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與三元結構的農業技術創新體系——中國近代農業技術創新與需求初探

鄭林

[摘要]本文從現代化的視角提出農業技術創新體系三元結構理論，并用它分析近代中國農業科技發展與社會政治經濟變遷之間的關系。重點探討了近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變遷所引發的農業技術需求對農業技術創新體系形成的影響。

[關鍵詞]現代化；農業技術創新；三元結構；技術需求

Moderniz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A Tripartite-structure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System

—A Brief Discussion on Relations Between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and the Requirement of Technology in Modern 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 a model of tripartite-structure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system is made to analysi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chang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ircumstances. It argues that the requiremen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voked by the variance of the societ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system.

Key Words:modernization；agricultural innovation；tripartite-structure；requirement of technology

一、引言

中國農業技術創新是整個中國現代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其創新的路徑是由中國現代化的特點和進程決定的。因此，要分析近代以來的中國農業技術創新或農業現代化，首先要從整個國家的現代化開始。

現代化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過程，它涉及到人類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變化。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經濟領域的工業化；政治領域的民主化；社會領域的城市化；以及價值觀念領域的理性化。[1]（譯者前言，P7）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西歐早期的現代化開始于16世紀市場和商業的發展，經過政治和制度變革，導致18世紀的工業革命。[2]（P5）工業革命以及隨后的歷次科技革命成為現代化的強大原動力，推動著現代化向縱深發展。這是對內生型現代化進程的一般描述。中國的現代化屬于應激型的，無論是現代政治制度，還是現代科技，都不是從本土產生，而是從外國引進的。不過，應激型現代化的實質，同樣是“社會內部的傳統性在功能上對現代化的要求不斷適應的過程”。[1]（譯者前言，P19）而且，中國的商業和市場在16世紀就已出現現代化的征兆。例如徽商、晉商、陜商等大商幫，就已屬自由商人，類似于馬克思所說的“特殊的商人階級”或希克斯所說的“專業商人”。[2]（P8）不過，這些經濟上的變化不但沒有引起政治制度上的變革，反受傳統政治制度的壓制而不能進一步發展，科學技術革命也無從談起。中國政治制度上的變革，是從19世紀中期以后，受外界壓力開始的。從科舉制的廢除到辛亥革命，中國的政治制度從形式上來說已經出現現代化的端倪了。但是這種沒有相應的經濟制度安排的現代化只是一座海市蜃樓，中國受列強奴役的地位沒有改變，中國絕大多數人民的貧困狀況沒有改變。盡管如此，變化總是開始了，而一旦開始，就不可逆轉。

引起中國社會結構變化的一項重大制度變革是科舉制度的廢除。中國傳統社會由四個基本階級組成：學士、農民、手藝人和商人。這樣的次序排列也決定了不同階層的社會政治地位。位于他們之上的是有特權的官僚階級，而在他們之下的則是人數較少的貧民。從古到今，官吏的地位一直是最有抱負的中國精英所追逐的最高目標。[1]（P224-225）據韋伯的觀察，“在中國，社會的地位主要是決之于具有做官的資格，而非財富”。[3]（P30）自隋唐以后，取得做官資格，實現人生最高目標的主要途徑就是科舉考試。正是科舉制強化了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使它長期處于穩定狀態。1905年，科舉制度正式廢除，社會上的才智之士，在對西方價值的向往以及新的利益的誘惑下，已經紛紛從傳統政治的窄門中走出，特別是在西方式教育制度普及之后，“人們依著經濟技術的專業化的趨向與需要，各自選擇了性之所近的道路。數學、邏輯、物理、工商管理、政治、建筑、繪畫……成為了新時代知識分子追求的東西。而新的行業亦已一一出現，‘政客’就是一個新的行業，企業家、買辦、留學生、工程師、律師、教授、醫生、作家、報人乃至電影明星、歌星也都是嶄新的職業。” [3]（P67）到了1919年，醫生、律師、工程師等現代職業，以及在現代商業和金融業中的領導地位已被開始認為具有與傳統社會的官吏同樣高貴的地位。[1]（P225）這樣，傳統社會結構及等級次序發生了變化。原來身居末位的商人的社會地位提高了，而原來居第二位的農民可說是下降到末位。在農民之上，有各種各樣的新興職業。人往高處走，稍有才能之人都不可能安心務農了。但是農業領域的新興行業——農科大學、農業科研機構卻在農村之外的大城市應運而生生了。農科大學的教授、農業科研機構的研究員同樣是有社會地位的職業。在城市也出現了專門從事農產品加工、貿易的企業，這些企業的業主也有相當的社會地位。總之，由現代化而引起的社會結構的變化，使得農業本身發生分化，形成農業技術創新體系的三元結構。

