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文章利用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等有關資料，了改革以來大規模人口遷移的空間分布特征、決定因素，及其與市場化改革之間的關系。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制度使得中國大規模人口遷移在轉型過程中具有區別一般遷移的獨特之處。伴隨經濟增長的市場化改革程度和市場發育的不平衡性，是決定人口遷移基本方向的一個重要因素。加快城鄉戶籍制度改革和勞動力市場建設，特別是清除阻礙勞動力市場發育的各種制度性障礙，將起到引導和規范人口遷移、促進持續經濟增長的雙重作用。

「關鍵詞」人口遷移/戶籍制度/市場化改革

改革以來中國發生的大規模人口遷移，是制度變遷和經濟轉型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國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是圍繞推行重優先戰略而形成的。在資本稀缺的經濟中，推行資本密集型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不可能依靠市場來引導資源配置，因而必須通過計劃分配的機制把各種資源按照產業發展的優先序進行配置。由此，以資本和勞動力為代表的資源或生產要素，既無必要，也不允許根據市場價格信號自由流動，因此，隨著20世紀50年代這種發展戰略格局的確定，一系列相關制度安排把資本和勞動力的配置，按照地域、產業、所有制等分類人為地“畫地為牢”，計劃之外的生產要素流動成為不合法的現象。其中把城鄉人口和勞動力分隔開的戶籍制度，以及與其配套的城市勞動就業制度、城市偏向的保障制度、基本消費品供應的票證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體制等，阻礙了勞動力這種生產要素在部門間、地域上和所有制之間的流動。在這種制度下，不存在勞動力市場，居民沒有政府的許可不可能向城市流動，勞動和人事部門通過計劃來控制勞動力跨部門流動。

1978年底開始的農村家庭承包制改革，使農戶成為其邊際勞動努力的剩余索取者，從而解決了人民公社制度下因平均分配原則而長期解決不了的激勵（Meng，2000）。與此同時，政府開始對價格進行改革，誘導農民提高農業生產率。在農業剩余勞動力被釋放出來后，非農產業活動更高的報酬吸引勞動力轉移（Cook，1999），從而推動農村生產要素市場的發育，原來主要集中在農業的勞動力開始向農村非農產業、小城鎮甚至大中城市流動。

由于各種阻礙勞動力流動的障礙尚未拆除，以及政府鼓勵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的政策引導，20世紀80年代前期的勞動力轉移以從農業向農村非農產業轉移為主，主要是在鄉鎮中就業，即所謂的“離土不離鄉”。但隨著鄉鎮企業遇到來自國有企業、“三資”企業和私人企業越來越強勁的競爭，必須提高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因而鄉鎮企業資本增加的速度逐漸加快，吸納勞動力的速度相應減緩。農村勞動力面臨著越來越強烈的跨地區轉移的壓力。與此同時，外商投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私營企業和股份公司等其他非國有部門在東部地區發展較快，擴大了對勞動力需求，并成為消除制約勞動力流動體制障礙的一支重要力量。

隨著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渠道日益狹窄，1983年政府開始允許農民從事農產品的長途販運和自銷，第一次給予農民異地經營以合法性。1984年進一步放松對勞動力流動的控制，甚至鼓勵勞動力到臨近小城鎮打工。1988年中央政府則開了先例，允許農民自帶口糧進入城市務工經商。到20世紀90年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別采取一系列措施，適當放寬對遷移的政策限制，也就意味著對戶籍制度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例如，許多各種規模的城市很早就實行了所謂的“藍印戶口”制度，把絕對的戶籍控制變為選擇性地接受。此外，1998年公安部對若干種人群開了進入城市的綠燈，如子女可以隨父母任何一方進行戶籍登記，長期兩地分居的夫妻可以調動到一起并得以戶籍轉換，老人可以隨子女而獲得城市戶口，等等。雖然執行時在一些大城市遇到阻力，但至少在中央政府的層次上為戶籍制度的進一步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依據。城市福利制度的改革也為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創造了制度環境。80年代后期開始逐步進行的城市經濟改革，如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糧食定量供給制度的改革，以及住房分配制度、醫療制度及就業制度的改革，降低了農民向城市流動并居住下來和尋找工作的成本。

