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國歷史地理學共發表論文200余篇，出版專著與論文集近十部?，F就主要論文略加評述。對于專著與論文集，僅就所見，列舉書名，學者自可參考。

本年度出版的專著與論文集有錢穆著《古史地理論叢》(三聯書店)，童書業著《童書業歷史地理論集》(中華書局)，侯甬堅著《歷史地理學探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任放著《明清長江中游市鎮經濟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毛曦著《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地理》(陜西人民出版社)，任偉著《西周封國考疑》(社科文獻出版社)，古籍整理有譚其驤、王文楚、朱惠榮點?！墩赜蛑尽?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歷史地理綜合研究

葛全勝等《21世紀中國歷史地理學發展的思考》(《地理研究》第3期)在回顧中國歷史地理學近50年來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礎上，結合地理科學的發展趨勢，提出了新世紀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應以收集、發掘人類文明演進的地理證據，分析歷史上人地交互作用的時空特征為核心，以探尋人類適應環境變化模式的歷史證據為目標，以文獻分析、野外調查、考古發掘等傳統方法與現代實驗技術、空間信息技術的集成為手段，以編制5000年來華夏故土嬗變與文明演進的歷史圖譜為主要平臺的發展新思路。李久昌《對中國歷史地理學淵源問題的再認識》(《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1輯，以下簡稱《論叢》)通過對中國古代地理學體系概念、學科關系及其著述特點的考察分析，認為中國古代地理學自形成以來便存在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兩大系統，并逐步孕育形成了歷史人文地理和歷史自然地理。周振鶴《中國歷史上兩種基本政治地理格局的分析》(《歷史地理》第20輯)認為中國歷史上政治地理格局的變化雖然極為紛繁復雜，但有兩種類型的政治地理格局始終貫穿于兩千年的王朝變遷之中，一是體現了邊疆區與內地的關系，另一是體現了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對立態勢。吳宏岐、王洪瑞《歷史社會地理學的若干理論問題》(《陜西師大學報》第3期)認為歷史社會地理學是歷史地理學的一門重要分支學科，它的研究對象是歷史時期的社會，包括各種社會集團的區域分布、形成過程、空間結構、行為特征、心理差別、社會問題及其時空演變系統。研究內容應為歷史時期的社區研究、不同區域人群興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區域人群的空間結構及其時空演變規律、不同區域人群的社會行為和歷史時期社會問題的空間研究。此外，還可參看李曉杰《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秦漢歷史地理研究評述》(《歷史地理》第20輯)。

二、歷史自然地理研究

生態環境變遷研究。郭立新《長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自然環境變遷研究》(《論叢》第2輯)一文對長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四個重要發展階段的生態環境狀況，以及社會文化發生重大轉變背后所包含的生態環境變遷的因素進行了論述。艾沖《論毛烏素沙漠形成與唐代六胡州土地利用的關系》(《陜西師大學報》第3期)認為毛烏素沙漠的歷史變遷大致可分為唐代后期、宋元明時期、明末迄今三個階段。各地沙漠的形成時間各不相同。初期“毛烏素沙漠”大體形成于唐代開元天寶年間的宥州故地，成因并非一般所謂過度的農業墾殖活動，而是自唐代貞觀四年迄天寶年問長而過度的駐牧型畜牧經濟活動破壞了天然草原生態系統所引致的后果。王守春《<遼史>“平地松林”考》(《歷史地理》第20輯)認為《遼史》中所記載的“平地松林”是一個地域范圍非常明確的自然地理單元，其范圍可能會比今天的克什克騰旗西北部的沙地云杉林自然保護區稍大一些，因此，歷史上西遼河上游地區沙漠化范圍不象有的研究者所認為的那樣大。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區地方官員的環境意識——對清代陜甘兩省地方志的考察》(《論叢》第1輯)一文認為，清代我國西北地區環境遭到較大的破壞，當時的地方官員對當地出現的環境問題普遍沒有認識。趙珍《清代西北地區的人地矛盾與生態變遷》(《社會科學戰線》第5期)認為清初西北地區人口有所增長，到后來競呈幾何級數倍增，與當地原本就十分脆弱且相對有限的土地生態資源承載力發生了巨大的沖突，破壞了西北地區人地關系的和諧，導致這里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加快。楊煜達《清代中期(公元1726—1855年)滇東北的銅業開發與環境變遷》(《中國史研究》第3期)認為在這130年間，銅業生產直接導致該地的森林覆蓋率下降了20個百分點，銅業開發還帶動了山區開發等一系列活動，使滇東北從此成為云南人口密集、環境破壞和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地區，也成為長江上游輸沙量的主要來源地。顏廷真、韓光輝《清代以來西遼河流域人地關系的演變》(《論叢》第1輯)對清代以來300余年間西遼河流域的行政格局、人口、土地利用、動植物等人地關系要素的變化進行考察，探討了該流域環境變遷的原因。另有王子今《<南都賦>自然生態史料研究》(《論叢》第3輯)。

