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張資平的性愛小說性愛類型的多樣化與戀愛結局的單一化本身，反映了性愛理想與外在社會環境的矛盾沖突，表現出了作家對人性與社會關系認識的深刻性和全面性。長期被置于否定性評價的張資平的許多小說都可以視為“準革命小說”，其小說的思想內容體現了“五四”文學個性解放的道德主題開始向階級解放的政治主題轉換時的必然形態。

【摘 要 題】作家作品研究

【關 鍵 詞】張資平/性愛小說/生命解讀/“準革命小說”

【正 文】

性愛悲劇：以思想的名義進行的生命反叛

當年創造社同人鄭伯奇在談及張資平的性愛小說時稱，“描寫兩性的糾葛，是他最擅長的地方”（注：鄭伯奇：《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三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6頁，第16頁。）。而后期創造社成員馮乃超在1928年第1期的《文化批判》上發表文章，批判張資平的小說《飛絮》、《苔莉》等，認為其作品將來一定會落在反動的陣營里，而魯迅對其小說本質的否定更是眾所周知的了。某種批評總是依據于特定時代的價值觀和現實需要的，如果把張資平的性愛小說作為一個復雜的人生世界而不只是一個簡單藝術模式來看待的話，那么也許會有另外一種較為積極的評價。 在張資平的性愛小說中，包容了各種各樣的性愛形態。有師生之戀（《約伯之淚》、《性的等分線》、《curacoa》），有叔侄之戀（《梅嶺之春》），有叔嫂，姐姐與妹夫之戀（《性的屈服者》、《愛力圈外》、《最后的幸福》）。而且，在這紛雜的性愛故事中往往包含多個性愛關系者，形成一個或幾個“三角”。就人物的性愛糾葛的最后結局來說，往往都是悲劇性的，形成了某種共同的發展邏輯：男女相互吸引或相互愛戀，而后遇到來自社會環境或個人自身的障礙，最后以人物的病死（多為肺病）或分手而告終。這種性愛類型的多樣化與戀愛結局的單一化本身，表現出了作家對人性與社會關系認識的深刻性和全面性。

在張資平的小說中，多角性愛關系的形成與普遍悲劇結局的發生，源自于社會的外在環境和個人的內心世界及其相互關系。

首先，個體的自然生命與社會的群體道德（特別是封建禮教）的沖突構成性愛關系的普遍性的悲劇結局，表現出張資平小說與“五四”文學精神的同步。三角戀愛從人類一般的社會倫理規范來說，無疑屬于一種不正常的戀愛關系，但其存在本身又往往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人類對理想性愛的追求及其難以實現的事實。當作家把它納入整體的社會分析中時，便表現出對封建禮教的深刻批判。可以說，這一事實反映了性愛理想與外在的社會環境的矛盾沖突。真正理想的性愛關系應是“靈與肉”的統一，這在“五四”時期曾是一個最為觸動青年男女心魄的人生命題。但在公開的封建道德體系中，真正的“靈”的相通或本能的“肉”的欲望都處于被輕視乃至被扼殺的位置。性關系成為某種倫理道德的表現過程，男女雙方亦不過是實現特定禮法觀念的工具。既排斥性愛雙方的情感因素，又輕視夫妻之間自然欲望的合理性，而單純追求傳宗接代、祭祀先祖的倫理目的便成為中國傳統婚姻的實質。“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也。”（注：鄭伯奇：《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三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6頁，第16頁。）至于這種不正常婚姻之中或之外的自然欲望和情感需求則不被重視乃至被否定。張資平的《梅嶺之春》中，女主人公方保瑛向往外面的世界，不滿意于一般農婦的生活處境，在教會中學讀書時與遠房親戚吉叔之間互相萌生了美好的情愛，并在吉叔被學校解職之后兩人終于實現了“靈與肉”的結合。但是，在強大的封建禮法力量面前，這種自然之愛由于被涂上一層“亂倫”的陰影而自行毀損。兩人都帶著身心的深深創傷而最終要回歸于既定的社會關系之中。從兩人的性愛悲劇中可以看到，童養媳的身份和叔侄的名分本身便構成了理想性愛的巨大障礙，這種愛從一開始便決定了其必然的結局。在以封建禮法為第一要義的社會環境之中，自然的欲望與情感的需求是沒有價值可言的。這篇作品雖然明顯是模仿日本“私小說”作家島崎藤村的小說《新生》，但是對于中國的讀者來說，其思想變革的價值和意義仍然是存在的。在《雙曲線與漸近線》、《愛之焦點》等作品中，作家通過人物之口宣布：“義理面前無真愛”，為了求得理想性愛的實現，就必須“把愚昧的義理鏟去，把迂腐社會的束縛解了去”。愛情的悲劇由封建禮教造成，而三角或多角戀愛的形成也與此有著直接的關系。《最后的幸福》中，女主人公美瑛美麗溫柔，中學畢業后既渴望繼續求學，又按照鄉間一般習慣而渴望出嫁成親，以完成傳統女性的社會角色。在錯過一個個定親的機會之后，她已成為受人譏笑的老處女。當她愛上最后一個求婚者時，母親卻把她嫁給了又賭又嫖而且吸食鴉片的表哥做填房。這種不平等而且不真實的婚姻本身即構成了美瑛日后尋找情人的基礎。于是，在婚后的生活里，她先與原先的求婚者現在的妹夫偷情有孕，后又與原來的情人同居，最后因性病而早卒。主人公行為的最重要的意義在于人的自然需求對舊有“名義”和“公式”的破壞和反抗。當封建婚姻制度限制了以愛為基礎的婚姻理想的時候，就釀造了以后婚外情甚至亂倫的悲劇。因此，當人們面對這種不符合社會倫理與血緣關系規定的性愛行為時，要反思傳統的婚姻制度和兩性觀念的合理性問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強制性的婚姻關系是性愛自由的溫床。