與其他方面的政策改革相比，戶籍制度改革在很長時間里沒有實質性的突破，成為勞動力流動的最大障礙。所有在就業政策、保障體制和社會服務供給方面對外地人的歧視性對待，都根源于戶籍制度。隨著時間推移，兩方面的因素變化推動政府對遷移政策進行改革。一是城市戶籍制度不再擁有外部或隱含的福利，也就是地方政府不再根據個人的戶籍來提供就業、社會福利等各方面保障。這樣，城市人口規模擴張不會給地方政府增添額外財政負擔。二是地方政府意識到，勞動力流動不僅帶來資源重新配置，而且也是城市融資的一個重要來源。這樣，市場化發育水平相異的城市根據各自目標來推進城市戶籍制度改革。

可見，通過戶籍制度及一系列其他阻礙人口遷移的制度因素的改革而推動的勞動力流動，不僅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整個經濟體制向市場機制轉變的重要進程，并且以其他領域改革的進展為前提。這個轉變或改革的結果便是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發育，勞動力資源越來越多地由市場來配置。而在整個經濟不斷市場化的過程中，人口遷移也表現出轉軌時期的特點。這是中國轉軌時期人口遷移的特殊性所在。本文旨在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來分析人口流動與市場化之間的關系。

一、轉軌時期人口遷移理論

人口和勞動力在地區間的流動，是勞動力市場在空間上從不均衡向均衡轉變的過程。發展中國家在其經濟發展過程中，伴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大量農村人口和勞動力從農村流向城市，從低生產率的農業部門流向生產率較高的工業部門。劉易斯（Lewis ，1954）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農村存在著大量剩余勞動力和隱蔽性失業，農業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幾乎等于零或為負值，農村勞動力從農業部門流出不會對農業產出帶來負面，反而使留在農業部門勞動力的邊際產出不斷提高；隨著城市中勞動力數量不斷增加，城市工資水平開始下降，直至城市部門的工資水平與農業部門的工資水平相等，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才會停止。在劉易斯的模型中，勞動力在城鄉之間可以自由流動，不存在顯著的制度性障礙。城市部門的較高工資水平和傳統農業部門的低工資水平，是勞動力在城鄉之間流動的驅動力量。在托達羅（Todaro，1969；Harris和Todaro，1970）兩部門模型分析中，農村人口和勞動力的遷移取決于城市的工資水平和就業概率，當城市的預期收入水平和農村的工資水平相等時，勞動力在城鄉之間分配和遷移都達到均衡。

由于城市經濟存在著現代正規部門和非正規部門之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首先進入非正規部門，然后才有可能進入正規部門就業。城市正規部門就業創造率越大，越有利于將更多的非正規部門勞動力轉入正規部門；城鄉收入差距越大，從農村流向城市非正規部門勞動力數量越多，城市非正規部門勞動力規模也越大。由于城市正規部門的就業創造率取決于工業產出增長率及該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城市工業的快速增長將有利于提高正規部門的就業創造率，從而減少城市非正規部門的勞動力規模。但是，這個效應有可能被城市工資增長所誘發的大量新增農村勞動力流入所抵消。因此，城市正規部門的就業創造結果帶來了城市失業率的上升。

費爾茨（Fields，1974）認為，托達羅模型中沒有考慮農村勞動力在城市正規部門尋找工作的概率問題。由于非正規部門勞動力獲得正規部門就業機會的相對概率較低，流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大多數只能滯留于非正規部門。他們之所以能夠接受較低的工資水平，主要是在于他們預期能夠從得到的城市正規部門工作機會中獲得補償。在托達羅模型基礎上，費爾茨引入了搜尋工作機會的觀點，一方面強調了城市制度工資和相對就業概率對遷移過程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指出，非正式部門大量不充分就業的勞動力保證了勞動力市場實現均衡時的失業率低于托達羅模型得出的估計。非正式部門大量不充分就業的勞動力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市的失業問題。