二、農業技術創新體系的三元結構

農業技術創新體系的三元結構是指農業技術發明、應用、農產品社會價值的實現由三個不同性質的部門完成。這三個部門處在農業生產的同一條產業鏈上，但是各自獨立實現自己的功能，各自獨立追求自身的利益。現代農業新技術的研究和開發，主要是由科研單位和企業進行；新技術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主要由家庭農場實施；應用新技術生產的農產品的社會價值，則主要通過市場實現。

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農業是一種自給性農業，農業生產的全過程（包括產前、產中、產后）基本上在農業內部完成，農業技術創新也是在農業內部完成的，不存在三元結構。這種傳統的農業技術創新模式與中國的傳統農業社會相適應，推動著中國農業的發展。到了明清時期，傳統農業技術創新模式已經將傳統技術發展到了極至，不可能再在農業內部有重大的創新。農業生產力已經無法承受人口及市場帶來的壓力，越來越多的農民必須從農業以外尋求活路，農民兼業逐漸成了普遍現象。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中國的現代化開始起步。

中國農業技術創新的三元結構伴隨著現代化的進程逐漸形成。從技術層面看，在農業生產系統的外部——城市制造的技術產品如良種、化肥、農藥、農業機械開始進入農業生產系統，創造現代農業新技術的教育、科研機構也相繼在城市中出現。換言之，在農業生產外部形成了引進和研究開發新技術的專門部門。這些部門的組織管理形式、經費來源、工作目標、人員素質、價值觀念、社會地位與傳統的農業部門完全不同，但確實是現代農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從市場層面看，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企業相繼出現，與之相伴的交通運輸業也發展起來。這些都有利于農產品的商品化。這些部門的出現構成了現代農業的特征：農業生產要素（主要是現代農業技術）由農業外部的科研機構、工業企業提供；農產品主要作為商品出售。但是，中國的現代化是由外部推動被迫做出的反應，而不是自身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因此，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一些新事物與傳統社會經濟缺少歷史的繼承性，較難融合為一體。表現在農業上就是農業科研機構、教育機構與農業生產實際的脫離以及農業生產者與市場的脫離。本來，現代農業科研教育機構的出現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表現之一，但是由于中國現代化的特點，使得這些機構在農業技術創新上不能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市場化也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但是中國農民大多沒有這方面的經驗，不能適應市場的要求。

盡管中國農業技術創新體系的三元結構從一開始就缺少內在的聯系，但是畢竟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出現了現代化的農業新因素，開始了現代農業技術創新的艱難歷程。農業技術創新三個環節之間的關聯程度成了影響農業技術創新成敗的關鍵。

由于近代中國農產品市場的形成與發展前人已經作了比較全面的研究，所以本文不再重復。以下僅從技術需求與供給的角度對清末至民國時期農業技術創新三元結構體系的形成過程進行分析。

三、現代化與現代農業技術需求的形成

技術創新由社會需求引發，但也可能相反，創新引發需求。近代以來中國的農業技術創新，兼有這兩個方面的影響和拉動。因社會需求而引發創新，我們稱之為“需求填充效應”，它主要發生在城市，其創新主要表現在現代農業科研教育機構的出現；因創新而產生需求，我們稱之為“需求誘導效應”，它主要發生在鄉村，這種需求是通過農業新技術的各種示范推廣活動引發的。

