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與經濟之間的關系是研究所有人口問題中最基本的出發點之一，因此長期以來倍受學者的關注。早在幾百年前，中國著名人口思想家洪亮吉、汪士鐸等人便根據當時人口、經濟、社會等方面的現狀，從不同角度上探討了人口過快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以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為代表學者從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角度比較系統地論證了人口數量、人口質量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辨證關系，并以此為主要依據提出控制人口的現實必要性，這是建國以后學術界最早對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關系的認識。遺憾地是，由于受當時左傾思想的影響和干擾，人口與經濟關系的學術研究便就此中斷了20余年。

隨著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確定、發展和完善，中國人口科學研究也隨著走向恢復、不斷發展和繁榮的新階段。在過去的20年中，國內外學術界結合中國的國情，對人口與經濟關系運行的機理、方式、途徑等方面進行大量的深入剖析與探討，在許多關鍵的人口經濟問題上達成了共識，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并為國家的社會經濟決策提供了理論依據。綜觀過去20多年的中國人口經濟問題研究過程，學術界在不同階段中對問題研究的內容、手段、視野等方面也有著不同的特征。因此，我們將其主要研究成果劃分為改革初期、深化改革時期和市場經濟時期三個階段進行文獻的回顧和綜述，并對未來中國人口與經濟關系問題研究的重點作一展望。

一、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回顧與評述 （1979～1986年）

中國在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各項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客觀上急需社會科學研究作為制定政策的理論依據，因此帶動了當時人口經濟學的研究。學者們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指出（李競能 1999），1978年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是中國人口經濟研究得以恢復的催化劑，這突出反映在三件事上：一是從思想上把原有的禁錮逐步打破，提倡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二是人口增長同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十分尖銳，人口壓力沉重，突出表現在失業問題極其嚴重，物質供應非常緊張，住房短缺，建設資金不足，使人們再也無法否認社會主義社會也會存在人口問題。三是在糾正以往政策偏差和冤假錯案的過程中，出現了為馬寅初、陳達和吳景超等人口學者平反的舉措，引發了對社會主義人口問題的研究。① 由于中國人口科學研究的恢復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國家正全面致力經濟建設，其工作的重心放在實現四個現代化上，因此，改革初期階段的中國人口與經濟關系研究則更多地關注社會主義人口與經濟發展的規律是什么，它的理論基礎又是什么，中國人口經濟運行中的重要矛盾有哪些，控制人口與經濟發展的辨證關系又是什么，等等？在這一階段，中國人口與經濟關系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和關注的內容可以大致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

兩種生產理論

70年代以后，中國政府已明確提出控制人口的戰略，但當時實行計劃生育卻缺少必要的理論作為指導。改革開放以后，探討社會主義國家控制人口的理論基礎便成為人口學界義不容辭的責任。隨著人們思想的解放，人口學界突破過去的理論禁區，對中國人口經濟問題研究的重大成果是提出了兩種生產理論。 人類自身生產必須與物質資料生產相適應是馬克思主義人口經濟思想的核心，這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資本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論述中不難看出兩種生產理論的思想。社會生產不僅包括物質資料生產，還應當包括人類自身生產，二者構成了社會生產內部的矛盾對立體，社會生產正是在互相依存、互相聯系、互相制約、互相滲透中發展（張純元 1983；馮立天 1982；李競能等 1982；梁文達 1980；曹明國 1982）。

關于兩種生產之間的關系，大多數學者認為，在兩種生產的矛盾運動中，物質資料生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人口生產最終總是適應著物質資料生產的客觀要求而變動，并圍繞著物質資料生產這個經濟基礎而變動①，也就是說，經濟發展狀況決定人口的發展，人口變動必須與經濟發展相適應。人口生產也反作用于物質資料生產，有時還會表現為強烈的反作用形式②，也就是說，由于人作為生產的主體，可以滲透到物質資料生產的各個方面，如果人口生產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它也會在某種程度影響到物質資料生產的順利進行，并延緩經濟發展的進程。

馬克思主義的兩種生產理論是與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體系有著本質的差別，不能等同起來。馬爾薩斯認為，人口生產是決定社會生產運動的主要力量，他僅從人口與生活資料這個狹隘的關系出發來斷定，決定人類社會進程的因素是人口和生活資料。同馬爾薩斯的“人口決定論”截然相反，馬克思主義的兩種生產理論則認為，人口與生活資料關系從屬于物質資料生產，同時，人類自身生產在社會生產運動中僅占次要方面，它既不是決定力量，也不能決定社會的性質和發展進程。

