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的歷史地理研究，出版了十多部學術著作，發表了一百多篇學術論文。主要著作有：作為北大院士文庫之一的《侯仁之文集》（北大出版社，1998年）、史念海著《河山集》第六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史念海主編《陜西通史·歷史地理卷》 (陜西師大出版社，1998年)、馬正林編著《中國城市歷史地理》（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杜瑜著《輿地圖籍》(遼海出版社，1997年)、《周振鶴自選集》與《葛劍雄自選集》(均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李志庭著《浙江地區開發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劉統著《唐代羈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馮季昌著《東北歷史地理研究》(香港同澤出版社，1996年)、牛平漢編著《明代地理沿革綜表》(中國地圖出版社，1997年)、王子今著《秦漢區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藍勇著《西南歷史文化地理》(西南師大出版社，1997年)、周宏偉著《廣東歷史農業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李勇先著《輿地紀勝研究》(巴蜀書社，1998年)等。8月中旬在沈陽市召開兩年一度的歷史地理學術討論會，會議論文集《東北亞歷史地理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也已出版。

歷史地理各個領域的進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八個方面：

一 學科理論研究有新意

尹國蔚《歷史地理學科性質評議》（載《史學理論研究》第2期）一文，回顧了中外學者關于歷史地理學科性質的歷史說、地理說、邊緣說等各種觀點，比較分析了關于這一理論問題中存在的四種矛盾，即二元性論、邊緣與非邊緣之爭、自然與人文之爭、歷史地理從屬于現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認為時至今日，對歷史地理學科性質的認識不應再囿于傳統觀念的束縛，不同學科出身的人從事這項工作正好說明歷史地理學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將歷史地理學重新定義為：它利用歷史學的方法而非歷史、利用地理學的方法而非地理，與歷史、地理相關而非介于其間或邊緣，它是一門關于有史以來自然與人文地理現象兼包并蓄的獨立的綜合性學科。這個觀點正確與否有待于學術界的檢驗，但這種勇于探索、對傳統觀點提出挑戰的精神則是值得提倡的。

龔勝生《歷史醫學地理學芻議》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4輯)一文，提出了創建歷史醫學地理學的設想。他認為：歷史醫學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人類疾病、健康與地理環境相互作用關系及其空間分布變遷規律的新興學科；這門學科不僅對地理學、歷史學、災害學等學科理論體系完善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地方病防治、人口優生優育、中藥資源開發與保護、環境變化、健康預警等具有現實指導意義；其主要研究領域有歷史疾病地理、歷史健康地理、歷史藥物地理、歷史災害醫學地理、歷史醫學地理學史、歷史醫學文化地理、歷史環境醫學地理、歷史軍事醫學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歷史文獻分析、野外實地考察、醫學地理制圖等。

二 歷史時期河流海岸研究新見迭出

本年度長江中游發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災害，那么發生洪災的歷史原因又是什么呢?鄒逸麟《關于加強對人地關系歷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報》1998年11月6日）指出：這場洪水向我們敲響了環境失衡的警鐘，認為歷史上人與水爭地、與林爭地，將大量荒山湖蕩開辟為萬頃良田，是以犧牲環境平衡為代價的；因此他呼吁：“現在應該靜下心來，實事求是地研究迄今為止的我國全部人地關系發展的歷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藍勇也在《光明日報》撰文（見1998年9月25日《歷史上長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一文）探討長江水災的根源，認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來長江上游地區的水土流失不僅影響了上游的生態環境，還加重了長江中下游的洪澇災害，上游含沙量急增，促使中游河道日漸淤升，形成懸河，同時上游涵養水源功能削弱，使上游洪水無所阻礙，洪峰增大，造成中游堤防危急。文章特別強調：“在實施可持續發展的今天，最大限度地加強長江上游水土保持，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劉沛林《歷史上人類活動對長江流域水災的影響》（《北京大學學報》第6期）認為：長江流域水災頻率的增強，基本上是與歷史上地區開發的進程同步的，指出：“過度的墾荒引起嚴重的生態失控，進而導致水土流失，河湖淤塞、加上圍湖造田，最終成為引發和加劇流域洪澇災害的直接原因。”關于長江的研究，中國社科院重點課題《長江三峽歷史地理研究》已通過專家鑒定，不久將公開出版。