（一）民族危機與國家對西方農業新技術的需求

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民族優越感使其對西方文明不屑一顧，也就不存在對西方新技術、包括農業新技術的需求。直到鴉片戰爭以后，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中國才有了向西方學習的意識，對西方技術的需求也隨之出現。最初是對西方軍事技術、工業技術的需求。甲午中日戰爭之后，對西方農業新技術的需求才提上議事日程。國家對西方農業新技術的需求主要通過政府官員及士人的啟蒙提倡來體現。清中期以后，政府官員及士人已經意識到傳統農業因人口壓力所產生的危機，他們解決問題的辦法主要還是想方設法增加耕地面積。此外，在最大限度利用傳統技術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有條件的地方改旱地為水田，推廣水稻種植；推廣接茬作物，變水田一收為水旱兩收。[4]（P237-239）對于西方農業技術，絕大多數中國人根本就不知道，也就談不上需求和利用。鴉片戰爭以后，隨著西學的大量引進，西方農業科技知識也被介紹到中國。但是，在最初的一段時期內，人們關注的重點是西方軍事技術和工業技術，對西方農業技術真正全面了解的人不多，但是已經有了向西方學習之倡議。他們提出向西方學習，大多并不是因為已經認識到西方科學技術對改進中國農業有何實際作用，而是因為中國在與西方的交鋒中屢戰屢敗，從多次失敗的經歷中逐漸得出一種認識：中國軍事上不如人是因為經濟上不如人，經濟上不如人最根本的還是科學技術不如人，科學技術不如人，則是因為教育不如人。要改變這種狀況，當務之急是興學校、育人才，其中包括興辦農學堂、培育農業人才。

薛福成在《出使四國記》中描述了西洋各國學校的興盛，并由此推斷西洋各國強盛的根源：

西洋各國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文則有仕學院，武則有武學院，農則有農政院，工則有工藝院，商則有通商院。……近數十年來，學校之盛，以德國尤著，而諸大國亦無不競爽。德國之兵多出于學校，所以戰無不勝。推之于士農工賈，何獨不然？推之于英法俄美等國，何獨不然？夫觀大局之興廢盛衰，必究其所以至此之本原。學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諸國所以勃興之本原歟？[5]（P3）

康有為、梁啟超、胡燏棻等都有類似的觀點，并提出興辦西學的主張。他們倡辦西學的出發點，是基于對民族興亡的憂患意識，而不是基于國內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換言之，在中國創辦西學，不是因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已經發展到需要各種專門人才的程度，而是因為西方列強打敗了中國，中國要雪恥、要富國強兵，就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其中暗含這樣一個認識邏輯：中國被西方列強打敗，是因為他們的軍事力量比中國強，而軍事力量強的原因是經濟比中國發達，經濟比中國發達的原因又可以追溯到教育比中國先進。因此，中國要變得與西方列強一樣強大，就得從學習其教育制度開始。至于將西式教育移植到中國是否能適合現實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尚未考慮到。但是，分科培養專業實用人才是現代教育的重要特征，當時的士人能認識到分科培養人才的重要性并大力提倡，已是一大進步。分科辦學自然包括建立農學堂。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都明確提出要建立農學堂。張之洞不但指出農業和農業教育的重要意義，而且在武昌設立農務學堂，聘請外國教習從事農事試驗與教學研究。自1898年起，清政府多次下詔分科辦學，其中包括舉辦農學。隨著士人興辦農學的主張變為政府的實際行動，我國的農業學堂從中等到高等，相繼建立起來。與此同時，也創辦了一些農事試驗機構，進行農業技術試驗。

綜上所述，國家對西方農業新技術的需求源自列強入侵所引發的民族危機，由士人及政府官員的言行體現出來，滿足需求的途徑是興辦農學堂、農業科研機構。由于這種需求不是來自本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所以因這種需求而建立的農業教育科研機構，是官僚士大夫的事業，與中國農村、農民并沒有直接的聯系。這種需求雖然引發了中國農業技術在制度上的創新，但是要對農業生產、農村社會產生實際影響，尚有很長的路要走。

