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于“農業剩余勞動力”與“農村剩余勞動力”

絕大部分文獻都以“農村剩余勞動力”概念來描述當前我國農村勞動力剩余的總體狀況，即現有的農村勞動力供給存量超過了維持農村再生產運行的勞動力需求總量，從而導致了部分農村勞動力處于失業狀態。在此基礎上，不少研究者提出將這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市轉移的設想.

“農村剩余勞動力”強調的是農村地區適度勞動力規模之外的勞動力剩余，而事實是吸納勞動力的部門不僅包括農業部門，還包括農村工業、農村第三產業等非農產業部門。因而“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在概念提法上顯然產生自我矛盾。而更為重要的是，當前我國農村工業和農村第三產業尚處發展初期，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還表現得相當脆弱，但隨著農村多元經濟的不斷推進，其勞動力吸納能力具有巨大的潛力可挖掘，而目前總體上也保持了緩步上升的態勢，因而當前論及農村工業和第三產業剩余勞動力問題還為時過早。由此而來，當前所謂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僅只是“農業剩余勞動力”，用“農業剩余勞動力”替代“農村剩余勞動力”在理論上更為確切，在實踐工作中也更具針對性。

此外，對“農業剩余勞動力”和“農村剩余勞動力”加以區別的意義還在于：一、農業勞動力在農村人口總量中占據絕對比重，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是農村人口管理中的重中之重；二、農業剩余勞動力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構成內容和前提，先行解決農業剩余勞動力問題是正確處理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的必然途徑；三、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較今后的農村工業、第三產業的勞動力轉移更為復雜和艱巨，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涉及了土地管理、戶籍改革、城鎮建設等諸多問題，是有關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工作大局的重大課題。

二、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形成機理：絕對剩余與相對剩余

筆者以為，農業勞動力剩余有絕對剩余和相對剩余之分。所謂農業勞動力的絕對剩余，是指在確定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下，與有限的農村生產資源(主要是土地資源、水資源、林木資源等農業基本生產資料)相匹配的農村勞動力資源已經處于飽和狀態，超過適度勞動力需求規模即導致勞動力絕對剩余。從總量上看，我國客觀上存在著農業勞動力的絕對剩余，大量農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勞動力閑置的現象。絕對剩余的勞動力長期滯留農村可能出現兩種結果：一是剩余勞動力繼續參與農業生產，降低勞動力的邊際產量和農業勞動力的平均貢獻率，導致農業生產的非效率性。而在以家庭為單位的傳統生產組織方式中，市場競爭和勞動力淘汰機制被親緣關系所替代，因而這種農業生產的非效率性通常被“合理地”掩蓋，不僅客觀上制約了勞動力價值的完全實現和轉化，更是導致了對農村生產力提高的滯緩甚至破壞；二是剩余勞動力處于失業狀態，盡管維持了農業生產的效率性，但由于失業勞動力缺乏貢獻，結果也只是更多的成員分享等同的勞動成果，整體農村勞動力的福利水平因此降低。這兩種情況因為生產要素配置的不合理而影響了農業生產效率，最終不利于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縮小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化解。因而，這部分絕對剩余的勞動力從農業生產中轉移出去，在非農工業、商業等勞動力吸納能力較強的領域重新擇業，不僅符合產業結構升級和優化規律，也助益于農業生產經營效率和農民生活質量的提高。

農業勞動力的相對剩余是由于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自身缺陷使其對勞動力的吸納潛力未能充分釋放，導致了農業勞動力的剩余。農業生產經營方式是農業生產力的具體表現，決定了農業生產資源與農業勞動力之間的數據配置關系。換而言之，在農業生產資源既定的情況下，通過改變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能夠調節適度農業勞動力的總量規模。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對適度農業勞動力規模的調節機理主要通過三方面來實現：一是通過農業產業鏈的伸縮來實現對農業勞動力需求總量的調節。二是通過產業內部結構的調整可以實現對農業勞動力需求總量的改變。三是農業產業的技術進步或資本有機構成實現對農業勞動力需求總量的調節。

