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俄羅斯共產黨是迄今俄羅斯社會政治生活中最有影響的左翼反對派政黨，它的興衰、起伏貫穿了俄羅斯十年巨變的整個歷史時期，并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俄羅斯十年社會政治發展的現實。由被禁止活動到重新崛起、由體制外政黨到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在它發展的極盛時期，俄共對現政權構成了最有力的挑戰，而且幾乎改變了俄羅斯社會的發展進程。然而，俄共自身的保守性與非建設性決定了它難以提出適應社會發展方向與符合社會主流意識的行動綱領，在與現政權的較量中其影響和作用逐漸衰弱。尤其是普京執政后，俄共受到了政權及議會“中右翼勢力”的聯合擠壓，俄共也由黨內不同派別的分化而走向了分裂，它的前途引人關注。

[關鍵詞] 俄羅斯共產黨左翼反對派社會主流意識內部分化

一、俄共的興衰歷程 1992年11月30日，俄羅斯憲法法院宣布了對俄共的解禁決定。兩個多月后，即1993年2月13～14日，俄共召開了第二次非常代表大會，又稱俄共重建與聯合大會。恢復重建后，俄共領導人在各種場合都表露出希望俄共成為體制內政黨的愿望[1] [2] 所以，重建后的俄共首先放棄了傳統共產主義理論中有關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的思想，表示認同議會民主的道路。從1993年至今，俄共憑借積極參加國家和地方各級政權機關的選舉基本上實現了“成為體制內政黨”的目的。目前，在俄羅斯各派政治力量中，只有俄共可以稱得上是“歷屆議會大黨”和“現政權最大的反對派”。但是，如果從俄共在國家權力結構中發揮作用的程度來看，可以看到在恢復重建后的九年時間里俄共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復興——極盛——勢衰的過程。

(一)俄共的復興時期。主要是指俄共從1993年“十月流血事件”到1994年年底的這段發展時期，它復興的標志是參加1993年第一屆國家杜馬選舉并在選舉中“意外”取勝。這一時期的特點是：俄共基本上走的是平民主義路線，還沒有提出自己十分明確的政綱，但在對待現政權的態度上與其他共產黨組織已經有了顯著的區別；俄共利用選舉等憲法規定的合法手段，逐漸擺脫了困境，終于東山再起，成為俄羅斯左翼力量的代表。

1993年年初，正當俄共重新恢復活動之際，總統與議會之間的對抗已日益激化。在10月用武力解散了“阻礙改革”的舊議會(即俄聯邦人民代表大會最高蘇維埃)后，葉利欽趁勢向社會拋出了以加強總統權力為核心的新憲法草案，同時宣布在對新憲法草案進行全民公決的同時舉行新議會的直接選舉。俄共“因沒有直接參與暴亂”而被允許參加議會選舉。在競選過程中，俄共作為惟一獲得競選資格的共產黨組織備受選民關注。選舉結果，俄共獲得杜馬450個席位中的65席，成為議會第三大黨。俄共與具有極端民族主義傾向的日里諾夫斯基的俄羅斯自由民主黨（獲70席）所獲的選票相加竟包攬了國家杜馬中的近1/3席位，在議會中幾乎與“民主派”政黨（“俄羅斯選擇”、“亞博盧”集團和“俄羅斯統一和諧黨”）形成對抗之勢，令“民主派”極為震驚和失望。

但是，這一選舉結果對俄共來說卻意義重大。其一，它標志著曾受到現政權打壓的俄共以合法身份又回到了政治舞臺，重新找到了發揮自己影響力的場所和機會，同時也讓俄共領導人看到了利用合法手段奪取政權的可能性。議會選舉后，俄共、農業黨等左翼反對派開始聯合，并以議會為舞臺在俄羅斯政治生活中發揮著實際作用。在斗爭方式上，俄共也逐漸放棄了街頭斗爭和大規模游行示威，轉而主要在議會范圍內活動，即通過選舉和議會斗爭的方式實現黨的政治目標，這樣也就同那些激進的共產黨組織拉開了距離。

