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0世紀中國高等教育的分水嶺 “院系調整結束，明明白白地宣告：一個從未有過的教育時代已經到來”[１２]。本文要追尋的是這個“時代”為何來得如此突然？它對20世紀下葉中國的教育與人才，尤其是科學家的造就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1．高校教師毫無退路的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不僅直接促成了院系調整，而且影響了嗣后幾代大陸知識分子的命運。 徹底改造舊教育是建國之初的既定方針。但改造是分輕重緩急的，是有步驟的，誠如教育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錢俊瑞所強調的：“堅決地和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革舊教育的課程、教材、教學方法和制度”[１３]。課程改革是建國初期改造舊高等教育的首要內容；院系調整籠統地作為“制度”的一部分，相對處于后移的位置；蘇聯“專才”的成材模式并不是立馬取代了歐美的“通才”教育的。 筆者所見較早提出變更教育改造步驟的是北大校長馬寅初。他于1951年10月23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北京大學教員的政治學習運動》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必須按照國家的需要，徹底的調整院系，改革課程，改進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而要達到這一目的，一個最主要的關鍵，就是要……自覺自愿地進行了思想改造”。以上話語中有兩點應引起后來治史者的注意：一是較早明確地提出“思想改造”與“調整院系”的因果抑或是互為因果的關系；二是改變了教育改革的步驟，較早明確地把“調整院系”列為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務。那么，是不是“課程”等改革工作已經初步結束了呢？不是。直至1952年1月號的《人民教育》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長張宗麟在其《改革高等工業教育的開端》一文中，坦言相關的改造無多大進展，甚至抱怨“課程改革”“實際上幾乎還沒摸著邊”。那么，為何要急于調整改革步驟呢？還是錢俊瑞一語中的：“如果高等學校的教師們還是服膺著英美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還是固執著自己的個人主義，客觀主義和宗派觀點，而得不到確實的改造，那么一切高等教育的改革工作，諸如院系的調整、課程的改革、教學法的改進等等，都是難于進行和貫徹的，一切關于改革高等教育的決定和規章就難免不成為具文”，則要完成“為國家培養大批能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級建設人才的巨大任務”“是十分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１４]。 由此可見，在新政權日益鞏固的政治氛圍中，在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并即將開展大規模建設的背景下，作為人才培養主力的高等教育改革卻出現了滯緩現象。要迅速扭轉這種被動的局面，不僅要有“思想改造來推進”，而且還要調整推進的具體步驟。即把原教育改造中的先“課程”、“教材”等教育內容、業務的改造，讓位給“制度”，也可以說主要是“人事”的改造。而要對大學“人事”進行“改組”，僅靠靈魂的蕩滌是不夠的；要收思想改造之實效，還需借鑒“延安整風”的經驗，用“組織清理”來“護航”。于是，幾乎同時，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１５]。不過，這次的“組織清理”相對日后的政治運動還屬象征性的，主要是起威懾的作用。大多數教師是用院系調整的形式來疏離的，藉此在組織上切斷他們與原學校及教師之間的關系。而當時蘇聯教育的“專才”模式，正好與歐美“通才”教育的模式，也即舊中國的教育模式相向，且取得較大的成功，這就為新中國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與實踐樣板，以至決策者堅信，院系調整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唯如此，人才的高出產就可立竿見影，高等教育改造中的其它困難也可迎刃而解。這就是院系調整上升為教育改造的頭等大事，并需要迅速完成的時代背景。 院系調整的大功，無疑是思想改造告成的；后人也不難想象，前者的推行不無后者的強制因素。但問題在于，今天我們能否揭示兩者之間的關系對應到何種程度？在思想改造余威下的院系調整有否給當事人產生心理上的壓力？直接地說，思想改造在院系調整工作中的“底線”在哪里？