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經濟形式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道德文化

論文摘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與之相適應的道德文化，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以完善的必備條件之一。建構適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型道德文化，應以馬列主義、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從實踐出發，從社會生活實際出發。這種新型道德文化體系的確立，應建立在市場經濟所包含的內在合理性的基礎上，既著眼于對傳統道德文化的繼承和發展，亦著眼于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廣大人民群眾的道德實踐。

一

一種經濟形式的發展，必然會形成與之相適應的道德文化，或叫倫理精神。這既是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也是一定社會整體自我完善的內在要求。由此決定了一種經濟形式作為一定社會經濟制度的基礎，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必然要求其社會關系結構，尤其是社會的上層建筑(包括道德文化)發生相應的變化。而社會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在其演進的過程中，亦必然要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努力適應經濟形式發展變化的需要。

道德文化的這種制度背景，充分表明了道德的歷史性、實踐性特征，表明了在一定經濟形式、一定經濟制度的前提下，建構一種道德文化所必然具有的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規定性。正是有鑒于此，筆者認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就須從實際出發、從現實出發來建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道德文化。

只有從道德文化與經濟形式的內在一致性出發，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人類歷史上不同類型的道德文化的本質特征。從歷史的角度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前，人類社會主要存在過兩種類型的道德文化，即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親(血)緣型道德文化和建立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精神”(韋伯語)。而曾在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實行過的計劃經濟制度，筆者認為它實質上是自然經濟的延續，是特殊歷史條件的產物，缺乏一般性且曇花一現。其道德文化更多的是在特殊條件下形成和放大了的小農意識，亦未能真正深入人們的內心。因此本文不作分析。

自然經濟形式是人類社會最古老的經濟活動方式。自然經濟以自給自足為特征，勞動產品歸生產者使用，不用于交換，亦不為了交換。故而生產規模不大，人們活動的地域范圍狹小，彼此間相互聯系亦較少。受這種經濟形式的制約，在社會關系結構上形成了以親(血)緣關系為核心的關系網絡，甚而演變成為一種宗族制度(如中國)，并培育了與之適應的文化觀念。以儒家文化為例，它充分體現了自然經濟的特點，以宗族制和等級制為核心，講“親親”、“尊尊”，以血緣、宗族為中心來構建其社會關系，在道德觀念上則形成了人情主義、宗教觀念、厚古薄今、因循守舊、重義輕利、不患貧而患不均的儒家倫理。

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進程，其實就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逐漸代替自然經濟的過程。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自然條件下形成的宗族制度和文化觀念受到了強烈的沖擊。商品經濟的最顯著特征是不同所有者之間在特定社會分工前提下的商品交換，而這必然要求在新的經濟形式的基礎上重新構建其社會關系和文化觀念。

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代替自然經濟的過程，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資本原始積累的殘酷性使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過程充滿了血腥。一方面，農民逐漸喪失了世代耕作的土地，被迫成為雇傭勞動大軍;另一方面，地主貴族轉而成為資本家，成為新的追逐剩余勞動價值的剝削者，從而社會結構和社會面貌也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對立階級，社會的文化觀念也愈來愈帶有對立和對抗的性質。但是應該看到，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既包含著資本家和工人之間利益沖突和矛盾的方面，也還有其利益一致的方面。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提下，發展生產，共同參與市場競爭，并通過市場最終獲得和實現自身的利益等都是帶有共同性的，因而也必然成為資本主義道德文化一致性的基礎。

資本主義的文化觀念的變革以文藝復興的形式表現出來，而又以宗教改革方式最終確立了適應資本主義發展的道德文化。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試圖探討“一種經濟制度的社會精神氣質”[1](P16)，他認為新教之所以能成為適應資本主義發展需要的精神力量，就在于新教倫理的天職觀使信徒相信，惟有自助者才能成為上帝的寵兒，而自助者只有認真地從事世俗活動，不停歇地、有條理地從事一項世俗職業，“完成個人在現世里所處地位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1](P59)，增加上帝的榮耀，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寵。因此，不論是資本家還是工人，都把毫不懈怠、發奮勤儉、恪盡職守作為社會公認的美德，也成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精神動力。

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我們知道，商品經濟是與自然經濟相對而言的概念，而市場經濟則是與計劃經濟相對而言的范疇，故市場經濟與商品經濟基本可以認為是同義語。筆者認為，商品經濟可分為兩個大的發展階段: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或叫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的初始階段，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是商品經濟的高級階段。