農業相對剩余勞動力和絕對剩余勞動力的產生機理不同，因而針對兩者的解決思路和戰略選擇也應有所差異。農業相對剩余勞動力是來自于農業產業內部生產經營方式的缺陷，由此導致的剩余勞動力應該通過改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進行內部消化。而農業絕對剩余勞動力則是在合理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已經將其勞動力吸納能力發揮到最優的情況下，農業勞動力的供給存量仍然超過了需求總量，由此導致的這部分勞動力剩余只能選擇向非農產業轉移。理論上，兩種剩余勞動力轉移是存在一定先后次序的，即農業相對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先于農業絕對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或者說，農業剩余勞動力問題的解決首先是農業產業內部消化，再是農業產業外部轉移。但從當前實踐來看，由于我國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轉換進程的緩慢以及農業剩余勞動力基數的龐大，這兩種轉移渠道基本是同時進行的。

三、相對剩余勞動力的內部消化依靠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轉變

我國是典型的人多地少國家，人均耕地僅有1.26畝，只相當于美國的15%。耕地的主要部分不得不用于糧食生產，我國通常談及的農業主要是指種植業，而種植業又主要是指糧食種植業。按照勞動力吸納強度來說，糧食種植業屬于耕地密集型產業，這種產業耕地占用比重大，而在單位面積耕地上需要投入的勞動力相對較少。據有關部門測算，20世紀90年代初，棉花、油料、甘蔗、烤煙等經濟作物平均每畝用工分別為41.0、16.3、45.2、49.8個，而6種糧食作物平均每畝用工14.2個。可見，在我國居于主導地位的糧食生產具有的勞動力吸納能力明顯要低于其它經濟作物生產的勞動力吸納能力。這種自然經濟意義上導致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同時還表現在傳統糧食生產的季節性上，傳統的糧食生產方式對自然環境有著較強的依賴性，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農村中農民“一個月過年、三個月種田、八個月休閑”的現象，這種忙閑不均的勞作方式導致了農業勞動力的季節性失業或稱為農業勞動力的季節性剩余。由此可見，我國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低級性形成了農業勞動力的需求瓶頸，導致大量的農業相對剩余勞動力也就不足為奇了。加速我國農業的生產經營方式轉變，將農業相對剩余勞動力進行內部消化，是降低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總量并且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必然之路。針對上述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對勞動力需求的調節機制，對我國農業生產經營方式戰略轉變的主體思路為：延伸農業生產經營產業鏈，由橫向的、獨立式、粗放型生產經營方式向縱向的、組織式、集約型生產經營方式轉變。

我國大部分農村當前依然維持著傳統的“獨立投資(家庭投入物資和人力)一獨立生產 (家庭耕種)一獨立經營(初級農產品直接銷售)”的生產經營方式，這種方式盡管靈活，但其缺陷在于缺乏經濟規模，成本效益低，風險抵抗力弱，缺乏產品加工組織能力，許多農民只是依靠銷售價值含量較低的初級產品獲取微薄收益，在農產品的分散銷售中還時常因相互競價而虧損，這也是我國農民增收困難的原因之一。更為重要的，這種初級的生產經營方式產業鏈條較短，尤其是缺乏勞動力吸納能力強的農產品加工和經銷環節。或者說，在傳統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下，勞動力密集型生產經營環節讓渡于社會其它部門，直接導致了農業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過剩。因而，延伸農業產業鏈，將勞動力密集型生產經營環節內部化已是必需。即按照現代農業大生產的要求，以市場為導向，以資源開發為基礎，對當地農業支柱產業和主導產品實行專業化生產和經營，形成“聯合投資(合作制企業)→專業化生產(規模耕種) →產品加工(勞動力密集型) →農產品銷售(勞動力密集型) →配套服務(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鏈為主，“市場調查→資源和產品開發→項目投資→市場推廣”、“農科技術研究→農業人員教育培訓→勞動力資源組織與管理”等產業鏈為輔的多層次、多元化的產業鏈組合。這種以專業分工為基礎，農業勞動力資源重新進行規模化組合，多環節、多層次地將勞動力密集型生產或經營領域納入其中，把剩余勞動力大量消化在農業產業內部。更為可取的是，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減少是與農業現代化水平和生產效率的提高是同時進行的，這正是我國現代農業的發展方向。除了產業鏈條的延伸，農業產業內部的生產結構調整也是剩余勞動力內部消化的重要舉措。生產結構的調整在相當程度上也是以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轉變為前提的。