其二，它反映了1993年前后俄羅斯民眾情緒的變化：因激進變革而出現的社會龐大貧困階層開始傾向左翼反對派或帶有民族主義情緒的政黨和組織，社會出現否定葉利欽政權政策路線的傾向和懷舊情緒。“十月流血事件”雖然結束了政權上層因改革政策上的分歧而導致的權力爭斗，但并沒有為激進民主派掃清所有政治障礙，以俄共為主的議會反對派作為社會貧困階層的代表，同總統權力集團之間的對抗成為俄羅斯國內政治的主要內容。

(二)俄共的極盛時期。這一時期從1995年年初到1996年年中。俄共達到極盛的標志是：作為反對派政黨，俄共的影響進一步擴大，不僅成為現政權強有力的競爭者，而且幾乎改變了俄羅斯政治進程的發展軌跡。

第一屆國家杜馬選舉的勝利除了給俄共領導人“意外的驚喜”外，也增強了他們通過競選奪取政權的信心。他們知道，要想在現體制內取得主導權，還必須擁有議會多數席位或爭取總統選舉的勝利。按照新憲法，第二屆國家杜馬選舉定于1995年12月進行，半年之后即1996年6月還將舉行總統大選。從1995年年初起俄共就拉開了架勢，開始為年底的議會選舉進行精心準備。

1995年1月21～22日，俄共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這次代表大會為俄共明確提出了參加競選的三個階段性目標：第一階段是“爭取在議會選舉中取勝。進入議會后力爭在議會組成‘人民愛國’多數派，同時提出合適的總統候選人”；第二階段是“在總統選舉中確保愛國力量代表獲勝。此后組成人民信任的政府”；第三階段是“在‘愛國主義者'當選總統后，在俄羅斯各地區進行地方立法和執行權力機關的選舉。這三個階段的過渡時期結束后，將召開制憲會議，籌備憲法草案，自下而上地以蘇維埃形式恢復人民政權”[2] [3]

按照這三個階段性目標，在競選活動中，與其他政黨和選舉聯盟相比，俄共的競選策略更具有針對性。這些策略包括：1.利用現政權內外政策的失誤抨擊“民主派”的改革方針；2.打出“強國思想、愛國主義和國家統一”的旗號吸引廣泛的同盟者；3.發動地方基層組織開展對普通選民的宣傳鼓動工作[3] [4] 利用各種輿論工具宣傳俄共主張。幾年來，俄羅斯政府執行的激進經濟改革政策導致物價上漲、失業率上升、社會貧富懸殊加劇以及犯罪活動猖獗等一系列嚴重社會問題，加上車臣戰爭的曠日持久，民眾對現政權的不滿情緒也越來越強烈。而俄共在競選活動中采取的具有平民主義色彩的宣傳攻勢也勾起了部分選民對蘇聯時期社會安定與溫飽生活的懷戀，在俄羅斯民眾中引發了一股頗為強烈的懷舊情緒。

正是由于以上種種因素的作用，在1995年12月17日舉行的第二屆國家杜馬選舉中，對現政府不滿、希望改變現狀的選民把大量選票投給了許諾“恢復俄羅斯大國夢想”的俄共。選舉結果，俄共異軍突起，獲得22.3%的選票，加上在單名制選區中獲得的議席，俄共共獲得157個代表席位，占450個杜馬議席中的1/3強，一躍成為議會第一大黨。

經過兩屆國家杜馬選舉，俄共已經從復興走向崛起。俄共在國家杜馬中的優勢地位也使它成了現政權最大的反對派。從第二屆國家杜馬開始，俄羅斯國內常常習慣地將國家杜馬稱為“共產黨的杜馬”或“左派的杜馬”，將總統與議會之間的矛盾直接看成是“民主派”與俄共等左翼反對派的爭斗。然而，俄共領導人并不想就此停住腳步，他們希望繼續贏得總統大選的勝利。

在1996年總統選舉中，面對咄咄逼人的左翼反對派，為了保住“民主派”政權和防止“共產主義勢力”重新上臺，背水一戰的葉利欽幾乎動用了一切競選手段與以俄共為首的左翼反對派進行了一場面對面的政治決戰。盡管當時有11位總統候選人參加了競選，但實際競爭始終是在葉利欽和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之間進行的。經過兩輪激烈的較量，葉利欽終以微弱優勢擊敗久加諾夫，成功蟬聯第二屆總統職位。俄共也由此失去了一次最有希望執掌政權的機會。