氣候研究。趙治樂《關于古代氣候研究的幾點思考——以<黃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葉的氣候冷暖狀況>為例》(《論叢》第2輯)主要針對滿志敏《黃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葉的氣候冷暖狀況》一文，在材料的選擇、史料的解讀、史料運用、理論的運用等幾個方面，對氣候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批評。滿志敏《關于歷史氣候研究的問題答趙治樂先生》(《論叢》第3輯)針對趙文的批評，主要從材料的選擇、史料的解讀兩個方面作了回答。楊煜達、鄭景云《清代(1711—1911)云南雨季早晚與夏季風演變研究——資料與方法》(《歷史地理》第20輯)利用現代云南雨季開始期的研究成果，系統分析包含豐富天氣信息的故宮清代檔案，以及方志等其他文獻的記載，希望總結出一套科學可行的復原方法，以利于進一步的復原與研究。

自然災害研究。李輝《試論兩漢時期自然災害的主要特點》(《社會科學戰線》第4期)認為兩漢是中國歷史上自然災害頻發時期，災害以水災、旱災、地震為主，以今河南、陜西、山東、甘肅、安徽、山西、河北為高發區，具有多發性、群發性、間隔性、不規則周期性等顯著特點。施和金《江蘇歷史氣候變遷及其與農業災害關系研究》(《歷史地理》第20輯)通過方志資料對清朝建立(1644年)以來江蘇省氣候變遷進行觀察與分析，探討了其水旱等災害發生和發展的原因和規律，并研究其與農業災害形成的內在聯系，以期為農業的防災減災提供預防決策依據。

河流湖港研究。漆子揚《<禹貢>古桓水水系考釋》(《論叢》第2輯)以親身勘訪獲取的第一手資料為基礎，結合文獻資料，基本厘清了歷代關于桓水、白水、羌水、西漢水等水道文字的種種糾葛和有關舛誤。王雙懷《五千年來中國西部水環境的變遷》(《陜西師大學報》第5期)認為，五千年來中國西部水環境呈現出逐漸惡化的趨勢。氣候振蕩、濫墾濫伐和不合理的開發是導致西部水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魯西奇《漢水中游古代堤防考》(《歷史地理》第20輯)考述了歷史時期漢水中游堤防的修筑過程及其具體位置，并對堤防修筑與河道變遷的關系加以論述。認為自漢代開始，漢水中游的個別河段即開始修筑堤防，至明清時期，逐步形成了較為系統的堤防體系。尹鈞科《永定河下游的地面淤積》(《歷史地理》第20輯)對永定河下游的地面淤積狀況進行了考論，并通過實地考察，結合文獻考古資料，列舉實例，對明清以來永定河下游的淤積速度進行了測算。王尚義、任世芳《唐至北宋黃河下游水患加劇的人文背景分析》(《地理研究》第3期)分析了唐、五代至北宋510年的黃河下游水患發展過程，認為唐初水患較輕，但以后逐步加劇，至晚唐已相當嚴重，五代、北宋則幾乎年年決溢，且災情較前代嚴重。而黨項等游牧民族在鄂爾多斯及黃土高原北部的傳統放牧活動，是土壤沙漠化和下游水患加劇的根本原因。鄒逸麟《明代治理黃河思想的變遷及其背景——讀明代三部治河書的體會》(《陜西師大學報》第5期)認為明代是黃河多患時期，如以16世紀為界，可分為前后兩期，前期河患多在河南境內，后期河患多發生在山東、江蘇境內，故前后期治河思想和措施也有所不同。這種不同是由明代治河的保運、護陵目的所決定的。從明代劉天和《問水集》、萬恭《治水筌蹄》、潘季馴《河防一覽》三部治河書中可以看出治理黃運思想在治水防洪、治河通運——河運合一、以河治河——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方面的變化，是我國治黃史上治河思想的轉折時期。張建民、魯西奇《長江中游地區人地關系的歷史演變及其特點》(《光明日報》9月21日)分三個歷史階段對長江中游地區人地關系的歷史演變進行了考察，認為人口變動、資源利用方式的演進、河湖與植被變化、自然災害加劇是本區人地關系及其演變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并總結了這些要素演變的歷史教訓。張莉、李有利《近300年來新疆瑪納斯湖變遷研究》(《論叢》第4輯)一文運用歷史地理逆向推演法，由今及古逐步確定不同時代瑪納斯湖的位置及其入湖水系的變遷過程，并且對不同歷史時期區域自然因素與人文因素對瑪納斯湖流域水文變遷的影響進行了分析。張祖陸等《山東小清河流域湖泊的環境變遷》(《古地理學報》第2期)對小清河流域湖泊消失的原因進行了探討，認為在氣候變干的大背景下，湖泊消失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黃河泛濫所造成的小清河流域的泥沙淤積。二是疏浚河道、圍湖造田、過度利用水資源等人類活動的影響。王列輝《近代寧波港腹地變遷的機制探析》(《歷史地理》第20輯)認為近代隨著上海港的迅速崛起和溫州、杭州的開埠，寧波港的腹地日漸縮小。影響寧波港口腹地變遷的機制可以歸納為港口的區位條件、相鄰港口的競爭、港口的掛靠率、商業習慣、金融制度、稅收制度等。

