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美國政府1934年通過的《購銀法》造成世界銀價飛漲。作為 銀本位大國的中國深受其害，白銀大量外流，金融出現嚴重危機。中國政府與美國政府進行了長達兩年的艱苦交涉，最后與美國達成了白銀交易，先后三次向美國售銀總計1.44億盎司，并利用售銀所得的外匯改革和穩定了中國的幣制，實現了中國多年來一直追求的貨幣現代化。 關鍵詞：中美經濟關系購銀法摩根索施肇基陳光甫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主要西方國家相繼恢復了某種形式的金本位，加上技術更新導致白銀產 量大量增加，世界上出現了金(價)漲銀(價)落的現象[注解：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可參 見中村哲夫《民國金漲銀落問題》，《民國研究》 1輯，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當時 的中國金融界曾廣泛討論這一問題，見《金貴銀賤問題之討論》1集，華通書局，1930年 。]為穩定世界銀價，美國、中國、印度等八個產銀或用銀大國，在1933年 7月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上，簽訂了一項《國際白銀協定》。其中規定美國政府每年購銀不超 過3 500萬盎司，中國則承諾將不出售1934-1937年銷毀銀元所得之白銀[注解：協定全文及中國的保留意見載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編《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12-114頁。]但是，一年不到，美國就違背了 它所承擔的穩定銀價的國際義務。

為了推行其擺脫經濟大危機的新政，美國羅斯福政府不得不求助于美國國會內來自西部產 銀州的議員集團。這些白銀派議員借機對羅斯福總統進行 "政治訛詐"，提出了旨在提高銀 價的《1934年購銀法》，以增加其所在州的經濟利益[注解：Schlesinger，Arthur M .，Jr.， The Age of Roosevelt:Vol.II，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8，p.251.]。《購銀法》所造成的國際銀價飛漲給中國這樣的銀 本位國家帶來了災難性的財政危機 [注解：白銀外流的數量及影響可參見阿瑟·揚格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國財政經濟情況》，陳澤憲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1981年，228-231、 243-247頁；《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輯，155-158頁。] 而正是這場危機促使中國下決心加速推行其醞釀已久的幣制改革計劃，放棄銀本位，建立起現代的、容易管理的貨幣制度。在穩定貨幣以及走向幣制改革的努力中，積弱的中國不得不尋求列強的支持。于是，由美國內政造成的白銀問題在演變為中國的財政危機之后，又 成為東亞國際關系的一個焦點。美、英、日為控制中國的貨幣財政進行了一場暗中較量。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中美之間的白銀交涉集內政與外交、國內與國際、經濟與政治諸問 題 于一體，最典型地反映了歷史進程的復雜性。因此，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的方面對此進行了比 較深入的研究[注解：國外最為詳細的研究是美國學者邁克爾·羅素所著《院外集團 與美國東亞政策：30年代美國白銀集團的活動》一書(鄭會欣譯，復旦大學出版社，1992年) 。此書是一篇未在美國出版過的博士論文，主要利用美國檔案，探討美國白銀政策的來龍去脈，美國國內政治對東亞國際關系的影響。復旦大學汪熙教授在《門戶開放政策的一次考驗 --美國白銀政策及其對東亞的影響(1934-1937)》長篇論文中(載入江昭、孔華潤編《巨 大的轉變：美國與東亞1931-1949》，復旦大學出版社，1992年，28-74頁)，著重分析了在30年代中期日本侵華的東亞國際關系背景下美國白銀政策對中國的損害。鄭會欣博士在《〈中美白銀協定〉述評》(中美關系史叢書編輯委員會編《中美關系史論文集》，重慶出版社，1988年，280-294頁)，具體研究了1936年《中美白銀協定》的產生和影響。吳景平博士在《美國與中國的幣制改革》(《近代史研究》1991年6 期)，深入探討了美國對中國幣制改革態度轉變的具體過程。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這些研究沒能充分利用中美白銀外交中中方的主要機構中央銀行的檔案。這批中央銀行的英文檔案后來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翻譯、編輯，刊載在《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輯。]。本文將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依據中美雙方已公布的檔案文獻，從外交史和貨幣史結合的角度，抓住中美雙邊互動的特征，著重探討白銀外交的內容、特點和影響。

美國《1934年購銀法》與中國尋求穩定銀價的努力

1934年6月19日，在美國國會內白銀集團的壓力下，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了《1934年購銀法 》。它規定美國政府要通過購買的方式，設法使每盎司的白銀價格提高到1.29美元；或者 把白銀在美國貨幣儲備金的比重增加到1/4。經過羅斯福和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Henry Mo rg enthau)的努力，白銀集團議員同意授權財政部長決定"購銀的速度，時機和條件"[注解： John Blum，From Morgenthau Dairies:Years of Crisis，1928-1938〖S TBZ〗，Boston:Houghton Mifflin，p.187.]。這樣，摩根索在執行《購銀法》時就有了相當大的靈活性。