隨著勞動力流動，城鄉勞動力市場開始相互作用。但是，根據托達羅理論，城市失業率上升將起到減緩人口繼續向城市遷移。如果依據費爾茨的觀點，城市勞動力市場似乎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不大。相比之下，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中，城市的失業率是影響勞動力流動的重要因素。托普爾（Topel ，1986）利用美國人口普查資料發現，1970～1980年，美國東部、中部和北部各州的平均失業率相對于全國水平上升了23%，同時西部和西南部各州的失業率卻顯著下降。同期，人口遷移的空間流向恰好與此相反，人口凈流入地區為西部和西南部地區，東部、中部和北部均為人口凈流出地區。

中國的人口遷移不僅具有發展中國家的一般特征，而且還有經濟體制轉型的獨特之處。如前所述，中國特有的戶籍制度及其改革過程，為人口和勞動力自由流動和擇業提供了制度基礎，這也是研究其他國家人口遷移的理論沒有遇到過的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包括戶籍制度在內的各項市場化改革措施必然對人口與勞動力遷移產生顯著影響。同時，城市就業環境變化也為我們觀察城鄉勞動力市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條件。

首先，不僅是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驅動人口的遷移，市場化水平在城鄉和地區間的差異也直接影響農村勞動力遷移決策，從而形成特定的遷移流向。在經濟發展的初期，資本相對稀缺而勞動力相對豐富。因此，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經濟增長模式下，由于政府采取人為扭曲資金價格的方式，在資金密集型產業上投資過多，抑制了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導致產業結構的扭曲，資源配置效率的損失。經濟改革以來，通過一系列制度變革，資源配置逐漸轉向勞動力較為密集的產業，較好地發揮了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產品和生產要素市場的發育帶來了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改善，對經濟增長做出了重要的貢獻（Cai 等，2002）。由于生產要素市場發育上在地區之間不平衡，這種資源重新配置的效果主要體現在沿海地區。2000年，92.1%進出口貿易集中在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分別為4.3%和3.6%.同年，86.5%的外商直接投資集中在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分別為8.9%和4.6%.因此，勞動力遷移在東部地區更為活躍，遷移的流向也以從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為特征。

其次，正如在其他國家觀察到的那樣，較大的遷移距離增加了成本、弱化了社會關系和目的地的就業信息，減少了遷移者的收益預期，因此，遷移距離上升降低了遷移發生概率。工作的不穩定性和信息獲得的不確定性，不僅造成了遷移流向是一個從縣內流向縣外，從省內向省外的漸進過程，而且使得親友等社會網絡成為遷移者獲得非正規部門就業信息的主要方式。格林伍得（Greenwood ，1969）認為，遷移存量對人口在地區之間遷移扮演著社會網絡的作用。先前的遷移可以為后來者提供信息和其他方面的幫助，減少遷移風險，從而對后期的遷移產生影響。蔡f ǎng＠①（Cai ，1999）研究發現，75.8%的省內遷移者、82.4%的跨省遷移者的就業信息獲得是通過住在城里或在城里找到工作的親戚、老鄉、朋友獲得的。因此，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通常受到距離所反映出的社會網絡強弱的限制，形成分階段遷移。

第三，盡管戶籍制度繼續阻隔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但市場化改革使得城鄉勞動力市場開始融合，城市就業環境變化必然對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帶來影響。隨著國有企業虧損和非國有部門擴大，越來越多的原國有企業職工開始和遷移者在非正式部門展開就業競爭。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勞動力“是走還是留”，取決于正式部門和非正式部門的就業狀況，而且其決策通常是暫時的，而不是長期的。這與Harris和Todaro（1970）模型中所討論的情況（遷移者在非正式部門臨時就業、等待得到正式部門就業機會），以及Sethuraman（1981）觀察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大多數遷移者將他們在非正式部門就業視為永久性的）都有顯著差異。一個普遍觀察到的現象是，中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和發達地區流動，通常具有季節性特點，最多以年為單位在原住地和遷入地之間往返，呈現出“鐘擺式”的流動模式。正如Solinger（1999）指出的那樣，城市對農村勞動力的大量需求是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條件。在非國有經濟、特別是外商投資較快的地區，市場力量日益顯現，遷移受到鼓勵。

