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機制化為重塑國際經濟秩序提供巨大機遇與動力。一是顛覆傳統理論。G20峰會機制化已經打亂西方發展經濟學有關“中心－外圍”理論。在G20機制內，以BRICS國家為代表的“外圍”國家與以G7為核心的“中心”國家開始平起平坐地（起碼在形式上如此）磋商原先在“中心”國家集團內（G7內）商討的全球性問題。二是瓦解西方體系。G20機制取代G7，說明全球治理體系（上層建筑）必須隨世界經濟結構（世界經濟基礎）嬗變而調整，開始由發達國家獨霸向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平分秋色轉變，“南北共治”格局初露端倪。三是挑戰美國霸權。一方面，金融危機使美國經濟實力呈階段性衰落，美元地位顯現趨勢性下滑。另一方面，在G20架構內，美國仍是核心國家，主導地位短期難動搖，但霸氣開始收斂，合作意愿上升。尤其是，作為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本質上是對美國金融體系的改革，尤其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將最終觸及美國的核心利益——美元霸權地位。四是認可中國和平崛起。G20機制化從另一側面表明，以美為首的西方體系開始接納中國，認可中國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經濟發展這一事實。同時，美歐欲以增加我在世行和IMF的話語權，讓我承擔更多國際責任，讓我在其設計的體系內崛起。五是開啟國際新秩序構建。全球治理由G7過渡到G20，本身說明一個全新時代的開啟。它雖然始于金融經濟危機，但終將產生政治與安全影響。

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上日程 自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后，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處于絕對壟斷地位。自上世紀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逐漸形成以美元為主導、馬克（后為歐元）、日元和英鎊等貨幣為補充的“一極多元”貨幣體系，但美元的絕對壟斷地位不變。危機對國際貨幣體系沖擊不小，美元霸權地位受到多方質疑。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于2009年3月撰文，認為“危機的爆發及其在全球的蔓延表明了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易受損性和系統風險”。文章建議“建立一種由國際機構管理的超主權主導貨幣，將有助于創造和控制全球資金流動”。聯合國金融體系改革專家委員會主席約瑟夫·施蒂利茨持同樣觀點。他認為，“目前以美元為基礎的體系存在重大缺陷，我們需要一種全球性的儲備貨幣。”俄羅斯等新興國家也表示，支持建立一種全球貨幣。在2010年5月的“金磚四國”領導人會議上，四國提出將探討以本幣進行貿易結算問題。雖然美元的主導貨幣地位在短期內無法撼動，但從長期看各國會加快外匯儲備結構調整，從而威脅美元的國際地位。德國前財長施泰因布呂克認為，美國最終將失去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超級大國地位，國際金融體系將朝多極化方向發展，美元、歐元、人民幣和日元等將共同成為穩定而重要的貨幣，國際貨幣體系趨向多極化。今年的G20東道國法國總統薩科奇已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列入下半年召開的戛納峰會議題之一，建議創建一種“以多種國際貨幣為基礎的”金融體系。毫無疑問，后危機時代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勢在必行。 三、國際經濟體系醞釀轉型 在世界近代史上，國際體系先后經歷過兩次大轉型。第一次發生在16世紀初葉至19世紀末期，歷時4個世紀。基本特征是分散孤立、不成體系的體系轉變為整體發展的全球體系；第二次發生于20世紀初至2000年，歷時約100年。國際體系轉型的基本特點是，英國主導的全球國際體系朝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轉型，即由所謂“英國治下的和平”向“美國治下的和平”轉型。 當前，國際體系正進入第三次轉型階段。如果說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式開啟國際體系第三次轉型的發動機，那么當前金融危機則是加速國際體系第三次轉型的催化劑。與前兩次不同的是，21世紀國際體系轉型是在西方國家整體力量與影響相對下滑，非西方國家力量與影響相對上升背景下發生。轉型的結果應該是，東西方力量與影響加速向相對均衡方向調整，西方國家主導國際體系的連續性可能因此被中斷。 我們不能指望一種新的世界經濟秩序會因本輪金融危機而赫然建立。在多變、多元、多極世界中，國際經濟秩序與經貿合作機制正步入一種多層次并存、功能性細分的時期。任何一種新機制的誕生，并不意味著另一舊機制注定要退出歷史舞臺。也就是說，一種更多邊機制的出現，不需要匆忙整合現有各類合作機制，“新”與“舊”需要和平共處，互補有無，相得益彰，旨在保障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和均衡發展，以真正建立起更加有效、更加公平的國際經濟新秩序。 需要認識到，國際體系轉型是一個漫長、曲折、動蕩過程，本次轉型也不例外。期間，東方與西方之間、西方與東方內部之間，矛盾與沖突將不斷，博弈將異常激烈。因為，這一切將發生于體制內與體制外，但時間可能短于前兩次。估計，到“金磚四國”經濟真正崛起時（估計于2030－2050年期間），東西方共治的國際體系將基本建成。G20應是現階段由西方轉向東西方共治平穩過渡的最佳途徑。 總而言之，變化中的世界往往給中國這樣的后發國家更多有所作為的機會與拓展空間，而且新興經濟體尚處于加速起飛階段，可謂千載難逢。特別是，亞洲經濟的整體崛起，使21世紀成為亞洲世紀的可能性增大，而國際經濟體系變遷有助于中國和平發展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