（二）現代工商業的興起對農業新技術的需求

在探討這一問題之前，首先對本文所用現代工商業的概念作一界定。從組織制度上講，現代工商企業與中國傳統工商企業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隨著國家的逐步現代化，在工業領域，如紡織業和面粉業，新興工業企業有可能逐步取代傳統工業。但是，許多傳統形式的商業企業，并不會被現代企業取代，他們能在社會經濟變遷過程中不斷調整自己，以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即使在近代化程度最高的上海，除了永安公司、先施公司等大型百貨公司，以及部分大商號，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形式以外，大部分中小商店都是獨資或合伙經營的，為數最多的是街頭巷尾的夫妻店。大部分商店，諸如綢緞莊、皮草行、南貨店、衣莊等，都同傳統商業一脈相承。因此，傳統的家族式商販或合伙經營的店鋪仍在商業中占主導地位。在近代上海是如此，在整個近代中國更是如此。[6]（P20-21）有鑒于此，本文在運用現代工商業這一概念時，并不是指采用現代企業組織形式的工商企業，而是指與現代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工商企業，只要它們為全國乃至世界市場生產和服務，就屬于現代工商業。它們可以是機器工業，也可以是手工業；可以是股份制，也可以是家族商鋪或合伙制；可以是外資企業，也可以是民族資本企業。

現代工商業的興起對農業新技術的需求由市場決定，通過工商企業家或工商團體的言行反映出來。這種需求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增加農產品產量的新技術的需求；二是對提高農產品質量的新技術的需求。

1、對增加農產品產量新技術的需求。現代工商業的興起使非農人口增加，導致市場對農產品產量的需求增加。現將農產品分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來分別探討。

首先分析糧食需求的增加對新技術的需求。中國傳統農業發展到近代，出現區域專業分工后，在經濟作物區域已經出現了糧食短缺。隨著城市及現代工商業的興起，糧食短缺現象更加普遍。侍郎張弼士“奏陳振興商務條議”就已經注意到這一現象。張氏認為糧食短缺問題產生的原因，不是由于農田面積減少，也不是由于耕田的人減少。水旱災害等是造成糧食減產的原因，但只是原因之一。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從事非農行業的人數增多，引起市場對糧食需求的增加，糧食價格上漲。[7]（P771）從現代的觀點來看，非農行業人數增多是現代化的必然趨勢，而且隨著現代化的進程，城市規模的擴大，農田面積會有減少的趨勢，從事農業的人口也有減少的趨勢。在這樣的趨勢下，如何解決糧食問題，是近代中國面臨的課題。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人口增加也會引起對糧食需求的增加。但是這種需求主要是非市場性的，通過增加農田面積，充分發掘傳統農業技術潛力可以解決。即便是到了近代，傳統的增產手段用盡，不能增加糧食產量，農民也可以通過節衣縮食，降低生活水平來克服糧食不足的問題，只要能生存下去，不至于發生社會危機，當代中國的農民仍然如此。但是城市市民就不同了。城市的政府官員、工商界人士決不會像農民那樣忍受貧困，他們要維護自己的生活水平、要發展自己的事業，對糧食問題會很快做出反應，通過報紙雜志形成社會輿論，從而影響到政府的農業政策，使改良農業、增加糧食產量提到政府乃至整個社會的議事日程。

就工商業而言，以農產品為加工原料的企業，如果原料供應不足，不僅會影響本企業的發展，還會引發其他社會問題，如工人失業所引發的社會動蕩等等。正因為如此，工商企業會直接采取行動，從事農業改良活動，滿足其對原料的需要，以供應市場，維護其企業的發展。工商企業從事農業改良的直接目的，并不是為了滿足本國人民對糧食的需求，而是為了滿足市場的需求，以獲得自身的發展。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企業對農業新技術的需求源自對利潤的追求。以與糧食生產密切相關的中國近代面粉加工業為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面粉“為一時輸出品之大宗，而粉廠次第設立，于斯為盛，小麥產量有限，隨不得不采用國外原料，其數量且與年俱增。”面粉廠為了解決小麥求過于供的問題，“陸續派遣廠員分赴各處勸導種麥，更歲集巨資，補助農事試驗場”。[7]（P154）還與農業院校合作，建立小麥實驗場，進行小麥改良。[8]（P173）由此可知，工商業對農業技術的需求與其自身的利益密切相關，工商企業資助的是與其事業發展密切相連的農業技術改良，例如面粉廠會資助小麥生產的技術改良，但它不會去資助棉花或蠶桑的改良。