動植物研究。程遂營《北宋東京的木材和燃料供應——兼談中國古代都城的木材和燃料供應》(《社會科學戰線》第5期)認為北宋定都開封時期，都城人口超過漢唐，而附近卻沒有森林，東京的木材供應仍依賴于隋唐以來就在不斷利用的西部山地，因而延續了那里森林資源的破壞局面。但隨著煤炭的大量開采和使用，北宋中后期，東京居民和部分手工業作坊開始把煤炭作為主要的燃料來源，這標志著我國燃料應用的一大進步。任泉香、侯甬堅《清至民國隴東森林分布的變遷及林業發展概況》(《論叢》第2輯)主要利用方志文獻，力圖恢復清代至民國時期隴東地區森林分布和覆蓋狀況，反映這一時期該地區森林分布面積和分布空間的變化，并探求其變化的內在原因。曹志紅《唐宋時期黃土高原的獸類與生態環境初步探討》(《歷史地理》第20輯)就歷史文獻記載所見唐宋時期黃土高原地區的獸類狀況及其所反映的生態環境進行了初步探討。

三、歷史人文地理研究

政區地理研究。何琳儀《楚郡丹陽地望新證》(《文史》第2輯)通過對出土文獻的考察，認為在有關“丹陽”地望的眾說中，“丹淅”說的分支“均州”說可能性最大。王煥林《里耶秦簡釋地》(《社會科學戰線》第3期)依據考古資料，對從未見諸文獻記載的“洞庭郡”進行了考證，并確定了該郡的郡治在今湖南常德。進而還討論了秦簡中“銷”與“蒼梧郡”的地理位置。葉永新《項羽所立西魏國封域考辨》(《論叢》第3輯)認為西魏國的封域應為河東、太原和上黨三郡。陳致遠《西漢武陵郡治地望考》(《論叢》第2輯)根據考古和文獻資料考辨，認為西漢一代武陵郡應在索縣，只是新莽時期曾遷治義陵。趙紅梅《真番郡考疑》(《社會科學戰線》第6期)運用比較史學的方法，將“真番郡”與“古朝鮮”、“高句麗”相比較，梳理真番歷史變遷的脈絡，對南北兩說作進一步考釋，將武帝所置真番郡比定為今朝鮮半島黃海南、北道及京畿道的一部分。曾新《南越國建置演化之考析》(《歷史地理》第20輯)一文對南越國建置體系演變的由來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并對蒼梧地區的建置及海南島的轄屬問題作了詳細的考證。胡阿祥《陳朝疆域變遷與政區建置考論》(《南京曉莊學院學報》第1期)對陳朝疆域的變遷與政區設置進行了考述。艾沖《唐代靈、鹽、夏、宥四州邊界考》(《論叢》第1輯)依據歷史文獻、自然地理和文物考古資料，考述了唐代這四州間的邊界位置。郭聲波《唐代顗屬羈縻州及其部屬研究》(《歷史地理》第20輯)對唐代顗州都督府的建置沿革、部族分布、社會經濟發展以及交通格局與各州地望等進行了系統的論述。溫春來《行政成本、漢夷風俗與改土歸流——明代貴州貴陽府與新貴縣設置始末》通過對貴陽府與新貴縣設置過程的考察，試圖探討明王朝在南方少數民族地區拓展統治權力時所面臨的行政成本、文化隔膜等因素的制約問題。林涓《清代的巡撫及其轄區變遷》(《歷史地理》第20輯)以乾隆29年為準，上溯下行，逐一對各巡撫的分布、轄區及其變動作了詳細的考證。梁勇《再論北岳恒山地望及其歷史變遷——兼與王暢同志商榷》(《論叢》第2輯)通過文獻與實地考察結合的方法，深入考證了古恒山地望和恒山變遷的歷史真相。