中國對美國的《購銀法》一直非常關注。該法還在美國國會中討論時，中國的銀行公會就致函羅斯福，明確表示反對，認為該法一旦通過，必將導致世界的銀價上漲，其結果是中國國內的白銀外流和金融危機[注解：羅素前引書，29頁。]。但美國政府置中國的抗議于不顧，不惜違背自己在《世界白銀協定》中所做的承諾，在8月9日開始執行該法，下令白銀國有化并從世界市場購銀。美國的這一行動立即引發世界銀價的飛漲，從19 34年年初的每盎司0.35美元漲至10月份的0.55美元，到1935年4月一度漲至0.81 美元[注解：揚格前引書，225、239頁；Blum，op.cit.，pp.190-191。]。其結 果正如中國銀行家和經濟學者所預料的那樣，作為中國通貨的白銀大量外流，銀行銀根吃緊 ，市場蕭條，商家紛紛破產。8月20日，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顧不上正常的外交程序，直接向羅斯福呼吁，希望美國能夠在今后購銀時事先告知中國，以便中國能夠保護自己的利益[注解：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坎寧漢(Cunningham)致美國國務卿赫爾(Hull)，1935年8月2 0日，美國國務院編《美國對外關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 934年 3卷，華盛頓特區政府印刷局，1950年，440-441頁。當時中國銀元的成色為71.5%， 含銀量為0.7555盎司，一銀元合0.34美元，折算起來每盎司白銀=0.449美元，因此當世界銀價超過這個值時，就意味著銀元有被熔化成白銀出售的危險，其結果自然是銀元的流通量減少。參見揚格前引書，205、 214、522-523頁；孔祥熙與施肇基來往電文，1934年12月 19、20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輯，124-126頁。]。雖然美國表示愿 意就其購銀政策與中國防止白銀外流的措施相互協調，但回避了正面的承諾[注解： 美國國務卿赫爾致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坎寧漢，1935年8月20日，《美國對外關系》， 1934年3 卷，441-442頁。]。既然美國拒絕配合，中國遂在美籍顧問阿瑟·揚格(Art hur Young)的建議下，告訴美方中國正在考慮逐步采取金本位，而美國正在購買白銀，因此 ，美國可否同意用美國的黃金來換取中國的白銀。但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 l)表示，金銀互換不是政府間的事情，中國應在國際市場上進行這種買賣[注解：赫 爾備忘錄，1934年10月2日，《美國對外關系》，1934年3卷，442-443、443-445頁。]。不過，摩根索表示中美兩國可以通過中國的中央銀行和美國財政部委托的美國銀行進行售銀交易。據此，1934年11月，中國向美國財政部出售了1900萬盎司白銀。美國購買了這批白銀后，暫存上海。由于中國政府擔心這批白銀的外運會加劇金融恐慌，只好從倫 敦購買了1700萬盎司來墊付。而且，中國一再要求推遲交付時間，結果從1935年1月一直推到7月底，最后分幾批運到美國。其中只有200萬盎司是在1935年11月中國幣制改革后從中國運出的。因此，這一交易并無多大經濟意義，沒有賺到什么外匯，主要目的看來是警告美國白銀派議員，中國可能要放棄銀本位[注解：這批白銀交易不太為研究者注意 ，前引汪熙、吳景平、鄭會欣文章均未提及這筆交易。揚格前引書，275 頁及附錄15《1934 -1941年中國出售的白銀數額》，534-535頁； Blum，op.cit.，p.205;施肇基致孔祥熙，193 5年1月6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輯，130頁；美國國務卿赫爾與美國駐華使館來往電文 ，1935年5 月15、22日，《美國對外關系》，1935年3卷，華盛頓特區政府印刷局， 1953年， 582、585頁。]。

在美國毫無誠意的情況下，中國只好自行設法阻止白銀外流。10月14 日，中國宣布從次日起 ，開征10%的白銀出口稅，以及根據世界銀價波動而確定的平衡稅。這樣一來，不法商人遂 通過大量白銀走私來牟利，更為嚴重的是，日本浪人在華北進行大規模的武裝走私白銀。12 月，中國又頒布命令，加強了緝私的力度[注解：《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輯，141 -142、150-151 頁。]。但是，中央政府的軟弱和日本的蓄意破壞，使這些 限制措施難以奏效。中國只好再回頭向美國求助以穩定銀價，并提出了兩項辦法：(1)除美 國國內自產的白銀外，美國不在世界市場上購買價格高于每盎司0.45美元的白銀；(2)希望 美國向中國提供貸款，幫助中國重整幣制[注解：孔祥熙致施肇基，1934年12月8日 ，《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輯，123頁；美國副國務卿菲利普斯(Philips)備忘錄，1934年1 2月10日，《美國對外關系》，1934 年3卷，454-455頁。]。

這時，美國大通銀行(Case Bank)上海分行向美國國務院報告說，中國人因為美國的《購銀法》而產生的反美情緒有增無減。同時，日本人正在打算向中國貸款，以便控制中國的貨幣

[注解：菲利普斯致羅斯福，1934年12月10日，《美國對外關系》， 1934年3卷，545 -546頁。楊玉圣簡潔而生動地概括了當時中國經濟界和金融界對美國的批評，見《中國 人的美國觀：一個歷史的考察》，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133-141頁。] 。這些報告引發了美國政府內部的一場政策辯論。美國國務院認為，白銀政策損害了中國官員、銀行家和商人等上層人物的利益，因而勢必影響兩國的關系。它希望財政部暫停購銀，或把銀價限制在每盎司0.45美元，至少應把在中國的購銀留在中國。但它反對由美國單獨向中國貸款，因為這會觸犯日本的《天羽聲明》。財政部則表示，由于《購銀法》的限制，它不可能立即停止購銀或降價，最好的辦法是幫助中國進行幣制改革，并使之與美元掛鉤。 財政部還認為國務院對日本過于擔心[注解：羅素前引書，62-66頁。]。

作為最高決策者的羅斯福，他既不想改變購銀政策，也無意給予中國貸款。羅斯福幼時常常 聽祖父談論其19世紀在中國的從商經歷，因此他自詡對中國"有一個多世紀的背景知識" ，在對華政策上自有獨立的主張[注解： Blum，op.cit.，p.206.]。在 此情況下，摩根索在征得羅斯福的批準后，向中方提出了一項折中方案：(1)美國將只購買 中國中央銀行的白銀，每盎司價格不超過0.55美元，并在世界市場上維持這一價格；(2)美國可以隨時中止這一做法，但會提前一個星期通知中方；(3)請中國盡快派代表來美國討論有關問題[注解：財政部致國務院，1934年12月18日，《美國對外關系》，1934 年3卷，457 頁；施肇基致孔祥熙，1934年12月19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輯，125頁。]。