張資平筆下的性愛糾葛表現出既定的婚姻與自然的愛情之間的矛盾，而深層則是封建倫理規范與本能的自由天性的矛盾。規范與本能的沖突構成了張資平性愛小說的基本模式。應該看到，這種藝術表現的模式是中外文學史上共有的現象。這種現象不僅是來自于作家構思的雷同，更重要的是來自于人類生活本身普遍矛盾的存在。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這種規范與本能的沖突來得比其他社會都更為深重和普遍。以儒教為主體的封建倫理道德作為一種“治人之道”，很少關注和思索人的自然生命價值，而注重禮教綱常對人之自然生命的限制，“人”的學說成了專門的“做人”的學說，把活生生的人作為抽象倫理的單純表現物。在與“天理”、“天道”等值的道德規范面前，人的情感和本能已經并不重要。在這種嚴密而恒定的封建倫理體系中，人的自然本性被扼殺、婚愛悲劇的發生也就是極為普遍而長久的了。在短暫的人生過程中，是扼殺生命還是改變道德，理想的答案不言自明。張資平的小說緊緊地抓住了這一生活本質，不厭其煩地運用相近的模式和邏輯來上演著一出出婚愛悲劇，其本身就表明了作家對封建傳統和現實人生認識的深刻性。在他的后期作品《愛力圈外》中，作者就通過人物之口表明了自己的這一認識：“戀愛是人類最自然的靈發動，這本是很平凡的話。但平凡就是真理，違背了這個真理，悲劇就要發生了。”最后他認定“不自然的道德確是罪惡”，“不尊重他人的戀愛是今日最壞的一種社會病”。在《圣誕節前夜》中，蔚生與靜仙互相愛慕已久，情趣相投，雖然蔚生認為“她就是我的生命”，靜仙宣稱“我是屬于你的，我是你的人”，但女方家庭卻早已認定女兒當然要嫁給表哥吳萍初，“毋庸多事討論，只要吳萍初答應一句，他們就馬上可以把靜仙抬到吳家去”。人們看到，靜仙們在舊式的婚姻關系中只不過是體現家長意志的工具，所謂個人意愿和情感需要都是被忽略不計甚至被認為是傷風敗俗的。在這樣一種環境中，生命終于被浪費了。