盡管學者普遍認為，人類自身生產和物質資料生產存在著客觀的比例關系，但他們對兩種生產比例關系的性質、地位和作用卻有著不同的看法。一些學者認為，兩種生產的比例是國民經濟比例關系中最基本的比例關系，是一種更帶全局性、更具有戰略性的比例關系，它直接決定物質生產內部的各種比例，如兩大部類生產比例、積累和消費比例等（吳忠觀 1982；王向明 1982）。李競能等（1982）則認為，兩種生產的比例是社會生產的基本比例，自然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有制約作用，但它并不直接決定國民經濟的性質和發展規模以及內部的比例關系，這主要因為人口生產本身并不屬于國民經濟領域。

馬克思主義的兩種生產理論無疑是中國開展計劃生育工作的重要理論基礎，學術界在這一點上達成了一致的意見。兩種生產理論給予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以重要的啟示，它是制定中國經濟政策和人口政策的指導思想；它要求我們在積極發展經濟的同時，還要注重有計劃地調節生育，這便是人們俗稱的“兩種生產一起抓”。

在如何解釋當前人口過快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壓力時，一些學者探討了其深層次的原因。一是我們長期以來在人口問題上“左傾“的影響，造成了解放以后20多年的人口迅猛增長；二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母體不是獨立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延伸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封建制度（劉洪康 1983），因此，人類自身生產和物質資料生產相適應同樣需要一個歷史的過程。 系統地總結和論述馬克思主義的兩種生產理論是中國人口學界對人口科學體系的最重要貢獻，它奠定了具有中國特色人口理論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同時，對兩種生產理論的辯論也堅定了中國政府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信心和決心，在理論上澄清了一些人對人口控制的模糊認識。更為重要的是，科學和客觀地應用兩種生產理論來解釋中國人口與經濟的內在關系問題，這是中國人口學界一個重要的理論突破，它的實際意義已遠遠超出了對人口學本身的特殊貢獻，它的提出對中國經濟發展目標的制定以及其他重要決策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中國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研究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可以反映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方方面面，包括人口與消費、人口與分配、人口與投資、人口與就業、人口與耕地、人口目標與經濟目標等。改革初期，人口學界對于上述人口與經濟關系探討的論述也占了相當多比重，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學術界對中國現實問題的高度關注。

人口與生活資料的關系對任何社會的人口發展過程都極為重要，在現實生活中，人口生產和物質資料生產的比例關系主要表現在人口和生活資料的比例關系和勞動人口和生產資料的比例關系③。中國人口和生活資料發展的實踐歷程表明，1952～1957年由于全國沒有推行計劃生育，人口增長較為迅速，其對人均產量增長的延緩作用明顯大于推行計劃生育以后1978～1981年這一階段，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嚴格控制人口增長以及保持人口生產和生活資料生產適當比例關系的必要性。田雪原（1982）則提出，人均國民收入是一個衡量人口和生活資料生產比例關系是否協調的客觀指標；同時，他明確地指出，控制人口增長對生活資料的影響并非即時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滯后特點。