有關俄共在這次總統選舉中失敗的原因，俄羅斯政治家及各國學者曾做過多方面分析，得出的許多結論各異。其中，最普遍的看法主要有：俄共的競選綱領不切實際，沒有給選民提出明確的國家發展方向；俄共競選資金不足；久加諾夫本人缺乏領袖魅力；葉利欽利用執政地位，在競選中采取了俄共所缺乏的各種有利手段，等等。

除上面這些原因外，本人認為，在1996年總統選舉期間，還有一些非策略性因素（指那些對選舉過程有影響、但難以控制的因素）也起到了左右選舉結果的作用，其中某些因素甚至還轉化成了影響選舉結果的決定性因素。它們主要是：

1.大多數選民中普遍存在著不愿意再回到過去的心態。

在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的俄羅斯社會，一方面，人們的政治傾向和社會價值取向尚未完全定型，不成功的社會激進變革使社會意識發生分化和對抗，這是導致總統選舉爭奪激烈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人們對蘇聯社會的失敗和種種弊端仍記憶猶新，在他們看來走回頭路是沒有出路的，這點構成了社會大多數人的主導意識，并由此形成了社會主流意識。從這兩個方面我們就可以找到何以競選激烈但葉利欽卻最終獲勝的根本原因。在議會選舉中支持俄共的選民有相當一部分只是為了表示其對現政權的不滿，但并不表明他們贊成恢復舊制度。葉利欽及其周圍的人正是抓住了大多數選民希望社會穩定、不愿發生大的社會逆轉的心理，利用宣傳媒介，連篇累牘地指責俄共掌權后將恢復“專制”體制，甚至大肆宣傳“共產黨人準備乘總統選舉之機非法奪取政權”。而俄共領導人沒有意識到選民的這種矛盾心態，反而在自己的競選綱領中反復強調：俄共取得總統選舉勝利后的首要任務是要就是否恢復蘇聯問題進行全民公決，還提出要修改現行憲法，徹底改變“民主派”推行的全面私有化政策。俄共的這些主張正好成了所謂“要回到過去”的最好腳注，成為被攻擊的靶子。

2.議會選舉的結果客觀上為葉利欽的當選創造了條件。

1995年年底議會選舉后，一些曾對葉利欽蟬聯總統職位構成威脅的人物，如亞夫林斯基、日里諾夫斯基等在民眾中的影響下降，實際上已經失去了競選總統的實力，只有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可以與葉利欽為爭奪總統寶座進行一番較量。這種狀況對葉利欽競選連任非常有利。一方面，他可以為自己制定更具針對性的競選策略；另一方面，在必要時，他還可以利用自己的總統權力與某些候選人達成利益交換，共同對付俄共，以增加其獲勝的砝碼。事實上，在第二輪投票時，葉利欽正是采取了這樣的策略才問鼎成功的。

相反，對俄羅斯共產黨來說，雖然在議會選舉中成為議會第一大黨，但并沒有取得議會絕對多數。在選民中有一定影響的政府反對派“亞博盧”集團與俄羅斯自由民主黨的領導人都拒絕在競選中與俄共合作。所以，在整個總統大選期間，除了自己的固定選民和來自左翼人民愛國力量聯盟的支持，久加諾夫一直是“孤軍奮戰”，沒有找到任何新的同盟者。

3.俄羅斯70%的選民投票率決定了最終的選舉結果。

總統選舉前，俄羅斯有關民意調查機構根據對選民投票意向的分析得出結論認為，如果總統選舉時選民投票率高于60%，葉利欽就有望取勝，反之，俄共上臺的可能性就會增強。他們作出這種預測的根據是：1995年議會選舉時選民的投票率為60%，所以俄共取得了勝利。俄共的社會基礎比較穩定，其支持者的投票積極性也不會受到客觀條件的影響，也就是說，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在這次總統選舉中投票支持久加諾夫的選民人數不會有大的變化，還會是這60%參選選民中的大部分。而其余40%選民則處于游離狀態，這些選民一般比較散漫自由，隨意性大，對政治也相對冷漠，所以能否爭取這部分選民參加投票，就成了葉利欽能否獲勝的關鍵，而且選民的投票率越高，葉利欽獲勝的希望也就越大[4] [5]