經濟地理研究。陸建偉《秦漢時期浙江苕溪流域的開發》(《論叢》第2輯)從人口聚集、水利興修、次中心點的形成和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等幾方面入手，通過對秦漢時期苕溪流域開發的研究，揭示了次流域經濟圈在早期開發中的一般規律和特點。薛平拴《五代宋元時期古都長安商業的興衰演變》(《論叢》第1輯)認為五代宋元時期，長安商業的興衰演變大致劃分為四個時期，即唐末至北宋初的蕭條期，宋真宗以后至北宋末的恢復和發展期，金朝至元初的徘徊期，元初至元末的恢復和發展期，并對以上四個時期興衰狀況的原因作了進一步的分析。楊偉兵《元明清時期云南高原的農業墾殖及其土地利用問題》(《歷史地理》第20輯)考察了元明清三代對云貴高原歷史發展和環境變遷有著重要影響的農業墾殖、土地利用等活動，探討了包括人類活動和自然地理環境變化在內的能量交換系統演進情況。韓茂莉《遼金時期西遼河流域農業開發與人口容量》(《地理研究》第5期)指出，雖然遼中期以西拉木倫河流域為核心的上京地區與以老哈河流域為核心的遼中京地區人口已數額相近，但遼上京地區人口已接近或達到這一地區人口容量的臨界值，環境已不能滿足全部人口的生存需求，最終以人口遷出形式求得人口與資源的暫時平衡。而遼中京地區，由于資源環境較優，整體上人口與資源稟賦保持平衡，僅局部地區存在資源不能持續滿足人們生存需求的現象，在此背景下，人們以二次移民形式完成新一階段生存環境的選擇。田齡《明清時期太湖地區的蠶桑業發展及其原因》(《武漢大學學報》第3期)認為明清時期在全國蠶桑業普遍衰落的情況下，太湖地區的蠶桑業生產卻得到長足發展，成為當地農民的重要生產活動和經濟來源。其發展可分為兩個階段，18世紀前蠶桑業僅局限于太湖以南和蘇州府的部分地區，18世紀后擴大到太湖以北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巨大的經濟利益，國際國內不斷增長的需求及便利的地理位置是明清時期太湖地區蠶桑業生產蓬勃發展的原因。楊偉兵《清代黔東南地區農林經濟開發及其生態——生產結構分析》(《論叢》第1輯)以清代黔東南地區農林產業在經濟開發下的土地利用與植被變化為論述對象，對影響農林用地變化的社會經濟和生態結構因素進行了深入分析。李智君《歷史時期寧夏平原灌溉渠務經營的人地關系調適》(《歷史地理》第20輯)通過對歷史資料的爬梳，考察了寧夏平原古代渠務經營的人地關系調適措施，探討了我國西北干旱、半干旱環境下人地關系的歷史特點。

人口地理研究。安介生《歷史時期中國人口遷移若干規律的探討》(《地理研究》第5期)一文作者借鑒西方學者有關人口遷移理論研究的成功經驗，根據大量已有的移民實證研究成果，提出了歷史時期發生于中國境內移民運動五個方面的規律(法則)，即政治主導法則、人口密度及人口承載力決定移民法則、災荒與移民法則、民族遷移法則、移民與文化區特征法則。溫海清《元代慶元路口數考實——以鹽課與人口之關系為中心》(《中國史研究》第3輯)通過對元代《延祐四明志》所載鹽課額數的分析，結合元代在江浙實行“計口食鹽”的政策，以鹽課與人口的關系為切入點，推測出元代某一時點上慶元路的口數。

