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是處于政府管理、監督之外，未向政府申報和納稅，其產值和收入未納入政府統計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各種經濟活動的統稱，是不合法、不公開、藏身于“地下”的經濟行為。它既包括非法經濟活動，也包括屬于未申報經濟的“影子經濟”。作為當前世界范圍內的一種普遍現象，地下經濟被國際公認為“經濟黑洞”。福建是我國地下經濟活動頻發區之一，各種地下經濟“形態”一應俱全。記者最近赴福建明察暗訪，揭開了地下經濟的一角面紗：其經營規模之大、涉及領域之廣、卷入人員之多、所得收入之巨，令人咋舌，發人深憂。

形形色色、規模龐大的“地下產業鏈”

地下工廠是假冒偽劣商品產生的源頭。記者在福建采訪了解到，福建的地下工廠生產的假冒偽劣產品，從假煙、假酒、假證到電器產品，無所不包。采取的方式五花八門，如擅自使用與他人特有的商品相同或近似的名稱、包裝、商標或者標記；擅自使用他人特有的名稱；在商品上隱匿依法應當標明的質量、產地、有效期限等，或對此做虛假的表示等，不一而足。如今的制假販假已向產業化。云霄縣是近10年來全國最大的假煙產區，曾被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列為全國30個假劣產品生產區域之一，鼎盛期甚至出現“村村冒煙”局面。另據漳州、南安、寧德等地查明，許多山區都成了“制假專業村”。記者在南安看到，民宅成了制假“地下工廠”。這些民宅周圍都安裝了防盜網，房屋的外墻上還安裝了攝像探頭，監視門口動靜。

假證制造也十分猖獗。近年來，廈門連續查獲“東南亞制證集團公司”、“環球證件公司”等地下假證制造工廠。廈門警方調查顯示，違法犯罪人員主要來自湖南省婁底市雙峰縣、蓮源縣和邵陽市的新邵縣。他們以經營小商品、擺地攤為掩護，制、販、銷一條龍，犯罪組織專業化，參與人員分工明確，相互之間多為單線聯系。今年5月，廈門警方搗毀一特大專門制造假證“地下工廠”，繳獲偽造的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印章、印模近千枚，做好的假證書“品種”達數百種。 走私是惡性抗法經濟活動。20世紀90年代以來，福建沿海一直是我國走私重災區，過去曾出現過賴昌星走私集團這樣的集團化走私活動。隨著打擊走私力度的不斷加大，大規模走私活動得到了遏制。但記者調查了解到，如今走私分子為挖空心思逃避打擊，出現了新的“螞蟻搬家”式走私犯罪活動方式，其活動仍然十分猖獗。

據廈門海關走私犯罪偵查分局有關人士介紹，“螞蟻搬家”式走私成品油的犯罪活動有明顯抬頭之勢。僅去年上半年廈門關區內就查獲7起成品油走私案件。其主要作案手法是：國內較大型船舶駛往海峽或外海海域，從外國油輪上過駁成品油，在沿海近海將油品分駁給小型船舶，再由小船卸駁給岸邊的油罐車，運往私人加油站非法銷售。從事此類走私活動的小型船舶多為特制的“三無鐵殼船”或是經過改造的當地漁船，造價不高，一旦被發現就棄船逃跑，然后再重新購置船只繼續走私。毒品消費，觸目驚心。資料顯示，福建毒品犯罪的販毒數量明顯增加，大宗化越來越突出。2000年全省共破獲各類毒品案件3000多起。其中，萬克以上毒品案件6起、千克以上10起、百克以上的24起。另據有關部門，毒品犯罪中團伙犯罪傾向日趨突出。境內與境外、內地與沿海的販毒分子相互勾結，形成了生產、銷售、販運、走私的犯罪團伙或犯罪集團。去年8月14日，福建省公安廳成功破獲涉及福建、內蒙、浙江等地的特大制販冰毒案件，先后抓獲制、販冰毒犯罪嫌疑人14人，摧毀制毒工廠1處，繳獲冰毒332.1千克。地下，能量驚人。福建沿海民間資金充裕，成為非法金融活動的頻發區。農村非法集資活動屢禁難止，民間標會以互助名義進行詐騙，大肆吸納民間資金。據了解，標會一般由發起人(稱“會頭”)邀請若干人參加，約定每月、每季或半年舉行一次，每次各交一定數量的錢款，輪流交由一人使用，借以互助。福建省長樂市標會活躍期出現近百個大大小小的標會。今年上半年被石獅市人民檢察院依法提起公訴的一家標會“會頭”蔡亞順、邱秀勉夫婦，1995年至2000年間，以“標會”的形式在祥芝鎮吸收公眾“入會款”、“存款”1900多萬元，涉及公眾270多戶。地下錢莊十分活躍。據人行福建省長樂市支行查明，長樂市李金泉等人借知青服務部之名，行私人錢莊之實，非法從事金融業務活動達五、六年時間，吸收公眾存款、發放貸款達1.3億元。一些地下錢莊還非法從事外匯交易兌換，莆田市公安局經偵支隊查獲的一家地下錢莊，非法進行外匯交易金額已達數千萬美元。調查還表明，地下錢莊的經濟活動，往往和偷渡等非法活動緊密相連。