孔祥熙對美國第一次表現出來的合作誠意感到高興，遂進一步向摩根索提出，0.55美元的價位仍然過高，希望能將價格穩定在0.50美元。他還表示，中國愿意與美國就此簽訂一個長期協定。否則，中國只好考慮放棄銀本位[注解：孔祥熙致施肇基，1934年12月31 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輯， 126頁；施肇基致赫爾，1934年12月27日，《美國對外關 系》，1934年 3卷，458頁。]。孔祥熙顯然過于樂觀了。摩根索非但不能接受 中方的建議，而且在白銀派的壓力下，連原來的承諾都沒有堅持下去。1935年元旦，他通知 中國駐美公使施肇基說，一個星期后，美國將不再把銀價維持在每盎司 0.55美元的價位。不過，他也表示了愿與中方合作的誠意。在與羅斯福商量后，摩根索決定邀請中國銀行董事 長宋子文訪美，討論白銀問題。但美國國務院擔心，由于宋子文是一位反日派，他的來訪必 然會引起日本的反對，損害美日關系。加之宋訪問成功的機會甚少，因此，國務院堅決反對 這一訪問 [注解：摩根索致赫爾，1934年12月31日，《美國對外關系》，1934年3 卷 ，461頁；赫爾致施肇基，1935年12月31日，《美國對外關系》，1934 年3卷，461-462頁； 施肇基致孔祥熙，1935年1月1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輯，127頁；羅素前引書，71- 73頁。摩根索后來曾想利用到葡萄牙度假的機會與中國代表會面，未果。Blum，op.cit.，p.2 10。]。

中國只好取消宋子文的行程，并在19日向美國提出了一份非正式的備忘錄，希望美國仍能限制銀價，至少采取措施不要購買從中國走私的白銀。美國再次表示不能限制銀價，因為《購 銀法》是命令式的。不過，它在購銀時， "可以把中國的意見考慮進去"[注解：孔祥熙與施肇基來往電文，1935年1月 19、26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輯，130-132頁。 ]。

就這樣，中美兩國就白銀問題的第一輪交涉結束了。在這第一輪交涉中，中國政府一再希望美國穩定銀價。不論是國務院還是財政部，美國決策者都認識到了美國的白銀政策對中國造成 的損害。但是，對于如何減少這種損害，他們的意見并不一致。財政部提出過對華貸款的設想 ，但由于擔心日本的反應而被國務院拒絕；它也提出過穩定銀價的方案，但囿于國內政治的限制而未能堅持[注解：1934年11月26日，摩根索曾告訴羅斯福，由于白銀政策， " 美國正在做可能幫助日本的一切"。轉引自羅素前引書，55頁。]。不過，財政部還是在它的職權范圍內，在1934年11月從中國購買了1?900盎司白銀，這一購銀行動成為以后美國大規模從中國購銀的先河。由此可見，美國財政部的態度還算積極。

中國的幣制改革與美國態度的轉變

在穩定銀價無望的情況下，中國一步步走上了幣制改革的道路，并力圖得到英美等國的理解 和支持。1935年初，宋子文曾向英國表示，希望借款 2?000萬英鎊來穩定中國的貨幣。 但 英國拒絕了這一要求，強調中國目前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美國的白銀政策，因此，"最明顯 的解救辦法就是與美國政府就購銀達成諒解"[注解：羅素前引書，74頁。 ]。這樣，中國只好再向美國尋求幫助來進行幣制改革。

1935年2月5日，中國秘密通知美國，計劃放棄銀本位，采取金銀合用的復本位，并將這種新 貨幣與美元聯系，以穩定中國的匯率。為此，它建議： (1)中國向美國提供美國《購銀法》 所需之白銀。中國至少可以在第一年出售2億盎司白銀；(2)中國希望美國能提供1億美元的 貸款或長期基金和一筆以未來中國白銀出口作抵押的同樣數目的備用貸款。中國強調，在解 決白銀問題和建立新的貨幣體制過程中，"美國的作用是實屬不可少"[注解：中國 駐美公使館致美國國務院非正式備忘錄，1935年2月5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輯，133 -134頁。]。在此之前，宋子文還向他的好友、正在華盛頓述職的美國駐蘇 大使布利特(William Bullitt)發出類似的電報，試圖通過他與羅斯福的個人關系來爭取羅 斯福的支持[注解：宋子文致布利特，1935年 1月31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輯 ，132頁。]。

中方的這一要求再次引發了美國政府內部的兩種意見。在國務院起草的給中國的答復中，強 調只有當中國向其他列強提出這一計劃并使它們對之感興趣時，美國才會和它們一起"探討 共同給予中國所尋求的援助的可能性"。但摩根索認為這種聯合行動"不切實際"，美國應 該"單獨行動"。他還認為這純粹是貨幣問題，應由財政部"隨意"處理。但國務院遠東司司長斯坦利·亨貝克(Stanley Hornbeck)則強調這一計劃的政治影響，指出日本將反對任何其他國家聯合或單獨的援華行動。在這種情況下，摩根索只好同意國務院的意見 [注解：〖Z K( 〗亨貝克備忘錄，1935年2月14日，《美國對外關系》， 1935年3卷，536-537頁。 ]。值得注意的是，國務院的態度比上次有所改變，并不一味反對援華，同意考慮聯 合援華的可能性。但是，羅斯福比國務院還要小心謹慎，他認為這個答復的最后一句語氣太強了，容易被理解為"美國準備與別國合作"同意"援華"。因此，根據他的要求，國務院 把最后一句話改為建議"中國把這一計劃交給包括美國在內的對中國幣制改革有興趣的其他 國家"[注解：赫爾與羅斯福來往函件，1935年2月20、21日；赫爾致施肇基，1935 年2月26日，《美國對外關系》，1935年3卷，540-541、542-543 頁。《中華民國貨幣史資 料》2輯135-136頁上所譯的美國的答復實際上是美方的初稿，而非中方得到的定稿。]。

美國國務院的答復令孔祥熙大失所望，他責問道，難道不是美國的白銀政策與中國的財政危機 有著特殊的關系嗎?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其他列強已表示，中國與美國就白銀問題取得諒解是解決中國財政問題的前提。他再次重新提出金銀互換的計劃，并希望美國在收購中國白 銀時給予中國一定的期限。孔祥熙對這一措辭強硬的電報能否產生積極的影響也沒有把握 ，因此請施肇基來決定是否把這一電報交給美方[注解：孔祥熙致施肇基，1935年3 月4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輯，136頁。筆者沒有在美方的文件中找到這一電報。看 來，施肇基沒有把電報轉給美方。]。