該民意調查機構的分析和作出的預測應當說是比較準確的。在總統競選期間，葉利欽的競選班子曾把動員選民參加投票作為它的最主要工作之一。根據選舉結果，在這次總統選舉中，兩輪的投票率都接近了70%。應該說，葉利欽的獲勝與選舉時選民極高的投票率有直接的關系。

以上所有列舉的因素在某種程度上都對1996年總統選舉產生了影響，選舉的結果其實就是這些因素在總統選舉這一特定時期合力作用的真實反映。

(三)俄共的勢衰時期。這一時期從1996年總統選舉后一直延續至今，包括葉利欽的整個第二任期和普京當政以來這段時間。它的特點是：俄共對政權的挑戰能力逐漸減弱，黨內開始分化。

1996年總統選舉的失利打斷了俄共分階段奪取政權的計劃，一向以“不妥協的政權反對派”自居的俄共走進了它發展的十字路口。為適應選舉后俄羅斯新的社會政治形勢，避免再次同現政權發生直接政治對抗，從1996年年中至1999年年底，以久加諾夫為首的俄共領導層適度調整了自己的斗爭策略，暫時放棄“奪取政權”、“改變國家發展方向”等激烈的政治口號，對現政權采取了一種“妥協+對抗”的態度。具體表現為：一方面，接受葉利欽的倡議，同意參加由總統、總理、議會上下兩院議長參加的“四方會談”和由議會各黨派參加的協商性“圓桌會議”；利用執政集團內部在國家發展戰略和利益分配問題上的分歧，在議會表決中支持主張采取穩健經濟政策的切爾諾梅爾金政府和普里馬科夫政府的各項提案，而且還贊同俄共代表馬斯柳科夫等人進入普里馬科夫的聯合政府。另一方面，俄共又站在議會反對派的立場，在1998～1999年的政府危機中，聯合議會其他各派力量，以通過否決案的方式迫使總統作出了部分讓步，并在葉利欽執政后期，利用日益加深的社會矛盾，發起組織了對葉利欽的彈劾案和有關限制總統權力的修憲運動。

然而，俄共領導人針對現政權的這一政策調整卻遭到了俄共黨內來自“左”、“右”兩派勢力的激烈反對。以彼得羅夫斯基、伊柳欣和馬卡紹夫等為代表的黨內激進派指責俄共領導人是在搞機會主義和妥協主義；而持“右”傾觀點的謝列茲尼奧夫、波德別列茲金和馬斯柳科夫等人則主張在目前形勢下俄共應放棄對抗思想，擴大與政府的合作[5] [6] 這期間，觀點對立的兩派還在俄共黨內相繼成立了各自的政治派別。其中，激進派中的彼得羅夫斯基成立了“列寧—斯大林綱領派”、伊柳欣與馬卡紹夫組建了“支持軍隊運動”；在持“右”傾觀點的派別中，波德別列茲金等人創立的“精神遺產運動”很有影響，近兩年俄共黨內又宣布成立了一個新的組織——由國家杜馬主席謝列茲尼奧夫領導的“俄羅斯運動”[6] [7] 這些黨內派別的出現不僅在俄共內部造成了意識形態上的混亂，同時還引發了俄共組織上的分化。在1998～1999年的政府危機中，俄共內部的這種分化顯現了出來。

1998年3月23日，葉利欽突然下令解散切爾諾梅爾金政府，提名基里延科為新總理。但他的提名遭到了以俄共為首的國家杜馬各黨派的普遍反對，議會兩次投票予以否決。在關鍵的第三輪投票前，俄共召開緊急中央全會，要求俄共議會黨團成員拒絕參加投票。但是，在投票當天，素以組織性強著稱的俄共黨團出現了分裂，一半以上俄共議員違反俄共中央決議，以個人名義參加了投票，而且其中的很多人還投了贊成票。結果，對基里延科的總理提名以微弱多數獲議會批準。無可否認，部分俄共議員的贊成票在這里起了決定性作用。