這一時期的許多論述集中在對人口投資問題的關注上。鄔滄萍（1980）比較早地利用國民收入指標，動態地考察了人口增長和國民收入投資額之間的關系，他發現，控制人口增長對國民收入的積極作用至少需要20年才能充分體現出來，這也為中國現階段為什么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提供了必要的經濟依據。陳玉光則根據中國的實際狀況提出， 我們要根據人口增長速度確定投資的最低需要，并依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確定投資的上限，這是在安排基本建設投資首先應該考慮的一個重要原則，只有這樣才能科學地確定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系。人口投資和經濟投資存在明顯的區別，前者是指國民收入中用于為保證不致于因人口增長而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投資，后者是指國民收入中為提高平均每人國民收入所用的投資①，他同時明確提出智力投資也是人口投資的一種，智力投資對國民收入的影響往往通過勞動力質量變化來體現，他的這一論點至今對我們研究人口投資作用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人口經濟學》一書對人口投資做比較系統和科學的論述，該書從宏觀上嚴格界定了狹義人口投資和廣義人口投資。前者指用于保證新增人口不低于原有人口生活水平所需費用的投資，后者還包括用于保證全體人口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投資②。該書還特別闡明了測定智力投資經濟效果的幾種方法，包括智力投資收益率、單位教育經費的知識與技能提高率、專業對口就業率等方法。此外，該書的另一個貢獻是在國內首次從微觀上探討了家庭人口投資的含義和內容以及其特有的經濟效益。 改革初期，中國面臨的突出的人口經濟問題是就業問題。人口增長不但影響著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增長，同時也影響著勞動力就業狀況（黃志賢 1983）。宋則行（1981）認為，新增勞動力能否全部就業將取決于積累率、勞動生產率和資金—勞力比率三個因素，在面對現有積累率、勞動生產率和資金—勞力比率均較低的國情下，一個比較實際和可行的選擇途徑便是嚴格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從而有效地控制勞動力的迅速增長。劉錚（1980）就解決當時人口與就業矛盾問題，提出了積極進行技術培訓和提高勞動力質量的觀點，并將此列為緩解勞動就業的一個重要措施。通過對典型城市就業人口和經濟發展的動態分析，馬淑鸞和張建山（1986）認為，中國人口產業結構類型正在從第一產業在業人口為主的正三角形，經第二產業在業人口的膨脹形，向第三產業在業人口比重最大的現代化類型過渡的過程，這是人口產業結構變化的一個普遍客觀規律。

這一時期的人口經濟問題研究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突破長期以來國內對適度人口的“禁區”， 從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出發，探討實現適度人口的途徑和實際意義。學者認為，從中國土地和資源出發，根據未來經濟發展可能達到的速度和水平來研究中國適度人口數量，這既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現實問題，它關系到百年后我們的子孫后代在什么樣的環境中生活（田雪原 1981）。可以說，這一時期對適度人口和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是后來可持續發展理論的雛形。通過對未來100年內的固定資產增長速度和勞動者技術裝備提高的速度，生產性固定資產、勞動者技術裝備程度和工農業勞動者三者比例關系，和基于工農業勞動者數量推算總人口三個方面，學者們推算，中國100年后的適度人口數量應穩定在6.5億至7億之間。在借鑒西方適度人口理論的基礎上，學界根據中國政治體制的特點提出了最優人口的概念，即最優人口是過剩人口和過少人口之間的臨界點上的人口，超過這個臨界點的則是過剩人口，低于這個臨界點的便是過少人口，而且這個臨界點是動態的、有彈性的、有幅度的。同時，社會主義最優人口增長率的概念也應運而生，這對后來學界關于適度人口的研究有著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

另外，學者對人口與其他經濟發展問題也給予了充分的重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論著仍是張純元主編的《人口經濟學》一書。該書著重分析了人口與經濟結構、農業人口與經濟發展、人口城市化與經濟發展、人口與資源環境等內容，成為這一時期乃至隨后兩個時期的經典論著之一。此外，一些學者就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進行了一些嘗試性的分析和探討（許滌新1983，1984；于旺 1981；曲海波 1985），為開拓后來中國人口經濟問題研究的視野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三） 社會主義人口規律與其他經濟規律關系研究

社會主義是否存在著特有的人口規律，它的基本內容有哪些，它與經濟規律之間的關系是什么？所有這些問題都需要理論界給予回答。由于改革初期從事人口學研究的大都有著經濟學的研究背景，上述問題便更加引起了學術界的濃厚興趣。在社會主義的生產過程中，同樣存在著人口規律，學術界在這一點上并沒有存在著任何爭議。不過，在就社會主義人口規律的基本內容上，學術界有著不同的看法。俞金順（1979）將社會主義人口規律表述為，有計劃地控制人口出生率使之與今后時期新增勞動力的需要相適應。任峻垠則認為，社會主義人口規律的基本特征可以表述為：人口的變化必須與在先進的物質基礎基礎上高速地發展生產相適應；必須與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相適應①。他指出，僅單單將社會主義人口規律定義為今后時期新增勞動力需要對人口出生率的制約關系是比較狹隘的，它僅僅關注了人口數量關系，并沒有充分反映出中國現有的人口規律。

