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決策理論判斷問題性質理性決策決策機制研究政治心理學

〔論文摘要〕判斷問題性質，是一個實踐中常見而理論探討中少見的問題。本文首先提出“判斷問題性質”的描述性定義，此后從三種外交決策理論中(現實主義的理性決策理論、決策機制研究、政治心理學)引申各自對“判斷問題性質”的不同解釋。作者最后認為三種外交決策理論在荃本假設、哲學基礎的差異，使得可以較好的描述“判斷問題性質”的綜合決策理論難以產生。

一、對外交決策中的“判斷問題性質”的描述性定義

外交決策是從一系列政策預案中，選擇出某個方案以解決外交實踐中出現的問題的過程。所謂問題往往既指一種客觀事態的變化，也指一種主觀認知的變化。它相對于某標準而言，這個標準在外交決策的相對較短的時期內，表現為決策主體對某個客觀事態與主觀認知的相符狀態的認識與認同，“問題性質”即相對于這一標準發生變化的事態的特性。“判斷”則可以理解為對這種特性的認識和對這一認識的認同的形成過程，這種過程有兩個特點，時間上的連續性與事態上的變化性。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認為決策中的“判斷問題性質”是這樣一個過程:決策主體在一段時間內對某個命題的認同的形成過程，該命題的內容為決策主體對相對于某一個標準發生變化的客觀事態與主觀認知的認識。因此“判斷問題性質”有兩個階段性成果—針對某種變化的認識，對這種認識的認同。這兩者不僅在“判斷問題性質”這一過程中相互作用，也將影響外交決策這一過程的其余部分。

有時候決策主體即使對“某種事態的特性”有清晰的認識，也不會制定、實施相應方案，這并不是因為認識、認同發生改變，而是因為其它限制因素的影響，如外交目標與決策主體的其他目標的沖突或“決策主體與決策執行者的認知不同”作為一個限制變量也介入到決策主體對“選擇行動方案”的思考過程中。因此，“知行合一”并不必然出現在外交決策的過程中，即“判斷問題性質”不必然決定決策成果。

但缺失“判斷問題性質”這一過程及其結果的外交決策過程是難以想象的。如果以決策的本質是“選擇”為思維起點，則若無法“判斷問題的性質”，就無法使用某種標準對方案與目標進行選擇。如果以決策是一個“過程”為邏輯起點，則若沒有“判斷問題的性質”的過程，則整個決策“過程”的起點，就無法進行有效分析該“決策”，也無法針對此“決策”制定和采取對應決策。因此，“判斷問題性質”必然存在于整個決策過程中。

二、現實主義決策理論中的“判斷問題性質”

有關外交決策的理論研究，自斯奈德1954年發表《決策作為研究國際關系的一個方法》以來，已經有半個世紀的歷史。在研究中主要形成了三個流派:由國際政治學中的現實主義理論衍生出的現實主義的理性決策理論、關注于官僚機構與組織過程的決策機制研究、以及關注于決策者心理過程的政治心理學。不同的學派雖然都承認外交決策是做出選擇的過程，但關注的重點卻不同。

本章主要介紹現實主義決策理論，其基本觀點是:理性國家是最重要的決策主體，在謀求權力與安全的時候，國家采取的是有目的的政策，或者說出于主觀期望是按照功利原則或理性規范行事。外交政策的手段和目標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國家利益一旦確定，對外交政策的決策就是對特定國際環境下的目標和手段的準確計算，決策過程可以用理性選擇模型來分析。一般意義上的工具理性主要指主體知道他的選擇內容，對未知的事物形成預期，具有明確的偏好，并在經過一些最優化過程后審慎的選擇自己的行動。外交決策研究者對其進行了必要修正，如決策主體不追求最優，而是滿意:維持最穩定的狀態比最大化收益更容易被政治行為中的決策者選擇;政治收益有特殊性。

在現實主義決策理論中，形成一個對事態變化的認識的命題與對這個命題的認同是連貫的，其原因是對事態的認識是基于現實主義安全觀、國家利益觀;對這個命題的認同也基于同樣的觀念，單一決策主體和一貫的現實主義利益觀是使得該過程如此連貫的原因。但現實主義決策理論中的“判斷問題性質”也存在邏輯上的矛盾:一方面，現實主義者的思維存在一種“泛安全問題化”、“泛國家利益化”乃至“泛生死存亡化”的傾向，即存在“不知問題性質卻己將其定性”的可能:另一方面，現實主義的外交決策理論中的“判斷問題性質”最終服務于形成某一可維護國家利益的對策(即存在以下過程:對國家利益可能的變化進行程度區分—不同變化程度對應不同的行動方案—不同的方案維護在一個安全低限上的不同安全利益或一個政治利益低限上的不同政治利益)，而這種目的可能扭曲決策主體的“理性”假設，或致使不同環節中的理性互相沖突，最終導致整個過程可能出現行為體以理性為目的的行為不夠理性的荒謬。因此，現實主義的外交決策理論中的“判斷問題性質”過程不一定能夠體現客觀事態發生變化的特性，也不一定能夠確保最終對策可維護國家利益。