隨后，在1999年議會選舉前，“支持軍隊運動” 和“精神遺產運動”表示要單獨參加即將舉行的議會選舉，俄共力量因此大受損傷。與此同時，由俄共領導的左翼“人民愛國力量聯盟”也出現了分裂，在議會中一部分黨派愿意通過“圓桌會議”或“四方會晤”與葉利欽政府合作，另一部分黨派則堅決反對。

由于內部的分化與組織上的分裂，這一時期以俄共為首的左翼反對派已經基本喪失了與現政權進行抗衡的能力，其影響力開始萎縮。在1999年議會選舉中，俄共雖然保住了議會第一大黨的地位，但由于“人民愛國力量聯盟”的分裂，左翼力量嚴重受挫，其影響已讓位于以“團結”黨為主的中右翼勢力。

普京執政后，對俄共采取了“外松內緊”的策略。一方面，以“強國富民”的口號贏得俄共的合作，在議會中與俄共黨團開展建設性對話，以期在一系列內外政策上尋求俄共等左派黨團的支持。另一方面，利用各種手段擠壓俄共。如促成議會多數通過《俄羅斯政黨法》；推動中右翼政黨——全俄羅斯“團結—祖國”黨的建立，目前該黨已經取代俄共成為議會第一大黨。

2002年4月，議會中支持普京政權的中右派勢力向以俄共為首的左翼反對派發動了“政變”，要求剝奪由俄共控制的一些議會委員會主席職位。在這場議會左、右兩大派別的爭斗中，俄共中央委員、杜馬主席謝列茲尼奧夫等俄共上層領導人因拒不執行俄共中央《有關俄共黨員自動放棄所有擔任的議會職位的決議》被開除出黨[7] [8] 這一事件在俄共黨內引起了軒然大波，表明俄共內部矛盾進一步公開化，俄共的前途令人關注。 俄羅斯共產黨（以下簡稱“俄共”）是在1990年，即蘇聯解體的前一年成立的。當時它的成立是為了滿足部分俄羅斯共產黨人希望在俄羅斯聯邦內擁有自己共產黨組織的愿望，以改變70年來在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中惟獨俄羅斯聯邦沒有自己的共產黨組織的狀況。在俄共成立大會上，由于蘇共黨內反對改革的派別占據了俄共的領導職位，因而俄共也從成立之時起就被打上了保守派政黨的烙印[8] [1] 1991年“8·19”事件后，大權在握的葉利欽趁打擊蘇共之機，同時宣布解散俄共的組織機構，停止俄共在俄羅斯境內的活動，并沒收俄共的財產。但是，俄共不僅沒有被葉利欽一棍子打倒，相反它借助葉利欽親手建立起來的民主機制又很快重新取得了合法地位并迅速崛起。

在俄羅斯社會轉軌的十年間，俄共以其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廣泛的群眾基礎和嚴密的組織結構，發展成為舉足輕重的社會政治力量和對執政者最具威脅的左翼反對派政黨。俄共的保守性和平民主義色彩也使因激進變革而處于分化的俄羅斯社會找到了某種平衡。普京執政后，俄共一方面受到議會“中右翼勢力”的聯合擠壓，另一方面又因黨內不同派別之間的爭斗而出現分化，直至分裂。

本文試圖以十年來俄羅斯的政治發展為線索，概括俄共由盛而衰的發展軌跡，并在分析俄羅斯社會轉軌特殊性的基礎上，揭示俄共興衰的內外原因。 二、俄共勢衰的原因 在俄共從創建到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再到失去議會第一大黨地位的發展過程中，即使處于自己的極盛時期，或者在其最有影響的時候，它都沒能像某些東歐國家的共產黨那樣取得執政黨的地位。究其原因，其中既有俄共自身的缺陷，也有俄羅斯社會各種因素的影響。

（一）俄共勢衰的自身原因

第一，俄共沒有認真總結蘇共失敗和蘇聯解體的教訓，以致不能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提出有別于傳統、能夠吸引社會大多數人的全新的社會發展方向。

