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現代化過程中最富生氣和活力的形態之一，產業革命以來城市化浪潮靡滿全球的社會現實已充分證明其本身的普遍性。與此同時，在人文社會科學界，至少有社會學、人口學、地理學、經濟學、歷史學等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對此給予熱情的關注。紛繁復雜的城市化理論，林林總總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顯得模糊不清，甚或無所適從。大體而言，社會學家從人類行為方式的角度考察，認為城市化是人們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農村社區向城市社區轉化的過程；人口學家強調城市化是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集中的過程；地理學家視城市化為一種地理景觀，認為城市化是鄉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轉化過程；經濟學家側重于產業結構的變化，認為城市化是人們從農業向非農業部門轉變的過程；歷史學家則認為，城市化是一個變傳統農業社會為現代工業社會的歷史過程。 應當說，從不同學科的基本特征出發，給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內涵，是學術史上的正常現象。值得重視的是，無論學者們給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種“較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數學科所接受，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過程即為城市化，因為，社會是一個以共同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的人口集團，城市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單元，必定集中一定數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來源必然來自農村。較早提出這一概念的埃爾德里奇(H.T.Eidridge)認為：人口集中的過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義。人口不斷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斷發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隨即停止。（注：參見于洪俊、寧越敏：《城市地理概論》，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頁。）《大英百科全書》的定義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詞，是指人口向城鎮或城市地帶集中的過程。這個集中化的過程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城鎮數目的增多，二是各個城市內人口規模不斷擴充。（注：北京市社會科學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選編：《國外城市科學文選》，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頁。） 由此可見，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國近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隨著城市史 研究在國內外的普遍展開，人口流動與中國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經取得相應的成就，對此進行學術史意義上的檢討，或許會對中國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一

檢討中外學者關于中國近代人口流動與城市化的研究歷程，以本世紀70年代為分界，我將此分為兩個階段。 早在本世紀20年代，中國社會的人口流動和城市化現象即已引起學界重視。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個世紀中，本領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關資料的整理方面，“足夠系統的研究”尚未出現。著名社會學家陳達先生在其“寫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的英文本《現代中國人口》中如此寫道： 國內的遷徙運動，是最普通的一種移民運動。在近幾十年來，一直進行著鄉村與都市的人口移動，這種移動的結果，不斷地使許多年青人從鄉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長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無錫、漢口、廣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繼續不斷的徙民都是來自鄉間的。雖然移民運動的進行，其吸引力及離心力究是如何，還沒有足夠系統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確是普遍的事實。（注：陳達：《現代中國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頁。） 國內對本研究領域的關注首先出現在20、30年代活躍的社會學界。1929年由世界書局出版的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首開中國城市社會學的先河，該書簡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會學的研究范圍，介紹了西方都市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并對都市經濟、人口、區域和控制進行了初步論述。一些研究中國人口問題的著作也開始涉及此一領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書局印行的黎世衡的《歷代戶口通論》，就有根據海關報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資料和10萬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許仕廉《中國人口問題》（此書為作者在燕京大學所講“中國社會問題”之一部分），列有“城鄉人口之分布”一節并對當時中國城鄉人口比重作出估計。 20年代以降，農民離村問題成為中國社會嚴重問題之一，初步統計對此進行研究的論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東方雜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號（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號（1937年12月）連載的吳至信的《中國農民離村問題》專文。該文分農民離村之時代背景、原因、數字分析、出路、社會影響、展望、結論七部分，對此問題進行了較為全面而系統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論文是地理學家竺可楨先生的《論江浙兩省人口之密度》（《東方雜志》第二十三卷，第一號1926年1月），該文在研究江浙兩省人口密度的基礎上，對江浙地區人口在一萬至十萬以上的城邑進行統計分類，并與全國及世界主要國家進行了對比。 日本學者對本領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學術風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衛等人對明清乃至民國時期中國的集市作了大量細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論文對區域性乃至全國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統計或估計。（注：參見（美）施堅雅(Skinner)“十九世紀中國的區域城市化”，注釋20，原文載Skinner.G.W.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ofard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筆者至少見到施堅雅此文的三種中譯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第2輯；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輯；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施堅雅式》。