軍事地理研究。張修桂《赤壁古戰場地理研究》(《復旦學報》第3期)認為，“赤壁之戰”的整個過程，包括赤壁遭遇戰、烏林追逐戰和華容北竄三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戰場縱深三百余里。展開遭遇戰的赤壁，即今武漢市武昌西南的赤磯山。沿江追逐戰至烏林結束，其對岸的赤壁市赤壁山雖非初戰赤壁，但也是整個赤壁古戰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曹操逃竄的華容道，橫貫于今江漢平原的中部。黃州赤鼻山與“赤壁之戰”的赤壁當無關系。黃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鎮考》(《論叢》第2輯)對安史之亂后，西京長安西北所設立的抵御吐蕃、回紇、黨項的八道藩鎮的建鎮過程、軍事實力等作了考述。黃壽成《唐代河北地區神策行營城鎮考》(《論叢》第2輯)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探討了唐中央在穆宗長慶元年利用成德鎮內部出現分裂的時機，在河北地區的樂壽、博野二縣設立神策行營的問題。認為樂壽、博野兩縣地處數鎮接壤之處，因此控制了這兩個縣既可將中央的勢力安插進河北地區，又可成為防止河北各鎮勾結的障礙，并將此二縣作為對付王廷湊叛軍的前哨據點。程龍《論北宋西北堡寨的軍事功能》(《中國史研究》第1期)一文通過對堡寨守軍性質前后變化的論述，指出宋方堡寨的軍事功能是與西夏爭奪邊疆地區的人口和土地資源，以滿足宋軍的后勤補給需要。楊軍《試說北宋時期的雄州城》(《論叢》第3輯)一文分析了位于宋遼邊界要沖作為北宋北邊門戶的雄州城出現的歷史地理條件，論述了其在軍事、外交、經濟等方面所處的特殊地位及發揮的重要作用。辛德勇《述明代戍衛長城之南兵》(《中國史研究》第4期)主要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對明代隆慶初年戚繼光擔任薊鎮總兵后，陸續調集一些浙江士兵北上戍衛薊鎮長城這種“南兵北戍”的現象，進行了地理因素的分析。

社會文化地理研究。介永強《歷史宗教地理學芻議》(《陜西師大學報》第3期)認為，歷史宗教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宗教形成、傳播和發展的區域特征及其分布變遷規律的一門學科，是歷史文化地理學的分支學科。研究的主要內容有歷史時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傳播的途徑、宗教景觀的分布、宗教的區域特征，以及歷史時期地理環境與宗教發展的相互關系等。安介生《略論中國歷史民族地理學》(《歷史地理》第20輯)對歷史民族地理學的基本概念與科學性質、研究現狀、研究方法、研究的地域范圍與內容劃分、研究的基本資料等諸多問題提出了個人的初步認識與研究構想。朱智武《先秦墨學的區域性特色論述》(《論叢》第3輯)從歷史文化地理學的角度，對先秦墨學的區域性特色進行了探討。認為活動于各地的墨家后學由于受到當地社會風俗、文化背景、政治環境的影響，對墨子的思想均有不同程度的變革，從而使得墨學的區域性特點更趨鮮明，即楚墨行事“任俠”，秦墨“重法”，齊墨“好辯”。王雪玲《歷史時期陳留阮氏的遷移與分布》(《論叢》第2輯)從陳留阮氏的起源與早期分布、魏晉之際陳留阮氏郡望的形成、兩晉南北朝時期陳留阮氏的播遷、隋唐以后阮氏分布概況等方面論述了歷史時期陳留阮氏的遷移與分布狀況。李映輝《論唐代高僧游徙的空間分異》(《論叢》第2輯)一文通過詳細的統計數字和統計分析方法，探討了唐代高僧游徙的空間分布特征及其前后期的變遷。介永強《中古時期西北佛經譯經文化區域考論》(《論叢》第4輯)認為中古時期西北地區形成了西域、河西、關中三大譯經文化區域。王永平《論唐代山西的民間信仰》(《山西大學學報》第1期)認為，唐代山西的民間信仰頗為盛行，主要有對山岳、河流等自然神靈的崇拜，英雄人物的信仰，本地神靈的崇拜，以及巫鬼神靈的信仰等，并對這幾種信仰的表現形式進行了考察。張衛東《略論唐五代河南人才的地理分布》(《鄭州大學學報》第4期)認為唐五代時期河南地區是全國人才聚集地之一，其總體分布態勢是豫西、豫中及豫北地區涌現出較多的政治和文學藝術人才，豫東南、豫南地區涌現出較多的軍事人才，而豫西南地區各類人才都不十分突出。周曉薇《宋元明時期真武廟的地域分布中心及其歷史因素》(《論叢》第3輯)探討了宋元明時期崇祭真武的三大中心地區形成的原因及三朝崇奉真武的歷史因素。沈登苗《明代雙籍進士的分布、流向與明代移民史》(《歷史地理》第20輯)主要依據《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的資料，對明代雙籍進士(即籍貫登記中既有現籍，又有祖籍的進士)在各個朝代所占比例，以及地理分布與流向，雙籍進士與明代移民史的關系進行了探討，認為明代雙籍進士是明代文教政策和移民政策的產物。范金民《朝鮮人眼中的中國運河風情——以崔溥〈漂海錄〉為中心》(《歷史地理》第20輯)主要依據15世紀末朝鮮人崔溥所撰《漂海錄》，并結合其他相關的明代典籍，探討了崔溥所見的運河風情。認為崔《錄》為我們提供了當時人關于運河沿岸的經濟文化、社會生產、生活習俗、城鎮風情的珍貴資料。鄭威《試析明代宦官籍貫的分布與變化》(《論叢》第4輯)一文從多種史籍中統計了明代洪武至正德、嘉靖至崇禎這兩段時間宦官的籍貫，并比較分析了這兩個時期宦官籍貫分布的變化以及造成此種變化的原因。周雪香《明清時期閩西客家地區的經濟變遷與科舉事業》(《論叢》第4輯)對明清時期閩西客家地區經濟變遷對科舉事業的影響進行了探討。史紅帥《清代西安城會館的初步研究》(《歷史地理》第20輯)主要依據地方史志、碑刻與文史調查資料，對清代西安城的會館類型、數量、分布及其社會功能作了初步論述。

