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的可說有三大學派：一派偏重從本身來探討經濟的，并重視典章制度的演變。一派偏重從經濟上來闡釋經濟的發展，有的力求作出計量。一派兼雇和文化思想變遷，可稱社會經濟史學派。同時，也必然對經濟史的理論和有不同觀點和見解。我以為這是一大好事。百家爭嗚才能促進學科的發展。如果只有一個觀點，用一個聲音講話，我們經濟史就要壽終正寢了。

歷 史

經濟史首先是[史]，是歷史研究的一個分支。

歷史研究(不是寫歷史)是研究過去的、我們還不認識或識不清楚的歷史實踐， 如果已認識清楚， 就不要去研究了。 因此，實證主義是不可須臾或離的治史方法。19 世紀末期以來反對實證主義的議論，都集中在歷史認識論上。我以為， 應當承認我們對歷史的認識有相對性(卡雨)、性(克羅齊)、思想主觀性(柯林伍德)， 但都可歸之于[認識還不清楚]， 需要再認識。歷史需要沒完沒了地認識， 否則歷史學者都可下崗了。

歷史學的首要任務是探求歷史真實，史料考證非常重要。50年代史學革命要打倒歷史主義，代之以[的史學]。結果出現了模式論、邏輯實證主義和包含目的論、決定論的歷史研究法，我看都不足取。

價值判斷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史學本來有實證分析(positive analysis)和規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兩種功能。作實證分析時要把所論事物或行為放在它產生或運行的具體歷史條件下，不可怨天或尤人。作規范分析時，則是用今天的價值觀， 不僅評論當時效果，還包括它對后人以至今人的潛在效應，但不要苛求古人。

每個人都有自已的歷史，即世界觀和歷史觀。但只應作為思維方法，而非推理根據。[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恩格斯)；[歷史唯物主義……只是……說明歷史的方法](列寧)。我贊成[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思維方法，前句是說經濟的發展應與界相適應，后句是說要有意義地考察中國歷史發展的辯證法。

經 濟

經濟史是研究各歷史時期的經濟是怎樣運行的，以及它運行的機制和效果。這就是必然涉及經濟學理論。在經濟史研究中，一切經濟學理論都應視為方法論；任何偉大的經濟學說，在歷史的長河中，都會變成經濟分析的一種方法。沒有一個古 今 中外都通用的經濟理論。[史無定法]， 需根據時空條件、問題性質和史料的可能，選用適當的經濟理論作為分析方法。

任何經濟學理論都要假設若干條件或因素可以略去或不變，否則不可能抽象出理論來。這種假設是與歷史相悖的，因而，在時必須用歷史學的特長來規范時間、空間(地區特點)和考察范圍，使理論在小環境內起分析方法的作用。在對待[經濟人]這個假設時，還要從社會和文化傳統上來規范它。

經濟史凡能計量的都應盡可能計量，乃至模糊數學；有時比較值更重要于絕對值，這是史的特點。回歸分析要謹慎，例如不少于十個連續數據。除非當代史，我不贊成用模型，也不贊 成用反擬法(counterfactual)。

經濟史利用經濟學的理論進行經濟分析，但應指出更復雜的歷史條件，提供社會制度、文化習俗等廣闊的視野。經濟史應當成為經濟學的源，而不是它的流。

制 度

任何經濟都是在一定的制度保障下運行，才能持久。制度機制著經濟的有序運行，要有穩定性；但歷史上也常有變遷，尤其像田制、賦役制度、勞動制度等。這種變遷是不可逆的，表現歷史的進步。但也會出現反復和逆流，造成停滯和倒退。一般說，生產和(或)交換的發展要求制度的革新，而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下，制度的良窳決定經濟的盛衰。

近代經濟史是研究傳統經濟向化經濟的轉變過程，也就是新的(現代化的)經濟因素產生和發展的過程。這種的經濟因素，不僅要求有一般制度的革新，還要有體制上的(systematic)以至根本性的(constitutional)變革，才能完成(以化為標志的)轉變。這是西方從重商主義到工業革命的歷史經驗，也是馬克思[交往與生產力]的理論。(該理論認為16世紀交換和世界市場的擴大，引起商業制度變革和革命，最后導至機器大工業的建立，載《德意志意識形態》。)

我認為，我國在16、17世紀已經產生了現代化的經濟因素或萌芽，也有了賦役、租佃、信雇工等制度一定的變遷，但由于一元化專制統治的牢固和18世紀的眾多逆流，未能引起體制的和政治的制度變革，因而未能實現工業化。

社 會

和制度變革，必然引起結構、群體組識和行為的變遷；同時，體制度和的變革，需要創新集團和社會群體兩種力量，才能實現。

近代經濟史無力整個社會，主要是考察人中與分業(土農工商)、宗族制度、等級制度、鄉紳和社區組織、消費習俗等變遷，這些變遷反映社會化的趨向。

應注意到，經濟變遷與社會變遷不是同步的，因為還有其他因素。經濟史研究中的非經濟因素最大的是政府和文化兩項。封建政府對促進經濟發展和障礙社會現代化的效率都遠大于西方中西方中世紀王朝。

文 化

經濟發展——制度改革——社會變遷，在最高層次上都要受文化思想的制衡。制衡(conditioned)有變重含義：一方面，不合民族文化傳統的制度變革往往不能持久(如人民公社)；另方面，文化思想又常是社會制度變革的先導，這種先導上稱之為[啟蒙]。

經濟史學者，限于精力，只能考察居于主導地位的文化思想；這在西方是基督教文化，在中國就是儒家文化實際上已滲入他家，就國家統治說，大部分歷史是[儒表法里]的。

文化思想變遷不是與經濟發展如影之隨形，不可以經濟決定論。就近代史而言。我以為儒學的變化就是自宋以來，它汲取佛老，使自身逐步理性化(李約瑟稱之為化)。至明王陽明創致良知說，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16世紀出現了以泰州學派、李贄和東林黨人為代表的反傳統思潮，17世紀出現了以顧炎武、黃宗義、王夫之和顏李學派為代表的啟蒙思潮。但是，入清以后，一元化專制主義在文化上的逆流比在經濟上逆流嚴重得多，儒學轉入經學，萬馬齊暗。到19世紀以西學改造儒學，才有第二次啟蒙思潮。這以后，文化思想的作用又是先導為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