在爭取美國援助無望的困境中，中國政府在其美國財政顧問的幫助下，決定利用世界銀價高漲之際，出售白銀，換取外匯，建立外匯對兌本位制[注解：揚格前引書，461-462頁 。]。中國的幣制改革醞釀于20年代。由于當時世界上金(價)漲銀(價)落，中國作為銀本位大國，其對外貿易因此大量入超。 1929年，中國財政部邀請美國專家甘末爾(Edwin Kemmerer)一行來華，幫助中國設計幣制改革方案，計劃逐步過渡到金本位。但這一計劃因為世界經濟危機，銀價進一步下跌，以及九一八事變等原因而未能實現。不過，中國政府在1933年4月宣布"廢兩改元"，將銀元的價值固定在7.15兩，成功地完成了銀本位幣制的統一，"為幣制改革先著一籌"[注解：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 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國資本主義》，人民出版社，1993年，67頁。] 。到1935年10月，中國政府已經制定了幣制改革方案。

為了爭取美國對中國幣制改革的支持，至少是大量購買中國的白銀，在幣制改革的前一周，孔祥熙電告施肇基，要他"用最強烈的理由，向美方表達最懇切的要求，以取得美國的支 持"。孔祥熙已意識到美國財政部和國務院的分歧以及摩根索相對積極的態度，因此他指示 施肇基通過摩根索直接把中國的請求提交給羅斯福，希望美國能在兩個月內以0.65美元一 盎司的價格從中國購銀5?000萬盎司，接下來的四個月中國還可以向美國提供5000 萬盎司。此后如果美國愿意，中國將在半年內再向美國出售1億盎司。為防止國務院的干擾， 孔祥熙特別向摩根索強調這是一次"純商業行為"[注解：孔祥熙致施肇基，1935年 10月26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輯，240頁。]。

10月28日，施肇基前往摩根索的家中向他轉達了孔祥熙的建議。摩根索表示，如果中國告訴 他幣制改革的詳細方案，并通過他在中國的代表金陵大學教授約翰·卜凱(John Buck)向他 匯報中國外匯基金的用途，他會考慮中方的要求。他還希望中國將售銀所得的外匯基金存放 在一家美國銀行而非英國的匯豐銀行。第二天摩根索非常高興地告訴羅斯福，"這是我們的 機會"，" 我們可以讓中國的貨幣與美元而非英鎊掛鉤"。國務院這時也表示愿意讓財政部 來處理此事[注解：施肇基致孔祥熙，1935年10月28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 輯，242頁；羅素前引書，142頁；菲利普斯備忘錄，1935年 10月29日，《美國對外關系》， 1935年3卷，628頁。]

為了能及時地把中國的幣制改革計劃告訴摩根索，施肇基在周末從華盛頓驅車趕到紐約鄉下 摩根索的別墅。經過連夜的討論，摩根索提出了具體的從中國購銀的計劃和條件：(1)從中 國購銀1億盎司，在美國船上交貨，如果雙方滿意，可以考慮續購；(2)中國售銀所得必須全 部用于穩定通貨；(3) 成立由三位專家組成的平準委員會，其中兩人是美國人；(4)中國售銀 所得存于紐約的美國銀行；(5)由中國確定某種形式的法幣與美元的固定匯率[注解：施肇基致孔祥熙，1935年11月3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輯， 243-244頁；菲利普斯 備忘錄，1935年11月5日，《美國對外關系》，1935 年3卷，632頁。]。

由于形勢緊迫，中國一方面在11月3日宣布幣制改革的法令，一方面答復美國說，它無法接 受摩根索提出的第三和第五項條件，因為中國已宣布法幣不與任何外國貨幣掛鉤，并成立 了中國銀行家組成的貨幣準備委員會以及包括美英等國銀行家在內的咨詢委員會。施肇基對 摩根索解釋道，有了這個咨詢委員會以及中方答應通過卜凱向他提供所有有關外匯基金用途 的資料，中方實際上已經滿足了他提出的第三項條件。摩根索雖然接受了這一點，但是仍堅 持最后一項要求，強調如果法幣不與美元掛鉤，肯定會與英鎊聯系，因此，美國"不會投資 6?500萬美元來讓你們的貨幣與英鎊相聯系"。施肇基稱，如果美國愿意向中國提供巨 額 貸款，中國可以考慮美國的要求。摩根索表示美國不愿意單獨提供貸款。最后，施肇基請美 方提出新的方案供中方考慮。美方的新建議仍然是變相的掛鉤，即通過固定法幣的含金或含 銀量來與美元掛鉤[注解：施肇基致孔祥熙，1935年11月6、7日，《中華民國貨幣史 資料》2輯，244-246頁；菲利普斯備忘錄，1935年11月7日，《美國對外關系》，1935年3 卷，637-638頁。]。