社會主義人口規律是若干經濟規律之一，它與其他經濟規律互相制約、互相作用，其中如兩種生產理論所述，基本經濟規律居于主導地位，它決定著人口規律的運動方向；人口規律受到基本經濟規律的制約，但它對基本經濟規律也有反作用。因此，社會主義人口規律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要求物資資料各部門的生產和人口生產保持一定的比例。如果上述比例關系發生偏差，將會直接制約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梁中堂（1986）則認為，人口規律受約于經濟規律，但不等于和直接表現為經濟規律。他指出，那種認為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要求計劃生育，計劃生育就是直接規定每個家庭只準生一個孩子的認識，是一種錯覺。因此，他認為在中國現有經濟狀況下，人口政策對生育的調節并非越低越好。

1979至1986年間，在改革初期的短短7年內，以研究中國人口經濟問題重點的中國人口學迅速從沉寂走向復蘇時期。在這一時期，大多數論著所關注的焦點均為人口與經濟關系的問題。綜合而言，改革初期的人口與經濟關系研究成果有如下幾個特征：

一是研究成果的開拓性。由于自1957年以來，中國人口學研究幾乎處于停滯階段，無論是人口理論基礎，還是人口研究方法，基本是一片空白。因此，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具有明顯的開創性，這其中包括學術界提出的“兩種生產理論”、適度人口與經濟發展研究、最優人口增長率等。這些研究成果也從一個角度上反映出學者們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創新的意識。

二是研究成果的實用性。這一時期的絕大多數研究主題均為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現實問題，如社會主義有計劃控制人口的理論依據、人口增長與人口投資關系、人口過快增長與就業之間矛盾、人口目標與經濟目標之間關系等問題。上述問題均是改革初期國家急需人口學界予以回答的涉及到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針對上述問題，學術界并不滿足于認識各種問題之間的關系，而是從中國國情出發探索和尋找解決問題的方式和途徑，為人口學界理論研究服務實踐樹立了典范。

三是開始注重定量性研究。雖然這一時期的多數研究成果為定性研究，但一些學者已開始認識到定量研究在研究人口與經濟關系的特殊作用，并且嘗試性進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討，這為今后的研究無疑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當然，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也存在著一些局限性。比如，由于當時數據資料的限制，大多數研究成果多為定性研究，缺少定量性的實證研究；即使一些定量的研究，由于缺少科學的研究方法或者手段，其研究結果并不十分令人信服。所有這些局限性不過是改革初期人口與經濟關系研究中的小小缺憾。

二、深化改革時期的研究成果回顧與評述 （1987～1993年）

1987至1993年間，是中國人口科學研究不斷走向發展和繁榮的時期，這中間有三件事情對中國人口與經濟關系問題研究有著積極的作用。一是自80年代中期以來，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為主要特征的經濟體制改革在中國城鄉各地深入開展起來，改革的深度和廣度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注入了生機。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這一時期的人口經濟問題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如人口增長與經濟運行機制問題、農村勞動力剩余問題、人口質量提高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等，上述問題推動了研究層次向縱深發展。二是一大批由國內高校、科研院所培養的高層次人口學專業人才加入到人口學研究隊伍中，其中大部分是具有碩士或者博士學位的青年人口學者，他們為中國人口學的繁榮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三是一部分在國外受過專業人口學教育的學子學成歸國，為中國人口經濟問題的實證研究帶來了許多新的、有借鑒的思路。總體而言，深化改革時期的中國人口經濟問題研究成果包括四個方面：

中國人口增長與經濟運行規律

由于中國長期以來是一個以農業人口為主的大國，因此，研究中國人口與經濟關系必須全面了解和分析農村人口增長和經濟運行的特點、機理和方式。人口增長是以一種持續存在的客觀經濟環境和社會經濟系統的內生變量，構成了中國解放以后30幾年經濟發展的“資源”的約束條件，并受制于這一“資源”的情況進行的。①根據1949～1979年的農村人口發展和農業經濟結構變化資料，張志剛（1988）詳細地分析了人口增長與農業發展道路、人口增長與農業經濟結構、人口增長與農業技術結構和人口增長與農業資源利用方式四個方面，結果發現：①中國在資金匱乏和勞動力充裕兩種不同資源狀況壓力下，選擇勞動密集型粗放發展道路是一種必然，糧食產量增長中的70%歸結于勞動的增長便是一個很好的佐證；②造成現有中國農業經濟結構畸形的癥結是在人口過快增加的壓力下通過一系列政策因素而作用形成的；③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的癥結是農產品商品化低，從而制約了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的轉化。同時，農業經濟運行對人口增長的反饋也是該文關注的另一個焦點。

