。作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基礎理論,毛澤東思想為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這些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創新理論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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