黃河在東漢以后長期安流800余年，這是譚其驤等老一輩歷史地理學家的著名觀點。《地理學報》第5期上有趙淑貞、任伯平《關于黃河東漢以后長期安流問題的再探討》一文，對這一觀點提出商榷，認為決溢次數的多寡并不能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對歷史上森林、草原恢復的能力也不能估計過高，認為東漢以后黃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缺失，均是導致“安流”局面的因素。

本年度松花江、嫩江流域也發生了特大洪澇災害，而關于松花江源頭的說法，歷史上至少有南源(第二松花江)說、北源(嫩江)說和南北二源并存說，這極不利于全流域防洪體系的完善和協調。謝永剛《關于松花江河源問題及其主流認定過程的歷史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4輯）一文，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論述了松花江各河段名稱的演變和對源頭認定的變遷，指出隋唐及其以前嫩江與松花江干流同名難水、難河，江源認定為北源；遼、金時才轉為南源說，并一直承續下來；但無論從河流長度、流域面積還是年徑流量來說，嫩江應是松花江正源。松花江長度為2309公里，應為我國第三大河。

一般認為，黃浦江水系的吳淞江下游及入海口在明代有過一次人為的擺動。傅林祥《吳淞江下游演變新解》（《學術月刊》第8期）一文全面考察了這一演變過程，認為這是自然演變的結果，并不存在明初的人工改道，明代數次治江只是確認了這個自然發展的結果而已。上海地區和萊州灣歷史海岸變遷研究本年度有顯著進展。張修桂《上海地區成陸過程研究中的幾個關鍵問題》（《歷史地理》第14輯）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傳統認為是唐代海岸線的下沙沙帶海岸，他認為不遲于東晉初年時業已形成；下沙捍海塘的位置也不在南匯下沙鎮，而是今浦東里護塘故址；里護塘始筑年代也并非傳統認為的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而是北宋皇祐年間吳及所筑，對舊捍海塘位置與年代的爭鳴也作了結論，并在此基礎上對上海地區成陸過程作了重新概括。王守春《公元初年渤海灣和萊州灣的大海侵》（《地理學報》第5期）根據西漢時期在萊州灣沿岸濱海地帶設置的諸縣在東漢時被廢棄、東漢時渤海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區諸郡國的縣均人口居全國之首、以及《水經注》中記載的有關事實，揭示和論證了西漢末年不僅在渤海灣，同時也在萊州灣發生的一次大海侵，認為此次海侵持續時間至少在一個半世紀以上，海侵影響范圍有可能達到4米等高線甚至更高。

三 自然環境變遷研究繼續受到重視

人類只有一個家園，如何保護地球的生態環境已是一個世界性的共同話題。

鄒逸麟《我國古代的環境意識與環境行為》（刊《慶祝楊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論文集》）以先秦、西漢時期為例，探討了我國古代的環境意識、產生這種意識的歷史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環境行為及其后果，認為古代人民的環境意識是很強的，反映了我國自然資源并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很多地方環境還十分脆弱。李并成《河西走廊漢唐古綠洲沙漠化的調查研究》（載《地理學報》第2期），運用考古學、地理學的方法，實地調查了河西走廊民勤西沙窩、古居延、古陽關等十片漢唐古綠洲沙漠化區域，揭示了它們的分布特點和形態結構特點，認為古綠洲沙漠化主要發生在漢代后期以后，最晚的延及明代中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為方面。王建革《馬政與明代華北平原的人地關系》（《中國農史》第1期）通過分析人、馬、地之間的關系，探討了明代華北平原農業系統內部生態關系的變化。高俊虎《三百年來承德地區地理環境演變趨勢初探》（《干旱區研究》第2期）認為自清朝以來，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承德地區地理環境演變的趨勢是干旱程度逐漸加強，水土流失、植被減少趨勢明顯。