二、空間分布特征變化

1990年以來，地區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吸引了中西部地區勞動力向東部地區流動。同時，要素市場發育及資源配置市場化程度，對地區增長越來越起著主導性的作用。東部地區不僅對外開放時間早，而且市場發育迅速，較高的市場化水平不斷消除了勞動力等要素跨地區間流動的制度性障礙，以至成為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吸納地區。而勞動力向東部地區流動反過來也推動了該地區的經濟增長，改善了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Cai 等，2002）。表1顯示了人口遷移空間分布狀況的長期變化。1987～2000年，人口遷移的空間分布特征是：地區內部遷移（其中主要是省內遷移）比例始終高于地區間的遷移比例。但地區內部和地區之間的遷移比例則隨著時間不斷發生變化。東部地區內部遷移比例提高，東部地區流向中西部地區的比例下降。而中西部正好與此相反，中部和西部地區內部遷移比例趨于下降，中部向西部、西部向中部的遷移比例也在下降，而中西部向東部地區流入比例不斷上升。

注：（1）從統計口徑上看，1987年遷移數量包括遷入時間在半年以上的市、鎮和縣之間的遷移人口；1990年遷移數量包括遷入時間在1年以上的市、縣之間的遷移人口；1995年遷移數量包括遷入時間在半年以上的市，區、縣之間的遷移人口；2000年遷移數量包括遷入時間在半年以上的鄉、鎮、街道之間的遷移人口。（2）全部遷移人口包括地區內部和地區之間的人口遷移，不同年份在遷移時間規定和遷移范圍上的差別對地區之間分布會帶來一定。盡管如此，我們仍可以比較不同年份之間遷移流向的變化。

資料來源：《1987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9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中國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中國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

根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0%資料顯示，全部遷移人口數量為1246萬，占總人口的10.6%，其中省內遷移為7.7%、跨省遷移為2.9%.在總遷移人口中，省內遷移的比重始終很高，為73.4%.當我們描述跨省遷移的流向時，其主要以東部地區為遷移目的地的傾向更加明顯。表2給出了三類地區跨省遷移比例的空間交叉分布。2000年，東部地區跨省遷移近65%集中在東部其他各省（市），中部地區跨省遷移超過84%集中在東部地區，西部地區跨省遷移超過68%集中在東部地區。從時間趨勢上看，1987～2000年，東部地區內部跨省遷移比例上升了近15%，而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遷移比例上升將近24%，后者比前者高出9個百分點。

從流動的出發地和目的地看，遷移可以被劃分為城市到城市的遷移、城市到的遷移、農村到農村的遷移和農村到城市的遷移四種主要類型。從這種類型劃分來觀察地區間遷移的流向，也有助于我們理解轉軌時期中國人口遷移的特點。從全國來看，城市到城市的遷移和農村到城市的遷移是遷移的主要形式。2000年，兩者合計占總遷移人口的77.9%，而且農村到城市遷移的比重（40.7%）大于城市到城市的遷移（37.2%）。農村到農村的遷移比重較低，僅占全部遷移的18.2%.而城市到農村的遷移比例最低，不到總遷移人口的1/25.從時間趨勢看，城市到城市的遷移所占比重，在東部、中部和西部三類地區都呈現上升趨勢，而農村到城市的遷移比重略呈下降趨勢。

三、遷移的決定因素：計量

在遷移決定因素的實證分析中，早期的遷移模型將重力遷移模型和就業為目的的遷移模型合二為一，假定遷移數量不僅與遷入地和遷出地的人口和遷移距離有關，而且取決于兩個地區之間的工資和失業率的比較。通常，采用下列雙對數模型來分析這些因素對遷移流向的影響（Lowry ，1966；Greenwood ，1969；Fields，1979）。即：。式中，M 為遷移率，X為影響遷移流向的各種因素，D 為遷移距離，i ，j 分別為遷出地和遷入地。