與工商企業關系最緊密的還不是糧食生產，而是經濟作物的生產。所以我們接下來分析經濟作物需求的增長對新技術的需求。

自列強用槍炮打開中國市場之后，外國工業品的輸入和中國農產品（主要是經濟作物產品）的輸出成了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內容。絲棉等農產品是出口的重要商品，由于國際市場的需求，外國企業直接介入中國的農業技術改良。[8]（P154-156，161-164）為了切實改良中國蠶桑，外商還成立了改良蠶桑的機構，設立制種場培制、購買改良蠶種，分給農民飼養。同時在發種區域內設立蠶業指導所，指導農民養蠶。

隨著近代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對農產原料需求的增加，中國的工商界也產生了對農業新技術的需求，提出了改良棉植和蠶桑的要求。工商界要求農業改良的主要原因，在華商紗廠聯合會會同中國棉業聯合會、國立東南大學，給北洋政府農商部的呈文中，得到很好的說明：

竊我國自七年以還，紗錠倍增，棉產未旺，無論年歲豐欠輒有供不應求之勢，每年外棉輸入，恒在一二千萬兩以上。……近年敝紗廠聯合會，曾年撥巨資，分向直、魯、蘇、鄂等省設立之棉試驗場，力圖棉植之推廣改良。……今年（1923）印、美棉產均嫌不敷應用，國產棉花，又無法禁其輸出，全國數百萬錠之紗廠，皆以原料缺乏有不能維持工作之勢，而未來之棉荒，且必一甚一日。[8]（P167）

為了擴大棉花來源，紗廠積極從事棉花改良與推廣事業。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專門成立了植棉委員會，主持植棉事宜，在產棉區改良棉種，在不產棉之地推廣植棉，所需經費，“由全國各廠用花一擔，抽費一分充之”。還先后與南京金陵大學農科、東南大學農科合作，進行棉花改良推廣。[8]（P169，172）

總之，現代工商業的興起使市場上的農產品供不應求，從而促使工商界人士直接介入農業生產，引發了對增產技術的需求。

2、對提高農產品質量新技術的需求

現代工商業的生產與經營以市場為導向，而且是進行大規模生產與經營。這兩個特點對農產品的品質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市場，就有競爭。在競爭中，質量不好的產品就會失去其在市場中的份額。有學者提出，鴉片戰爭后，我國絲茶貿易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加工技術落后，產品難以和國外競爭。而中國對外絲茶貿易的衰落，則激起了人們改良農業技術的要求。[9]（P4）這是從農產品加工角度得出的結論。農產品加工技術似乎更多地與工業生產技術相關，例如繅絲廠對絲的生產加工技術，面粉廠對面粉的生產加工技術，都會影響產品質量。但這都是工業技術對農產品加工質量的影響。農業技術對農產品加工質量的影響要從原料角度去分析。

原料對農產品加工業的影響可分兩個方面：第一、生活習俗變遷對原料品質提出新的要求。第二、機器大生產對原料品質提出新的要求。

羅振玉在《農事私議》“農業移植及改良”一文中提到：

近來外國麥粉進口者日多，初則因西人憎華麥調制不精，輸入以供西人之食，今則華人亦嗜食之，由商埠而輸入內地者日有所增。夫華麥固調制不精，而粉量亦不如美麥，蓋種類之異矣，宜求美國嘉種傳布內地，一蘄改良。[7]（P859）

此文反映出近代中國引進美麥品種的原因之一，飲食習慣的變化。外國人到中國通商口岸后，不習慣食用中國產面粉，于是從外國進口洋面粉。洋面粉進入中國后，漸漸引起中國人的喜好，由通商口岸傳入內地，在中國的市場需求擴大，于是國內有了引種美麥的技術需求。

引種美棉也與人們衣著習慣的變化有關。據同治、光緒年間的海關貿易報告及報刊反映，實際上洋布沒有土布耐用，但比較柔軟美觀，加上價格低廉等因素，漸受華人歡迎，占領了中國市場。于是引出朱祖榮這樣一段議論：

