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營企業主入黨問題，目前是人們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作為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產生的新的社會階層，它的產生發展無不與執政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息息相關。中國共產黨，從一個領導革命的黨轉變為領導建設的黨，時刻經受著執政的考驗。究竟該怎樣對待私營企業主的入黨問題，是執政黨必須正確面對和解決的問題。本文擬從執政黨制度創新層面對此進行一些探討，以期對進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一、私營企業主階層的發展壯大是執政黨制度創新的產物

私營企業主，是指擁有一定數量的私人資本或固定資產并進行投資以獲取利潤的人，按照現行政策規定，即包括所有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營企業的業主。

建國后私營企業的發展經歷了曲折的過程，其命運的興衰無不與執政黨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密切相關。

1956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急促完成，中國大陸的私營經濟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八大”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主張，這是符合當時的客觀實際的，因此在1956年下半年，自由市場明顯活躍，個體工商戶迅速發展；與此同時，還出現了自發經營的“地下工廠”、“地下商店”。如何對待這種現象？年底，毛澤東在聽取原工商界人士的意見后指出：地下工廠，因為社會需要，就發展起來了，要使它成為地上，要合法化；只要有市場，有原料，這樣的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雇工，可以開“夫妻店”，可以開私營大廠，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這種被稱為“新經濟政策”的意見，得到中央其他負責人的贊同。但是，這種好的思想在實踐中并沒有徹底貫徹下去，1975年以后，“左”的思想開始抬頭，并逐漸占了上風，私營經濟被看成是社會主義經濟機體上的一顆“毒瘤”，直至把私營經濟的社會經濟條件當作社會主義革命的重點對象，用階級斗爭的殘酷手段，予以無情打擊，必欲干凈徹底地消滅之，而后使其“絕種”。在這種板結的、超穩定的社會結構中，實際上只存在著同質性很高的、城鄉分割的兩大社會群體，形成兩個階級和一個階層，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八級工資制”和低收入的勞動工分制，使全體國民處于物質匱乏、普遍貧窮之中。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執政黨果斷地拋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路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批駁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思想，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正確地制定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本路線，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在政治上、經濟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推動了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為私營經濟的發展壯大創造了充分而必要的條件，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政治上，三中全會以后，黨和國家在全國范圍內復查和平反冤假錯案，對過去的小商小販和民族資本家也落實了政策。1979年1月17日，鄧小平約見原工商界代表人士，指出：“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經中共中央批準，從1979年7月起，對于原來是資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改變其成分，按其職業定其身份，擔任干部的就是干部，與工人一樣參加生產勞動的就是工人，并且發還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的存款、公債、金銀和其他財物，歸還一些人的被占用的私房，恢復他們的薪金，適當調整他們的工作。同年，國務院發布政策性規定，指出恢復和發展個體經濟的重大意義，要求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給予支持和幫助。1982年12月，全國人大以憲法修正案的形式，使個體經濟獲得了合法地位。

經濟上，首先進行的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這也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起點，它促成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充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農村社會生產力得到了解放和發展。同時，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為私營經濟的產生提供了物質基礎。

其次，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新體制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增添了新的內容。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央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提出了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和共同發展的方針，積極探索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鼓勵發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所有制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徹底打破了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一的公有制格局。形成了國有、集體、個體、私營、外資等不同經濟成分在市場競爭中共同發展的局面。分配制度上，形成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政策，允許生產要素參加分配，把個人的有效貢獻與經濟利益掛鉤，有效地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這也為私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必要條件。

再次，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后，市場經濟對資源配置的基礎地位得到確立并發揮了巨大作用，這為私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市場條件。計劃經濟條件下，指令性計劃無處不在，無所不包，覆蓋了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經過改革，已全部取消了農產品生產的指令性計劃，國家只對9種主要農產品生產實行指導性計劃。

第四，多層次、寬領域、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充分利用，推動了中國經濟融入國際競爭的潮流，私營經濟有了更廣闊的舞臺。