城鎮地理研究。徐日輝《秦早期都邑考》(《歷史地理》第20輯)主要依據考古資料，對秦文公四年(前762年)由甘肅東部進入關中，卜居“訄渭之會”以前的原來居地，即“秦”與“西犬丘”兩處都邑的具體區位進行了考述。賴瓊《漢長安城的市場布局與管理》(《陜西師大學報》第1期)認為漢長安城市場的布局與管理制度既有對先秦時期的承襲，同時又有因地因時的發展，其發展和創新是由時代特點和周圍地理條件決定的。張鳴華《東漢南宮考》(《中國史研究》第2期)針對學術界通行的北魏時期洛陽城市布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的觀點，認為東漢與北魏的都城布局基本上是一樣的，東漢的南宮實際上位于洛陽城北部，而且北魏也有南、北宮。所以北魏洛陽并不是一種新的都城布局。吳宏岐《關于大夏國都統萬城的城市形態與內容布局問題》(《論叢》第3輯)依據歷史文獻記載、考古發掘資料和實地考察，對十六國時期赫連勃勃大夏國都統萬城與奢延城、大城的關系，統萬城的城市形態，以及內部布局等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徐小玲、延軍平《統萬城的現代意義與價值研究》(《論叢》第3輯)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根據有關文獻資料，對統萬城的歷史文化內涵與價值、考古文物價值、建筑藝術價值、生態環境意義、科學研究價值、旅游意義與價值等問題作了系統的探討和研究。李令福《隋大興城的興建及其對原隰地形的利用》(《陜西師大學報》第1期)認為隋大興城對龍首原梁洼相間地形的利用沒有停留在空間規劃上，而是給它們賦予了文化內涵，在岡阜上各類建筑的布局運用了《周易》“六爻”理論，改造曲江為皇家禁苑芙蓉園時又引入了曲水流觴的人文傳統。李健超《隋唐長安城清明渠》(《論叢》第2輯)從歷史地理角度對隋唐長安城清明渠的流路、歷史功績、遺址現狀進行了探索。