“地下保險”是近些年新出現的一種非法金融活動。記者在晉江、石獅暗訪了解到，近年來一些境外保險機構未經批準進入福建沿海多個城市非法拉保現象十分嚴重，形成了一個“地下保險市場”。同內地合法的保險公司相比，境外保險機構在內地搶單，以多項誘惑性承諾打保單爭奪戰，尋保手段主要是以高額回報、人民幣繳款美元理賠等許諾吸引客戶；一些境外壽險公司對內地投保人還推出與香港居民相同的多種優惠。它們選擇的客戶群主要集中于沿海高收入的私人業主等富裕人群，所簽的保單多是年繳保費少則幾萬、多則幾十萬的大額保單，造成的保費流失十分驚人。非法博彩，為害甚烈。福建農村民間賭博成風，以地下六合彩非法賭博活動為甚，有人稱之為“農村的瘟疫”。據了解，六合彩獎券系香港獎券管理局委托香港賽馬會經辦的獎券游戲，六合彩僅在香港地區發行，內地出現的六合彩屬于“私彩”范疇，是未經國務院或國務院授權部門批準，由個人自行銷售的彩票，屬于非法經濟活動。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福建地下“六合彩”市場規模迅速擴大，有人估計私彩一年的銷售額有幾億元人民幣，而這些巨額資金都在國家稅收和財政體系外流動。帶有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對經濟活動的介入，使地下經濟更加泛濫無序。幾乎所有的涉黑組織都建立了自己的經濟基礎，而這些“黑幫”在打造經濟基礎時，無一不帶有暴力性質。

據調查，福建涉黑經濟類型大致有兩類：一是企業化經營型，涉足的是合法生意，但其經營手段完全屬于非法，采用暴力手段進入多個行業，驅趕原來的經營者，迫使其他人退出市場，強買強賣、收取保護費、掠奪壟斷利潤，最后形成這樣一種局面：凡屬這一黑幫組織涉足的行業，所有的人都“自動退出”，不敢與之競爭。二是以暴力為資本型。主要是指靠暴力手段開設賭場，放高利貸，綁架勒索，入室搶劫，聚斂錢財。近年來，公安部門破獲的幾起案件均具有以上特征。

危害嚴重，不一而足

地下經濟的危害已經遠遠超越了它自身的范圍和純粹的經濟領域，擴及到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游擊式經營決定了地下經濟缺乏信用，嚴重危害地區金融秩序。據一些保險業內人士介紹，近幾年，一些境外保險機構非法進入內地展業，由于未經合法注冊登記，都沒有設立業務基地，有的業務員就采用“游擊戰術”吸保，在投保人簽單交錢后，就改變聯系電話，投保人連業務員也聯系不到了。

一些地下經濟活動直接危害了社會的穩定。長樂市民間標會詐騙活動直接使當地數千個家庭受害，已引發嚴重的社會。近年來，受害者不斷到市政府上訪。受害者被詐騙少則三五萬元，多則幾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其中不少人是受發財神話誘惑而借債入會的，現在不僅多年儲蓄化為烏有，還整日被債主逼債。不少婦女是背著家庭入會尋找發財夢的，由此引發了眾多的家庭暴力和離婚事件。

“地下經濟”對正常的經濟統計工作是一個很大的困擾。福建省社會院的專家分析說，經濟活動中的“地下現象”，由于掩蓋了部分事實，扭曲了一些經濟參數，使人們對經濟活動的觀察有可能偏離實事求是的軌道，使政府搜集的經濟數據可能是不完全的，以此為基礎的宏觀經濟計劃、政策有可能被誤導，從而破壞正常經濟秩序。

長期地下經濟現象的一位專家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地下經濟是引起和加速國有資產流失的挖掘機和助推器，成為蠶食國民經濟正常發展資源的黑洞。從資源配置方面看，地下經濟導致資源配置效率的低下，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導致資源配置的失效，影響國民經濟的正常增長水平。而且，“地下經濟”由于逃避了政府管制和稅收，其產品成本較合法經濟低得多，從而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這極不利于市場的公平競爭和資源的優化配置。 “地下經濟”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逃避政府和公眾的監督，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導致國家的稅收流失，每年造成的稅收流失量之巨大無法估算。福建省國家稅務局一位同志說，由于“地下經濟”活動的大量存在，政府為打擊偷逃騙稅，每年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并且隨著逃稅者逃稅手法的更加高明，逃稅手段更加隱秘，這一投入還在不斷增加。“地下經濟”活動大大提高了稅務機關的征稅成本。