從總體意義來說，張資平的性愛小說強烈的批判鋒芒直指封建倫理道德和陳腐婚姻觀，是五四文學主題的積極延伸。以思想激烈而著稱的文藝批評家錢杏邨就明確指出：“張資平先生的戀愛小說的產生是與他的時代有密切的關系，他的創作確實是時代的產兒。我們只要了然于五四運動以后的情況，我們就可以不假思索地指將出來，張資平先生的戀愛小說完全是五四期間女子解放運動起后必然地要產生出來的創作。張資平先生的創作內容完全是五四時期兩性解放運動的事件對于文學上的反映。因此，張資平先生的戀愛小說里的人物，也完全是五四運動初期的人物。”（注：《禮記·婚義》，見《黃侃手批白文十三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頁。）值得注意的是，張資平小說中這種五四文學精神主要是通過一系列多情而大膽的女性形象來完成的，強烈的女性意識使張資平與同時代作家特別是創造社作家區別開來，而其小說的文化批判意識也主要表現在女性解放這一時代主題上。 被本質化而又被局限化的女性意識：與男性平等的性愛權利要求分析

中國女性在傳統道德體系中處于最受壓抑的底層，她們個性價值的實現要遠比一般男性更為艱難。因此，女性觀變革和女性意識的覺醒是五四時期最具意義的思想革命的成就。選擇女性的人生追求亦最能充分地表現五四時代精神。張資平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并有意識地去實現自己的思想意圖。當茅盾讀過張資平的《她悵望著祖國的田野》之后說：“我是對于作者表敬意的，因為他肯費筆墨為一個平常的不幸女子鳴不平。”（注：錢杏邨：《張資平的戀愛小說》，見史秉慧編《張資平評傳》，上海現代書局，1934年版，第135頁。）中國女性在社會關系中往往只承擔著兩個固定的角色：妻子與兒媳（而母親則更多的時候只是一種自然的角色），而其中無論哪一種角色都不曾具有真正的獨立人生位置。對于傳統社會中的中國女性來說，出嫁是實現其社會價值、獲得社會角色的唯一機會，而這一機會又并非是通過自我選擇來完成的，要由父母和族群的意愿來決定，而這種決定由往往帶有家族的功利性目的。所以說，中國女性無論婚前還是婚后都不能獨立地支配自己的命運，獲得獨立的社會角色：“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在這樣一種生命的循環中，中國女性始終沒有屬于自己的機會。封建倫理道德對女性壓迫最深，而女性的覺醒對于封建倫理道德沖擊也最大。正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說的那樣，“在任何社會中婦女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注：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1—412頁。）。

張資平小說中的女性們力圖打破封建倫理秩序，在“妻子”和“兒媳”之間爭得一個與男性平等的“人”的價值。在對傳統道德的反叛中，她們往往比男性更為大膽和堅決。《愛力圈外》中的女主人公菊筠在自己的丈夫與自己的姐姐私通事發之后，拒絕按照“家丑不可外揚”的家長勸誘，不肯為“維持家里多數的圓滿而犧牲自我”，“永遠處于被害者的地位”。她認為所謂女人“犧牲”，不過是和牛一樣為造惡者獻身。“受害者要為害人者犧牲受更重的損害。是不是要這樣犧牲才配稱善人，才算是美德？現代的宗教家和道德家都獎勵人們要能夠犧牲，都主張人們應該有此種美德；不過由我看來，那些橫暴的神明是該打倒的，對那些惡人也無犧牲的必要”。女主人公菊筠的認識是極其深刻而明確的，她已經建立了一整套自我評判的價值體系：“按字面解釋，贊美那個女人的偉大，說她能夠犧牲去成全丈夫的事業，我看世間不少聰明的男人絕不是沒有注意到這樣的男女間的不平等，不過他們還是故意去極力贊美那個女人的犧牲之德以便保持他們男性的特權——多妻主義的特權。可憐的就是我們的女性，一點兒不加研究，也就跟那班自私自利的男性贊美那種不近人情的女性犧牲，以為是一種美德”。菊筠的命運是中國封建社會女性的普遍命運，但她畢竟是新時代的女性，是被五四文化精神所喚醒了的新女性，她至少能夠對自己的命運進行叛逆性的反思，已經有了明確的自我意識。不覺悟其實就是用外在于自己的價值尺度，評判自己和社會，而菊筠已經開始覺悟，身上已有了新的文化素質。