子獨不見夫今天下乎？無論通都大邑，僻壤遐陬，衣大布者不過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已有十之八九，風尚之變，由來已久……而近來亞東日本，所織洋布，亦復花樣翻新，既精且巧，足以廣事招徠。[7]（P495）

洋布的普及為近代中國棉紡織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棉紡工業的發展則對其原料棉花的品質提出新的要求。

洋布與土布的差別主要有二：從生產方式上講，洋布是用機器生產，而土布則是手工生產。從生產原料上講，洋布是用洋棉、主要是美棉生產，而土布則是用國產棉。因此，洋布不一定是從外國進口的布，國內機器生產的布也稱作洋布。洋布也可以用國產本地棉生產，但是規格和質量受到限制。“中國原先栽種的亞洲棉（中棉）品質差、纖維短，不能適應機紡要求，每年不得不進口大批美棉以補其缺，花費甚大。于是，一些實業家和有識之士開始提倡引種美國陸地棉以解決上述問題，美棉由此開始引入中國。” [9]（P55）

機器生產對農產品質量的要求在面粉工業同樣有所反映。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早已存在面粉加工業，根據消費對象的不同，可分為自給性加工和商業性加工兩部分。[1]自給性加工是農民加工自家消費的糧食，對小麥品質沒有特別苛求。商業性加工主要服務對象是城鎮居民，對小麥品質有一定要求，但是由于傳統磨坊的加工量有限，每個磨坊對小麥的需求量不是太大，因此對品種規格的要求不一定很嚴格。近代機器面粉廠則不同，其生產能力強大，因此對小麥的需求量也大。如果品種規格混雜，就會影響面粉質量。[2]而面粉的品質則會影響食品的進一步深加工。原頌周在分析我國小麥的缺點時注意到了這一點：

我國普通的麥種，大半交雜不堪，幾無純種之可言，以至制造食品的工藝，頗不發達。例如品質不良的硬小麥，不適宜機械面粉廠的制造。又如通常的軟小麥，對于制造餅干，無大妨礙。但若用他來制造上等面包，則不相宜。因其中所含的膠質較少。至如半硬小麥，品質不甚惡劣。倘能選擇北方的良種，和南方的良種相交配，而成一優美新種，推及農民，廣為種植，則以后不致再向外國輸入小麥，以作制造各種食品之用。[10]

上文表明，不但機器制粉業對小麥品種提出新要求，而且食品深加工業對小麥品種也有要求。中國傳統小麥品種混雜，不能適應市場的要求，結果讓外國小麥占領了中國市場。要改變這種局面，必須進行品種改良。

總之，現代工商業的興起對農產品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提出新的要求，為了滿足這種要求，工商企業往往直接參與同他們利益相關的農業技術改良。由于工商業界投資農業新技術的目的是為了獲取工業原料，所以其對農業科技的支持程度與市場密切相關。市場前景好的時候，支持力度大。市場前景不好的時候，就會取消支持。正因為如此，現代工商業的興起對農業新技術的需求能引發農業技術創新，但不能長期支持農業技術創新。

（三）農業生產者對農業新技術的需求

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農業生產者主要是小農的家庭農場。一家之長既是農業生產的管理者，又是農業生產的主要勞動力。因此對農業新技術的需求取決于家庭主要勞動力。也可以說，在傳統農業社會中，農業生產領域對農業新技術的需求主要取決于農民。到近代，出現了新的農業生產組織形式——農業公司。在農業公司中，農業生產的管理與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分離，對農業新技術的需求取決于公司的管理者。這些管理者大多是政府官員、紳士、商人、華僑、外國資本家等等。[3]家庭農場的主人與農業公司的主人，無論在文化知識水平、社會政治地位等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語。所以，他們對農業新技術的需求層次和表現形式完全不同。在近代中國的報紙雜志上，經常有農業公司采用國外先進技術（主要是引進外國農業機械）進行墾殖的報道，但是幾乎沒有農民主動采用西方技術的報道。相反，到是有向農民推廣農業新技術困難重重的報道。這并不能證明在家庭農場的生產中不需要新技術，只是反映出農民對新技術需求的條件和形式不同。因此，在分析近代中國農業生產者對農業新技術的需求時，要區分這兩種不同的生產者。