也許是我孤陋寡聞，稽查相關的文件、報告或講話，沒有看到若不接受院系調整要承擔何種后果的說法；游覽數百萬字的研究論著，也不見能直接挑明其利害關系的素材或線索。好在凡歷史總會有痕跡的。發表在《人民教育》1953年第3期上的廣州區院系調整委員會的《廣州區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工作初步總結》，內有一段看似不經意的文字，卻為我們揭開了史無前例的院系調整何以超乎尋常的速度、出乎意料地順利完成的“謎底”。 該《總結》稱：“在各種工作會議上，我們也反復強調院系調整工作的好壞，是檢驗思想改造成績的標準”。這里，雖然仍沒有明確不接受院系調整會怎樣，更沒有直說不支持就是反對思想改造，可眾所周知，當時每個知識分子都唯恐思想改造通不過；“一旦過關，往往如蒙大赦”[１６]。那么，現在公開把“院系調整工作的好壞”上升至“是檢驗思想改造成績的標準”的維度，等于在明顯地暗示：誰不配合院系調整，誰的思想改造就過不了關，那么，誰不僅僅是能否在高校立足的問題了。因為，嚴峻的現實是，在私立學校、教會學校和其他民間文化機構取消，國門關閉的時代，誰離開了學校、體制，誰就難以以知識為生，本人及家人的生計就會成為問題。人們不難體會，“院系調整工作的好壞，是檢驗思想改造成績的標準”的說法，等于是觸及到高校教師生存底線的攤牌，使他們毫無退路。民以食為天，知識分子也不例外，一旦生存受到威脅，活下來就是人的本能反應了。以知識求生存的自然選擇，使一度“成為具文”的院系調整幾乎沒有遭遇公開的阻力，神速地完成了。 又由于《總結》中的那段話，不僅僅適用于教師之個人，同樣也適用于各學校、系科，更裹挾著操作者的政治生命；地方行政長官對于其轄區內的教授的去留，也因此而不便表態。以至在踐履中，操作者常常比決策者更左；在執行層面，下級往往又比上級更激進。竊以為，幾乎所有的名牌大學都出現了理、工科類重點院系被調離本校、若干一流大學的優勢學科幾乎都連根拔起，甚至發生對某一地區、某些高校過不去的、近乎“株連”的現象不一定是決策者的初衷。或者說，拆、調得如此徹底，最高層不見得一清二楚；很可能是執行者在激進、狂熱、無奈、揣摩、意會中走過了頭。是否可以這么說，把最好的大學統統拆散，把高校的名流調得“七零八落”，很可能是操作層面實施“寧左勿右”措施的結果？ 2．20世紀中國高等教育的分水嶺 對院系調整功過得失之評估，因時間的不同和角度的轉換而異。本文擇要從“學術”與“學者”的視角進行探討。 一個國家的教育，尤其是名牌大學及其優勢學科是靠長期的經營與積累形成的，其進一步發展也受內在規律所支配。如同民國教育不僅僅屬于民國一樣，新中國的勝利者們應該以文明傳承者的心態接管舊時代的教育遺產，并首先也必須是在此基礎上發展教育，而不該基本否定。教育不像國家機器中的專政工具，可以“徹底粉碎”、“徹底改組”。可“我們從1952年以后，把中國近代的也就是20世紀初期的原來一個偉大的、本來和國際上最好的大學的體制接軌的這么一個主流的大學的傳統基本上給中斷了”。把所有的“膀子”、“大腿”、“小腿”都砍下來重裝后，“嚴格意義上的大學根本就沒有了”，“非常杰出的教師和非常杰出的學生”在“1952年后就基本上看不到”了[１７]。 同時，作為院系調整前提的思想改造運動，“由于要求‘過高過急’，加之方法上簡單粗暴，這都不可避免地對高校知識分子人格、心理、學術、道德等方面產生了不少消極后果”，“加速了高校知識分子學術生命的萎縮和扭曲”[１８]。 不過，以往的研究，無論是這場“給知識分子帶來災難性后果的政治運動”[１９]，還是推倒重來的院系調整，對其負面影響的討論主要集中在社會科學和人文知識分子一面，論及自然科學和自然科學家的不多。可本文的研究表明，它們對自然科學和自然科學家的影響也不小。 (1)中國現代科學家中出現的“斷裂”現象 入選《傳記》的名單是1990年前后圈定的，基本上集成了20世紀中國科學界的代表人物。我們從表3中就能比較清楚地看出，若以大學畢業的年代論科學家的生成，則1952年左右便是轉折點。 從1953年開始到“文革”爆發的1966年，共有14屆受過比較正規、系統教育的大學生走向社會。這批學生的總數為1605403人，是1949～1952年畢業的大學生總數89674人的17.9倍［２０]，是民國時期畢業的大學生總數255000人的6.3倍[21]。又假設大學畢業時的平均年齡為25歲，那么，至1990年，這些大學生的年齡大致是49～62歲，幾乎都超過了出成果的高峰期。這里，我們免談成諾貝爾科學獎得主時李政道31歲、楊振寧35歲，也不與華裔數學家陶哲軒31歲獲菲爾茲獎做比較，就說說原子彈爆炸時功勛科學家們的年齡吧。11人中最小的周光召35歲，最大的王淦昌57歲，平均45.4歲。再如，孫家棟38歲擔任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技術總負責人。這些都說明，1949年后，雖然受嚴重的政治干擾，我國科學家總的趨勢是晚成，但最優秀者還通常是四、五十歲就功成名就了。又從實際工作的年限講，一般地說，大學畢業十年后能進入學界前沿，即使除去十年“文革”的耽誤，到1990年，這些大學生也有14～27年的工作經驗，具備了沖刺的實踐積累。因此，無論是年齡還是工作經歷，如果確實是出類拔萃的話，到1990年，除了若干隱姓埋名的國防功臣，凡能冒尖的就基本上該出來了。故新中國自己培養的科學家在《傳記》中應該占相當的份額。可從表3看，從1949年后大學畢業成為現代科學家的區區43人，僅占大陸科學家總數603人的7.1%。其中，1949～1952年23人，1953年以后20人。1953年后大學畢業成為現代科學家的僅占“大陸科學家”總數的3.3%。人們不禁要問：為何1949年后培養的大學生成為現代科學家的人數與概率僅是民國的幾分之一？其中，1953～1966年畢業的大學生成為現代科學家的概率又僅是1949～1952年的幾分之一？