今天對歷史上環境惡化過程的研究，并不是一味責備古人，而是了解環境惡化的內在原因，根據今天科技水平去改造和保護我們的環境，為子孫后代留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環境。

四 歷代疆域與政區研究仍是歷史地理研究的強項

周振鶴《中國歷代行政區劃與自然地理區劃的關系》（刊《慶祝楊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論文集》），運用政治地理學的一般原則，對從秦到清的最高一級行政區劃、統縣政區與自然地理區劃的關系作了深入探討，發現秦時兩者相符，漢代脫節，隋唐契合，宋代漸離，元朝完全背離，明清漸合，經歷了循環往復，并且詳細探討了形成這一過程的原因，認為“如何使行政區劃與自然地理環境相一致，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如何求得天時、地利與人和的配合，以創造農業發展的最佳背景，這就是秦代隋唐政區與自然地理區域契合的原因；但是，當政治需要超過經濟動機的時候，政區的地理背景就被忽視了，造成元代行省與自然環境的背離”。按照西方科學發展模式，應先有政治地理，而后才有歷史政治地理的研究，但是中國現代地理學中的政治地理分支很薄弱，所以作者的中國歷史政治地理研究在理論上是超前的。周振鶴著《中華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一書則代表了目前歷史政治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1997年3月，中央決定設立重慶直轄市。從歷代政區發展規律的角度來衡量設立重慶直轄市合理與否，學術界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王元林《重慶直轄市建置溯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1輯）從自然條件、政區溯源、川東盆西經濟差異、巴蜀文化差異四點因素論證了它的合理性。靳潤成《從城鎮分割到城市自治》（《天津師大學報》第4期）從考察城市型政區逐漸形成的過程入手，認為本世紀初以來城市型政區從無到有、從簡單到復雜的發展是城市近代化的必然產物，是城市得到健康、完善發展的標志，依此規律來衡量我國現行城鎮管理體制最突出的缺點是城市型政區的地域化；而重慶設立直轄市后包括八萬多平方公里面積，三千多萬人口中三分之二是農業人口，是典型的城市型政區地域化，因此他寫道：“重慶號稱中國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一個直轄市，其實更確切的說法應當是一個省”，認為“單純采用提高城市行政地位、擴大行政轄區的辦法，不一定是最佳的選擇”。

以往研究政區都注重縣級及其以上的政區，傅林祥《清代的次縣級政權與轄區》（刊《東北亞歷史地理研究》）則選擇清代介于縣與鄉之間的巡檢司和分防縣丞廳這些次縣級政區為研究對象，探討了它們的轄區、分布、職能和作用，認為總體上呈東部南部地區密、西部北部地區疏的狀態。次縣級政區研究是個薄弱環節，今后學術界應加強研究。

歷代疆域的研究方面，朱玲玲《夏代的疆域》（《史學月刊》第4期）用文獻記載與考古材料相結合的方法，揭示出古籍記載中的夏代疆域和考古學上的夏文化及其分布，證明兩者分布地域正相吻合，從而加深了對中國文明起源、早期國家形態的認識。鈕仲勛《元代“四海測驗”中“南海”觀測站地理位置考辨》（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2期）逐一檢討了廣州說、林邑說、黃巖島說和西沙群島說立論的史料依據，認為前二說不值一駁；黃巖島位置與史書記載比較接近，但據C14測定該島年齡為470±95年，也就是說700多年前黃巖島尚未露出水面，因而郭守敬不可能到該島測量，所以作者認為西沙群島說較其它諸說為可取。