惟《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有注釋譯文，后兩種均刪去未刊（或未譯？），亦屬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堅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鎮的定期市》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該文根據康熙、乾隆以來，以至光緒、宣統和民國時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隸（河北）、山東、山西、河南、福建、廣東、廣西七省各州縣的定集市，并盡可能地估計了各州縣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載1936年2月《東洋學報》第23冊第2分冊，中譯文見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73年版。）另一位不應忘記的日本學者是飯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據飯田茂三郎在“望月軍四郎氏基金中國問題講座”的演講稿，由洪炎秋、張我軍合譯《中國人口問題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書店刊行，該書專辟“中國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別的構成”一節，對30年代初的中國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會月刊》第一卷第六號上，還刊登過曾任上海《每日新聞》及《上海周報》記者的田中忠夫《中國農民的離村問題》一文，該文分農民離村的沿革、農民離村的數量、農民離村的質量，農民離村的原因、農民離村的類別、農民離村的時期、農民離村的職業、農民離村的影響，共八章近兩萬言，對此問題進行了全面的論述（比吳至信同題文章早8年）。 大洋彼岸美國學者也對本領域資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貢獻。筆者所見最早的此類資料整理是夏之時(Father Richard)的《中華坤輿詳志》，輯錄范圍主要限于20世紀頭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資料的論著出現：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華歸主》中輯錄了1922年的數據；（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謝夫(Boris. p.Torgasheff)在其論文《中國城市人口》中輯錄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資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3.1930）Gleen T·Trewartha則綜合40年代以前的各種資料，著有《中國城市：數量與分布》；此類資料集大成者乃為莫里斯·B·厄爾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陸中國的城市1953-1958》。施堅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認為此書是此類資料最為完整的一部。（注：參見施堅雅“十九世紀中國的區域城市化”《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第二輯，第54-55頁，帕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年)》，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頁。） 70年代以前，美國對中國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論色彩的是施堅雅的集市體系理論。1964-1965年施堅雅的長文《中國農村的集市貿易和社會結構》連載于《亞洲研究學刊》（注：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24.1-3。），在德國學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論的基礎上，施堅雅根據其在1949-50年間在四川成都東南25公里處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調查以及對許多定居海外的大陸移民的采訪，并參閱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這樣一個基本論點：同下一級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級的中心地能夠提供更為專門化的貨物供應，并擁有更為廣闊的腹地。據此，施氏還劃分出了五個等級的中心地：基層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區域城市。 應當說，40年代陳達先生概括的本領域缺乏“足夠系統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續到70年代。1966年，新當選的美國亞洲研究會主席奈特·畢乃德在其題為《現代化與近代初期的中國》的就職演說中，仍然不無遺憾地講道：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近代交通運輸和商業的擴展以及十九世紀末以來近代工業的擴展，為城市發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雖然這種發展與現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發展一樣，首先出現在外國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純粹的中國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長起來。遺憾的是，這個時期中國人口的可靠數據幾乎沒有，也幾乎沒有人去把分散的資料收集起來，以說明城市化的趨勢。（注：奈特·畢乃德《現代化與近代初期的中國》，譯文見（美）西里爾·E·希等主編《比較現代化》，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頁。）

七十年代后，本領域研究開始打破長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現首先來自美國漢學界。 大體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國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費正清(John k.Fairbank)為代表的“沖擊——反應”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為代表的“傳統——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響，認為中國社會基本上處于一個長期停滯的狀態，循環往復而缺乏突破傳統社會框架的內部動力，只有到19世紀中葉遭遇西方沖擊后，才發生向近代社會演變的劇變，柯文(PaulA. Cohen)批評其為典型的“西方中心論”。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國方興未艾的歷史反思潮流中，年輕一代的史學家一面尖銳地批評“西方中心論”的弊端，一面又倡導以中國為出發點，以實證的研究成果向其發起挑戰。柯文將此概括為“中國中心觀”(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將其特點歸納為四點： (1)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著手來研究中國歷史，并盡量采取內部的（即中國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準繩來決定中國歷史哪些現象具有歷史重要性：(2)把中國按“橫向”分解為區域、省、州、縣與城市，以展開區域與地方歷史的研究；(3)把中國社會再按“縱向”分解為若干不同階層，推動較下層社會歷史（包括民間與非民間歷史）的撰寫；(4)熱情歡迎歷史學以外諸學科（主要是社會科學，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種理論、方法與技巧，并力求把它們和歷史分析結合起來。（注：柯文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65頁。） 