在借鑒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學者更為深入地探討了中國農村人口增長的經濟機制。在現階段條件下，中國農業屬于“貢獻型”的農業，即農業向國家提供積累的方式是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形式來向工業化“貢獻”，結果客觀地導致中國農業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以勞動力數量增加為代價來追求最大總產量，這就潛移默化地促使農村人口的快速增長（翟振武 1991）。如果仔細分析現有農村社會經濟制度，我們不難發現，我們的就業政策、戶籍管理制度、分配制度大都在某種程度上鼓勵著農村人口增長。例如，人們通常感到，從宏觀上看，隨著農村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積無疑減少，農業經濟發展舉步維艱，這種人口壓力顯然對人口增長是一種負效應；然而，從家庭層次上看，已經形成的農業經濟結構和技術結構刺激人口增長的正效應通過全部自然就業的杠桿傳遞到家庭，因此也就只剩下鼓勵生育的正效應了。 為清楚地了解中國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相互作用的內在機制、環節、強度，張世晴（1992）利用差額人均收入（超過基本生活標準以上的那部分收入）來分析建國后40年人口增長對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結果發現： 一方面，中國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減損的絕對作用越來越大；另一方面，中國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減損的相對作用集中體現在人口增長把差額人均收入壓向零，使經濟增長水平降低強度。因此，作者特別強調控制人口增長是保證中國經濟增長水平迅速提高的重要條件。

與改革初期的研究內容相比，注重區域間人口增長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也是這一時期人口經濟問題研究的一個特點，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隨著改革的深化，各個地區之間的社會經濟發展出現了明顯的差異性。李競能（1993）根據不同時期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平均人口密度、按社會勞動者平均的生產性積累、工業總產值等人口、經濟指標對14個有代表性的省、市進行了分析②，研究結果發現：一般情況下，人均國民收入同國民收入總量、勞動生產率是正向變動的，而同人口數量、人口增長率是反向變動的，這種變動關系在序數的最高和最低兩頭最明顯，如序數排最前面的上海、天津以及序數排在最后面的四川和貴州；一般來講，人口數量和人口增長率對人均國民收入有明顯影響，但相對而言，國民收入變動對人均國民收入的影響更直接、更主動，作用也更大；從長期來講，人口因素對人均國民收入的動態影響不如人口增長率變動的作用明顯。這些研究結果無疑在提醒政府，降低人口增長率是提高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有效途徑之一。 進入80年代中后期，中國人口的過快增長趨勢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中國人口轉變過程發生了新的變化，學術界也開始思考導致人口轉變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因此，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的經濟因素作用成為這一時期研究的重點。就有關學術界在探討人口下降原因時，人們總是忽視社會經濟因素所起作用的現象，顧寶昌（1987）利用路徑分析方法定量地考察了社會經濟發展和生育率如何影響各個省區生育水平的。他認為，簡單地認為中國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單純計劃生育的效果，低估或者忽視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片面、不可取的，因為像人均工業生產率、產業多樣化程度、企業平均生產率等指標構成的結構發展指數對生育水平同樣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該文是國內最早利用規范性的定量方法來界定經濟因素在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作用的研究之一，因此不但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有著明顯的貢獻。 彭希哲通過對1957、1965和1978年3個時點總和生育率和人均工農業總產值的數據分析發現，經濟因素對生育水平的抑制作用在不同時期有著明顯的差異性，其主要原因是人口政策的引入程度。在人口轉變之前，生育水平和社會經濟狀況有著明顯的負相關，因為這一時期的生育轉變是自然性的，社會經濟發展是生育變化的決定因素；但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行政性的作用在人口轉變過程中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導致生育水平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負相關關系不像轉變前那么強烈，不過也不應該忽視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客觀地講，彭希哲的論著在對人口轉變過程的經濟因素分析上是國內至今最系統、最全面的。

人力資源數量與經濟發展

在深化改革時期，人們逐漸認識到，合理開發和利用人力資源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有效途徑之一。當時，學術界所指的人力資源也就是勞動力資源，即由全部人口中有勞動能力的那部分人口所組成的①。理論界開始重視人力資源開發問題還取決于當時經濟發展中的存在的重要矛盾：一方面，勞動數量多，安排就業存在著極大困難；另一方面，經濟發展急需大量熟練勞動者和科學技術人員。