四、絕對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重點在于城鄉“中間帶”

20世紀70年代初，托達羅(M·P·Todalo)從發展中國家城鄉普遍存在失業的前提出發，提出了他的城鄉人口流動模型，特別強調農業部門和農村發展對于解決農村失業問題的重要性，限制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然而我國過去的實踐表明，通過用戶籍制度和行政手段來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進一步強化了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特征，農村就業壓力也沒有因為農村經濟的發展而獲得緩解。原因在于我國農業人口基數過于龐大，存在著大量超過農村經濟承載力的絕對剩途勞動力，這部分絕對剩余勞動力無法通過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革進行內部消化，而在當時的管制壁壘下又不能實現各農業外部的轉移釋放，導致了農業絕對剩余勞動力過度積壓問題。絕對剩余勞動力向外部即非農產業轉移已是不可避免。

有些研究者建議，應該把經濟發達的大中城市作為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重點，同時為促進農民工進城和變農民為市民創造更好的便利環境。其實，這一思想早在“托達羅模型”之前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劉易斯(W·A·Lewis，1954)就已提出。劉易斯在其頗具影響力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中指出，城市工業部門不斷創造出大量的就業機會，剩余勞動力由邊際生產力低的農村向邊際生產力高的城市轉移，是人力資源在城市和農村間重新配置及實現經濟發展的基本途徑。然而，“托達羅模型”建立在諸如城市不存在失業、農村剩余勞動力被吸納完畢前城市部門實際工資保持不變、農村零值邊際生產力的剩余勞動以及城市工業的就業創造率與其資本積累率成正比等種種嚴格的假定之上，這顯然與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不符。最為明顯的，當前城市在體制改革過程中已經涌現出大量的下崗失業人員，這部分失業群體最終必須依靠城市工業經濟的壯大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來逐步消化，這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戰略任務。暫且不論相對于城市勞動力來說，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勞動力市場競爭中存在著在文化素質、專業技能、生活保障等多方面的劣勢，更為根本的，我國當前城市經濟體系所能創造的有限就業需求空間與龐大的農業剩余勞動力供給規模之間所形成的矛盾不可能在短期內得以緩解。而事實上我們也看到了，大部分能夠進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所從事的領域也仍然集中在城市勞動力少于從事的建筑施工、手工裝配、餐飲服務等勞動強度大且收入較低的行業。這部分群體具有職業流動性大、季節性強、居所不固定、缺乏歷史工作記錄等特性，在現階段要大批量地賦予他們城市居民身份和待遇(城市醫療、社保教育等)操作難度顯然相當之大，在某種意義上，他們還只能遺憾地成為游離在現代城市中的邊緣群體。

還有一個細節我們不能忽視。由于我國長期的二元經濟結構和明顯的城鄉差異的存在，在農村社會中逐漸形成著一種向往城市生活的“城市情結”，在流向城市的農村勞動力結構中，那些在勞動技能或知識水平方面具有相對優勢的青壯年勞動力占據最大比重，造成了農村高端勞動力資源的不斷外流，這對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和農村經濟的發展相當不利。尤其在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轉變、農村生產力資源重新配置的關鍵時期，這種負面效應將呈進一步放大化。

那么，在農業勞動力絕對過剩和城市就業空間極其有限的雙重壓力下，解決我國農業絕對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的根本途徑到底又在哪里?筆者以為，現階段農業絕對剩余勞動力轉移之所以處于尷尬境地，其直接原因便是我國農村與城市之間沒有形成具有強大勞動力吸納能力的中間帶，根本原因又在于歷史上重工輕農的戰略選擇和城鄉之間長期的管制“屏障”導致了今天城市和農村之間的發展斷層，城鄉“中間帶”發展滯后，其勞動力吸納功能發育遲緩。尤其是在我國這樣一個農業人口眾多且農業生產效率較低的國家，城鄉斷層或城鄉“中間帶”的欠發達使得城鄉一體化的內部矛盾長期得不到緩解，城鄉“中間帶”的就業鏈條過短，就業機會創造功能薄弱，農業勞動力又無法大規模地跨越“中間帶”遷往城市，必然導致絕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瓶頸。因而，解決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的根本途徑還在于壯大城鄉“中間帶”，在承接城鄉發展一體化過程中增強城鄉“中間帶”就業創造和勞動力吸納能力。