對摩根索的這一做法，連美國國務院都認為行不通。國務院國際經濟顧問赫伯特·費斯(Her bert Feis)指出，這種做法毫無益處。首先，一旦中國的貨幣出事就容易把美國牽扯到中國 復雜的國內國際政治當中；其次，可能會把中國推到英國甚至是日本一邊；最后，即便沒有 更好的辦法，中國也可以在世界市場上拋售它的白銀[注解：美國國務院國際經濟顧 問 費斯致菲利普斯備忘錄，1935年11月5日，《美國對外關系》，1935年3卷，633-634 頁。]。中方對摩根索的無理要求更是不滿。11月8日，孔祥熙明確指出，這種純財 政安排不應受到美國額外的約束。中國不愿讓法幣與某種外幣掛鉤的原因之一是避免外國的 反對。孔祥熙詰問道，如果中國同意法幣與美元或黃金掛鉤，美國是否愿意向日本做出解釋 ?他最后不得不與美國攤牌，表示" 在最壞的情況下，中國仍可以在市場上拋售白銀，但這 對 雙方都不利"[注解：孔祥熙致施肇基，1935年11月8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 輯，246 頁。]。盡管摩根索承認中國迫于內外壓力無法讓法幣與美元掛鉤， 但是他仍然懷疑是英國在唆使中國放棄銀本位，接下來英國屬下的香港也會這樣做。 11月9 日，他告訴羅斯福防止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在世界市場上拋售白銀的辦法是讓銀價跌落到每 盎司0.40美元。羅斯福則擔心，銀價一旦下跌，就可能很難再上去了，無法向白銀派集團 交代。于是，他們決定在中國滿足美國條件之前先從中國購銀2?000萬盎司來穩住中國，避 免它在國際市場上拋售白銀[注解：摩根索當時提出購買2?500萬盎司，羅斯福只同 意先購買 2?000萬盎司，可見后者比摩根索還謹慎。參見Blum，op.cit.，pp.213-214。]。

美國允諾的2?000萬盎司的購銀量與中國的要求相差太遠。這時，11 月12日拒絕向中國政府 交出白銀的日本正金銀行突然沖擊中國的外匯基金，秘密購進大量美元。包括剛剛售出的2000萬盎司的白銀收入在內，中國的外匯和黃金儲備僅存5?000萬美元。因此迫切要 求美國再從中國購銀 8?000萬盎司[注解：孔祥熙致施肇基，1935年11月12日，《中 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輯，247頁。]。施肇基在向摩根索轉達這一要求時，又 有意把這一數字壓低到3?500萬至4?000萬美元，進一步加強了中國幣制改革危在旦夕的 印象。在這種情況下，摩根索急忙給羅斯福打電話，兩人商量后，同意把從中國購銀的數量 從2?000萬增加到5?000萬盎 司。他還承諾美國將買下中國想要出售的所有白銀，條件是中國保證不在倫敦市場上售銀[注解：施肇基致孔祥熙，1935年11月13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輯，247-248 頁。第二次購銀的價格為每盎司0.656美元，中國答應1936年2月11日以前交貨，協議內容 見赫爾致美國駐華大使詹森，1935年11月13日，《美國對外關系》，1935年3卷，641-642 頁。]。

美國這次的購銀決定在相當的程度上反映了摩根索對東亞國際關系的新認識。從1935年夏天 以來，他一直認為在中國存在著美元、英鎊和日元之間的貨幣戰。因此他在反對日本擴張的 同時，也對英國的意圖表示懷疑。但是，日本對中國幣制改革的破壞使他"對日本侵略的憎 恨終于壓倒了對于英國的懷疑"[注解：揚格前引書，264頁。]。他 這時甚至告訴英國駐美國的財政代表，如果英國向中國提供貸款，他將不反對法幣與英鎊掛 鉤[注解：羅素前引書，151-152頁。]。

中國總算度過了幣制改革后的第一道難關。12月初，日本銀行再此沖擊中國的外匯基金。10 日，中國希望美國再從中國購銀1億盎司，并表示可以在次年5月1日前交貨。如果美國不能 收購，中國只好在倫敦拋售[注解：孔祥熙致施肇基，1935年12月10日，《中華民國 貨幣史資料》2輯，249 頁。]。對中國的這一要求，摩根索又猶豫了。他指出 ，在美國1934年11 月購買的1?900萬盎司白銀中，還差200萬盎司尚未從中國運出，而上月 所購的5?000萬盎司訂于2月11日前交貨，但至今還未從中國起運。因此，在這些白銀 交付之前 ，他不打算考慮續購[注解：揚格前引書，269-270頁。]。

實際上，摩根索拒絕考慮續購的主要原因是他已經決心改變美國的購銀政策。12月上旬，摩 根索和羅斯福開始從經濟和政治兩方面懷疑美國把白銀價格人為地維持在每盎司0.65美元 的明智性。首先，這會鼓勵銀本位國家和地區放棄銀本位。香港政府已在中國大陸之后放棄 了銀本位并開始向世界市場拋售，其他國家也可能效仿，而這與《購銀法》維持高銀價的初 衷相悖。其次，日本從中國的白銀走私中獲利巨大，從而加強了它在倫敦海軍會議上與美國 討價還價的地位。12月9日，摩根索在與羅斯福商量之后，下令改變美國在倫敦市場的購銀 方式，即由美國開價改為賣主開價。白銀投機商立即意識到這一變化可能意味著美國不再支 持世界銀價，銀價遂開始下跌，40天后，銀價便從每盎司0.65美元降至0.45美元[注解： 羅素前引書， 156-157頁；Blum，op.cit.，pp.196-199。由于國會內白銀集團的分 裂，到1935 年11月，他們已經無法在國會操縱有關立法的表決，因此，羅斯福不再感到他 們是一種政治威脅了。詳情見羅素前引書，146、185頁。]。在這種情況下， 摩根索自然不愿出高價從中國購銀。

因此，當中國在1935年底前分別運出應付的200萬盎司和4?000萬盎司，并表示在1月7日將 所 剩下的1?000萬盎司運出，從而滿足摩根索最初的要求時，摩根索依然拒絕了中方的售銀建議[注解：孔祥熙致施肇基，1935 年12月30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輯，249頁。 ]。由于中國的法幣準備金主要是白銀，因此這時銀價下跌貶低了法幣準備金 的價值，削弱了市場對法幣的信心，中國只好再向美國尋求穩定銀價[注解：孔祥熙 致施肇基，1936年1月21、26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輯，250、253-254 頁。 ]。在這種情況下，摩根索表示希望孔祥熙或宋子文來華盛頓與他直接討論中美之間 的 財政問題。盡管國務院仍反對邀請宋子文來訪，但摩根索卻表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下決心與中方解決白銀問題。在羅斯福的支持下，他告訴施肇基："宋子文的訪問是財政部 的事，不是外交使命。宋來的越早越好"[注解：羅素前引書，159-160頁；Blum，o p.cit.，pp.218，200。]。