舒爾茨（Schultz ，1982）認為，人口變量反映的是其他影響遷移而沒有在模型出現的經濟變量的作用，它沒有行為學上的意義。由于遷移是人口增長的一部分，在遷移實證模型中引入人口規模會帶來計量上的共同偏差（Fields，1979）。而且，由于遷移存量實際上是人口規模的一部分，如果在實證模型中同時引入這兩個變量，將帶來嚴重的多重共線，大大降低回歸參數估計的效率。因此，通常做法是在實證模型中不引入人口變量。

在回歸方程的函數形式選擇上，費爾茨（Fields，1979）認為，遷移決策本質上是在相互排斥的替代方案之間的一種選擇，非對稱模型比對稱模型對人口遷移具有更強的解釋能力。此外，雙對數線性回歸方程還能夠消除奇異值和異方差對估計效率的影響，滿足上就業機會與工資之間的乘積要求，以及提高回歸方程的擬合程度等。他選擇了滯后解釋變量辦法來消除解釋變量的內生性問題。我們也采用了所有解釋變量數據均為1995年數據的辦法來解決遷移模型的內生性問題。

本文數據來自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長表資料（10%樣本）和微觀數據（長表1%樣本），199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及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96）》。在數據處理上，正式出版的第五次人口普查長表資料沒有農村向城市跨省遷移勞動力數量及其失業率數據，我們利用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微觀數據了這些數據。用于回歸分析變量的統計值見表3.

表3用于回歸分析變量的統計值

注：*根據微觀數據計算。

遷移率的計算，我們采用格林伍得（Greenwood ，1969）的定義，用1995年11月1日至2000年10月30日從省遷到省的人口數，除以1995年11月1日以前住在省的人口數。根據長表計算得到的遷移率，包括了所有年齡段跨省農村到城市、城市到城市、農村到農村、城市到農村的四種類型遷移人口；用微觀數據計算15～64歲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遷移率。按照這種計算得到的兩個遷移率的平均值都不高（見表3）。

遷移距離為省會之間鐵路公里數。中國地域遼闊，鐵路是中國跨省遷移的主要方式。這點可以從每年春節農民工返鄉造成的鐵路擁擠狀況中得到印證。遷移距離不僅反應了用于直接交通費用的高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遷移所帶來的心理成本大小。隨著遷移距離增加，遷移帶來的不確定性和遷移風險也會上升，遷移成本隨之增加（Schultz ，1982；Greenwood，1975）。這在勞動力市場不發達的情況下尤其如此。

直接用城市工工資收入和農村人均純收入來作為工資率的代理變量顯然不合適。隨著收入多元化，相當于實際收入的部分并沒有反映到名義收入之中，城鄉收入在可比性上也存在一定問題（Solinger，1995；Jefferson ，1992）。奧尼爾（O'Neill ，1970）建議采用消費指標來克服收入指標作為工資率變量上的不足。我們利用各省城鄉人口作為權重，對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進行加權平均，作為各省的工資率代理變量，預期工資率對遷移流向存在兩種不同的效應。其中，遷入地為正向效應，而遷出地為負向效應。