必須強調的是，這里所提及城鄉“中間帶”遠不僅是簡單意義上的城市與農村間的地理區域，它是一項通過銜接城鄉斷層，縮小城鄉之間在生產力、經濟形態、要素配置、生活方式以及社會事業等多方面的差距，從而創造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空間和條件的系統工程。其重點應包括以下方面：

(1)在勞動力轉移目標區域方面。允許部分農業人口向大中城市合理分流的同時，讓鄉鎮、中心鎮、縣城以及部分小城市等中型行政區域成為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陣地。較之大中城市，這些區域對于轉移的農業勞動力具有收入落差小、生活成本低、生活適應性強以及城區擴容空間大的優勢。同時，由于遷入這些區域的農業勞動力一般具有相對穩定的工作和住所，在此基礎上再推行戶籍制度改革，并將這部分群體真正納入城鎮居民管理體系，給予平等的城鎮市民待遇，這顯然比在大中城市解決同樣的問題更具操作性。

(2)在主體經濟形態方面。利用自然農業和城市大工業之間在生產結構和生產方式之間的差異，促進農村和城市在生產資源和產品之間的互動，因地制宜地發展城鎮經濟和縣域經濟，培育符合當地特色的支柱產業，使之成為銜接農村經濟和城市經濟的中間平臺。其中城鎮加工業和城鎮商業將成為“中間帶”經濟形態的重要內容。在當前農村生產加工能力不足的情況下，相當部分農產品加工及其它自然資源或能源型工業需要在城鎮區域完成。隨著我國農村消費市場重要性的日益強化，更多的城市工業制造品將以城鎮為商留中心伺農村市場疏散。這些城鎮經濟實體大多屬于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必須釋放出巨大的就業空間，成為農村剩余勞動轉移就業的主要載體。

(3)在生產要素流動方面。我國一些大中城市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生產要素已相當充裕甚至出現資源閑置的現象，相反大多農村地區由于高端要素自我供給能力較弱而又缺乏流通渠道，致使生產要素投入，相當匱乏，城鎮區域應該發揮城鄉要素流動的中間橋梁作用，成為激活城鄉要素鏈條的核心環節。我國農村地區存有豐富的農業資源和生態資源，由于缺乏要素投入許多具有良好前景的開發項目無法實現。加之我國農村資源分散、規模不均的特性，發達城市的優勢要素很難直接進入農村地區。而以中心城鎮作為這些要素流轉和投資中心；一方面解決了這一現實矛盾，另一方面也發揮了“中間帶”銜接城鄉的先天優勢，例如城鎮對農村資源儲存及其開發條件更為了解，中心城鎮管轄若干行政村的組織體系使得“要素分散(各發達城市)——要素集中(中心城鎮)——要素分散(各村)”的要素流動鏈條更具可操作性。生產要素的匯集包含并進一步帶動了人力資源的匯集。城鎮地區在城鄉生產要素流動渠道中的樞紐功能，為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鎮“中間帶”轉移提供了重要契機。

(4)在社會發展方面。我國城市與農村在文化、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具體方面存在巨大落差，農業剩余勞動力向“中間帶”轉移是提升我國整體社會發展水平的戰略選擇。限于我國農村地區社會發展事業的滯后，大部分農民未能享受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成果，大批涌入有限的發達城市社會也不現實，事實上，由于城市管理的復雜性以及進城剩余勞動力行為的短期性，其中絕大多數人當前是無法融入城市社會發展體系的。而以城鎮等為主體的城鄉“中間帶”在社會發展事業方面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現實基礎，不僅能夠為轉移勞動力提供更切實際的社會服務條件，而且在供給規模上具有較大的承載力和發展空間，在逐步填平城鄉社會發展溝壑的同時，也提升了我國整體社會發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