正是由于有了這一系列的制度創新和改革措施，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隨著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建立在原有分工基礎上的整個社會結構出現大的調整，以擁有知識、從事腦力勞動為特征的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日益增多，出現多層次的社會群體。城市和農村出現了掌握一定生產資料和擁有知識產權的經營者群體、為外資企業雇傭的技術人員和管理者群體、自由職業者群體、以及律師事務所、證券交易所等中介機構的從業者群體等。現在，一些人的身份日益呈現多樣性、多重性、多變性。不少國有企業的工人進入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大批農民成為鄉鎮企業工人或進城打工，一些知識分子和機關干部“下海”經商或成為各種自由職業者，各階層中都有一些人成為股份持有者或私營企業主，他們中的廣大人員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為私營經濟的發展和國民經濟的繁榮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二十多年來，私營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發展。統計資料顯示，到2000年，私營企業已達176萬戶，從業人員2000多萬，現在國民經濟中，私營企業（包括外資）無論資本，還是產值都已占了三分之一，有的地區、行業可能更多，而且呈現出比公有制經濟增長速度更快，因而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不斷加大的趨勢。但追根溯源，不難看出，私營企業和私營企業主階層的形成和發展壯大，是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改革開放路線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決策密切聯系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執政黨冷靜觀察世界格局，把握時代脈搏，圍繞當今世界主題，在總結了建國后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正反兩方面經驗和教訓基礎上，果斷地拋棄錯誤思想路線，實行工作重心轉移的必然產物。試想，執政黨若不能與時俱進，抓住社會的主要矛盾，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能夠擺脫陳腐觀念的束縛，進行制度創新，農村和城市改革，鄉鎮企業的發展，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又何從談起？更不用說私營企業的發展壯大了。正是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為私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制度基礎和物質基礎，所以，執政黨的制度創新反映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而私營企業主階層的發展壯大則是執政黨制度創新的必然結果。

二、吸收私營企業主階層中的優秀分子入黨是黨進行制度創新、堅持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的必然要求

私營企業主作為新出現的一個社會階層，在當前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在發展經濟，擴大就業，方便群眾，穩定社會等方面起著積極的作用。相對于過去他們沒有明確的政治要求，現今的私營企業主在政治上的要求趨于同化和明顯化：一方面，他們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從內心講，他們對黨懷有感激之情，擁護鄧小平理論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加入共產黨是他們信仰上的追求；另一方面，要求加入黨組織表現了他們對政治決策的關心，希望通過積極參與決策，為私營企業的發展和作用的更大發揮爭取更好的環境，以利于自身的壯大和造福于社會。

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掌握著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擔負著領導全國人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使命，對于這些在社會經濟生活的深刻變革中出現的新的社會階層，應該采取一種什么樣的態度呢？是把他們吸引和凝聚到黨的周圍，還是把他們推到黨的對立面？對他們中間的優秀分子是吸收到黨內來，還是把他們關在黨的門檻之外，甚至把他們視作異己力量推到黨的對立面？筆者認為，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我們黨是不應該把他們拒之門外的。

首先，黨要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必須鞏固和擴大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二十一世紀是競爭更趨激烈，國際局勢更趨紛繁復雜的時代，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領導核心，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以維護國內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和國際上的大國地位。與此相聯系，我們黨必須適應變化了的形勢，鞏固和壯大黨的隊伍，擴大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提高黨的影響力。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世紀之交，許多長期執政的大黨老黨紛紛下臺，研究這些政黨失去執政地位的經驗教訓，情況很復雜，原因也很多。但是，從政黨與其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的關系來考察，有的是因為失去了原有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的支持，有的是因為在社會階級結構發生重大變動時，沒有及時調整自己的政策以鞏固和擴大自己原有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這些教訓，我們必須認真研究，引以為戒。

其次，黨要提高自己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必須吸納他們當中的優秀分子。從一個領導革命的黨發展成為一個領導建設的執政黨，從計劃經濟時代走向市場經濟時代，從一個在自我封閉的環境中獨自摸索到積極融入全球化浪潮，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沒有現成的模式可遵循，沒有成熟的經驗可借鑒，在復雜多變的國際格局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黨必須努力提高自己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這就要求我們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把各方面的優秀人才吸收到黨的隊伍中來，發揮他們的才干。私營企業主階層中有不少杰出的分子具備經營、管理、技術和經濟方面的經驗和能力，吸收他們當中的優秀分子入黨當然會拓寬黨在這些方面的眼界，提高黨在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方面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從而使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并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真正體現出“三個代表”。

