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毛澤東是探索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的偉大開拓者。他從執政任務、執政能力、執政監督等方面對共產黨執政規律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對新時期加強黨的建設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仍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英文摘要】Mao Tsetung is a great forerunner to probe into the governing rules followed by CPC.By attaching much importance on the mission of governing，the capability of governing and the supervision of governing，this article addresses Mao Tsetung's useful reflection on the governing rules follwed by communist party.

【關 鍵 詞】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有益探索

Mao Tsetung/Communist Party of China/governing rules/useful refection

【 正 文】

中國共產黨十分注重對執政規律的探索。1945年7月，當黃炎培先生向毛澤東提出共產黨執政后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時，執政規律就已開始成為領袖人物經常思考的重大課題。新中國建立后，隨著共產黨執政地位的確立和鞏固，探索得以全面展開。本文主要從執政任務、執政能力、執政監督等方面談談毛澤東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的有益探索。

一、在執政任務上的探索

發展既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根本任務，也是中國共產黨得以長期執政的必要條件。講發展，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任何一個政黨要取得執政資格，鞏固執政地位，獲得執政的物質基礎，都必須代表特定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正確解決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發展生產力的具體任務和具體方法。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和使命，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務，決定并要求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高度重視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開拓促進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發展的新途徑。對這一規律性的認識的形成，毛澤東的有益探索功不可沒。

正如石仲泉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之源——兼談“西柏坡精神”》一文中所言：“西柏坡精神是這兩條偉大道路的交匯處和銜接點。毛澤東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在西柏坡即將走完；同時始于毛澤東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又從這里開始，是最初的原始源頭。”毛澤東在西柏坡時期對共產黨執政后的任務就作了理論探索和戰略構想。

西柏坡時期，毛澤東對于新中國共產黨的執政任務的戰略構想涵蓋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但其總體思路是以經濟的發展來帶動中國的整個發展，政治的發展、文化的發展是服務于經濟的發展或伴隨它而發生的。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開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從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務須避免盲目地亂抓亂碰，把中心任務忘記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黨的組織工作，政權機關的工作，工會的工作，其他各種民眾團體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肅反工作，通訊社報紙廣播電臺的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P1428)此時，毛澤東不僅非常重視醫療戰爭創傷，還對未來的新中國在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的經濟發展進行較為深入的理論探索。

關于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經濟發展的目標。毛澤東早在1945年黨的七大所作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一文中就首次提出了“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目標。西柏坡時期，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明確指出，“在革命勝利以后，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P1437)明白無誤地把“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確定為新中國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目標。這一目標符合世界各國發展的一般規律，是新中國逐步發展、走向世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

關于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經濟發展的主要內容。毛澤東認為，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經濟發展的主要內容包含了“工業化”和“農業社會化”。西柏坡時期，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一直是毛澤東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他在1948年5月明確指出：“我們現在已經有了許多大中小城市和廣大的工礦交通企業，如果各有關領導機關忽視或放松這一方面的工作，我們就要犯錯誤。”(P1333)新中國建立前夕，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再度強調：“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必須有步驟地解決國家工業化問題。”(P1477)。

同時，毛澤東又認為，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的經濟的發展離不開“農業社會化”。它包含兩個方面的內涵：在制度方面，就是完成土地改革，消滅封建制度，打破中國農業原來分散的自給自足狀態，使中國的農業向著集體化方向發展，取得發展農業生產的必要條件。在技術方面，就是必須改良農業技術，主要是采用現代化工業才能提供的現代機械工具和現代技術，也即“農業社會化”和國家的“工業化”協調發展。“農業社會化的步驟，必須和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的發展相適應。”(P1477)

關于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經濟發展的途徑。毛澤東認為，五種經濟成分必須同時存在。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個體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分，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P1433)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將本著“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原則，來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其中，必須以國營經濟為主體。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指出，“關于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問題，必須確定：第一是國營工業的生產”(P1428)。其次，重視科學的組織和管理。毛澤東指出，要使企業的經營生產獲得發展，必須對企業實行有效的組織和管理，設立廠長負責制下面的管理委員會。由于經濟建設對于即將走出革命戰爭年代的中國共產黨人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毛澤東特別強調要學習：“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P1481)