從人類學的角度而言，男女兩性有著生理和心理的天然差異。一般情況下，女性較男性更具順從性、適應性和自制性，情感內向，性格柔順。應該看到，女性這一精神特征除去自身的生理因素外，更重要的成因是男權社會按照既定的價值原則運用種種手段，壓制女性自身可能有的自然本能和創造力，最終完成對男權中心社會的理想女性塑造的結果。中國封建倫理體系從女子的衣食住行到精神品格都做了十分明確的規定。男尊女卑，自古而然。在女性成長的整個過程中，無論家庭還是社會，給她的教育均是男尊女卑，女從于男。這種教育的宗旨在于讓女性銘記：女性生來即是卑弱的，不應有也從未有過獨立的人格。（注：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1—412頁。）最終，中國女性只有家庭角色，而沒有獲得社會的角色，唯一可作為社會角色而存在并產生重要價值的，便只有做犧牲自己的精神生命和肉體生命從而受到國家旌表的“節婦烈女”。這種傳統的陳腐觀念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受到了文化先驅者們最猛烈的批判。毫無疑問，張資平用他的小說參與和繼續了這一文化批判的主題。同時，也必須看到，張資平小說中的女性意識是主要通過女性爭取與男子平等的性愛權利而表現出來的，亦是被本質化而又被局限化了的女權意識。始于自然的性愛沖動而又終于自然性愛的毀滅，成為小說中女主人公們的普遍人生追求和普遍精神歷程，與同時代的其他小說相比（如后期“革命小說”），張資平小說屬于逝去了但又未終結的“五四”時代的精神境界（雖然這種時代精神已經被世俗化、市民化了），從而使其保持了與當時小說潮流不同的文化特質，并因此受到左翼文學界的批判。

在1930年代前后，以對早期“革命小說”的否定為標志，中國女性解放意識在階級解放的主題下被悄悄融解，不再作為一個具有獨特文化意義的命題而像五四時期那樣受到作家和社會的普遍關注，甚至得到了“落后于時代”的判定。1928年，張資平與文學發展的主潮相一致，寫下了幾部“革命加戀愛”的新進小說，如《青春》、《柘榴花》、《時代與愛的歧路》等，作品中的人物或是因戀愛無望、或是因愛情厭倦而參加了革命。此時期張資平的準“革命小說”也一直是后人不屑一顧的反面教材。然而，無論蔣光慈等人的作品也好，張資平的作品也好，其中所包蘊的文化史價值是應該給予合適的評價的。這些作品的主要內容是被人賦以否定性評價的“革命加戀愛”。人們認為這些小說過于注重愛情在人生選擇和思想轉變中的作用，有著過多的“小資產階級”的浪漫情調和古代文學作品中“英雄加美人”的模式。我以為，這一內容恰恰是“五四”小說個性解放（特別是女性解放）的道德主題開始向階級解放的政治主題轉換時的必然形態。張資平稱在其小說《青春》中借人物之口稱“從事革命，不一定要否定戀愛，尤不必去否定三角戀愛、四角戀愛……許多革命人才是從三角戀愛、四角戀愛關系造成功的”（注：宋瑞芝：《略論中國古代婦女文化的特點》，《光明日報》1995年11月27日。）。他的表述帶有明顯的思想偏頗，但往往又是一種符合人類情感而又符合中國社會進程的事實存在。無論個性自由還是社會解放都是以對現實環境的變革或反抗為前提的，個人因為自己理想的破滅而反抗那應該承擔責任的環境時，自然就使自我與社會發生了聯系。因此，這種個人愛情的悲劇是促使人走向社會革命的一個動力。正像人們常常肯定窘迫的勞動者最初為個人仇怨或困苦生計而參加革命一樣，這類小說也把握住了個性解放轉化為社會解放過程中這一契機。異性的引力實則更增加了人物思想轉化的現實依據，顯示出個人自然需求向社會需求過渡的內在邏輯。當然，這種主題傾向并不是張資平小說的一貫追求，只不過是一種文學的時尚而已，表現以男女平等（特別是性愛權利）為主要內容的女性意識才是其小說創作的恒定主題。應該說，這一主題不屬于當時中國社會最尖端的問題，但卻是中國文化史、思想史上最具特色的問題。而作家把女性意識限于性愛權利的爭取亦是具有本質意義的追求，是女性整體意識確立的基礎。