1、農業公司經營管理者對農業新技術的需求

就農業公司的經營管理者來說，其學識及社會地位決定了他們對農業新技術的需求取決于理性和現實利益兩方面的考慮。從理性上說，由于他們對國內外的農業發展大勢有比較全面的了解，通過中西對比，能夠認識到西方農業技術的先進性，并能推斷出引進西方農業技術對自身企業發展是有益的。從現實利益來說，如果通過理論分析證明，用西方先進農業技術開發農業有利可圖，就足以促使他們投資農業。但是公司以追求利潤為目標，如果經過實踐證明投資新技術于實際農業生產無利可圖，他們會放棄對農業的投資，轉而經營其他行業。或者放棄先進技術，轉而采用傳統的農業經營形式，即招佃經營。

民國時期，創辦了許多新式農墾企業。這些企業從組織管理形式上看，具備某些現代企業的特征，如采用股份制等等，但是在農業生產上，大多采用招佃形式，由農民一家一戶從事生產。當然，這種生產形式與傳統的小農生產也有區別。首先，生產什么是由公司決定的，如何銷售也由公司決定。其次，生產技術也由公司指導。因此，這些公司對農業生產技術的需求是由公司管理層決定，而不是取決于從事生產勞動的農民。農業公司雖然在近代中國出現了，但是其數量很少，對中國農業經濟的影響不大。在近代中國，農業生產的主要形式還是家庭農場。農業科學技術最終的服務對象，還是廣大農民。因此，分析農民對農業新技術的需求更為重要。

2、農民對農業新技術的需求

通常認為，傳統社會的農民愚昧落后，對新技術持排斥的態度。本文認為，農民排斥新技術，并不能說明農民沒有對新技術的需求，而只能說明農民對新技術的需求遇到了障礙。我把這些障礙分為習俗障礙、知識障礙、經濟障礙、社會環境障礙幾個方面。

習俗障礙可分為生產習俗和生活習俗兩方面。生產習俗是農民世代相傳下來的組織生產的規矩、程序，它屬于一個農村社區，而不是一家一戶農民的事情。據費孝通調查，開弦弓村在長期生產過程中形成了一套排水灌溉的組織管理程序，依靠這套程序解決農民旱澇時的排灌事宜。后來村里有了兩臺動力抽水泵，承包全年的灌溉，按每畝收費。然而，這種機器在當時并沒有被普遍采用，主要是因為使用機械而節約下來的勞動力尚未找到生產性的出路。村民們寧愿使用舊水車，不愿繳納動力泵費用而自己閑擱數月。有些人告訴費孝通，那些依賴動力泵灌溉的人，自己沒有事，便到城鎮的賭場去賭博，害了自己。[11]（P116）這說明，一個地區的農業生產習俗是經過長期生產實踐形成的，它是和當地的社會環境相適應的，改變生產習俗的前提是相關的社會環境必須改變，否則就會帶來社會問題。就費孝通所舉例子而言，就是用機械代替人工后，如何安置閑余的勞動力或勞動時間。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引進現代機械未必是好事。農民經過理性的判斷會拒絕新機械的使用。這其中反映出來的不是農民的愚昧，而是農民的智慧：用勞動來打發時間，總比去賭場賭博要好。提到賭博，就牽涉到生活習俗。據當時人反映，近代中國許多地方的鄉村社會賭博成風，很多農民除了在田間勞動，剩余時間大都去進行賭博，哪有時間精力考慮提高農業技術水平。喝酒賭博已經成為農民生活的習俗，所以有人在參觀金陵大學農民服務社后評論道：

農民之無正當娛樂，盡人皆知。每遇秋收之后，或迎神賽會，或邀朋聚賭。工作之暇，尤多喝酒啜茗。欲阻止此種不正當之娛樂，非有相當正當之娛樂代之不可。農民服務社有鑒于此，乃以種種有益身心之游戲代之，對癥下藥，定能妙手回春。[12]

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農村社會風氣問題，在這種社會風氣下，也就不能指望農民會產生對農業新技術的需求。