市場經濟作為一種高效的資源配置方式，必須確認各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任何否認這一客觀事實的觀點都是違反市場經濟要求的。而保證各經濟主體的利益，是通過市場經濟的兩個特征來體現的:一是利益特征，二是結構特征。[2](P98)從利益特征的角度說，市場經濟主體本身有其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因而各經濟主體都把追求目標利益的最大化作為經濟活動的目標，而這必然要求保護各經濟實體的合理利益，保護經濟主體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在道德關系中則必然要求張揚個人利益，必然刺激個人本位主義和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進程就充分地驗證了這一點。結構特征則指其產權特征，以及由此產生的法律制度特征。產權特征要求產權分散、明晰，只有產權分屬不同的所有者，才能有市場的競爭，才會存在和形成供求矛盾，價值規律也才能夠得以實現。結構特征要求和倡導契約關系，以契約主義來保證產權的合理流動，保證生產資料和勞動成果的歸屬關系。契約關系在道德關系中則表現為信用關系，信用關系能夠更有效地保證契約關系實際地得到遵守和履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商品經濟的高級形式，必然在這兩個方面都表現出特殊性和相對于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進步性。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是外部的結合，社會主義是市場經濟的制度特征，而市場經濟則是社會主義的現實基礎。在利益特征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存在著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矛盾和沖突:一方面市場經濟本身必然助長和刺激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這表現了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共性;但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共同致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為了更好地帶動和實現共同富裕，這又充分表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先進性。

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對個人利益做出更多的限定，而倡導和要求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統一。經濟上的自由主義毫無疑問是經濟活力的源泉，但如果不加以合理的限制，則往往會損害社會的公平、公正，因此倡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努力促進和實現個人利益的合理性，促進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統一性，在此基礎上實現個人利益。從結構特征的角度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要求產權明晰、適度分散、適度集中，因為分散、明晰的產權不僅是決策的基礎，而且是商品交換的必要條件。因此，應在法權關系上和法律制度上以契約主義來保證產權關系的合理性，以契約明確彼此的權利義務關系，在道德上以誠信關系來促進契約關系得以實現和履行。 市場經濟本身表明，市場關系是一種互利關系，也是以“形式公正為特征的形式化的契約關系”[3](P306)，這本身就蘊含著特定的道德內涵。在市場經濟環境中，保證契約關系得以順利履行的道德，正是市場經濟本身最主要的道德要求和道德內容。道德作為社會的整合力量，是一種“非正式的制度”[3](P311)，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中發揮著不同作用和功能。顯然，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道德未能在形式公正的前提下有效地促進內容的公正。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促進互利的同時，應努力在這種形式公正的前提下促進內容公正能夠得以實現。這不僅是個人理性與制度理性的問題，而且也有制度德性的問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確立了個人理性即“經濟人”的基礎地位，而把它發展到極端，未能真正促進“經濟人”向“道德人”、“文化人”的轉化。社會主義同樣應該從個人理性中引申出制度理性，且應著力突出加強和促進制度德性建設，最終促進“經濟人”、“道德人”、“文化人”的統一。

正由于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道德文化必然表現出兩方面的特點:即一方面是個人主義、合理利己主義、自由主義精神，力主個人積極進取，注重個人價值的實現。另一方面則是契約主義、信用主義，社會必須講法治， 講以德治國，講求公正，注重社會的秩序感，注重社會價值觀的建設。

三

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內涵之一，道德文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以順利建成的必備條件。建構適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道德文化，既是道德文化建設的目標，也是衡量的最終標準。而建構這種新型的道德文化，應以馬列主義、鄧小平理論為指導。我們應該本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從現實出發、從實際出發，從活生生的人民群眾的生活出發，從現實的人們正在踐行著、發展著的道德生活中汲取道德觀念，而非以往那種僅僅從理論出發，形成沒有現實基礎的說教道德。這種新型的道德文化應以促進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為中心，以社會公正與自由為原則，按照“三個有利于”、“三個代表”的精神來構建其框架體系。同時注意吸收傳統文化中的優良文化傳統，借鑒世界各民族的優秀文化成果，批判吸收市場經濟國家的道德文化上的成功經驗，從而確立適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型道德文化。

有的學者試圖從抽象的人性出發來建立新型道德的理論基礎，如以“為己利他”[4](P5)為理論依據的觀點，以“人的自我生存保護的合理性”、“人追求自身需求的合理性”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道德體系的“第一假設”[5]的觀點。筆者認為這些努力都是應該值得肯定的，但在方法上卻并不可取。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建構新型道德文化所面臨的制約性因素:其一，從外在環境來說，當前社會正處在社會轉型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不斷完善，與社會經濟體制發展相適應的政治環境、文化氛圍、觀念等都處在變革的過程中，因而一定的道德文化形成的外部環境并不理想，既有促進的因素，也有制約的方面，甚至與之背離的、負面的影響都是存在的。其二，從道德文化本身來說，其內在的必然性表現尚不充分。在這樣的條件下，要準確把握道德文化的規律性就存在著較大的難度，則力避主觀性、以免變成道德空談，也就任重而道遠。

盡管人們對于正在形成的新型道德文化的重視程度和呼聲日益高漲，但由于上述原因，這種新型的道德文化的內部諸要素的關系，以及其必然表現出來的結構特征等許多方面，尚難以真正被人們所把握，故而形成和探討比較完善的道德文化尚有待時日。因此，筆者認為，解決問題的希望與困難同在，迫切性與長期性共存，建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型道德文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1][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于曉，陳維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

[2]谷書堂.社會主義經濟學通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張曙光.制度·主體·行為[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

[4]王海明.新倫理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5]柳之茂.試論市場經濟條件下道德與制度和諧的基礎[J].攀登，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