長久以來，人的性愛意識很少被視為人類文化的本質構成，甚至將其與獸性相提并論。性，在中國傳統的文化心理中往往不具有個體生命意義，而只承擔傳宗接代的生產工具義務和負面的罪與淫的倫理色彩，在這種文化歷史和社會環境中，女性以公開或不公開的言行來爭取那種屬于一個個體生命價值的性愛權利，實在是一種極為艱難亦極為大膽的挑戰。《愛力圈外》中的菊筠以一個中國女性最為切身的感受來向丈夫、母親和社會發起了決然的挑戰。“男女為什么要不平等？”“人類是希望完美的動物，要男女雙方完美才能造成神圣的幸福的家庭。”然而，嚴酷的現實是，“無論哪一個男人都以不平等待他的妻子，不單不能視夫妻為一體，并且沒有男人以待自己的半價去待遇他的妻子的”。可悲的是，這種悖邏輯、反人性的傳統觀念不僅被男子視為天經地義，而且也被傳統女性或所謂的“開明女性”奉為必守的婦道。當菊筠為了報復自己的丈夫和家庭，大膽地與仆人結合、私奔后，丈夫卓民前來規勸。在受到妻子的反詰時，卓民對于自己的私通行為辯解說：“男人和女子不能同一啊！”“當然！天下的男子盡是這樣的，不單或一個人！”長期的不合理，不平等之觀念反而成為維持不合理、不平等現實本身的依據，這是一種思想與生活的惡性循環。菊筠的姑媽號稱“教育家”，嫁給了一個小軍閥，自己成為男性的依附品，反面以此來“教育”別的女性。當別人“稱贊她是名將夫人，她便微笑著；稱贊她是女教育家，她便張口笑了；再稱贊她的德望高，她就笑響聲了。”然而她對于受害者——菊筠的教育是：“男子和女子不同，這是講理不盡的。”菊筠在對母親、家庭和社會都失去希望之后，便決定單槍匹馬采取行動向社會挑戰：“處于現在的世界只有自己起來保障自己，什么名義都是靠不住的。”宣布“我對于沒有做丈夫的資格的人決不尊敬，也不盡做妻子的義務和責任。就是說，我現在是沒有丈夫的身體了，任我屬于誰人。只要有愛，就是夫妻。節操不是單責一方面守的，要雙方互守。”傳統女性身處中國社會之中，當遇到菊筠式的婚變時只能做“棄婦”或“怨婦”，但菊筠卻從女性最具生命力的性愛角度反抗著強大的男權社會。她認為“從前的道德是男人家規定下的，今后的道德要在男女雙方合意之上規定才可。譬如丈夫如果放蕩，那做妻子的也可以另找男人。要這樣地規定才對了。”可以說，這是最為具體亦最為本質的對女性解放的理解。張資平筆下少有忍辱負重、逆來順受的舊式女子，有的多是時代的“蕩婦”。這些女性對于性愛的追求是大膽的、主動的，具有進攻性。相反，諸多男性與她們相比，顯得怯懦、自私、更缺少陽剛之氣。在性愛觀以及與之相聯系的婚姻、家庭觀上男權對女性的歧視是女性人生體驗中最為強烈而普遍的，因為這也是傳統社會為女性所派定的主要角色。因此，性愛觀、婚姻觀是一個人基本生命價值的顯示，它的不平等是最根本的不平等，而女性在性愛觀、婚姻觀上的解放不僅是一種社會解放的重要內容與途徑，同時更是一種人類自然本能自然生命的解放。 通過張資平小說人物的人生歷程可以看出，人類的性愛悲劇是走向社會政治反抗的內在精神動力之一，這使張資平小說與同時代的“革命小說”有著共同的生活基礎和情感邏輯。因此，長期被左翼文學陣營詬病，被置于否定性評價中的張資平的許多小說都可以視為“準革命小說”，其小說的思想內容體現了五四文學個性解放的道德主題開始向階級解放的政治主題轉換時的必然形態。

注釋： ⑤茅盾：《創造給我的印象》，《時事新報》1922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