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導讀:：出口貿易中的碳排放概念。致使環境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日趨增加。投入產出分析法是目前研究國家貿易碳排放的主流方法。 論文關鍵詞：出口貿易，碳排放，投入產出分析，碳污染轉移 一、前言 19世紀初，Joseph Fourier 發現大氣氣體能夠圈住太陽放射出來的熱量。到1873年，John Tyndall 已經通過實驗確定了大氣中的H2O（水）和CO2（二氧化碳）是兩種使全球氣溫變暖最重要的氣體。目前，一致認為使全球變暖的六大氣體是：CO2（二氧化碳），CH4(甲烷)，N2O(一氧化二氮，即笑氣），SF6（六氟化硫)，氫氟烴，全氟化碳。然而，直到20世紀CO2在全球氣溫變暖進程中的作用才真正被人類認識(Arrhenius，1908；Sample， 2005；Weart， 2006)。至今，依舊有很多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諸如自然環境如何吸收CO2 (Humphreys， 1920；Hulburt， 1931)， 在生產CO2過程中人類行為和自然過程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Crawford，1996)。1958年Charles Keeling在南極洲和夏威夷開始精確測量CO2濃度時投入產出分析，在研究CO2排放和全球變暖之間關系時出現了重大進展，這些較為準確的測量數據為接下來10年進一步研究其對氣候的變化奠定了基礎(Lovelock， 2006)。 Carbon Emission（碳排放）一詞最早出現于“Man's emission of carbon dioxide into the atmosphere(1967)”一文中，指出二氧化碳是迄今為止人類活動中產生的含量最多的大氣氣體，盡管這種方式排放的氣體量大約只占大自然產生的2%，但是已經打破了大自然平衡。計算結果表明由人類活動排放的二氧化碳幾乎全部來源于燃燒過程，其中超過90%源自于化石燃料的燃燒。作為過去最被廣泛使用的單一燃料——煤，已經相繼由石油及其制品和天然氣予以替代[1]。 最近十年來，經濟增長和環境污染已經變成國內外的一個熱點研究課題[2]。由于世界經濟的不斷增長，化石燃料消費量不斷加大，致使環境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日趨增加論文怎么寫。在影響一國經濟結構的因素中，對外貿易是主要的因素，并且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Porter1990；OECD 1997)。因此，本文將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出口貿易與碳排放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以期能為該課題的進一步研究找到新啟示。 二、出口貿易中的碳排放概念 目前，相關研究或是從“內含能源”的角度，即隱含碳，或是從“出口碳”、“出口排放”、“碳連鎖”等其他角度，揭示出如下事實，即貿易會導致“碳泄漏”。 從對外貿易的角度上來說，“隱含碳”、“轉移排放”、“出口碳”、“出口排放”、“碳連鎖”的含義基本相同，但“隱含碳”更具有科學性。在國際相關學術研究中，隱含碳被稱之為“EmbodiedCarbon”。1974年的國際高級研究機構聯合會（IFIAS）能源分析工作組的一次會議上就曾指出，為了衡量生產某種產品或服務過程中的直接和間接消耗的某種資源的總量，可以使用“embodied”這一概念。出口貿易的隱含碳排放(carbon emissions embodied in exports)，即為了生產出口產品，而在生產國的整個生產鏈中所直接和間接排放的碳。商品生產過程中的隱含碳主要包含兩個部分，即燃料燃燒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工農業生產過程所排放的二氧化碳[29]。 三、出口貿易中的碳排放測算 隱含碳的計算即對碳排放的計算，世界上主要有實測法、物料衡算法、模型法、生命周期法、投入產出法等多種方法。實測法和物料衡算法盡管方法嚴格投入產出分析，但是基于基礎數據記錄的完備性和詳細性，不具有現實性。模型法是目前世界各國在氣候變化政策、減排分析等相關領域研究主要采用的手段。當前，AIM、SGM、IMAGE等綜合評估模型被廣泛使用。但是，模型法主要是針對溫室氣體減排政策實施后對地球各生態系統、社會發展影響的評估，并非為了找到如何有效地估算某行業或部門的排碳量。生命周期法是估算某個項目從投入到結束整個過程中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但存在重復估算的弊端。劉強等（2008）利用全生命周期評價的方法，對中國出口貿易中的46種重點產品的載能量和碳排放量進行了計算、比較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西方國家學者較早運用瓦西里·列昂惕夫于20世紀30年代研究并創立的一種反映經濟系統各部分之間投入與產出數量依存關系的“投入產出法”對本國對外貿易中的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問題展開了研究，這一問題后來隨著日益嚴峻的全球氣候狀況而被發展中國家學者加以重視。