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已有三年，一直未能見到緩和的跡象。無論是成員國的緊縮開支、私有化、降低福利，還是歐元區的債務減記、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與歐洲金融穩定機制(EFSM)計劃的制定以及IMF等上千億歐元的救助計劃，都僅在短期提振了市場信心。從“歐洲學期”到“財政契約”，從加強銀行業監督到強化歐洲央行職能，也未能最終“止血”。所有現象都表明，緊縮政策救不了歐洲。甚至可以說，越采取緊縮措施，歐債問題會越嚴重。

火上澆油的緊縮政策

從表面上看，緊縮是有依據的。歐債危機國家存在經濟增長率低迷和財政支出剛性的矛盾，經濟增長率低導致稅基減少、逃稅現象增多、財政收入減少，卻因公民福利和養老金的剛性支出，導致財政赤字比率和政府債務比率遠遠超過歐元區《穩定增長公約》所劃定3%和60%的紅線，進而引發債務危機。因此，解決債務危機的最初出發點就是要通過緊縮，回歸紅線以內。通過緊縮重振市場信心，提升經濟活力，最終走出債務危機。為了配合此次自救，連受歐債危機影響不大的德國和法國也宣布在三年內削減數百億歐元公共開支。

從本質上看，緊縮不能救歐洲。從經濟學原理分析，無論是財政緊縮政策還是貨幣緊縮政策（對當前歐元區國家而言主要采取的是財政緊縮政策），不論是減少財政支出還是增加稅收（或提升稅收上繳率），都是對經濟復蘇和重啟經濟活力的阻礙，制約新的經濟增長點形成，反過來還會進一步惡化國家財政收支平衡，進一步打擊市場信心，形成惡性循環。

從國際比較看，日本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超過200%，美國也超過了100%，兩國通通超過了國際上通常所說的60%的穩健性標準，說明債務負擔過重并不一定導致債務危機。因此，緊縮政策救歐洲是藥不對癥，甚至是火上澆油。強制回歸紅線的做法不利于歐元區總體經濟復蘇。

國際上較為公認的是，歐債危機是因為福利增長過快和經濟增長率較低引發的，換言之，美日等國雖然債務負擔超過了希臘等國的水平，但由于其經濟增長率較快或福利增長受到節制，就沒有發生債務危機。而現有緊縮政策沒有辦法跨越這兩個難題，一是緊縮可能會導致經濟更加低迷，二是緊縮政策不能有效削減民主政體下的福利剛性。

福利增長過快較為容易解釋。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由于歐債危機國本身經濟發展水平較差，特別是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和愛爾蘭等國，加入歐盟后一方面享受了較多的歐盟結構基金和團結基金的補助，屬于凈得益國，加之因市場一體化所形成的產業從歐盟中心國家向這些周邊國家擴散，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其經濟增長。愛爾蘭在1990年代末甚至被稱為推動歐盟經濟增長的“小虎”，為這些國家福利增長提供了財政基礎；另一方面是由于歐洲一體化出現的福利趨同效應。即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從中心國家向周邊國家擴散，改變了勞動和資本的稀缺程度，提升了這些國家的工資水平。從2000年到2007年，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四國的工資上漲幅度分別為29.4%、27.8%、22.6%和26.8%，而同期德國的單位勞動力成本甚至微降了1.6%。如果說還有第三個原因，就是各國普遍都遇到老齡化。與其他國家相比，歐債危機國的公共養老金支出占GDP比重和替代率等指標，都高于西歐，甚至個別還高于北歐。歐陸主要福利國家養老金替代率平均水平近60%，高于美國20多個百分點，而希臘養老金替代率則又高出歐洲平均水平將近36個百分點，幾乎為全球之最，在某種程度上造成逆向的制度設計，既超出希臘經濟發展水平所承受的能力，反過來又進一步抑制希臘的經濟活力。

經濟增長率較低卻不能很好地加以解釋。南歐國家在發生債務危機前，已是低增長甚至負增長。按照區域一體化理論，由于市場拓展所形成的貿易轉移和投資轉移效應，相對落后的周邊國家比中心國家會有較高經濟增長率，歐盟各類財政轉移支付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經濟增長。這個現象在危機國加入歐盟初期都出現過。但是，相關國家意大利早自1990年代之后、葡萄牙自2001年之后、希臘和愛爾蘭自2008年之后，經濟增長率就低于歐元區的總體水平。這就需要解釋，這些國家在加入歐盟后經濟增長的形成機制，在何時又通過何種渠道弱化甚至消失了？反之，德國等中心國家經濟增長率應該比周邊低，又是怎么高上去的？一種解釋是福利趨同導致的歐債國家勞動力成本上升和稅負太重，導致企業競爭力不足而失去投資的積極性，另一種解釋是希臘、愛爾蘭等國經濟結構失衡，大量投資轉向了服務業和房地產業，形成經濟泡沫，最后導致增長機制崩潰。但這兩個理由仍然不能解釋，這個增長機制為何會突然在如此短的時間弱化甚至消失。