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共產黨執掌政權，毛澤東在西柏坡時期產生的經濟發展的戰略構想付諸實踐，并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從而指引著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走向了偉大勝利。

1956年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以后，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全新的實踐考驗，即共產黨能否履行好自己的執政使命，完成自己的執政任務。毛澤東對此作了探索。

列寧在《論黃金在目前和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后的作用》一文中指出，無產階級奪取和鞏固政權以后，“對于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來說，最大的危險，甚至也許是唯一的危險，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記了恰當地和有效地運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條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開始把‘革命’寫成大寫，把‘革命’幾乎奉為神明，喪失理智，不能極其冷靜極其清醒地考慮、權衡和驗證在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什么活動領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義的行動，那他們就最容易為此而碰得頭破血流。”列寧在他逝世前夕，還以政治遺囑的形式，提出了改革國家機關的主張。遺憾的是，他的這些思想和主張還沒有被黨和人民理解接受和實施就逝世了。列寧的后繼者斯大林領導蘇聯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但由于受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影響，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沒有矛盾、“完全適應”，并把剛剛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模式看成是盡善盡美的，長期諱言和拒絕改革，致使體制僵化，越采越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毛澤東堅持和發展了對立統一規律，認為這是宇宙的根本規律。他強調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批評了蘇聯學術界長期居統治地位的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無沖突論”的形而上學觀點，這就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打開了改革的閘門。他還堅持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同意斯大林的“完全適應”的觀點，提出了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觀點。從而為后來的改革作出了最初的理論論證。毛澤東還糾正了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說的商品生產只限于生產資料的觀點，明確指出商品生產的活動不限于個人消費品，有些生產資料也是屬于商品的，如農業生產資料。毛澤東吸取蘇聯模式的教訓，明確提出走“中國工業化的道路”。他從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發展關系的分析中闡明了適合我國國情的經濟建設理論、方針和政策。其要點是：建立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提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發展工業和農業同時并舉，發展重工業和輕工業同時并舉；按照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確保整個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實踐證明，毛澤東關于中國工業化道路的理論原則、方針、政策是正確的，一旦違反了它，就會使經濟建設出現混亂，遭受損失，回過頭來還必須按此進行調整，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指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分兩階段的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理論。這個思想雖然在內涵上遠不及以后逐步形成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但它卻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直接思想來源之一。1962年，毛澤東在總結1958年到1960年急躁冒進和“共產風”的教訓時，強調在我國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要把時間想得長一點是有許多好處的，設想太短了反而有害。他指出，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快地發展起來，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是不可能的。毛澤東在吸取“共產風”的教訓時，比較早地提出了在我國經濟落后的條件下，必須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問題。首先，他批評了陳伯達等人主張廢除商品和貨幣的極“左”錯誤，強調中國很需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其次，毛澤東批判了那種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的錯誤觀點，認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生產不會導致資本主義。最后，毛澤東提出“價值規律是一個偉大的學校”，要求用這方面的事實來教育廣大干部和群眾。

二、在執政能力上的探索

共產黨執政素質和執政能力的提高是在加強和改進黨的自身建設中實現的。如何加強和改進黨的自身建設以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一直是毛澤東十分關注的問題，對此，他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中共執政后，一方面能夠憑借政權的力量在更大范圍內和更大程度上為人民謀利益；另一方面執政黨的地位又非常容易使黨的干部產生脫離群眾甚至濫用職權的危險，從而使黨的內部遭到腐蝕而導致失敗。因此，執政黨的建設成為比民主革命時期更為重要和艱巨的任務。毛澤東對這一艱巨的任務有清醒的認識。早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向全黨發出警惕敵人“糖衣炮彈”攻擊的警告，提出要將“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中共執政后，毛澤東所預料的不良現象在黨內出現了：有些黨員因為革命勝利而停頓起來，不求進步，工作上消極疲沓，生活上貪圖享受；有些黨員則以功臣自居，爭待遇、爭享受；還有些黨員在工作作風上產生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作風，損害黨和政府的威信。為了克服和糾正黨內這些不良傾向，毛澤東召集政治局會議，決定在黨內開展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毛澤東在給胡喬木的信中強調指出：“這件事已成當前一切工作向前推進的中心環節。這一環節不解決，各項工作便不能順利地向前推進了。”(P967)1950年6月，中共召開七屆三中全會，再次研究全黨的整風問題。毛澤東在6月6日代表政治局向全會提交的書面報告中，把整黨問題列為爭取國民經濟好轉必須作好的八項工作中的重要一項。指出：“全黨應在1950年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項工作任務密切地相結合而不是相分離的條件之下，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用閱讀若干指定文件，總結工作，分析情況，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等項方法，提高干部和一般黨員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錯誤，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驕傲自滿情緒，克服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改善黨和人民的關系。”(P72)通過整風，整頓了干部的思想作風，使干部中的驕傲自滿、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有較大改進，個別黨員干部的貪污腐化、鋪張浪費等行為受到批判和嚴肅處理，從而使整體上提高了黨和政府的威信，提高了黨的執政能力。