再次，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需要我們正視并發揮私營企業的重要作用。私營經濟的發展壯大是執政黨制度創新的產物，它已逐漸成為國民經濟的一支重要生力軍。對于這樣一股巨大的經濟力量和社會力量，我們必須重視它，私營企業主作為這股經濟力量的主體，他們主觀意識上的積極或消極不能不影響到私營經濟的健康發展與否，從而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必須重視生產力的發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時我們也必須加強黨的建設，因為它關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方向，關系到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我們可以界定私營企業主階層中的某一些或某一類在法律意識或道德水準的缺失，不能接受他們的入黨要求，但我們沒有理由將整個私營企業主階層都關在黨組織的大門之外，無視他們政治上要求進步的舉動。而實際上，他們當中的廣大人員都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為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當然，也有人擔心，吸收私營企業主入黨是否會改變黨的先進性，影響黨的執政地位。應該說，這種擔心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我們應該看到，私營企業主階層只是社會的一個階層，不可能都入黨；另外，黨的先進性并不是由黨員的成分決定的，只要我們黨的理論和綱領是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中國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和武裝黨員，我們就一定能保持黨的先進性。

私營企業主階層中的廣大人員，在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指引下，通過誠實勞動和工作，通過合法經營，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其他事業作出貢獻。充分肯定私營企業主階層在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實現黨的歷史使命、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需要，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提高黨的執政水平的需要，是增強黨的凝聚力、提高黨的社會影響力的需要。

正因為如此，江澤民同志在“七一”講話中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隨著經濟的發展，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個人的財產也逐漸增加。在這種情況下，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與落后的標準；而主要應該看他們的思想政治狀況和現實表現，看他們的財產是怎么得來的以及對財產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們以自己的勞動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所作的貢獻。他進而指出，偉大而艱巨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需要全社會各方面忠誠于祖國和社會主義的優秀分子，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帶領群眾共同加以推進。能否自覺地為實現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斗，是否符合黨員的條件，是吸收黨員的主要標準。來自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軍人、干部的黨員是黨的隊伍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時也應該把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斗、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社會其他方面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并通過黨這個大熔爐不斷提高廣大黨員的思想政治覺悟，從而不斷增強我們黨在全社會的影響力和凝聚力。在這里，江澤民同志以一種開拓精神和創新思維從發展的角度全方位地考察了私營企業主階層和社會、優秀分子與執政黨的動態聯系，闡明和堅持了黨的先進性，并沒有降格以求，而是尊重實踐，與時俱進，從而明確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三、在制度創新中堅持原則，保持黨的先進性

執政黨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以完全自己的歷史使命的正確選擇只能是以不斷的創新使自己具備強大的自我更新能力，從而不斷增強黨的執政能力。在進行制度創新的過程中，必須保持執政黨的先進性。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弄清楚判斷黨的先進性和階級性的標準問題。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的黨員必須都是工人或工人出身的成員。在黨創建時期，絕大多數黨員和黨的骨干都不是工人或工人出身。如“一大”時期，50多個黨員中真正是工人出身的只有鄭凱卿一人。民主革命時期，我們黨的絕大多數黨員來自農民和其他勞動者，也有不少知識分子，還有來自非勞動者階層的革命分子。那么，判斷黨的先進性的標準究竟是什么呢？江澤民在“七一”講話中指出：“看一個政黨是否先進，是不是工人階級先鋒隊，主要應看它的理論和綱領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是不是代表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顯然，這一論斷是符合馬列主義建黨學說，尤其是毛澤東著重從思想上建黨的思想的。由此就得出第二個論斷：“能否自覺地為實現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斗，是否符合黨員條件，是吸收新黨員的主要標準。”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黨是根據這個理論和綱領組織起來，并為這個理論和綱領而奮斗的階級組織，因此，階級出身、社會成分是應該注意，但不是主要標準，一切接受黨的理論和綱領并愿意為之奮斗，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為之奮斗的人，都應該吸收到黨內來。根據江總書記的講話精神，筆者認為，現階段吸收私營企業主入黨應遵循以下“十六字方針”，即：加強指導，強化教育，長期考驗，慎重發展。