在論述中國人力資源數量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時，學者普遍認為中國人力資源數量已超過了經濟發展對其的需求。王浣塵通過計算機仿真模擬，建立了一個中國人力資源數量變動與經濟剩余的模型關系，研究結果表明，只有人力資源增長率與人均經濟剩余之間關系為正值時，人力資源數量的供給才可以帶來經濟增長，他計算的人力資源增長率的最優點是-0.6%，顯然中國的人口增長率已超過了這一水平。與上述研究所不同的是，一些學者認為，任何國家或者地區在探討人力資源和經濟發展關系時要考慮二者之間的供需平衡（蔣正華等 1993），而不能簡單地認為人力資源數量高或低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他們認為，人口自身再生產與經濟發展是兩個具有拓撲結構和聯系的開放系統，人口自身再生產系統同經濟、社會和生態系統的態勢場一起形成了國民經濟空間的復合態勢場。在特定的國民經濟時空間，人力資源可供數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民經濟空間人口總量和撫養系數。撫養系數越低，人力資源可供量越多，反之亦然。在特定時空間，過剩的人力資源要么緣于人口過多，要么是社會經濟發展不足，要么是與勞動力與產業配置結構不佳密切相關。區域個案研究結果顯示，如果人口增長過快，超越現實的經濟發展水平，勞動力就會以比人口增長更快的速度增長，形成人口對資源、環境等方面的壓力，勞動力資源就不可能與經濟資源和自然資源達到有效的配置（王秀銀 1993）。

如何解決中國人力資源數量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矛盾？學術界提出通過改變勞動力結構，改善勞動力的組織和管理，以便使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結合處于最佳狀態，從而取得最大的經濟效果，這也是人力資源開發應該包涵的主要內容（張文賢 1987）。

（三）人口資源質量與經濟增長方式研究

在談到中國人力資源質量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時，學者認為，中國人力資源的突出劣勢是勞動力素質不高，如1989年中國農村勞動力文化程度指數僅為6.03，另外職業培訓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因此，加強基礎教育和職業培訓是開發人力資源的首選途徑（榮志剛，郝福慶 1991）。

許金聲（1991）通過研究15個國家人口密度和人均GNP 之間關系發現，世界上有許多國家的人口密度超過中國，而且人均GNP水平同樣高于中國，即使像印度這樣的人口大國，人口密度是中國的2.32倍，人均GNP也超過了中國，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人口數量多并非是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通過利用PQLI①指數的計算，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的PQLI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均GNP卻遠低于世界水平，這一方面說明中國在解決溫飽問題和滿足國民基本需求方面取得巨大的成績，同時也表明中國的人力資源潛能并沒有充分開發和利用，尤其是人力的智力素質。許金聲通過對比研究推斷，世界上其他國家PQLI保持在中國的水平，其人均GNP 應達到1345美元。此外，該文也在國內學術界較早地提出了人口素質的木桶理論，喻以加強非智力投資的重要性。不過，這一時期在生活質量方面比較具有權威性的研究應該是馮立天主編的《中國人口生活質量研究》，該項研究的最大特點是指標體系完善和數據資料翔實，其中以平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殘疾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總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識字率、女性成人識字率、受過高等教育人數占總人口比重、城市人口比重和15～64歲人口所占比重9項指標構建了中國人口素質綜合指數，并在此基礎上做了省際間和國家間的實證比較分析。從學術價值上講，這是國內在定量測定人口素質方面比較具有權威的成果之一。

與提高人力資源質量相關，這一時期的研究十分注重人口投資的實證分析。勞動力培養費用大小不僅與人力資源數量相關，也與增加人力資源存量緊密相連。個案實證研究結果顯示，隨著年齡增長，家庭用于培養勞動力的費用在逐步增加，其中尤其教育費用隨年齡提高而增加的現象較為明顯，但我們必須看到，中國家庭用于文化教育的費用仍然很低，僅占家庭全部生活消費的9%，這與發達國家的20%水平相差甚遠，這無疑在暗示我們，要想提高人力資源質量，我們的文化教育投入必須超前（劉錚，段成榮 1989）。未成年人口投資個案研究表明，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人口投資的主體是家庭，分別占到80%和86%，而社會投資所在的比重比較小（馮立天等 1987）；研究還發現，父母的文化程度高低對未成年子女的投資有著重要的影響，即文化教育程度較高的父母，其用于子女的投資份額就相對比較大。