三、決策機制研究中的“判斷問題性質”

與現實主義者相反，決策機制研究者反對將國家認為是單一的行為體，認為決策機制(決策背后的政治制度、體制、機構乃至規章制度)約束了決策者的理性選擇。正如貝科威茨在《美國對外政策的政治背景》中所言:“對外決策的根源必須從政治制度所產生的國內需要與要求中尋找。對外政策制訂過程也只能在公共政策制訂的總的框框里去理解。”決策機制研究衍生出兩種不同的對決策機制的理解—組織過程模式、官僚政治模式。前一種模式認為政策是基于組織內標準作業程序的一種機械或半機械過程的產物，是各種組織間競爭和妥協的結果，是國家利益、部門利益和政治目標的平衡結果。國家決策者常為官僚機器所左右，決策部門缺乏多種選擇，面臨政府部門利益的激烈爭斗，難以解決政策的執行問題等。后一種模式認為政策是國家政府成員間討價還價的產物，根據這一模式，關鍵者是總統、總理、高級行政和立法部門領導，當然，政府外成員(如利益集團)有時也起重要作用.該模式強調三點，其一是誰參與決策。其二是決策參與者同面臨的問題之間的利害關系。其三是決策成員間如何調整相互關系。決策機制研究認為，決策參與者并不真正關心制定和執行最佳政策，關心的是對自己而言的最佳政治利益和影響，因而常會導致政策的前后不一、目標不明。

決策機制研究中，判斷問題性質的主體是居于決策機制核心的某些部門或某些官僚。部門或官僚對問題的定性必然要涉及自身的利益，也必然以部門或官僚所掌握的信息為基礎。定性很大程度上是區別，是尋找問題的特殊性。決策機制中的“判斷問題性質”的特點是，部門或官僚的特殊性，而不是問題的特殊性決定決策中的“判斷問題性質”的結果，即客觀事態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誰面對事態和事態牽涉到誰的利益。由于對事態變化的定性將極大地約束與部門、官僚利益相關的決策內容，則部門、官僚需要協商出“問題的性質”，使決策內容符合部門、官僚的利益需求或至少不對它們的利益構成根本威脅。決策機制中的“判斷問題性質”并不是“判斷”，而是一種“協商”—對預期中的利益的分配過程。此外，客觀事態變化并不重要，而各部門、官僚自身的利益變化才是對決策主體而言的事態。而客觀事態也并非“判斷問題性質”過程中的認同的對象，各個決策主體之間的可能的利益妥協的結果才是他們對自己視野中的有關自己未來利益變化的事態的認同對象。 以上分析的前提是部門或者官僚會優先考慮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不是維持“團結”—不同決策部門、官僚所共同組成的決策主體的最終意見一致。但也存在與這種前提不一致的情況，尤其是當決策機制自身權力的合法性高度依賴于達成意見一致的能力時。這種情況中的決策主體的“判斷問題性質”較為特殊，一方面，“判斷問題性質”的結果依然與現實主義者的國家安全利益或客觀事態無關，而與部門或官僚對決策系統的依賴性有關，即部門或官僚的利益面對可能導致決策機制崩潰的威脅時，參與決策的各主體愿意迅速達成一致意見以“合理解決”問題。另一方面，“判斷問題性質”依然被扭曲，能否達成“意見一致”比能否符合“問題”本來面貌，對于各決策主體來說更重要。這時的“判斷問題性質”實質上是在尋找各方認識的交集，而不單純是利益的分配，同樣與客觀事態變化的特性不相關。

在決策機制中的“判斷問題性質”過程內，形成認識與形成認同的區別非常明顯:在形成認識中，由于自身利益特殊性，多個決策主體對于某種事態對自身利益產生何種影響的認識明顯不同，在形成認同中，多個決策主體以利益分配或追求共同認識為目的進行協商，其結果即為“判斷問題性質”的成果。決策機制中的“判斷問題性質”與理性國家行為體的“判斷問題性質”的區別是:決策主體的數量不同、國家利益在最終結果形成中的地位不同。這種區別的根源是—決策主體是關注國家利益的單一理性國家行為體還是關注自身利益的決策機制中的官僚或部門?