但是，這次是中方打退堂鼓了。宋子文和孔祥熙都表示在此財政困難之際，無法離華訪美。 宋子文推薦資深的外交官王正廷赴美。但摩根索更希望中國的代表是一位財政專家而不是政 客或外交官。由于摩根索的助手勞海 (Archie Lockhead)原在紐約化學銀行工作，與中國上 海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有業務往來，對陳光甫的人品和能力均很尊重。根據他的建議，摩根索 希望中方給陳光甫一個財政部高級顧問的身份率團來美[注解：孔祥熙與施肇基往來 電文，1936年1月21、26日、2月8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輯， 250、253、254頁；美 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亨貝克備忘錄，1936年3月4 日，《美國對外關系》，1936年4卷，華盛 頓特區政府印刷局，1954年， 467頁。]。

這一時期中國對美國的白銀外交已從尋求穩定銀價轉為爭取美國支持和配合中國幣制改革。 它首先是想獲得美國貸款，繼之是希望美國購買中國的白銀。美國在考慮中國的要求時，力 圖在其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之間保持平衡。一方面，摩根索想利用這一機會堅持讓法幣與美 元掛鉤，以便擴大美國在中國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由于擔心日本會利用中國的財政困難 進一步擴張，他又不得不支持中國的幣制改革。當這兩者相矛盾時，他最終選擇了后者。

陳光甫使美與1936年《中美白銀協定》

在準備接待陳光甫使團的兩個月(1936年2月至3月)里，美國財政部從孔祥熙、卜凱、財政部 駐中國海關的代表以及國務院處得到了大量有關中國局勢的報告，它們不僅涉及中國的幣制 改革，也涉及日本在中國的擴張。這使摩根索在關注中國財政問題的同時，也不能不考慮大 國在中國的均勢結構。摩根索對中國開始表現出從未有過的積極態度。

1936年4月初，陳光甫、郭秉文(實業部國際貿易局局長)、顧翊群(中孚銀行副總經理)一行 三人抵達華盛頓。中國最初在確定陳光甫使團時有兩個目的：(1)以較好的價格向美方出售 白銀；(2)恢復1933年美棉麥貸款的未動用部分[注解：1933年5月29日的《中美棉麥 貸款協定》規定，美國在三年內向中國貸款5?000萬美元以購買美國的棉麥。由于日本干擾 等原因，中國實際上只用了1?710萬。中國幾次想恢復未動用部分。參見揚格前引書， 430 -436頁。]。但是，美國國務院一再告訴中國不要指望討論貸款問題[注解： 國務卿赫爾致上海總領事皮克(Peck)，1936年3月4日，《美國對外關系》，1936年4 卷，3 67-368頁；羅素前引書，160頁。]。同時，它也告訴摩根索不要與中方討論 貸款問題。但另一方面它卻希望把中美私人間的債務糾紛列入摩根索與中方的討論議程。摩 根索同意不討論貸款，但拒絕了后一要求。4月8日，摩根索在第一次會見陳光甫時就開門見 山地指出：" 我們惟一的興趣是幫助中國......財政部只關心純粹的貨幣問題。我們感到在幫 助你們時，我們可以是被動的工具，但從長遠來看，我們也是幫助我們自己。我們感到幫助 中國加強它的貨幣對世界和平是至關重要的"[注解： Blum，op.cit.，pp.222-223. ]。

正是基于這一認識，摩根索對中國的要求盡量予以考慮，并徹底放棄了法幣與美元掛鉤的要 求。雙方的討論相當順利，4月23日，專家小組便達成了協議。5月12日，摩根索確認了這一 協議。其主要內容包括：(1)美國將從中國購銀7?500萬盎司，6月15日前購1?200萬盎 司， 以后每月購 500萬直至1937年1月15日，價格根據當時的市價確定，美國可以根據中國的要求 支 付黃金[注解：這是美國的一個讓步，因為美國原來拒絕向非黃金本位的國家出售黃 金。]；(2)中國的售銀所得存放在紐約的美國銀行；(3) 中國貨幣儲備中至少 保持25%的白銀；(4)中國擴大白銀在藝術和工業中的用途；(5)中國將在美國鑄造含銀量為7 2%的一元和半元輔幣；(6)中國改變其法幣與外匯的報價方式，以避免造成法幣與英鎊掛鉤 的 印象[注解：原來的報價方式是先確定法幣與英鎊的匯率(1比0.125)，然后再根據 英鎊與美元的匯率來折算法幣與美元的匯率。]；(7)以中國存在紐約的5? 000萬盎司的白銀作抵押，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向中國提供2?000萬美元的外匯基金[注解： 鄭會欣：《中美白銀協定》；揚格前引書，272-273頁。1937年底，摩根索決定放 棄第三、五項規定，并購買中國已鑄好的300萬盎司白銀的銀幣，見Blum，John，From Morg enthau Diaries:Years of Urgency，1938-1941，Boston，1965，pp.272 -273。]。

已有學者指出，這一協定基本上是中方接受美方的要求[注解：參見鄭會欣、汪熙前 引文；資耀華等《國民黨政府在法幣改革前后依附帝國主義和彼此間鉤心斗角的內幕》，政 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法幣、金圓券與黃金風潮》，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1-36頁。 ]。比如中國原打算接受英國的建議鑄造含銀量為50%的輔幣，孔祥熙對此的 堅持曾一度使已擬定的中美白銀協定前功盡棄[注解：含銀量過高的結果是一旦銀價 上漲，銀幣有被熔化成白銀出售的危險，這是中國在這場白銀風潮中的慘重教訓。因為當時 中國銀元的含銀量是71.5%。這就是孔祥熙一度反對鑄造含銀量72%的輔幣的原因。陳光甫 與 孔祥熙來往電文，1936年5月21、22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輯，256-257頁。]。但有幾點需要注意，首先，陳光甫一開始就主動向美方提出，中國法幣準備金 中將保留25%的白銀，這看來不是屈服于美方的結果。因為早在1月21日孔祥熙給美方的電報 中就提出這一點[注解：羅素前引書，162頁；孔祥熙致施肇基，1936年1月21日，《 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輯，250-251頁。]；其次，摩根索開始只打算購 買4?000萬盎司的白銀，顯然是在陳光甫的爭取下，才決定購買7?500萬盎司[注解： Blum，From Morgenthau Diaries:Years of Crisis，1928-1938，p. 224.；第三，2?000萬美元的外匯基金看來是美方提出的，但與中國早先提出的備用貸款很接 近[注解：勞海在為美方準備談判方案時曾提出這一建議。見羅素前引書，161頁。 ]。