1995年全國1%抽樣調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都對城鄉勞動力的就業狀況進行了統計。1995年調查問卷中有三項指標用來測度勞動力在調查前一周是否處于失業狀態：第一項是從未工作正在找工作，第二項是失去工作正在找工作，第三項是停產等待安置的勞動力。2000年人口普查只包括前兩項。據此可以計算得到1995年和2000年城鄉勞動力的失業率，分別為2.2%和3.6%.由于城鄉勞動力的失業率包括了農村勞動力，這低估了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就業狀況。《中國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公布了分城市、鎮和農村的經濟活動人口資料，據此計算的城市、鎮和農村的失業率分別為9.4%、6.2%、1.2%.利用2000年微觀數據計算的城市本地勞動力、城市向城市遷移勞動力、農村向城市遷移勞動力的失業率，分別為9.1%、7.9%和3.6%.如果在遷移模型中忽略了遷移存量，將導致高估其他解釋變量對遷移的影響（Greenwood，1969）。按照格林伍得的方法，遷移存量應該是以1995年為時點，計算出生在省且居住在省的所有人口。由于中國人口普查資料只提供了出生后一直住在本地和1995年11月1日之前遷入本地等資料，因此，我們采用1995年11月1日之前遷入本地人口指標作為遷移存量的代理變量。本文中長表的遷移存量包括所有人口，微觀數據的遷移存量只包括15～64歲的人口。我們預期遷移存量對人口遷移有正向效應。

在分析地區人均收入差異和經濟增長中，貿易開放程度通常被看做是影響地區收入增長的重要因素（Barro 和Sala-i-Martin ，1995；Cai 等，2002）。貿易開放程度越高，參與國際市場一體化程度也越高。但是，扭曲的貿易和戰略也同樣起到擴大出口，提高GDP中的貿易份額比重。相比之下，外商直接投資是國外投資者的選擇。從長期來看，為了獲得最大利潤和規避風險，國外企業在其投資過程中要對各地的產品和要素市場發育情況、體制與政策的透明度等因素進行綜合考慮，并最終做出投資選擇。外資企業進入之后，它利用勞動力市場來解決用人需求，這與國有企業的人事制度形成鮮明對比。因此，我們選擇了外商直接投資作為市場化程度的代理變量，來分析它們對人口遷移的影響。改革以來，雖然所有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資數量都在增加，但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之間的差異在不斷擴大。中國人口遷移流向分布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這與東部地區對市場化改革程度較高是分不開的。

四、回歸結果與討論

方程1～3是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長表資料得到的回歸結果，方程4、5是利用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微觀數據得到的回歸結果。由于海南、重慶、西藏與其他省會之間距離未能得到，在回歸中剔除了這3個地區，長表資料中實際用于回歸的樣本數量為756個。在微觀數據中，由于有些省份的遷移率或向城市遷移勞動力數量為零，取對數后，這些數據變成缺省值，所以用于回歸的樣本數量為506個。

從表4回歸結果看，利用長表資料得到的回歸方程，解釋了大約60%的所有人口跨省遷移的行為；用微觀數據得到的回歸方程，解釋了大約30%的跨省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的行為。表4的非對稱雙對數遷移模型估計結果也表明，遷入地變量對人口遷移的大于遷出地這些變量所發揮的作用。

回歸方程1～5中大多數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t 值，如遷移距離、人均消費水平、失業率、遷移存量等，都達到了1%或5%的顯著性水平，并且作用方向上與前面的預期結果也基本一致。

表4中回歸方程1和2的區別是采用了不同的失業率數據，前者是1995年的失業率，后者是2000年的失業率。使用1995年失業率數據雖然有助于克服內生性，但方程1中遷出地失業率回歸系數的絕對值大于遷入地失業率回歸系數的絕對值，這個結果可能與現實情況并不吻合。

1995～2000年，城市就業環境發生了急劇變化。伴隨著國有改革和城市社會福利體制改革，企業大量富余人員被釋放出來，城市失業率迅速上升。為了解決本地城市職工就業問題，不少地方政府采取了城市就業保護政策，這勢必對以就業為目的的勞動力流動產生較大影響。遷移者是理性的，如果目的地的就業機會較小，遷移者將選擇不流動，以減少遷移風險和成本。這樣，遷入地的就業機會就顯得更為重要。

表4遷移決定因素回歸結果

注：（1）采用異方差檢驗（Breusch-Pagan/Cook-Weisberg ）發現，表中回歸方程的依次為：7.85、1.54、1.38、2.80、4.85.我們對回歸方程1、5采用Robust估計來消除異方差的影響。（2）方程1和5的括號內為Robust t值，方程2～4括號內為t 值，*代表5%顯著性水平，**代表1%顯著性水平。