四、政治心理學中的“判斷問題性質”

政治心理學者關注的重點在于最終做出決策的是活生生的人。他們認為:“一切客觀的環境和現實因素只有通過決策者的心理過程才能影響外交政策的結果。決策者的價值觀和其他心理傾向指導著他有選擇地關注周圍的環境，他根據觀察到的‘心理環境’制定外交政策。”政治心理學者突出了決策是由人做出的這個最基本的事實，決策首先是一個心理活動過程，決策者傾向于從內向外看問題。“判斷問題性質”則是形成一個對所面對的問題的基本看法的過程。對此過程影響最大的是決策者的認知結構，及與認知結構相關的信仰、價值觀、個性、興趣等心理特質。性質與其說是被判斷出，不如說是被建構出。現實主義決策理論與決策機制研究，都包含一個假設，即決策主體的利益是外界給定的，參與決策的目的是為了擴大利益或保護利益。但利益不是一個定量，外交決策的互動乃至外交決策制定過程本身，都會使利益發生變化。決策者自身的認知結構、心理特性也對決策者的利益有影響，利益因此成為一個有無限內涵的符合決策者心理需求的事物的集合，不可清晰描述，不易被其他決策者認知.

政治心理學將判斷問題性質看成是建構對問題性質的認識乃至認同的過程，突出了決策者認知結構的作用。但它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改變，被什么改變，是一個難以衡量、估計甚至難以察覺的問題。如果決策者都有自己獨特的認知結構，最終對策來源于認知結構的碰撞，則即使了解每個決策者的對“客觀事態”的認識，也無法推測出最終的決策內容，整個“判斷問題性質”將變得異常復雜。有學者認為“政治心理學”的研究打開了現實主義決策理論對國家主體的“黑箱假設”，但本文認為與其說打開了黑箱，不如說告訴我們有無數個黑箱，且不存在打開每個黑箱的通用辦法，且只有打開每個黑箱才有可能了解某個決策的本質，因此政治心理學很難對現實中的決策難題提供有效建議。

外交是互動性的，一方要通過自己的行為影響對方的行為。若一方對另一方的“判斷問題性質”過程無法做出一個基本的把握，則前者的“判斷問題性質”就無法得出包括后者介入后的事態的特性、后者行為的意圖、后者對前者的可能采取的行動等重要信息在內的命題集合。形不成這樣的命題集合，一個被決策者認同的具體方案就難以形成，從而致使外交互動難以保證。政治心理學的分析讓人意識到了決策的復雜性，因此交涉雙方采用一些通用假設會使得決策過程，尤其是“判斷問題性質”過程變得清晰并保證外交互動順利進行。

五、結語

任何一個外交決策理論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在“判斷問題性質”中，這些局限性都較為明顯，現實主義者過于強調某項決策的必然性與應然性，其追逐國家利益的單一國家行為體的強假設，其邏輯內部的“不知問題性質卻己將其定性”的傾向使得“判斷問題性質”受到干擾。因此該理論對“判斷問題性質”過程的描述與建議都存在邏輯上的不合理性。而決策機制中的官僚與組織決策模型，描繪出了不關心客觀事態本身，只考慮自身利益得失的決策者形象，描述決策實踐卻提不出對決策機制的改進意見。政治心理學者的研究與決策者距離最近，但在難以描述“判斷問題性質”過程的同時，也無法對其提供改進建議。三種決策理論中的“判斷問題性質”過程都不能單獨提供對實際決策中的“判斷問題性質”過程的清晰描述和可行建議，似乎三種理論的融合可能幫助我們對該問題有更好的認識。

但遺憾的是，三種外交決策理論對“判斷問題性質”的相互矛盾的理解，根源于其不可通約的理論假設(決策主體與決策主體偏好)，則建立一種有關外交決策的綜合理論不夠可行。在哲學層面上，現實主義決策理論是本體論先于認識論的，政治心理學則是認識論先于本體論，機制研究中本體論與認識論的關系還不是很確定，所以三種理論在更深的層次上也難以協調。因此本文認為在對外交決策的研究中，我們可以利用不同的理論從多個角度對同一問題進行研究，避免狹隘的視角，但建立一個統一的有關“判斷問題性質”的外交決策理論，似乎并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