歷代疆域研究中認為“越古越好”、“越大越有利”的觀點，本年度有所抬頭。《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第5期上有《西藏載入中國版圖始見于〈夏書·禹貢〉》一文，主要根據樊綽、康熙帝、劉逢祿三人文辭這三條晚出的、非原始性的所謂“證據”，把“危”字硬等同于“衛”字，認為《禹貢》中的三危是指三個人口較為密集的中心地區，因而將三危比定為衛、藏、康三地，并以此為出發點推定《禹貢》梁州的黑水為今西藏的那曲(在藏語里“那”是黑、“曲”是河的意思)，從而認為早在四千年之前西藏地方已載入中國版圖。的確，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圣領土，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古”到什么時候? 應該實事求是地研究，并非越古越好，更不能違背歷史常理將“古”無限地往上延伸。事實上，該文置一系列《禹貢》研究成果于不顧，不要說對學術界關于《禹貢》成書年代的不同說法一無所知，就連對顧頡剛的《禹貢》撰成于戰國時期這一著名觀點也不了解，而只是說：“《禹貢》所書之事在大禹之時，迄今已逾4000余年”!可見作者對《禹貢》的認識還停留在七十多年前禹貢學會創辦之前的水平上。

五 歷史軍事地理研究進展顯著

陳可畏《楚漢戰爭的垓下究竟在今何處?》（《中國史研究》第2期）否定了垓下在今安徽靈壁縣東南的傳統說法，指出在今河南鹿邑縣東之說也不能成立，認為垓下是一個地區名稱而非聚落名，提出垓下在陳縣北部即今河南淮陽縣的新觀點。

辛德勇《巨鹿之戰地理新解》（《歷史地理》第14輯）重新審視了有關秦末巨鹿之戰的一些地理問題，對幾個關鍵性軍事地點的方位提出了與以往不同的看法，如將項羽北上救趙所經過的“安陽”推定在巨野澤以東、無鹽的南側或西南側(傳統認為即今河南安陽市)，項羽北渡黃河的地點應是平原津(而非傳統認為的白馬津)，把章邯駐軍的棘原擬定在東臨黃河、北近洹水同時也在漳河之南的位置(傳統認為在今河北巨鹿縣城南七里)，認為《史記·項羽本紀》中的“汙水”可能為“洹水”之訛等等，從而對整個戰役進程進行了重新解釋。

李萬生《河南之地與三國之爭——以侯景叛東魏為中心的考察》（《中國史研究》第3期），詳細分析了公元547年侯景叛東魏所引起的東魏、西魏、梁共同爭奪河南的軍事形勢及結果，探討了東魏最終保有河南的三點原因，即梁軍缺乏戰斗力、西魏和梁沒有形成軍事同盟、東魏的經濟政治軍事狀況都較好。

胡阿祥《東晉南朝地方州鎮略說》（《東北亞歷史地理研究》）逐一論述了這一時期荊、揚、雍、江、豫、郢、梁、益等州鎮的軍事實力及其政治地位，認為這不僅是理解東晉南朝內部斗爭的一個關鍵，也是影響這些朝代疆域變遷的重要因素。

關于戰國齊、魏馬陵之戰戰場的今地，向有元城(今河北大名)、鄄城(今山東莘縣大張鄉)二說，近年又有山東郯城馬陵山的新說。徐鴻修等《馬陵戰址“新說”商榷》（《山東大學學報》第4期）認為，在沒有更強的證據足以推翻傳統說法以前，馬陵戰址還是以定在莘縣大張鄉為好，并且嚴正指出：“山東郯城縣馬陵之戰研究課題組在堅持和發展《沂州志》誤說時所表現的主觀片面性和任意添改古書等不正之風，在近年的學術討論中是罕見的!”

六 歷史文化地理研究向縱深發展

古代文化地理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義的課題，近年來逐漸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本年度的成果顯示出這一領域有向斷代和區域縱深發展的趨勢。

王子今著《秦漢區域文化研究》以論述秦漢時期的基本文化區及其文化風貌為重點，分別討論了秦漢時期12個文化區的人文社會面貌和民俗文化構成，分析了當時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義的區域文化的特征，著重探討了秦漢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區域文化傳統基因(如鄉土意識、文化節奏、儒風流布、人口流動等)，還對秦漢時期最高統治集團的區域文化觀和區域文化政策進行了認真的歷史總結，“作者對秦漢區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諸多獨到的見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創見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斷代文化地理研究的專著。