知識障礙可分為文化科學知識和社會見識兩個方面。如果說近代中國的農民都是文盲，那未必準確。據李伯重研究，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大眾教育已經普及，并深入到農村地區，到了19世紀初期，識字率已達到很高的水平。另有學者估計19世紀初期廣東農村男子識字率為40~50%。[13]（P443-444）但是識字并不足以引起對新技術的需求，只有當農民掌握了一定的現代科技知識后，才具備對農業新技術產生主動需求的可能。如果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存在某種新技術，就不可能產生對該項技術的需求。中國農民沒有對新技術的需求，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們根本不知道有新技術的存在。所以，農民產生對新技術需求的條件之一是，有機會接受現代科技知識教育。而近代中國的大多數農民不具備這個條件。如果沒有機會接受系統的教育，但是能有機會通過耳聞目睹接觸到西方的農業新技術，也有產生對這種技術需求的可能。但是，中國傳統農業生產的特點、農民的社會生活地位決定了這種機會也很少。

經濟障礙是影響農民技術需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即便他們知道某種先進技術，如果不具備一定的經濟條件，也不會主動去采用。經濟障礙主要體現在農民接受新技術的經濟承受能力上。如果新技術的使用需要花費很大的成本，農民無法承擔，他們就只能沿用舊技術。即使將新技術免費提供給他們，也會考慮將來的收益是否可靠，這就是所謂的“機會風險”。在不能確定采用新技術的實際效果之前，農民一般是不會采用新技術的，因為農民承擔不起失敗的風險。這與官員、軍閥、工商企業家這些有權有錢的人不同。這些人可以引進外國機器從事農業墾殖，即便不能從農業墾殖中獲利，于他們自己也無太大的損害。而農民，只有已經通過示范證明是切實可行的新技術，才敢使用。南京金陵大學農科的推廣員在農業推廣過程中總結出的經驗是：農業推廣之成績與各地領袖或農友之切實輔助成正比例。從事推廣最有效的辦法是與當地領袖或農友合辦“表證場”，用以證明農業新技術的有效性，當農民們親眼目睹新技術的成就時，就會紛紛采用新技術。[14]

社會環境障礙。近代中國軍閥連年混戰，政權更替頻繁，社會動蕩不安，使得農民沒有一個安定的生產、生活環境，一家人朝不保夕，也就談不上采用新技術，提高農業生產水平了。另外，隨著城鄉差別的加大，農民的社會地位越來越低下，促使鄉村中最有能力、有文化的人都流向城市，而本來最有可能首先采用農業新技術的就是這些人。可以說，近代以來，中國現代化的結果是城鄉二元結構的擴大，傳統鄉村精英城居化，人才資金流向城市，農村人口的整體素質下降了，這也影響到新技術的需求。四、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現代化所引起的對農業新技術的需求來自不同的方面，這些需求對農業技術創新體系的影響也是不同的。由民族危機而引起的國家對農業新技術的需求促成了制度上的創新，使中國建立起專門的農業教育、科研機構。但是這種需求是純理性的，建立在這種需求之上的現代農業教育、科研機構，與當時中國鄉村的農業生產實際有很大的距離，對農業生產的推動作用有限。現代工商業對農業新技術的需求既有理性成分，又有現實利益的成分，因此與農業生產實際聯系較密切，對新技術在農業中的應用也切實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其局限性在于同市場需求聯系過于緊密，容易受市場波動的影響，而且其對新技術的支持僅限于某個特定的領域。因此近代中國源自工商業需求的農業技術創新不能持久，也不全面。農業生產者對農業新技術的需求分兩類，來自農業企業家的需求和來自普通農民的需求。由于近代中國的農業企業發展并不順利，數量有限，其對農業技術創新的影響也有限。而普通農民對新技術的需求則有待農業推廣者去開發。創造各種條件激發農民對新技術的需求，是一個亟待解決的課題。基于這種認識，我們認為在農業技術創新的三元結構體系中，最薄弱的環節不是三元結構中的某一環，而是各個環節之間的聯系。農業新技術供給者、需求者以及應用新技術的農產品價值的實現者之間，應該有一種共同利益為紐帶。找到并建立這種紐帶是實現農業技術創新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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