（四）人口與經濟—資源承載力研究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承載力不僅受制于其經濟發展水平，也受制于資源環境條件，這一時期學術界對中國人口與經濟關系研究的另一個特點是融入了資源環境的因素。從總體上講，制約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與資源問題，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小組（1992）較早地定性地考察了中國人口、經濟與資源之間存在的主要矛盾，指出人口過多和自然資源相對短缺將直接制約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因此，建立資源節約型國民經濟體系是解決上述矛盾的關鍵，資源節約型國民經濟體系涉及建立以節地、節水為中心的集約化農業生產體系，以節能、節材為中心的節約型工業生產體系，以節省運力為中心的節約型綜合運輸體系，以適度消費、勤儉節約為特征的生產服務體系。“P-E-R”（即人口與經濟—資源承載力）區域匹配模式的建立，對定量性地分析人口數量、經濟發展水平和資源環境之間關系無疑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按照P、E、R三個量值的對比關系，區域匹配模式可以主要分為四大類：A類，經濟承載力和資源承載力都相對富裕；B類，經濟承載力相對富裕，而資源承載力相對不足；C類，經濟承載力相對不足，而資源承載力相對富裕；D類，經濟承載力和資源承載力都相對不足。其中上述A大類和D大可分若干亞類（朱寶樹1991，1993）。

中國省區實證資料研究結果顯示，江蘇、吉林、黑龍江、浙江、山東、湖北、新疆省區為A類；B類有京、津、滬三大直轄市和遼寧、廣東、福建三省，這些地區的特點表現為實際人口相對當地資源來說已明顯超載，但經濟容量相對而言卻頗為富裕；江西、安徽、湖南和寧夏省區為B類，它們的特點是實際人口相對于當地資源容量而言尚未超載，但相對于經濟容量而言卻已超載；D類的省區最多，有貴州、廣西、西藏、云南、四川、陜西、山西、甘肅、青海、河南、河北等余下的13個省區，這些地區相對于經濟、資源承載力而言，人口均呈不同程度的超載狀態。

1987至1993年是中國人口科學研究走向發展和繁榮的時期，這一時期的中國人口經濟問題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學術成果。相對于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而言，這一時期人口與經濟關系研究成果的特點有兩個：

一是強調研究的實證性。相對改革初期而言，這一時期的研究方式以實證研究為主，即從現實問題出發和以理論框架為先導，充分利用現有數據資料對中國人口與經濟關系進行深入的探討，使其研究成果更具有說服性和可信性，如我們前面提到的關于農村人口增長與經濟運行研究、區域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研究、人口投資與人力資源素質研究、人口與經濟—資源承載力研究等都是實證研究的典型代表。這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中國人口科學研究正走向成熟和規范。

二是強調研究方法的科學性。一方面由于海外學子的回國以及國內眾多中青年加入到人口學研究隊伍中，另一方面，由于中國人口學界與國外學界交流、溝通的加強，這一時期的研究方法更加科學化，如統計模型、系統動力學模型等研究方法的應用，都極大地帶動了中國人口經濟問題研究向縱深方向發展。

美中不足的是，相對于前一個時期而言，這一時期的人口經濟問題研究缺少不同觀點的論爭，這也從某種程度上限制了這方面研究的深入開展。此外，這一時期研究成果的另一個局限是缺少對中國人口與經濟關系的前瞻性研究。

三、市場經濟時期的研究成果回顧與評述（1994～1999年）

早在90年代初期，中國就明確地提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不僅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人口與經濟關系的變化，上述經濟體制的轉變同樣帶動了學術界對中國人口經濟問題的深層次思考和探索。我們這里之所以將起始時間鎖定在1994年，主要考慮雖然學術界在這之前已開始注重有關市場經濟下中國人口與經濟關系的研究，如中國人口與經濟增長宏觀運行模式研究、人口質量的經濟分析、人口、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研究等，但是大量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在1994年以后公開發表的。從總體上講，這一時期的學術貢獻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研究

如前面所述，中國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是改革以后各個時期最為關注一個研究方面， 這一時期最有代表性的研究首推張世晴的博士論文《人口—經濟增長的理論研究》。與前面研究的最大不同是，該項研究更加系統地考察和分析了1952～1989年間中國人口—經濟增長①的動態過程，并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一是人口增長在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