考慮到2000年失業率真實地反映了就業環境的變化，我們以回歸方程2為基準，不同因素對遷移的影響，并進行比較。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遷移距離上升1%，遷移率下降1.08%.受遷移距離的影響，2000年跨省遷移人口比例不到30%，絕大多數遷移人口選擇了省內流動。遷移距離在空間位置上是固定的，但改善運輸條件和制定合理的交通價格有利于減少遷移者的遷移成本，促進勞動力流動。

在做遷移決策時，潛在的遷移者不僅要考慮兩地之間直接的收入差距，而且還要考慮到就業機會大小。在回歸方程2中，遷入地人均消費水平回歸系數在絕對值上是遷出地的近4倍，但遷入地失業率回歸系數在絕對值上是遷出地的3倍以上。遷入地失業率對遷移決策較大的邊際影響與遷移者面臨的選擇有關。本地勞動力市場狀況是既定的，遷移者對它別無選擇。相反，遷移者對遷入地勞動力市場是可以進行選擇的，失業率越高的地區，遷入數量就會下降。

目的地的就業信息提供和幫助，對遷移決策有重要作用。遷移存量的回歸系數也證實了這一點。社會等非正規信息渠道雖然在遷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隨著人口流動規模擴大，加快勞動力市場信息體系建設就顯得非常重要。

將外商直接投資變量引入回歸方程2，就得到回歸方程3.引入這個變量之后，遷移距離和失業率等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及其顯著性變化不大，而人均消費水平的回歸系數及其顯著性發生較大改變。從絕對值來看，方程3中的人均消費水平回歸系數小于回歸方程2中的回歸系數估計值，遷出地人均消費水平的回歸系數顯著性有所下降，主要是人均消費水平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存在較高相關關系導致的結果（注：人均消費水平與外商直接投資的相關系數為0.56.）。跨省人口遷移比例主要分布在東部地區，它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存在較強的相關關系（注：外商直接投資與遷移存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76.），引入外商直接投資變量之后，遷移存量的回歸系數數值下降約50%.為了觀察城市勞動力市場對農村勞動力遷移決策的影響，我們利用微觀數據做進一步分析。回歸方程4引入了農村遷移勞動力的失業率，回歸結果進一步支持上述發現，即遷入地的就業機會對遷移者來說更為重要。回歸方程5引入了城市勞動力失業率。結果表明，城市失業率對于農村勞動力跨省遷移率有顯著性影響，其回歸系數在絕對值上不僅大于回歸方程4中失業率的回歸系數，而且大于回歸方程2中的回歸系數，這說明城市勞動力市場就業形勢確實對農村勞動力的遷移決策有重要作用。改善城市就業環境將有利于促進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起到加速城市化的作用。

五、結論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出現的大規模人口遷移現象，不僅具有中國家從落后的農業向經濟轉變的一般特征，還具有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特殊性。將二者結合在一起，既有助于考察中國獨特的制度特征對人口遷移的，又能夠通過對中國案例來拓展遷移。

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發育程度在地區之間的不平衡，決定了人口遷移的基本方向不僅是從向城市的遷移，而且是從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的遷移。既然中國經濟的進一步增長仍然有賴于從生產要素市場發育從而勞動力流動中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注：約翰森（Johnson，1999）認為，在今后30年，如果遷移障礙被逐漸拆除，同時城鄉收入水平在人力資本可比的條件下達到幾乎相等的話，勞動力部門間轉移可以對年經濟增長率貢獻2～3個百分點。），加快中西部地區市場制度的建設，特別是清除阻礙勞動力市場發育的各種制度性障礙，可以引導和規范人口遷移，使其不僅具有微觀理性，而且具有更加理性的宏觀后果。市場化改革措施（如擴大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等）所帶來的經濟發展將有助于獲得“一石二鳥”的功效，也就是講，它為勞動力流動不斷營造同樣的發展環境，并在創造就業機會的同時，推進城鄉戶籍制度改革。

「作者簡介」蔡昉中國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王德文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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