脫胎于蘇共的俄共并沒有建成一個適應社會變化的全新政黨，相反它的創建者拒絕任何社會變革。1993年恢復重建后，俄共意識形態上的這種保守性也沒有完全消除。一方面，俄共新的領導人面對以社會民主為核心的主流意識，被迫放棄了部分馬列主義信條，提出了利用合法手段“奪取政權”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們又沉湎于對舊體制的懷念和對恢復蘇聯的熱望。成為體制內政黨后，俄共以對抗現政權為己任，扮演了“不妥協反對派”角色，以反對政府提出的各項改革措施為其議會工作的重心。俄共在意識形態上的偏激，以及它的非建設性反對派立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俄共領導人與時俱進、遵循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提出能夠符合大多數民眾利益的正確主張。從俄共綱領中我們可以看到，對蘇共和蘇聯歷史的反思被一些概念性和表面性的詞句所代替，而對俄羅斯未來社會發展方向的展望也沒有超出傳統社會主義的范疇。[9] 1996年俄總統選舉時，正是俄共綱領上的這種保守性成了“民主派”攻擊的把柄，俄共也因而失去了多數選民的信任，在許多選民心目中成為“守舊”、“倒退”與“恢復舊制度”的“同義詞”。而俄共領導人一向用以對付葉利欽政府的所謂“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強國思想”等宣傳口號，如今也被普京政府吸收過去，成為他治國理論的一部分。可以說，意識形態與行動綱領上的缺陷是俄共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

第二，俄共不是社會大多數人利益的代表，而只是社會貧困階層的代言人。社會貧困階層的存在既是俄共復興的先決條件，也是造成俄共勢衰的主要因素。

首先，社會貧困階層固有的保守性對俄共的政治思維和行動綱領起著束縛作用。如前所述，俄共的復興首先是社會激進變革引發社會兩極分化的結果。俄共重建后，因“民主派”推行的社會激進改革而出現的社會大量貧困階層開始傾向左翼反對派，這為俄共的迅速崛起奠定了良好的群眾基礎。依靠社會貧困階層的支持，俄共取得了議會選舉的勝利并成為他們在議會中的代言人。正是這種相互依存關系決定了俄共的行動綱領必須以社會貧困階層的意愿為出發點，即使這些意愿并不符合社會發展的總體方向。為了滿足貧困階層對現政權的普遍不滿情緒，俄共不得不將自己置于現政權與現制度的對立面，以致常常被視為阻礙社會進步的保守勢力而受到其他社會階層的孤立。

其次，普京當選總統后表示政府將考慮那些支持俄共的選民的利益，他的這種平民主義治國思想贏得了部分貧困階層的好感。隨著國家經濟狀況的好轉，以及普京推行了一系列消除社會貧困的措施，曾占社會人口35%左右的貧困階層正在出現分化，社會貧困人口的數量也在相對減少，這客觀上造成了俄共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的萎縮。在這種情況下俄共的勢衰也就變得不可避免。

應該說，俄共與社會貧困階層的結合是雙方尋求互利的結果，但這種聯合并未給雙方帶來多少實際的利益。一方面由于意識形態和行動綱領上的缺陷俄共沒有能力為這一階層指出擺脫貧困的有效途徑，另一方面社會貧困階層的落后性與保守性又割斷了俄共與社會主流意識及其他具有先進思想的社會階層的聯系，限制了俄共的自我更新與自身發展。目前俄共在黨的建設方面面臨的主要困境是：黨員隊伍老化，新生力量嚴重不足。在年齡及人員結構上，俄共基層黨員基本上是以55歲以上的退休人員為主，25歲以下的黨員所占比例很小，支持俄共的選民大多來自農村和中、小城市，受高等教育的人不多 [10] 黨員隊伍與群眾基礎上的雙重危機表明俄共正在逐漸喪失其作為群眾性政黨的天然優勢，且在與現政權的抗衡中也難以組織起廣泛的社會聯盟。

第三，恢復重建后，憑借合法手段俄共實現了從體制外政黨向體制內政黨的轉變，這一轉變推動了俄共的迅速復興，但同時也引起了俄共黨內及其領導人之間的嚴重分化。這種分化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是源于思想分歧的黨內派別之間的分化，這是俄共黨內在意識形態問題上長期斗爭的結果。從積極方面來說，俄共領導人可以通過不同思想派別的交鋒統一黨內思想，從而實現俄共在新的政治形勢下的自身嬗變。但從消極方面來看，這種思想分歧如果不能解決，將不可避免地導致黨內分化。事實也表明，緣于思想分歧的黨內分化極大地削弱了俄共的戰斗力，而且從它的發展趨勢看，這種分化正在演變成為俄共的分裂。