藍勇所著《西南歷史文化地理》，篇幅多達90萬字，共分十三章，以西南地區四川(當時含重慶)、云南、貴州三省為研究對象，探討了歷史時期這一地區的人種與民族、漢族移民與文化嬗變、教育、學術、信仰、喪葬、藝文、飲食、服飾、民居、交通等各種文化要求的地理分布及其動態變遷狀況，最后一章劃分了西南歷史文化地理的綜合文化區，并且深入探討了政區沿革、方言、風俗、地理環境、居民氣質性格特征與綜合文化區劃的關系，堪稱是一部厚重的歷史區域文化地理研究專著；此前，學術界對西南歷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一直較為薄弱，“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考古、教育、學術、信仰、藝術、方言等文化因素上，且對這些因素在歷史時期的空間變化上著力并不多；而對大文化因素中的人種、飲食、服飾、居室、交通等空間變化研究就更是十分薄弱了，本書便有意識在這些方面下了更多一些功夫”(作者后記)。

關于唐代宦官的來源地，傳統認為是嶺南、閩地。杜文玉《唐代宦官的籍貫分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1輯）詳細統計了迄今有籍貫可考的唐代宦官籍貫分布狀況，認為北方籍宦官遠比南方籍要多(比例分別為81%和19%)，而僅關內一道宦官即占總數的一半以上(52%)，傳統說法并不符合歷史事實；不過，南方籍的上層宦官在總數中的比例較北方籍為高，加上朝中專權的宦官多系南方籍，因而憑直覺很容易形成宦官中以閩、嶺人居多的錯誤印象。

七 歷史城市地理研究勢頭良好

歷史城市地理是歷史地理領域中的熱門，以往的研究成果蔚為大觀，馬正林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礎上，編著了《中國城市歷史地理》一書，主要概述了城市的起源、城址選擇、城市類型、城墻、形狀、規模、平面布局、水源、園林、規劃等具體內容，并且探討了歷史城市地理學的對象和任務，“此書的出版，標志著城市歷史地理這門學科的成熟”（陳橋驛序）。

這一領域的專題論文也頗有深度。韓光輝《〈徐霞客游記〉桂林城市復原研究》（《歷史地理》第14輯）揭示了明代桂林城作為省會、府治、縣治三位一體行政中心的復合城市的平面布局、建筑設施及其職能與內外交通等問題。他的另一篇論文《中國古代都城戶口規模研究的方法與實踐》（《中國史研究》第4期）是作者多年從事歷史城市與人口地理研究的經驗總結，他認為：在中國古代都城市政建置或相當于這種建制的機構出現之后，都城城市戶口即由都城自身的行政機構及其所屬社會治安機構管理與統計，而不是傳統認為的屬于附郭之京縣；探討古代都城戶口規模及其演變，必須從研究各朝代都城戶口的戶籍制度及其戶籍構成入手；研究古代都城行政管理體制和居民管理系統成為探索各時期都城戶口規模的重要方法，而完備的社會治安組織同樣為探索有關時期都城戶口規模提供了重要資料；結合政治歷史背景和社會經濟狀況進行都城戶口規模演變過程的分析，還可以進一步驗證不同時期都城戶口規模的可信程度。杜瑜《閩粵間對外窗口》（《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著重論述了明清時期漳州、廈門、潮州、汕頭、南澳島港口發展的地理條件，分析了這些港口城市的經濟腹地、海外走私貿易及其發展的局限性，認為客觀條件限制了它們，使它們難以發展成象廣州、泉州那樣的對外貿易門戶，只能是地方港、中轉港，僅僅起到對外窗口的對作用。

八 歷史地理典籍與學術史研究成果豐碩

本年度這方面專著有李勇先著《輿地紀勝研究》，深入研究了作者王象之的家世與生平，《輿地紀勝》的成書與流傳、在編纂方法上的特點、在校勘與輯佚上的價值、與《方輿勝覽》的關系等，并對今本《輿地紀勝》作了輯補(共輯佚文900條)。