更值得注意的是，據代表團成員顧翊群回憶，中美雙方還有一項默契：" 今后中國將期待與 美國進行更多、更好的貿易和更大的合作"[注解：羅素前引書，167頁。]。應該說，這一默契在談判期間就已經在兩方面表現出來。首先是中美雙方同意攜手 把世界銀價穩定在每盎司0.45美元上下。為了證明中國無意在向美國售銀前提高世界的銀 價，中方接受摩根索的建議，當5 月初世界銀價漲到0.464美元一盎司時，遂在倫敦出售了 價值250萬美元的白銀，使銀價回落到0.45美元。這一舉動使摩根索相信了中國的合作誠意 。他告訴陳光甫美國的政策是把銀價維持在0.45美元，因此如果銀價上漲過高，中國就賣 ；如果下跌過多，美國就買。他甚至具體建議，如果中國愿意在 0.47美元的價位封頂，他 就愿意在0.42美元的價位托底。他還聲稱，現在中國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了解美國的白銀 政策了。其次，他明確向陳光甫表示了支持中國抵抗日本壓力的立場。他告訴陳光甫他不得 不會見來訪的日本財政專員富田洋太郎。他會告訴富田洋太郎"中國的改革進展順利，要求 他們配合"。陳光甫回答說，這樣的話，中國的公債可能會上揚兩元半[注解： Blum ，op.cit.，p.225.另據揚格記載，中國這次在倫敦拋售的白銀數量為200 萬盎司。揚格前引書 ，75頁。]。在隨后會見富田洋太郎時，摩根索的確贊揚了中國的幣制改革， 并批評日本在華銀行拒絕交出白銀的行為[注解：亨貝克備忘錄，《美國對外關系》 ，1936年4卷，477-478頁。]。

盡管國內學者大多強調《中美白銀協定》滿足了美國的要求，并使其能通過掌握存在美國的 中國外匯基金控制了中國的金融[注解：參見汪熙、鄭會欣和資耀華前引文。]，從理論上講，這一論點固然不錯，但考慮當時的歷史背景，這個說法未必準確 。首先，存在美國的外匯基金只是中國貨幣準備金外匯的一部分，其余存在中國內地、香港 和倫敦等地[注解：據中央銀行的統計，抗戰爆發前夜，中國法幣的準備金(外匯、 黃金、白銀)為3.789億美元，其中2.482億美元存在海外或在運往海外途中。1934-193 6年中國三次向美售銀所得為6?763萬美元。參見揚格前引書，表19，80頁，附錄15， 534- 53 5頁。]。其次，將大部分貨幣準備金存于海外未必是件壞事。顯然，中國與 日本處在準戰爭狀態，這樣做較為安全，對于保持市場對法幣的信心、鞏固幣制改革的成果 ，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二戰期間，英國也曾經出于安全的考慮把一部分黃金轉移到美國。因 此，在特定條件下，一國的外匯基金存于某國，并不意味著該國就會控制這筆基金。

結語

30年代中美白銀外交可以說是以鬧劇的形式在美國開場[注解：美國學者的研究表明 ， 1934年的《購銀法》完全是一場美國式的政治游戲，它使美國政府花費了15億美元的代價， 維持了不到5?000人的白銀生產行業，因此，在經濟上毫無意義。Schlesinger，op.cit.，p. 252。]，以悲劇的形式在中國展開，最后以多少帶有喜劇色彩的形式在兩國 關系 的互動中結束。它最典型不過地反映了歷史進程的復雜性和聯系性。先是美國國內政治導致 《購銀法》的出臺，繼之轉化為中國的財政危機，接著又演變為美英日為控制中國的貨幣財 政而進行的一場國際角逐。

當時正在蠶食中國華北的日本，利用中國財政危機的機會，一方面通過武裝走私白銀、拒絕 交出白銀、沖擊中國的外匯基金以及反對美英援華等手段，極力破壞中國的幣制；另一方面 以提供貸款為誘餌，試圖控制中國的財政[注解：資耀華等前引文，14、25-26頁。 ]。在華經濟利益較多的英國，囿于歐洲的緊張局勢，不想觸犯日本的《天羽 聲明》，損害英日在亞洲的關系，試圖通過美英日某種形式的聯合行動來幫助中國擺脫財政 困境[注解：羅素對此有詳盡的敘述，見羅素前引書，5、6章。]。英 國 的建議既得不到日本的響應，因為后者想獨占中國，也得不到美國的配合，因為美國認為這 絕無成功的希望。

美國決策者清楚地知道它的白銀政策是中國金融危機的根源。摩根索等人也的確想幫助中國 減輕危機的程度，但這一想法受到國內和國際兩方面的限制而難以實現。對美國財政部來說 ，它必須滿足《購銀法》的規定；對美國國務院來說，它不想開罪日本。因此，美國不僅拒 絕了中國穩定銀價的要求，更推翻了提供財政援助的可能性。只有當中國放棄銀本位并決定 拋售白銀時，也就是中國的售銀和美國的購銀相一致時，美國才真正開始與中國合作。

在美國決策者中，摩根索是最積極主張與中國進行合作的一位。推動其幫助中國的原因主要 是他對日本在華擴張的擔心。早在白銀危機初期，1934 年11月20日，他就告訴羅斯福，"美 國正在做可能會幫助日本的一切"，他自己好像是被日本所雇傭。到了1935年12月，他甚至 懷疑日本正在從中國的白銀走私中積累資金用于建造軍艦，以便與美國進行軍備競爭[注解：羅素前引書，60、156頁。]。因此，在美國1935年11月和1936年5 月的兩次購銀決定中，幫助中國抵抗日本的擴張一直是摩根索和羅斯福考慮的重要因素[注解：施肇基致孔祥熙，1935年11月3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 2輯，243頁。]。