此外，由于一些黨員干部參與地下經濟活動，嚴重影響了黨的形象，削弱了政府的權威。據調查，影響較大的地下經濟組織大多有腐敗官員支起的保護傘為其撐腰，這類非法經濟活動在某種程度上弱化了黨在地方的領導權，踐踏的尊嚴，造成極大的民憤。更有甚者，一些黑社會組織利用地下經濟力量向權力階層滲透，從當地權力層中尋找他們的代理人，與掌權者相互勾結，同時網羅地方無業游民，這種權力庇護和暴力手段的畸形結合，使涉黑組織已在一些地區與社會底層成員中成為一種“公共權威”，形成“另類社會權力”，挑戰地方政府權威。打擊不力，癥結何在

地下產生的根本原因是高額利潤的驅動。福建省院經濟所一位同志說，在體制轉型期間，由于舊的經濟管理體制正在被破除，新的市場經濟管理體制還未健全起來，必然產生許多政策和法規“真空”。經濟領域中的體制缺陷為地下經濟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和條件。記者在采訪時了解到，許多民間游資是因為投資體制不完善才轉入“地下”的。民間資本投資實業尚有許多“隱形壁壘”。盡管許多地方都在放開民間資本的投資領域，但許多“放開”還是停留在口頭上，沒有實質性動作，一些壟斷性行業對民間資本大門緊閉。一個市曾對全市82個行業進行調查，發現外資進入的行業有60多項，而民間資本進入的行業才40多項。在這種情況下，民間富余資金就很有可能被迫投向地下經濟或非正式經濟中去。一些銀行的服務觀念落后，也使一些地方的富余資金投資無門，在發財的心理驅使下，只能選擇比正式利率高一些的民間非法市場。更重要的是，民營的環境仍不完善，仍然受到各種歧視、掣肘，其中最主要的困難是在貸款融資方面。一些專家認為，由于金融機構自身改革的滯后性，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十分突出，這等于給地下金融活動“讓”出了巨大的市場空間。民營企業只好到民間金融市場去尋求資金。 地方保護主義是地下經濟難以根除的重要原因，這在“打假”中表現得最為明顯。一些地方領導對制假的危害性認識不夠，為其撐起保護傘，甚至直接參與造假。據了解，近年來，福建南安市每年也經常開展打假行動，每次打假都組織數百人的打假隊伍“重拳出擊”，但制假窩點仍然隨處可見，制假活動仍然十分公開。受巨額經濟利益的驅使，當地一些黨員、干部及干部親屬都參與造假，客觀上給打擊造成了很大困難。

人民大學副教授洪大用指出，少數官員之所以愿意盡力庇護制假者，向上級隱瞞真實情況，是因為他們和企業主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只要這些企業能平安生存下來，不僅可以推動所謂的“經濟發展”，增加地方財政收入，塑造自己的政績，甚至可以謀取自己的私利或保證自己的私利不受損失。在這種意義上，企業主和政府官員往往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雙方的合謀形成了假打瞞報現象背后的“潛規則”。

立法的不完善也使不法分子有空可鉆，規避刑事處罰。以走私為例，據廈門海關偵查分局介紹，我國刑法第153條對走私貨物、物品偷逃應繳稅額在5萬元以上的都做了具體的處理規定，但對走私5萬元以下的沒有具體規定，僅第三款有一句“對多次走私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走私貨物、物品的偷逃應繳稅額處罰”。許多走私分子清楚刑法第153條的規定，于是鉆的空子，將每次走私成品油的數量控制在5萬元以內，使有關部門無法對其進行刑事處罰。因為“螞蟻搬家”式的走私活動可以“合理”規避法律制裁，由此出現了“抓了罰，罰了放，放了繼續干”的惡性循環。

對“地下經濟”的研究亟待引起重視

日益龐大的地下經濟已引起嚴重的社會不安，到了擾亂正常經濟秩序、穩定的地步。這些未出現在政府統計中的財富、生產和服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經濟統計的精確性，并構成了社會經濟的潛在危害力量。加強監管，完善立法，加大打擊“地下經濟”的力度，已是刻不容緩。然而我國界對地下經濟問題的研究還很薄弱，從事專門研究的學者少而又少，系統的理論分析更顯不夠，社會關注的許多與地下經濟有關的問題得不到正確解釋，無法為打擊地下經濟提供理論支持。政府在制定宏觀管理和調控措施時，如果對地下經濟估計不足、分析不夠、情況不明，只是依據公開的官方統計資料作決策，可能導致某些政策指向與客觀事實有偏離，使政策效應不能充分發揮。因此，政府對經濟的宏觀管理和調控，絕不能忽視地下經濟問題，加強研究與關注已是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