東擴給債務國經濟以沉重一擊

歐債國家經濟增長率低的根本原因是東擴。2004年以后，12個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歐盟總人口從約3.8億增至約4.5億，整體國內生產總值增加約9%，總體面積擴大近74萬平方公里。歐盟東擴后，資本、勞動力、商品和服務等四大自由流動的區域從15國增加到27國，對歐盟重債國經濟增長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從投資流動來看，特別是在2000年之后，由于歐元誕生，匯率更加穩定，交易成本降低，為這一地區的資本流動創造了更加方便、安全的環境。從2002年始，新成員國資本流入大幅增長，直接投資的年平均增長率達10%，其中增幅最高的2003年高達22.51%，2005年總額達22586億美元，增長勢頭強勁。歐元區對中東歐國家的投資占了相當大比例，其中奧地利和德國尤為重要。從勞動力流動來看，由于中東歐國家失業率比較高，入盟后其勞動力大量向西部發達成員國流動。據當時估計，瑞典、英國和愛爾蘭率先向波蘭等歐盟新成員開放勞動力市場，英國有50萬個就業機會，將很快被來自新成員國的勞工填滿。從歐盟財政轉移來看，為促進成員國經濟平衡發展，歐盟通過提供結構基金和融合基金縮小歐盟富國和窮國之間、發達和欠發達地區之間的差距。2000年～2006年的第三期結構基金總額達1359億歐元，新成員加入前，歐盟中四個最不發達的國家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和愛爾蘭是結構基金和融合基金的主要受益者，但在新成員加入后，其個人收入只是老成員國的一半，新成員國就成為歐盟財政轉移的最大受益者。

歐盟財政轉移的減少降低了歐債國家經濟增長的動力，歐元區大量新增投資出現在東歐，甚至有一部分是從債務國轉移到東歐的投資，無疑對已經不景氣的歐債危機國制造業以致命一擊，而廉價的東歐勞動力對南歐的沖擊導致的失業問題使其制造業失去再崛起的機會。東歐勞動力不僅沖擊西歐就業市場，增加了老歐洲的失業率，也增加了其社會支出和財政負擔。如果說以服務業為主的后工業化是工業化后的結果，希臘、愛爾蘭等國所形成的服務業、旅游業和房地產業“異軍突起”卻是制造業產業空洞化后“被后工業化”的結果。

社會“自衛”導致經濟衰退

如果東擴是導致歐債危機的主要根源，那么理論上的解釋就是，市場一體化沖擊了原有社會保護機制，激起的社會“自衛”卻更加阻滯了經濟活力。

市場一體化沖擊了原有的社會保護機制。眾所周知，福利國家是以民族國家為邊界、高度工業化為基礎的社會保護機制。高度工業化為建立福利國家提供足夠財力，以民族國家為邊界是在一個國家內部，通過政府的居中協調，勞資間達成妥協，形成社會伙伴關系，形成合力來抵御市場經濟沖擊，推動了戰后近30年經濟高速增長。歐盟市場一體化首先沖擊了民族國家的社會邊界，資本從此不需要履行社會責任，勞動力也失去了與資本強制討價還價的能力。盡管經濟差異很大，但歐盟債務國入盟后所形成的福利趨同是必然的，但是其所賴以存在的基礎更脆弱。一是外來投資雖然帶動了經濟增長，但其稅基并不穩固，一旦資本有更高利潤率去處，稅基必然流失，導致政府財政捉襟見肘。二是勞資妥協機制（社會伙伴關系）在這些國家并未形成，基于民主制下的福利剛性最終接盤者卻是政府，在德國等發達國家所形成的社會伙伴協調機制難以確立。從這個意義上說，在被迫實現福利趨同后，歐債危機國在沒有老牌福利國家的財政能力時，就必然發生財政赤字和債務違約。

社會“自衛”導致更嚴重的經濟衰退。在國家邊界削弱后，國家建構社會伙伴的能力隨之減弱。為應對經濟低迷和財政空虛所實行的降低養老金、延遲退休以及削減工資和福利等措施，馬上就會激起社會強烈的“自衛”意識——要求政府承擔相應的責任。政府的對策無外乎就是增加稅收、實行通脹以及增加赤字，在歐盟市場一體化下前兩項都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發債是政府安撫社會的唯一手段，而社會“自衛”的結果便是政府不斷增加稅收寅吃卯糧，最終形成經濟衰退，陷入“衰退”-“自衛”的惡性循環。