投入產出分析法是目前研究國家貿易碳排放的主流方法，是已被廣泛證實的一種有效的、從宏觀尺度評價嵌入到商品和服務中的資源或污染量的工具。國外相關研究起步較早：Machado， Schaeffer和Worrell (2001)、Hayami和Nakamura(2002)、Sanchez-Choliz和Duarte (2003)、Tassielli和Notarnicola (2004)、Ukho-padhyay和Fors-sell (2005)、Peters and Hertwich（2005）、Paul B. Stretesky 和 Michael J. Lynch（2009）等，近幾年來開展這方面研究的學者也多了起來，如齊曄（2008）、孫小羽（2009）、朱啟榮（2010）等學者不同年份內以不同部門作為研究對象，運用投入產出法對中國的出口貿易中的隱含碳進行了測算，盡管結果不?牽崧芻舊隙際且恢碌模此孀胖泄隹諉騁字械囊己坑性齔さ那魘啤? 當前統計部門尚無碳排放量的直接觀測數據，其中所涉及到的碳排放數據多為各學者根據已有能源數據進行折算，這其中多是基于直接能源需求(最終能源消費)進行折算。但最終能源的使用因受制于各產業的能源使用結構、使用效率等因素制約，不能客觀全面地反應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所帶來的所有碳壓力。從全生命周期角度，考量經濟運行過程中直接碳排放、間接碳排放、貿易輸入輸出過程中相關碳排放量，對客觀認識我國碳排放水平將提供有益幫助（李慧明，2010）。 目前，出口國生產出口產品的碳排放都計入出口國名下，與消費產品的進口國無關。實際上，進口國在消費進口產品的同時，相當于間接消費了生產這些產品所消耗的能源，以及相應間接排放了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論文怎么寫。為此，眾多學者對于出口貿易中碳排放量進行計算，以便在國際氣候談判中發達國家需承擔相應的減排義務提供依據。但是，由于目前計算方法較為單一——以投入產出分析法為主，計算過程中不同學者選取的部門/行業的種類和數量不盡相同投入產出分析，致使相同國家同一年份中碳排放量的計算結果差異很大；同時，投入產出表中的部門分類與海關進出口統計中的產品分類不一致， 在部門分類的對應上的技術處理，也影響到碳排放量計算的精確度。 另一方面，由于在計算過程中，更進一步的技術處理也會影響碳排放量測度的精度： 1、未考慮出口產品生產過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而只考慮燃料燃燒排放的二氧化碳，所以測算出來的碳排放量會小于實際碳排放量。即不考慮工農業生產或運輸等消耗的能源，而是只考慮生產某種產品本身發生的化學或物理變化而產生的二氧化碳。 2、未能考慮進口的中間投入品，現有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最終需求的出口貿易中的碳排放量的計算，即未考慮加工貿易的影響[16，26，29-31]，所以，計算出來的碳排放量會大于實際碳排放量。目前，國際上通常以投入產出模型為基本工具，從消費角度估計出口產品或服務在國內生產過程中燃料燃燒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的直接或間接碳排放，但其中大部分方法都沒有對生產投入中的國產和進口部分加以區分，因而在實際的評估中，會高估出口貿易在國內引起的碳排放(國內出口排放)，而忽視國外的進口再出口排放，這對準確的了解出口貿易中的碳排放情況還具有局限性。 而且，現有相關研究多以宏觀的國家為研究單位，或者以一國的中觀層面的行業/部門為研究單位，以微觀經濟單位為研究對象少。 四、出口貿易中的碳排放轉移 很多研究表明，能源消耗、環境污染和國際產業轉移關系密切，即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不斷轉向更高附加值的部門的同時，發展中國家則集中生產能源密集型產品(Williams et al. 1987；UNIDO 1991；Park and Labys 1994)。國內外很多研究從國際產業轉移角度，以世界系統論為理論基礎，研究發展中國家因為發達國家污染產業的國際轉移而淪為“污染天堂”。 按照世界系統論的觀點投入產出分析，即把世界所有國家看成一個整體經濟單元(Wallerstein，1974；Bollen，1983；Appelbaum andChristerson， 1997)，PaulB. Stretesky，MichaelJ. Lynch（2009）認為“全球商品鏈有助于解釋過去30年中國際生產的轉移現象，即利潤少的生產過程從富裕的發達國家轉移到貧窮的欠發達國家”；因此，中心國家可以利用外圍國家勞動成本低和環境規制弱的特點，為其提供原材料、勞動力甚至最終產品(Brunn， 2005)。 Grimes and Kentor (2003)持同樣的觀點，由于如今許多公司在不同國家生產產品組件，然后再把這些組件運送到另一個國家進行組裝，所以“在全球經濟鏈上，不太發達國家變成零部件供應商”。 針對Walter（1982）的“污染避難所假說”，一些學者對國際貿易中的高碳排放產業轉移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并認為發展中國家正成為國際高碳排放產業轉移的“避難所”（Ahmed and Wyckoff，2003；Limmeechokchai andSuksuntornsiri，2006；Maenpa and Siikavirta，2007）。Weber et al.