斯坦福大學人類學系的“怪杰”施堅雅先生是“中國中心觀”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7.）則將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該書按不同主題分為三編，每編各收入論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堅雅所撰的專題導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紀中國的區域城市化》、《城市與地方體系層次》、《中華帝國的城市發展》等重要論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學教授諾頓·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評論道：“此書標志著對中國城市的研究，已經跳出了晦澀難懂的傳統漢學的窠臼，開始進入了歷史社會科學的比較城市研究的軌道。”（注：引自陳橋驛：《讀〈中國王朝時代晚期的城市〉的兩篇書評》，載《杭州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 施堅雅對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貢獻是其提出的區域體系理論(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來，“工業化前期，以中國作為整體的全國城市化率實際上幾乎毫無意義，要重新系統地闡述這一問題，就必須從各個區域出發。”（注：《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第二輯，第1頁。）按照河流系統從支脈到干流的層次，施堅雅將中國劃分為九大區域：長江下游、嶺南、東南、西北、長江中游、華北、長江上游、云貴及東北（施氏認為，19世紀90年代以前，此區尚在開發之中，不宜列為完整地域進行系統分析）。施堅雅的這種劃分，不僅打破了傳統以政治邊界（即省份）劃分中國的方法，而且改變了自20年代以來西方學界認為中國城市化無從談起的韋伯模式，其意義重大且影響巨深。施堅雅的理論并沒有停止于此，他還在其宏觀區域理論中引入了中心邊際論，即每一個宏觀區域都包括中心和邊際兩大部分。中心地區是人口眾多，耕地面積較大，交通運輸發達的大城市所在地；而邊際地區則是較中心地區各方面均為蕭條的、聯系較為松散的地區。換言之，人口和資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區，并隨著從中心向邊際地帶外移越來越稀落。柯文對此評論說：“在我看來，施堅雅取向的最大優點在于他同時突出了各個區域之間以及每一區域內部的中心地帶與邊緣地帶之間，在空間與時間上存在的差異。”（注：柯文前揭書，第145頁。）應當說，施堅雅的理論并不是無懈可擊的，例如許多學者對施氏理論忽略各巨區(macroregion)間的聯系，忽略全國性因素在區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過尖銳的批評。（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不能忽略的是，施堅雅的理論受到過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羅茲曼(Glbert Rozman)的影響。（注：有關羅茲曼的介紹，可參見鄭羽：《美國歷史學家漢學家吉·羅茲曼教授》，載《世界史研究動態》1989年第3期。）羅茲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國和德川幕府時代日本的城市網絡》（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書由羅茲曼先生賜寄，謹致謝意。）中創立了城市空間網絡學說。羅茲曼認為，在中日兩國的工業化過程中，中國的城市化明顯落后于日本，在此書的扉頁，他特別繪制了兩個金字塔形的圖形來說明中日兩國城市結構的差異。羅茲曼強調，由于中國人口集中于城鎮和鄉村，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數，因而金字塔的形狀是“上小下大”的錐形結構。這種城市網絡，使中國難以形成一體化的城市體系，從而削弱了中央集權的統治。日本的情況則恰恰相反，19世紀初期開始，伴隨著各地大城市的出現，農村的集市卻呈衰微之勢，日本的城市網絡表現為規格的金字塔形狀。中日兩國城市網絡的差異，正表現在城市化指數的巨大差異，羅氏認為，18世紀日本的城市化指數已是中國的兩倍多，之后的一個多世紀內，這種差距愈發加大。 還應注意的是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珀金斯的相關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譯本由伍丹戈翻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書中，曾專辟《城市人口資料，1900-1958》一節作為附錄，羅列了約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個年份（代）1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數據，并對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釋，也是研究中國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參考資料。 威斯康辛大學經濟學教授趙岡先生長期致力中國經濟史的研究。據筆者陋見，80年代后趙岡先生對中國 城市史 研究給予關注，1983年作者的長篇論文《中國歷史上的城市人口》在臺灣《食貨月刊》第13卷第3-4期發表，可以視其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該文估算了自戰國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斷中國歷史上城市人口的發展有兩個重大的轉折點，即十二世紀的南宋和十九世紀的清末。他認為，南宋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22.4%是中國歷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紀中葉降至最低點。90年代初，《歷史研究》雜志又發表了趙文《從宏觀角度看中國的城市史》（注：《歷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又出版了趙岡先生的《中國城市發展史論》收錄了他有關中國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最后，有關美國對中國近代城市研究的個案著作，最應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教授羅威廉(wlillan，T. Rowe)有關漢口的兩本著作，即1984年的《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與社會1796-1889》，1989年的《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沖突與社區1976-1985》。（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and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羅威廉在第一個部分就將“城市人口”作為重點首先進行了討論，涉及到漢口城市人口總量、人口移動、人口異質度增強等問題，以便展開對其沖突與社區主題的討論。羅威廉此書還以漢口為個案深入探討了八、九十年代以來風靡美國漢學界的“市民社會公共領域”范疇，正如楊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樣：“羅威廉的漢口研究以史實勾勒出了一幅國家向社會公域讓渡權益的斑斕畫面。”（注：楊念群：《“市民社會”研究的一個中國案例——有關兩本漢口研究著作的論評》，載《中國書評》，1995年5月總第5期。） 臺灣學者劉石吉對江南市鎮研究多有貢獻，其《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1987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關江南地區專業市鎮、太平天國后市鎮發展、市鎮數量分析三篇論文，其中即有“市鎮人口的一個估計”。又，臺灣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項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東、閩浙臺、湖南、江蘇、安徽六種，均有對人口及城市化的專門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