結合這次整黨，毛澤東發動了“三反”、“五反“運動。針對當時一些不法資本家和階級敵人，利用“打進來”、“拉出去”的辦法，向黨、政、軍機關內部大量施放“五毒”，黨內少數人經不起腐蝕而開始墮落，甚至蛻化變質，淪為犯罪分子。毛澤東對此高度重視，發動和領導了這場運動，直到槍斃如劉青山、張子善這樣的中共高級干部，并著重揭露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受資產階級的影響而腐化墮落的思想和行為，對廣大黨員干部進行了有效的防止資產階級思想腐蝕的普遍教育。

加強黨的建設，核心問題是永遠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民眾的支持，人心的向背，歷來是決定一個政黨和一個政權興亡的根本性因素。中共就是憑借著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才打敗國民黨，建立新中國。黨執政以后能否繼續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毛澤東一直努力解決的重大問題。毛澤東早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提出了“兩個務必”思想。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和社會主義改造出乎意料的順利進行使得黨內部分干部滋長了驕傲情緒、鋪張浪費習氣。對此，毛澤東重申了“兩個務必”的思想。1955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經常說，不要因為我們的工作有成績就驕傲自滿起來，應該保持謙虛態度，向先進國家學習，向群眾學習，在同志間也要互相學習，以求少犯錯誤。在這次黨代表會議上，我感覺仍然需要重復地將這些話說一遍。驕傲自滿情緒在我們黨內確實是存在著，在有些同志的身上這種情緒還是嚴重的，不克服這種情緒，就會妨礙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偉大任務的完成。”(P139)1956年9月1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指出：我們現在也面臨著和蘇聯建國初期大體相同的任務。要把一個落后的農業化的中國改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我們面前的工作是很苦的，我們的經驗是很不夠的，因此，必須善于學習。我們決不能有傲慢的大國主義的態度，決不應當由于革命的勝利和在建設上有了一些成績而自高自大。國無論大小，都各有長處和短處。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極其偉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自大的理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1956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中國將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中國應當這樣。因為中國是一個具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和六萬萬人口的國家，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但是要謙虛。不但現在應當這樣，四五十年之后也應當這樣，永遠應當這樣。”(P312)對于黨的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毛澤東特別強調要堅持和發揚。1955年10月11日，毛澤東再次指出：“‘勤儉辦社’這個口號很好。這是下面提出來的。要嚴格地節約，反浪費。……要提倡勤儉持家、勤儉辦社，勤儉建國。我們的國家一要勤，二要儉，不要懶，不要豪華。懶則衰，就不好。”(P213)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指出，我們歷來提倡艱苦奮斗，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年11月15日，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中，毛澤東又指出：根本的是我們要提倡艱苦奮斗，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要勤儉建國，反對鋪張浪費，提倡艱苦樸素，同甘共苦。

人無完人，黨無圣黨，任何人、任何黨都可能犯錯誤。是諱病忌醫還是有錯就改，是考驗執政黨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面。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前后，毛澤東對待大躍進所犯錯誤的態度和處理問題的方法，對于促進黨的自身建設、增強執政能力有重大影響。大躍進中所犯的錯誤，最根本的是背離了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從而使國家經濟建設和黨的威信都受到嚴重的影響。毛澤東深刻認識到這一問題，在提出調整經濟任務的同時，也提出要恢復黨的實事求是傳統作風問題。1961年1月9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對《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的解釋中強調指出：“三大紀律第一條，一切從實際出發。現在工作中主要是不從實際出發，主觀主義。要整主觀主義。”3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進一步提出領導干部要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的問題，提出要使1961年成為調查研究年、實事求是年。特別是在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工作中的錯誤。為了使執政黨少犯錯誤，毛澤東在會上對執政黨的民主集中制問題進行了充分論述，把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作風，提高到關系黨和國家性質問題的高度。