[日]久保田和男著、郭萬平譯《北宋東京外城小考》(《歷史地理》第20輯)一文通過對神宗朝修建外城墻的分析，探討了宋人對于外城墻的認識。認為與元豐官制改革并行，始于熙寧末年的城郭工程，反映了神宗欲從根本上進行變革的意志，可以視為其一系列政治行動之一環。滿志敏《南宋皇城主要宮殿建筑考》(《歷史地理》第20輯)依據有關文獻，對南宋皇城的主要宮殿的名稱、建筑沿革、前后沿襲變化等進行了考述。張勁《樓鑰、范成大使金過開封城內路線考證——兼論北宋末年開封城內宮宛分布》(《論叢》第4輯)綜合各種史料分析，認為樓鑰、范成大將所經過的里城北墻的景龍門誤以為是封丘門，說明北宋末年興筑的艮丘是向東跨過舊封丘門內馬行街而到達城東墻的。北宋末年宋徽宗在開封城外所興建的各個宮苑的大體方位也因此可以得到確定。李令?！侗彼侮P中小城鎮的發展及其類型與分布》(《論叢》第4輯)從縣城經濟職能的加強、建制鎮的普遍興起及其數量發展方面論述了北宋關中小城鎮的興起與發展，并對其結構類型與布局特點及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雍際春、吳宏岐《宋金元時期隴西、青東黃土高原地區城鎮的發展》(《論叢》第4輯)認為宋金元時期是隴西、青東地區城鎮發展的重要階段，城鎮數量的劇烈變化主要在于縣以下的小城鎮，而縣及縣以上城鎮的變化相對穩定。在功能上形成綜合性區域中心城鎮、軍事性城鎮和商貿型城鎮三大類型。

鐘鐵軍《釋明代貴州之“州衛同城”》(《論叢》第1輯)認為從明代中期開始，貴州出現的“州衛同城”即衛所與府、州、縣治同治一城現象是與貴州當地的地理、政治、經濟環境分不開的，是明朝在貴州的統治逐漸穩定和深入的表現，標志著貴州至此真正成為同內地省分一樣的政局。王社教《明清時期太原城市的發展》(《陜西師大學報》第5期)認為明清時期太原城市區域的政治中心地位進一步突出，作為山西省的省會在這一時期得以確立。但與國內其他城市相比，發展速度緩慢，而且波動很大，經濟地位更趨下落。主要原因是：一、太原所在的山西中北部地區經濟發展整體來說比較落后。二、太原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利于其發揮經濟中心的功能。劉景純《從地方志資料看清代黃土高原地區市鎮及其相關的幾個問題》(《論叢》第4輯)利用地方志資料，對清代黃土高原地區市鎮的概念和內涵以及基本類型等方面的問題進行了探討。

葛劍雄《從歷史地理看西北城市化之路》(《歷史地理》第20輯)認為西北地區的自然環境在以往二千年間并沒有顯著的變化，因此，先民在此環境中開發的成功經驗同樣適合于當前。從歷史地理的角度看，在西北地區實行城市化既有其便利條件，也有利于自然環境的保護。王乃昂、程弘毅《武威城市歷史地理初步研究》(《歷史地理》第20輯)對從秦漢至明清各個階段武威城市的發展與變遷進行了論述，并針對武威城市發展的興衰變遷的原因，從自然和人文方面進行了探討。馬正林《從歷史上的西安咸陽政區劃分看兩市合并》(《陜西師大學報》第5輯)認為自秦孝公設置咸陽縣一直到1949年，大約經歷了2300年，西安、咸陽在同一個縣級或地級政區的管轄之下持續時間達1900年左右，而分屬兩個不同政區的管轄時間只有400年左右。從目前形勢和長遠利益看，都有必要把咸陽市劃歸西安市，從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

交通地理研究。高榮《秦漢郵驛交通建設與后勤管理》(《中山大學學報》第5期)認為秦漢時期，全國性交通干線的建筑多由國家統一組織，區域性道路橋梁及郵亭館舍的建造維修則由各地方政府承擔。根據過往者的身份及其所持“傳信”不同，各郵驛機構要為他們提供相應的食宿和車馬等便利條件。遍布各地的郵驛機構和嚴密完善的管理制度保證了全國郵驛系統的有效運轉。何德章《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水路交通的拓展》(《武漢大學學報》第2期)認為分裂動蕩的魏晉南北朝時代，政治軍事原因促使南北水路交通不斷拓展，從今杭州通往天津附近的水路交通隱隱形成，成為隋代大運河的基礎。彭文峰《唐代“五臺山進香道”補釋》(《論叢》第4輯)一文按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述的順序，對“五臺山進香道”在今河北境內正定縣至阜平縣之間的各點進行了考述。孫冬虎《宋使遼境經行道路的地理和地名學考察》(《論叢》第4輯)依據歷史文獻的記載，探討北宋使臣在遼國境內經行的交通路線，并運用地名調查資料尋找道路沿線地名定位的證據，以進一步明晰北京在宋遼時期交通線向北延伸的基本情形。王秀麗《元代江西行省的商業交通》(《論叢》第3輯)一文結合元代江西商業的發展與江右商人的活動，對元代江西行省的商業交通進行了考察。李之勤《金牛道北段線路的變遷與優化》(《論叢》第2輯)認為從漢晉、隋唐至明清，作為古代主要驛道，金牛道北段陜西寧強烈金壩至四川劍關間的線路，曾經幾次變遷，這一變遷既與當時政治軍事形勢、沿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有密切聯系，也是金牛道北段線路不斷優化的表現。

