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經濟學的性質和起源上看，涵蓋工程學和倫理學兩方面內容的政治經濟學是其恰當名稱；但是，自新古典經濟學將其研究對象局限于稀缺性資源配置的私人領域，“政治經濟學”一詞就被“經濟學”取代了。不過，隨著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學研究領域的不斷拓寬，傳統的抽象思維越來越不適應新的要求，從而導致了經濟學向政治經濟學回歸，重新關注公共領域的問題，重新關注人的行為以及社會制度。特別是，當前國內社會經濟問題的癥結在公共領域，中國人的社會認知和行為機理與西方也存在很大差異。因而中國經濟學的范式更需要借鑒古典政治經濟學。 [關鍵詞]新政治經濟學；中國經濟學；古典經濟學；倫理學；工程學

一、前言 從詞源學意義上看，政治經濟學是研究公共領域的學科，它不僅研究財富的創造和分配，更關注整個社會的福利增長；而且，人類社會的一切行為和現象根本上都屬于涉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公共領域，因而政治經濟學本身是經濟學科的更合適名稱。但不幸的是，長期以來人們卻往往把冠以“政治經濟學”之名的經濟學等于同國家干預經濟學，用“國家或政府行為”來理解政治經濟學中的“政治”一詞，從而導致了政治經濟學內涵的窄化。正是基于這種狹隘概念的理解，產生了目前的經濟學兩大體系：一方面，西方主流學者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以及把研究對象局限于個人發財致富之術，從而用“經濟學”一詞來取代“政治經濟學”一詞；另一方面，仍有一部分學者堅持政府對經濟的重要作用，從而繼承政治經濟學的概念。事實上，無論是在本質上還是起源上，經濟學的研究內容都包括工程和倫理兩個方面，只是自邊際革命以來這兩方面內容才開始發生分離，從而形成了兩大經濟學體系：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分支之間發生了分裂，并逐漸局限于工程學內容的研究。 然而，盡管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局限于私人領域的資源配置問題，它把人的需求局限于在物質層次上，從而把人的行為從社會中孤立出來：但是，這種研究無法揭示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系，無法探究資源的創造問題，也無法理解豐富多樣的人類行為。特別是，隨著物質生產和消費的逐漸飽和，人類的需求也日益多樣化，此時，人類所追求的“經濟”之內涵也從物質涵義拓展為一般社會效用。在這種情況下，關注人類福利的經濟學就開始出現了相應的調整，經濟學和其他學科又出現了合流的趨勢，特別是出現了政治經濟學“復興”的趨勢。究其原因，經濟學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類社會的福利，而福利的內含本身是非常廣泛的，葉坦就指出：“無論中文還是西文，‘經濟’的語源都有人文的內涵，都有治國濟民等政治含義蘊于其中……經濟與政治以及哲學等都無法分開”。正因如此，在現代學科中，經濟學和其他學科的研究范疇已經很難劃分了，并且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重新以“政治經濟學”來代替“經濟學”。 二、現代經濟學的困境及向新政治經濟學的回歸 自邊際革命興起，以新古典為代表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就逐漸偏盛，而傳統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西方則日漸式微。究其原因，古典主義后期以來，西方社會根深蒂固的自然主義思維重新在社會科學中得到復活和壯大。有的學者曾指出，以自然科學的模型為基礎的，側重于搜集資料、尋找相關性并推演出可驗證的假設的政治科學的興起標志著政治哲學的終結。如果說哲學在政治研究中還能發揮一點兒作用的話，它的作用僅限于分析政治話語中詞語的運用，并且消除可能會阻礙政治科學之發展的含混語詞。當然。由于古典主義后期經濟學逐漸集中于對物質財富的研究，而這與自然科學最為接近，從而使得自然主義思維在經濟學領域得到了最最明顯的反映。事實上，經濟學發展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理性預期等學派的興起，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基本上已經沒有哲學的遺痕。問題是，這種自然主義思維真的 能夠深刻地揭示社會中發生的各種現象?研究特定內容的經濟學范式能夠具有長期而普遍的意義嗎?賽亞·伯林指出，將政治研究強行塞入自然科學框架之中的企圖扭曲并遮蔽了我們在理解政治生活時所不得不加以考慮的許多因素，而且，如果一種實證主義的政治科學實際上最終勝出了，這也并不代表客觀性和中立性的勝利，而只是代表了某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化信念的勝利。顯然，柏林的評論同樣適合于現代經濟學：主流經濟學強調實證分析和數理模型并不意味著它沒有意識形態。 其實，經濟學研究的根本性目的在于增進人類福利，因而經濟學的研究就必須包含了這樣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人面對著自然物時如何行為，二是人對著他人或社會時如何行為。顯然，前一個內容是尋找人類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的途徑，主要集中在人與物之間的關系領域以及物質資源的配置方面，需要借鑒自然科學所積累的知識以及運用自然主義的思維；后一個內容是要探究如何充分運用人的理性以實現社會需求的最大化，涉及到人與人的關系領域以及社會資源的配置這一問題，根本上關乎心理學和文化學的知識，需要分析具體環境下人之社會偏好和行為機理。也就是說，經濟學不僅是要研究物，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人。由此可見，主流經濟學把研究對象集中在資源配置和物質福利上，實際上是一種自我封閉的結果，沒有揭示人類福利的全面內涵，也無法適應人類社會發展的需要變遷。所以，福山就指出，經濟學名稱從“政治經濟學”到“經濟學”的演變實際上反映出作為該學科核心的人類行為模型已經慢慢窄化，因此，“現在的經濟理論需要做新古典經濟學派反對的事：重新恢復古典經濟理論中某些豐富的內涵，探究文化如何以多種重要的形式塑造人類行為的一切層面，其中當然也包括經濟行為。” 當然，在新古典主義時期，這種“去倫理化”的抽象化研究也具有特定的適應性、現實性。一方面，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逐漸完善和市場機制的日漸成熟，西方經濟學界逐漸出現對現有社會制度進行百般維護的意識形態，因此，經濟學就逐漸演化為一門對社會現實中經濟現象進行描述和解釋的實證科學，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西方經濟學界也逐漸隱退。正是因為西方主流經濟學認同現有社會制度的合理性，從而就不再考慮社會的改革問題以及制度對人行為的影響，并逐漸把其研究范疇集中于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分析上；于是，自邊際效用學派興起之初，經濟學就將其研究對象從公共領域扭向了私人領域，并逐漸由一門主要研究國家如何增加財富的學問變成了研究資源最優配置的學問。另一方面，當時人們所迫切需要解決的是物質需求，而關鍵或瓶頸的生產要素也是物質資本；同時，在資本主義經濟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