三、在執政監督上的探索

早在1945年，毛澤東在回答共產黨執政后如何避免“人亡政息”的結局時，胸有成竹地說，“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松懈，只有人民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就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十分重視人民在共產黨執政監督中的作用。在他看來，人民政權建立之后，人民是政權的主人，是整個社會的基礎力量，因而也是監督、抵制、反對共產黨執政腐敗最堅決、最堅定的力量。對共產黨執政腐敗的斗爭也像革命斗爭一樣，需要動員人民、依靠人民，造成一定的聲勢。而這種聲勢的形成，離開動員人民，是無法實現的。只有發動了人民群眾，造成聲勢，“這樣的內外夾攻，才能把我們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國事真正辦好起來。”人民監督的實質就是要用人民的權力來監督、制約共產黨執政的權力及其運行，特別是要監督制約權力的濫用和腐敗。

共產黨執政之后，毛澤東在全國范圍內將這一思想付諸實踐，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整風運動，目的是就借助人民的監督力量，來保證黨永不變色。毛澤東在“三反”斗爭中就明確指出：“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斗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廣大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去進行，一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一樣的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批最嚴重的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P54)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再次提出對各級干部的監督問題。為此，毛澤東在全會上宣布：中共準備在1957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以借助黨內外力量幫助克服在黨的建設上存在的問題。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從制度上探索和提出了人民民主監督共產黨執政的途徑和方法。首先，建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制度，使人民代表和各界代表人士直接參政議政，開通民主渠道，力求擴大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1954年，毛澤東曾指出：“共產黨沒有制憲之權，不能制定法律，不能下命令，只能提建議。”(P384)按照這一原則，在建國初期建立人民代表會議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理論和組織框架。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了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從而從國家根本大法高度為人民參政議政、民主監督作了制度保障。毛澤東還提出并實行了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和民主集中制，還領導制定了信訪工作制度等。即使在階級斗爭日益擴大化的60年代，毛澤東還特別強調干部“三同”（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制度，干部參加集體勞動制度，黨政干部主要負責人蹲點制度等，這些具體要求，對執政黨特別是黨員干部起到了有效的監督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毛澤東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的探索是在革命勝利前后進行的，因而必然帶有濃厚的革命黨色彩，無論在思維方式、施政行為上，還是執政理念上都打上了革命的烙印。表現在指導思想上過分強化了階級斗爭觀念和夸大了階級斗爭嚴峻性，在狠抓階級斗爭的同時忽視了經濟的發展，致使“左”傾錯誤在指導思想上長期占據統治的地位；在施政行為上習慣于革命運動的方式解決經濟發展問題、思想認識問題以及政治、文化教育問題，如違背經濟規律搞大躍進運動，用抓革命的方式搞生產；在意識形態領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革命的大批判運動；用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解決黨內存在的不同意見的爭論等。在執政理念上，將經過長期奮斗后才可以實現的所有制結構、分配體制及人的全面發展目標人為拉平并使之理想化、簡單化。如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視為單一的公有制，分配體制上實行單一的“按勞分配”，甚至曾一度試行過“按需分配”，把人的全面發展簡化為亦工、亦農、亦軍、亦商、亦學。革命的思維方式、革命的施政行為、革命的執政理念嚴重妨礙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發展。當然，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的探索是一個嶄新而長期的過程，正如波蘭革命家盧森堡視社會主義為一塊有待人們奮力開拓和辛勤耕耘的“處女地”一樣。在探索中既有成功和成就，又會有失誤和失敗，而且這兩方面往往是相互伴隨、相互交織的。對探索者提出“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要求，是不切實際的。毛澤東在共產黨執政規律的探索中取得的成就是歷史性的，留下的經驗是十分寶貴的，發生的錯誤和挫折也是相當嚴重的，留下的教訓也是深刻的。毛澤東晚年盡管有重大失誤，但仍不失為探索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的偉大開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