加強指導。就是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拋棄不合時宜的觀念，著眼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不斷推進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這個大局，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鞏固和壯大黨的隊伍，提高黨的社會影響力。應該看到：私營企業主作為一個特殊的階層，其社會角色、工作性質和經濟地位有其特殊性，他們中確有一些人入黨動機不夠端正，政治立場容易動搖，但我們不能因此采取關門主義，將其中的優秀分子統統拒之門外，而應該以積極主動的姿態，立足長遠，把吸收私營企業主入黨擺上重要位置，切實加強領導，不斷研究和解決實踐中出現的種種新問題，積極、慎重、穩妥地做好這方面的工作。要制訂中長期指導性的發展計劃，建立保證私營企業主黨員質量的責任制度，對發展的數量、質量、構成比例、工作措施、實施步驟等各方面都要安排得相當具體，并穩步有序地推進，防止工作中出現不正常現象。

強化教育。強化對私營企業主中的入黨積極分子和發展對象的教育，至關重要。必須通過長期有效的教育來端正他們的思想認識，達到“清洗”他們靈魂的目的。教育的內容有四個方面：一是理想信念教育。對私營企業主入黨積極分子強化理想信念教育，要注意把共產主義遠大目標和現階級黨的中心任務緊密結合起來，引導他們把共同理想同自己的企業發展和人生追求結合起來。二是黨的基本知識和基本理論的教育。學好黨的基本知識，掌握黨的基本理論，有利于私營企業主進一步了解黨、認識黨、熱愛黨，有利于端正入黨動機，促進思想成熟。三是宗旨教育。要突出加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教育，特別是要教育他們處理好與企業員工的關系，真正平等相待，實踐宗旨首先要誠心誠意為廣大職工群眾謀利益。四是科技素質教育。通過科技文化知識的學習和教育，增強他們的科技素質，提高他們奉獻社會、服務群眾的本領。強化教育的形式和方法多種多樣，首先要指定培養聯系人，正常教育；其次要組織他們開展各種有益活動，激發熱情；其三，要交任務，壓擔子，比覺悟，比貢獻；其四，還要進行集中培訓，系統掌握理論知識。

長期考驗。能否經受住考驗，是衡量是否符合黨員條件的重要標志。一個私營企業主是否已具備黨員條件，不能看他一時一事，而要看他一貫的作風和表現。對私營企業主的考驗，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考驗動機的純潔性。動機是一個看不見的意識形態領域的東西，具有一定的隱蔽性。必須加強多方面考驗，動機不純潔的，堅決不予發展。二是考驗思想的堅定性。有些人的思想，時左時右，時好時壞，搖擺不定。看一個人，關鍵看其是否一貫堅定，那種善于“表演”炒作自己的人，不能發展。三是考驗行為的先進性。要考驗其能否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能否正確看待和合理支配自己的財產，能否合法經營、講究信譽、處處起模范帶頭作用，能否多作奉獻、樂于帶動群眾一同致富，等等。四是考驗生活的表率性。關鍵考驗其生活作風是否正派，生活方式是否文明，生活情趣是否高雅，生活態度是否積極。

慎重發展。慎重發展是我們黨長期以來堅持的發展黨員工作的一條原則。我們黨的建設的實踐表明，在發展黨員工作中，只有采取慎重的態度才能保證新黨員的質量，保持黨組織的純潔性。慎重發展必須做到四點：一是堅持標準，切忌以偏概全。要突出政治標準。不能以為政治標準比較抽象，難以量化，可以忽略；也不能把黨員政治標準理解為不犯錯誤就可以了；更不能用生產力標準代替黨員標準。二是發展切忌一哄而上。黨需要不斷地“吐故納新”，需要把各行各業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但是必須在考慮需要、堅持標準的基礎上，以穩妥的步伐做好這一經常性的工作。三是考察審查切忌走馬觀花。接收黨員是一項嚴肅的工作。要按要求搞好政治審查，要進行思想上、行動上、作風上、形象上的嚴格的考察。要通過嚴格的考察和審查，看其是否具備黨員條件，決不能憑印象，看表面。四是履行手續切忌偷工減料。要通過嚴格履行入黨手續，防止把不具備黨員條件的人吸收到黨內來，以保持黨的先進性。

【參考文獻】

[1]江澤民：《論科學技術》，2001年版.

[2]江澤民：《論黨的建設》，2001年版.

[3]葉永烈：《紅色的起點》，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