緊縮不能救歐洲的進一步解釋是，通過降低公民的“自衛”能力來獲得的經濟穩定，必然會因政局不穩定難以最終穩定。通過緊縮形成的經濟“可持續”必然會因經濟更加低迷難以“可持續”。福利國家的福利邊界和市場邊界未能統一，即使像法國這樣的老牌大國都受到非常大沖擊，更何況一些小國或被動不斷提升福利待遇的后起國家。如果市場邊界始終大于福利邊界，任何政府的財政救助都抵不過市場貪婪的抽取。社會不斷市場化的結果，就是政府運用財政解決社會問題的負擔越來越重，最終將與福利病一樣，因財政不堪重負而破產。福利國家成功之處就在于建立起一個包容市場的社會，而不是任由市場經濟胡作非為。福利國家失敗之處在于，建立了歐洲統一大市場，實現了四大流通特別是統一了貨幣，實際上就制造了自己的掘墓人。

市場邊界與福利邊界需要再次統一

福利國家的現實意義在于實現了市場邊界和福利邊界的統一，就是在市場經濟的分工效應和規模遞增的同時，通過構建民族國家為基礎的福利邊界，確保社會不被市場摧毀，或者說建立了包容市場的社會機制——社會市場經濟體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社會一致價值觀和社會伙伴關系，實現了勞資共贏和社會和諧。現有歐債國家發生的危機，是在這些福利國家的社會邊界被市場打破后，卻無法通過超國家的強制力來建立福利邊界，把“市場”框定在“社會”中。任由市場來吞噬社會，不僅會搞垮希臘，而且，隨之而來的就是東歐匈牙利等相對脆弱的國家，而如果危機蔓延開來，最終將會把法德等核心國家卷入其中而使歐洲一體化毀于一旦。

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措施，就是重建歐盟層面的社會邊界，以保護歐盟社會不受統一大市場的沖擊。具體做法是，歐盟需要建立兩個層次的社會保護機制。即在成員國層面上，需要適應后工業化和歐洲一體化市場深化要求，通過制度創新特別是結構性調整適當縮減過分慷慨的福利支付，以維持財政開支能力和企業競爭力，確保公民核心的社會權利不受影響，維護福利國家的基本價值。在歐盟層面，需要進一步強化凱恩斯的干預思想，通過構建輔助性的社會保護機制，確保大市場的解構力量不致于導致福利國家雪上加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歐盟的歐洲社會建設還要主動地保護歐洲公民的社會權利，包括勞動權利，包括充分就業、終生就業、改善勞動條件等權利。另外，歐盟可以通過加大結構基金和團結基金的支持力度，為落后地區和貧困人口提供更多反貧困和反社會排斥的支持；對于在歐盟內流動的就業人口，通過建立社會保障的接口，為流動人口在當地提供相應的醫療、教育和失業服務，以增強其個人或家庭抵抗市場一體化風險的能力，促進社會平等。

不論在歐盟層面如何加強社會保護機制建設，最終還是需要歐盟強有力的財源作后盾，歐盟的社會建設需要歐盟超國家力量的強化來支撐。目前，歐盟的新財力來源的渠道有：增加各國財政上繳比例、新增環保稅、征收歐盟團結稅等。

歐盟和成員國均需推動配套改革

可以說，歐盟債務危機是歐盟強力的市場力量沖擊了成員國的福利藩籬，導致社會無法應對而出現了一系列問題。但是，這并不表明歐盟一體化的制度設計和成員國自身不存在問題。為了徹底化解債務危機，歐盟和成員國需要加強自身改革來支持社會保護機制建設。從歐盟層面來說，歐洲中央銀行需要增補最后貸款人制度設計，把歐洲央行真正變成一個國家意義上的央行，而不僅僅只有維護物價穩定一個簡單的職能。在財政政策方面，統一公共財政勢在必行，以“歐洲學期”和“財政契約”為契機，逐步推進財政一體化。通過統一公司稅率，糾正貧富國家之間的稅率差異，以避免發展水平相對低的國家經濟的泡沫化，穩固社會伙伴關系。通過統一財政來最終實現增加歐盟自有財力和社會支付能力的目的。從成員國層面來看，既要開源又要節流，但首要是開源。成員國要借鑒“第三條道路”理論，采取積極的就業政策和刺激經濟政策，來提升經濟活力和政府的財政支付能力。面對老齡化負擔不斷加重的事實，應利用此次契機加快養老金和退休年齡改革，適當降低養老金替代率、延長退休年齡、降低失業給付、縮短給付時間等，以此降低社會開支和社會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