（2008）認為中國的碳泄漏、碳出口導致中國的碳排放增加，從而印證了“污染天堂假說”。根據環境庫茲涅茲倒U曲線假說，“污染避難所假說”成立，發展中國家成為國際高碳產業轉移的趨勢成為一種必然(Berrah1983；World Bank1992； Grossman andKrueger 1995；Hayami1997)。因此，表面上看，中心國家的消費者受益于將污染生產轉移到其它國家，但是，從二氧化碳污染全球化的特點來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實際上，最近研究表明，由于大氣中較高的二氧化碳含量導致了氣溫的升高，進而加劇了全球與臭氧層相關的死亡。Jacobson (2008) 發現全球每年可能有7400-39000例死亡與二氧化碳污染有關。當污染水平達最高點時投入產出分析，大部分這些死亡可能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城市。然而，就二氧化碳污染影響全球化來看，中心國家的城市也感受到了臭氧層破壞的死亡逼近，中心國家所有地區都受到了二氧化碳水平不斷上升帶來氣候變化的影響。 隨著發達的中心國家將更多產品轉向國外生產，二氧化碳生產成本被外在化，而且隱藏了消費者導向性社會（a consumer-orientedsociety）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實際影響。碳密集型產品在發展中國家生產減少了發達國家居民對于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的責任，而且容易讓這些消費者疏忽或者說沒有意識到他們的消費習慣對于對于碳污染的負面影響。假定FDI、人口密度和GDP增長不變，那么中心國家居民的消費習慣與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水平關系密切，因而中心國家關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政策至關重要。短期和局部來看，外圍國家可以通過控制向中心國家出口來減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力求經濟發展和世界環境保護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但從長期和世界范圍內看，顯然達不到預期目標[27]論文怎么寫。在過去30年中，美國制造部門衰退的重要性就是減少產生全球溫室氣體，但同時，全球二氧化碳的生產發生了地理上的轉移。這種轉移是隨著美國制造業的收縮和那些低勞動力成本國家和/或者較少限制環境規制國家制造業的擴張而發生的。盡管制造業發生了地理位置的轉移，但是美國較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消費品的消費，間接加速了那些日益變成世界制造商品中心的發展中國家生產出口制造商品帶來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的增加[28]。 另外一些研究否定發展中國家成為國際高碳產業轉移的“避難所”（Munksgard et al.，2002；Wyckoff and Roop，2003；Mukho-padhyay and Kakali.，2006）。Mukho-padhyay和Chakraborty (2006)運用投入產出模型測算印度1991~1992年和1996~1997年國際貿易引發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排放量，表明印度本土產品較進口品更趨于環境友好型，“污染天堂假說”在印度并未得到應驗，貿易自由化和污染產業發展不存在必然聯系，并對此做出了解釋。 出口貿易中的碳排放問題的研究，其實是經濟增長過程中環境污染問題的一個研究分支，因此，后者對前者在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方面有諸多可借鑒之處。但是投入產出分析，由于出口貿易只是一國經濟活動的一個方面，而碳排放也只是環境污染的一種，而且其它類型污染具有本地化的特點，但二氧化碳污染的影響是全球化的(Lovelock， 2006)，因此，出口貿易中的碳排放問題的研究應該有其自身的特點。隨著發達國家產業的轉移，發展中國家是否成為“污染避難所”這樣的觀點，繼續在碳污染中進一步進行驗證。 五、總結 自由化貿易條件下，出口貿易中的碳排放量也不斷增加。在國際產業轉移發生的同時，由于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增長模式是粗放型的，在出口產品中，資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產品占很大比例，為此生產伴隨的大量的碳排放留在國內，造成了“碳泄漏”，發展中國家因此成為了“碳污染天堂”。Mauricio Tiomno Tolmasquim等(2003)通過實證分析再次證實了Wyckoff 和 Roop (1994)， Khrushch (1996)，Munksgaard 和 Pedersen(2001)提出發展中國家的碳泄漏問題。 由于二氧化碳污染全球性的特點及其對環境和氣候的負面影響，碳泄漏、出口貿易中碳排放影響因素的分解、出口貿易中隱含碳排放評價以及基于碳排放角度的進出口貿易生態利益評估及維護等問題有待深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