若再細究，1961年左右又是一道坎。在1953年后畢業的20人中，在1961年前畢業的17人；1962年畢業的3人。但這3人的本科學期是六年，假如也按通常的四、五年制計，那么，1962年后畢業的大學生一個也沒有了。換句話說，雖然1962～1966年這5年畢業的大學生有906699人，是此前9年畢業的大學生總數698704人的1.3倍。但其中能成為科學家的，又不能與1953～1961年的相提并論了，盡管這90萬大學生到了1990年大都已進入“知天命”的年齡了。而在人們的眼中，“文革”前五年的教育質量也是不錯的呀。說句不中聽的話，上世紀中葉的大學生成為現代著名科學家的人數及其概率大致是一代不如一代。“文革”前十七年的幾個階段，高等學校招生的數量與日后成為科學家的人數與概率成反比；與每次超常規增長相對應的，便是制約優秀人才出現的一道道坎。1950～1952年的“小躍進”如此；1956～1958年的“大躍進”[２０]更是如此。希冀這次的“超大躍進”能給苦難的中國高等教育帶來奇跡而不是災難。 2．23位“兩彈一星”功勛沒有一個“52后” 1950年代，中國重要的科學技術帶頭人和主要貢獻者幾乎都是由“52前”大學畢業的科學家創造的，這并不意外。但按照一般的成材規律，到了六、七十年代，“52”前、后畢業的大學生應該共同分享尖端的科研成果；至八、九十年代，主要在民國時代成長的科學家大都已步入老年，在最前沿的科學家團隊中，理當是“52”后唱主角了。可遺憾的是，事物的發展出乎人們的意料。以代表20世紀下葉中國科學技術水平的“兩彈一星”的制造英雄們來做個比較。由表4可知，23位功臣，除了1951年畢業的周光召和前蘇聯的留學生孫家棟，其余21個都于建國前在國內讀完大學，其中有19人留學歐美，占總數的83%。“兩彈一星”不僅是新中國最重要的科技成就，而且其成果周期涵蓋20世紀最后的整整四十年。故在“兩彈一星”的龍虎榜上，“52后”與“52前”平分秋色也不為過。可令人難以置信的是，23位功勛科學家竟沒有一個1952年后在國內完成學業的大學生！ 3．新世紀的再尷尬 由表5可見，12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有9人是1951年以前大學畢業的，占總數的四分之三；1953～1958年大學畢業的僅3人。也即無論是“兩彈一星”還是“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上世紀六十年代后大學畢業的科學家都與當代中國代表性的科學成就獎絕緣！盡管那代大學生里有相當多的人已進入“古稀”。再分析獲獎者獲獎時的年齡，最小的王選64歲，最大的吳征鎰91歲，平均年齡79歲。由此折射的一流科學家年齡結構的單一性、老化性，不僅僅體現出“文革”造成了斷層，也不僅僅流露了“文革”以前已產生了斷裂，讓我們更為不安的是，“文革”后再斷裂的危險依然存在！因為，被譽為天之嬌子的“77、78級”，他們今天的年齡多數已在50～60歲之間，幾乎都超過了出自然科學成果的高峰期；從“文革”后第一代大學生中涌現大批世界級科技帥才的期望已基本落空。 本文所舉的僅是自然科學家，至于院系調整后培養出來的社會科學家，更不能與潘光旦、費孝通、錢鐘書、季羨林那代比肩為伍了。 總之，我們曾把民國教育幾乎看得成事不足，敗事有余；把那個時代過來的“中國知識界的代表人物”非自貶得“對祖國和人民并沒有什么貢獻，反而不過是助紂為虐，為虎作倀”不可[１６]；把建國頭幾年漸進式的教育轉型改弦易轍。但不堪回首、難以啟齒的是：對20世紀下葉中國的科學技術起領軍或舉足輕重作用的，既不是1949年后在國內土生土長的科學家，也不是在前蘇聯及東歐學成歸國的科學家，而是院系調整前在國內大學畢業、大都有留學歐美背景的科學家。這群中華民族千百年來薪火相傳、玉汝于成的少年早慧、青年成才、中年負重、壯年坎坷、老驥伏櫪，以國家崛起為己任的絕代天驕，實際擔當了數代人的歷史使命。“隔代遺傳”的“密碼”無情宣告政治折騰打造不出知識精英；而靠金錢堆積同樣難以觸摸科學高峰。 也許有人會說，這都是“文革”惹的禍。是的，沒有“文革”，我們的經濟實力會大大加強，文化、教育、科學的國際競爭力也會穩步提升。但是，即使沒有“文革”，在上世紀下葉要涌現大批世界級的科學成果和領軍人物的可能性仍然不大。因為“文革”前一些不利于大師造就與施展的決策已基本上出臺了，“文革”只不過是把其推到極端、荒唐并還要影響幾代人而已。 院系調整造成了我國高校長期積累形成的、看家的大學及其院系、學科、課題的大面積斷裂。這是當代中國為何沒有世界一流大學、為何難出大師的原因之一。 1952年是20世紀中國高等教育的分水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