其二是黨內既得利益者與廣大普通黨員的背離。成為體制內政黨后，俄共領導人把參加各級國家權力機關選舉作為實現黨的政治目標的手段。憑借在選舉中的勝利，大批俄共黨員進入各級權力機關。據稱，目前在俄羅斯89個聯邦主體中，有近一半的地方行政長官職位被俄共黨員或俄共的支持者所掌控。這一現象說明，目前很多俄共黨員已經融入了現政權，并從現政權中獲得了很多實際利益，成為黨內的既得利益者。根據俄羅斯憲法和有關法律，國家杜馬代表享有政治豁免權及其他特殊權利；國家杜馬代表的月工資與政府部長的月工資相等，而國家杜馬主席的月薪相當于俄羅斯政府總理的月薪；聯邦主體地方行政長官還握有許多憲法規定的管理地方事務的實權。近年來，隨著這些黨內既得利益者隊伍的不斷增大，以犧牲黨的整體利益來保全自己個人利益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其中一個最典型的實例就是：1998年政府危機期間，國家杜馬中俄共議會黨團的大批成員為避免葉利欽解散議會以保住自己的議員地位，公開違抗俄共中央全會決議，投票贊成基里延科出任政府總理，以致俄共反對葉利欽政權的計劃遭到破產。應該說，這些俄共黨內的既得利益者對俄共勢力的削弱負有直接的責任。

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俄共意識形態上的保守性與它的體制內政黨的地位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一致性，這種不一致性又反映出俄共行為上的矛盾性，它們表現為：（1）體制內政黨應起的建設性作用與“強硬的反對派政黨”非建設性作用之間的矛盾；（2）俄共綱領的保守與俄共上層領導人的務實態度之間的矛盾。在利益因素的作用下，這種行為方式上的矛盾性更趨復雜化，進而引起俄共黨內及俄共上層領導人之間的分化。謝列茲尼奧夫等人拒不執行俄共中央命令與他們被開除出黨的事實正說明了這一點。

（二）俄共勢衰的社會因素

第一，不愿意走回頭路的社會主流意識對社會政治斗爭的勝負有著決定性影響。俄共恢復重建后正值社會激烈變革引發劇烈社會動蕩與社會分化時期，民眾對現政權的不滿情緒與懷舊心理為俄共的迅速復興創造了條件。但是，社會情緒的左轉并不是社會要求倒退的標志，這點從多數民眾在議會選舉中支持俄共、而在總統選舉中支持葉利欽這一現象中可以得到說明。如上所述，投票率高（接近70%的選民參加了投票）是葉利欽獲勝的原因之一，這恰好也證明了社會大多數人的意志和政治傾向。綱領上的保守性與非建設性是俄共與社會主流意識相背離的主要原因。在大多數人看來，俄共對恢復傳統蘇維埃社會的企望就是要恢復過去的蘇聯模式極權主義統治，因而是不能接受的。可見，在俄共與葉利欽的較量中，不愿意走回頭路的社會主流意識起了關鍵性作用。

第二，俄羅斯民主制度的特殊性對俄共的興衰有著直接影響。1993年“民主派”以武力取得了對舊議會的勝利，確立了以總統集權為核心的西方式憲政制度。這一制度的內容包含了諸如多黨制、三權分立與自由選舉等現代民主原則，同時又賦予總統在國家權力體系中的絕對權威。依據這一憲政制度，一方面，俄共重新取得了合法地位，成為體制內政黨；另一方面，總統的大權獨攬又對俄共和其他反對派政治組織形成高壓態勢。盡管俄共在議會選舉中連續占據第一大黨的地位，但卻無法直接參與政權管理，而執政集團卻可以利用手中的國家機器、輿論工具丑化俄共，對它竭盡排擠、打壓和分化之能事。相比較而言，除了得到社會貧困階層的支持外，俄共幾乎沒有其他的社會政治資源，它不得不孤身同掌控著大權的執政集團相抗衡。