歷史地理文獻與歷史地理學家研究。石超藝《<水經·濁漳水注>錯簡與脫文考——兼說利用數字化地圖技術重繪<水經注圖>》(《歷史地理》第20輯)在重新繪制《水經·漳水注圖》時考辨了其中的一處錯簡與一處脫文。胡阿祥《<宋書>卷三十七<州郡三>獻疑》(《論叢》第3輯)、《<宋書>卷三十八<州郡四>獻疑》(《歷史地理》第20輯)、《中華本<宋書·州郡志>校點獻疑》(《文史》第2輯)、《<宋書·州郡志>考疑》(《學?！返?—4期)、《<宋書·州郡志>脫漏試補》(《安徽史學》第4期)數文對《宋志》本文之訛誤脫衍、疑難之處，以及中華書局本點校方面的問題提出數百條意見。張其凡、金強《<輿地紀勝·瓊州>正誤》(《文史》第1輯)對《輿地紀勝》卷124《瓊州》部分誤引《南海志》和其他錯誤進行了考辨，并從引用《南海志》同誤現象論述了《輿地紀勝》與《方輿勝覽》的關系。施和金《新舊<元史·地理志>補校考》(《文史》第3輯)一文校核其他典籍，對新舊《元史·地理志》中的錯誤提出了96條意見。朱圣鐘《<明史·地理志>所載土家族地區河流考釋》(《論叢》第3輯)通過文獻資料的比證分析，對《明史·地理志》中所載的土家族地區的黔江、清江、崝水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考訂糾謬校正。潘晟《誰的敘述：明代方志地圖繪制人員身份初考》(《論叢》第1輯)一文在考察現刊天一閣明代方志的基礎上，對明代方志地圖繪制者的身分作了初步探討，認為這一時期方志地圖的繪制者大致可以分為儒士、普通繪畫工匠和專業刻書匠。張忍順、葛云健、齊德利《徐霞客對丹霞地貌景觀的考察與貢獻》(《歷史地理》第20輯)對《徐霞客游記》中關于丹霞地貌記載的重要性及其科學貢獻進行了論述。巴兆祥、董艷《日本天皇“御覽”孤本崇禎(嘉興縣志)考述》(《歷史地理》第20輯)認為崇禎《嘉興縣志》始修于天啟四年，后經崇禎十年重新調整，編纂成書，約在乾嘉間流入日本。由于汲取了前人的修志經驗與教訓，因而有不少優點與創新處，體現了明代方志的發展與進步。是一部規模宏大、資料翔實、編纂規范和具有很高史料價值的縣志。另有華林甫《<嘉慶重修一統志>各統部的成書時間》(《歷史地理》第20輯)。施建雄《王鳴盛歷史地理學考證的通識——以州郡及其治所建置的動態考察為例》(《論叢》第3輯)一文分別從正史志記載建置沿革之規律性的探討，唐以前州、郡、國建置變遷的動態考察，漢唐之際州郡治所設置的深入辨析等三個方面，對清代乾嘉時期的著名史學家王鳴盛在歷史地理考證方面如何體現其通識的眼光進行了論述。文士員遺稿、文榕生整理《鄒氏地學與亞新地學社簡史》(《歷史地理》第20輯)介紹了湖南新化鄒氏家庭自清朝嘉慶(1796—1820)以來至1949年，七代二十余位研究地學的代表人物的事跡，以及他們與亞新地學社的關系。

歷史地名學研究。陳喜波、韓光輝《統萬城名稱考釋》(《論叢》第3輯)對“統萬城”名稱的蒙古語意進行了考釋，認為統萬即擁有萬國之意。陸韌《云南漢族移民與漢族姓氏地名初探》(《歷史地理》第20輯)試圖通過考察漢族姓氏地名在云南的出現、發展和演變，來透視漢族移民在云南的發展歷程及其對云南社會歷史的影響。認為云南漢族姓氏地名興起于明初大規模漢族軍事移民進入云南之后的明代中葉，發展于明代后期，普及于清代，并成為云南新增居民點和新開發地地名的重要命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