本年度這方面有近20篇專題論文，主要集中在對《山海經》、《水經注》、《元和郡縣志》、《徐霞客游記》、正史《地理志》的研究上。朱玲玲《從郭璞〈山海經圖贊〉說山海經圖的性質》（《中國史研究》第3期）把263首郭璞《山海經圖贊》的贊文分為八類，詳細分析了每類所贊之圖的性質，結果認為均非地圖，而是一些動植物神怪之類的繪畫，從而否定了《山海經圖》系指地圖的說法。姜福武《盛弘之〈荊州記〉校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4、5合期）校出曹元忠、陳毅、王謨三種輯本20條24處錯訛。王守春《〈水經注〉中〈注〉否〈經〉之考釋》（《歷史地理》第14輯）對30處注文否定經文情況作了詳細的考釋。華林甫《論〈水經注〉的地名學貢獻》（《地理研究》第2期）對《水經注》的地名學貢獻作了重新評價。汪前進《現存最完整的一部唐代地理全圖數據集》（《自然科學史研究》第3期）全面分析了《元和郡縣志》中的四至八到，發現其中的方向和里程數據是用來繪制地圖的，認為整套數據是現在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圖數據集，其繪圖方法是極坐標投影法。孫繼民《敦煌所出伯希和文書4648號的寫作年代及其研究歷史交通地理的資料價值》（《歷史地理》第14輯），縝密地考證出該文書寫成于后唐長興三年三月至十一月之間。李孝聰《〈宋史·河渠志〉考證札記》（載《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對該志的刊誤、史實進行了翔實的考證，對宋代黃河變遷的歷史地理進行了探索。胡阿祥《〈徐霞客游記〉中的地名記述與研究》（《南京大學學報》第4期）對本論題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吳必虎《徐霞客的生命路徑及其區域景觀多樣性背景》（《北京大學學報》第3期）運用時間地理學中的生命路徑(lifepath)理論研究了徐霞客旅程的時空背景，頗有新意。

在這一領域，徐規《〈宋史·地理志〉補正》（《歷史地理》第14輯）、馮永謙《〈遼史·地理志〉考補》（《北方文物》第3期）二文堪稱傳世佳作。前者積數十年治宋史之功，補《宋志》之缺漏、正《宋志》之訛誤，共得107處(內6處系譚其驤先已指出、實得101處)，誠為不刊之論；同時指出《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六冊據《宋志》繪出成都府路的“江原”系“江源”之誤。后者根據文獻資料，結合多年來的考古調查與研究，補充了《遼志》失載的中京道10州1軍、南京道1軍、西京道3州1軍，以及隸屬關系不詳的20州、4軍名稱、政區沿革及其治所狀況。

學術界對羅馬天主教傳教士馬國賢(MatteoRipa)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貢獻注意不多，李孝聰《馬國賢與銅版康熙〈皇輿全覽圖〉的印制》（臺灣《東吳歷史學報》第4期）一文根據作者在意大利拿波里的調查，介紹了馬國賢制印銅版康熙《皇輿全覽圖》的經過、目前收藏在意大利的康熙《皇輿全覽圖》兩種銅版印本與馬國賢在拿波里創辦中國學院有關的中文地圖，以及早期中文地圖在歐洲的傳播與影響，進而指出：是馬國賢把歐洲人用硝酸腐蝕銅版法印制地圖的技術介紹給中國人，印制出銅版中國全圖，并帶回歐洲，才孕育出歐洲人新刻制的、更加準確的東方地圖。

關于學術史研究，周汝英《中國古代地理方位標志法探索》（《史學月刊》第3期）將古代標志法區分為五行、八卦兩種體系。姜道章《論傳統中國地圖學的特征》（《自然科學史研究》第3期）從與歐洲地圖相比較的角度出發，歸納總結了傳統中國地圖學的十大特征，即：以天圓地方為基礎，計里畫方的應用，詳于畫水而略于畫山，地圖上表示繪圖者的思想概念，方向以使用者為中心的地圖定位，行政區劃變遷地圖為歷史地圖的主流，地圖繪制是政府行為而非私人企業，地圖上有許多文學注記，手稿地圖占極重要的地位，用高度象形圖畫式符號表示山和建筑物。

綜上所述，本年度的歷史地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績，從解決實際問題出發、與現實緊密結合是一個突出的特點；同時也應當指出，學風問題應當引起各個方面的普遍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