第三，與社會知識階層相脫離是俄共不可能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由于俄共所代表的社會貧困階層固有的落后性與保守性，它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與作為社會先進思想代表的知識階層的聯系。一個突出的事例是，在1996年大選中輿論界幾乎全部站在了葉利欽一邊，這一現象僅僅用“執政集團收買和操縱輿論”、“新聞工作者缺乏良知”是無法解釋的，這實際上說明了知識階層的主體與俄共的對立。而俄共之所以在與現政權的政治斗爭中難以提出符合社會發展方向的正確主張，也與俄共黨內缺少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分子有很大關系。就知識階層而言，蘇聯模式極權主義長期統治的歷史使他們對俄共抱有強烈抵觸，知識分子所具有的民主天性促使他們本能地傾向于“民主派”。在居民文化水平很高的俄羅斯社會里，正是在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民主派”的引導下形成了以反共主義為核心的社會主流意識，并對社會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影響。這也從一個方面充分說明，在一個居民文化水平比較高的社會里，任何一個政黨要想獲得政權，離開了知識階層的支持都是不可能的。

注 釋： [11][1] 參見〔俄〕列昂尼德·姆列欽著《權力的公式——從葉利欽到普京》（徐葵等譯），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245頁。 [12][2] 1994年8月10日〔俄〕《真理報》刊登了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的答記者問。在談到俄共與它的前身——蘇共的原則性區別時，他認為主要有三點不同：第一，俄共在現代條件下放棄用革命來解決問題的方式；第二，俄共在堅持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同時，承認社會存在多種經濟成分；第三，俄共承認多元化的政治制度。 [13][3] 參見《俄羅斯聯邦第二屆議會黨團》，白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1頁。 [14][4] 1995年1月，在俄聯邦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中，俄共執委會主席久加諾夫稱，目前俄共在全俄89個聯邦主體內有88個進行了登記并設有自己的分支機構(注：車臣至今沒有俄共分支機構)，且在這89個聯邦主體中的  2 000個地區與城市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新華社莫斯科1995年1月21日俄文電） [15][5] 新華社莫斯科1996年6月29日電。 [16][6] 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1998年5月21日俄文電。 [17][7] “俄羅斯運動”成立于普京當政后的2000年7月。 [18][8] 俄塔社莫斯科2002年5月25日俄文電。 [19][9] 俄共綱領于1995年1月22日在俄共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正式通過，它反映了當時俄共黨內對世界及俄國內局勢的看法。俄共綱領的具體內容參見《俄羅斯聯邦第二屆議會黨團》，白山出版社1999年版[20][1] 參見〔俄〕列昂尼德·姆列欽著《權力的公式——從葉利欽到普京》（徐葵等譯），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245頁。 [21][2] 1994年8月10日〔俄〕《真理報》刊登了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的答記者問。在談到俄共與它的前身——蘇共的原則性區別時，他認為主要有三點不同：第一，俄共在現代條件下放棄用革命來解決問題的方式；第二，俄共在堅持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同時，承認社會存在多種經濟成分；第三，俄共承認多元化的政治制度。 [22][3] 參見《俄羅斯聯邦第二屆議會黨團》，白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1頁。 [23][4] 1995年1月，在俄聯邦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中，俄共執委會主席久加諾夫稱，目前俄共在全俄89個聯邦主體內有88個進行了登記并設有自己的分支機構(注：車臣至今沒有俄共分支機構)，且在這89個聯邦主體中的2 000個地區與城市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新華社莫斯科1995年1月21日俄文電） [24][5] 新華社莫斯科1996年6月29日電。 [25][6] 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1998年5月21日俄文電。 [26][7] “俄羅斯運動”成立于普京當政后的2000年7月。 [27][8] 俄塔社莫斯科2002年5月25日俄文電。 [28][9] 俄共綱領于1995年1月22日在俄共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正式通過，它反映了當時俄共黨內對世界及俄國內局勢的看法。俄共綱領的具體內容參見《俄羅斯聯邦第二屆議會黨團》，白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0頁。 [29][10] 資料來源：http://www.nns.ru/el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