摩根索不僅擔心日本的擴張，而且，他也憂慮英國對中國貨幣的影響力。他認為，倫敦和東 京都企圖把中國的貨幣與它們的貨幣掛鉤。因此，他對法幣與英鎊之間的技術上的聯系非常 敏感[注解：從技術上講，法幣與英鎊的確有關，因為法幣的匯價是根據幣制改革前 五年中國元與英鎊的平均匯價決定的。]。當中國向美國求助進行幣制改革時 ，他自然認為這是把法幣與美元掛鉤的極好機會，故一再堅持其購銀的條件。摩根索的做法 印證了美國駐華大使詹森(Nelson Johnson)的看法，美國過去在中國的金融問題上，一直是 二流角色，現在卻因為白銀問題而擁有了巨大影響，中國貨幣的前途"取決于我們的白銀政 策"[注解：羅素前引書，130頁。]。

只是在中國一再拒絕、保證法幣不會與英鎊掛鉤以及日本威脅加劇的情況下，摩根索才放棄 了他的條件。需要指出的是，摩根索在決定幫助中國時，常常以恩人自居，視中國為"窮鬼 "[注解：這是他私下里對羅斯福講的話， Blum，op.cit.，p.216。] ，充滿了白種人的傲慢與偏見。

對中國來說，美國的《購銀法》所造成的災難實在是飛來的橫禍。中國為了擺脫危機可謂絞 盡腦汁，先是請求美國穩定銀價，同意以金換銀；繼之做出放棄銀本位的姿態威嚇美國的白 銀派議員[注解：施肇基致孔祥熙，1935 年1月2、6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輯 ，128、131頁。]；最后不得不下決心改革幣制。在與美國交涉過程中，施肇 基比較準確地判斷出摩根索與赫爾的分歧，因此緊抓住摩根索不放[注解：早在1934 年底，施肇基就從"秘密渠道......聞知國務卿與財政部長意見不一致"，施肇基致孔祥熙， 19 34年12月19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輯，125頁。]。同時施肇基與孔祥 熙的私交極好，兩人配合默契，直接聯系，繞過了外交部，幾乎不受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部 長汪精衛的節制[注解：當時的行政院院長汪精衛曾想用顧維鈞代替施肇基，國民黨 中央也通過了相應的決議。由于孔祥熙的反對而未果。見《顧維鈞回憶錄》(2)，中華書局 ，1986年，322-323頁。]。

中國政府在這一時期通過中央銀行一共向美國出售過三次白銀。第一次是在1934年11月，數 量為1?900萬盎司。孔祥熙等人顯然從這次交易中認識到，利用銀價飛漲之際，中國可以通 過 向美國出售白銀獲得外匯來進行幣制改革。因此，1935年2月以后，努力說服美國從中國大 量購銀成為中國對美交涉的主要目的之一。第二次是在1934年11月，數量為5?000萬盎司。 這 次售銀加強了受到日本沖擊的外匯基金。第三次是1936年5月的《白銀協定》，數量為7?50 0 萬盎司。它鞏固了幣制改革的成果，彌合了因白銀問題所造成的中美兩國關系中的創傷。一 位美國學者稱，由于美國的支持，中國政府在"幾乎一夜之間"，沒有經過一個金本位過渡 階段而使其貨幣現代化[注解：Everest，A.S.，Morgenthau:The New Deal and Sil ver，NY:Kings Crown Press，1955，轉引自羅素前引書，169頁。]。這雖 有夸大之處，但的確道出了中美白銀交易的重要性。

考慮到日本對華侵略的擴大，中國通過售銀而與美國建立起來的合作關系是相當重要的。 特別是陳光甫與摩根索良好私人關系的建立，為其以后從美國爭取援華貸款打下了基礎。而 摩根 索至少在抵制日本對華經濟擴張方面與中國達成了默契，把中美財政問題牢牢地限定在"純 金 錢"的層面上，限制了對日持綏靖立場的美國國務院的干預，從而為1938年以后的名為商業 援華實為政治支持的對華貸款開了一個很好的先例[注解：對于1936年以后的中美白 銀交易和美國貸款援華，參見拙作《爭吵不休的伙伴：美援與中美抗日同盟》，廣西師范大 學出版社，1995年，1-39頁。]。

如果進一步把眼界放寬，從中國民國時期的國際關系及現代化進程來考察中美白銀外交的話 ，可能會得到某些有意義的啟示。西方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學者常常問道，是哪些力量決 定了近代中國的命運，塑造了近代中國的面貌?在50-60年代，西方學術界的主流是費正清 等 人所倡導的(西方)沖擊-(中國)反應以及帝國主義的解釋模式，在這里，中國是一個被動的 角色。到了70-80年代，美國的中國歷史學者又發展出一種被柯文(Paul Cohen)稱為"中國 中心論"的注重中國內部力量研究的方法[注解：柯文(Paul Cohen)：《在中國 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論的興起》，林同奇譯，中華書局，1989年。]。最近， 新 一代美國中國歷史學研究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學歷史系主任柯偉林(William Kirby)又撰文 指出，"民國時代中國對外關系的性質界定并塑造了民國的歷史，因此最終也必須根據這一 關系的性質來解釋民國的歷史"。在他看來，中國中心論雖然在過去20年里對中國近代史研 究做出了許多貢獻，但解釋民國史未必有效，因為這一時代的所有大事都有國際的背景。" 民國時代的對外關系，用一句德語來說，徹底穿透(durchdringend)于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注解：William Kirby(柯偉林)："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 a"，China Quarterly，No.150(June，1997)，p.433.]。

30年代的中美白銀外交在一定程度上的確證明了柯偉林的這一論點，但是，重要的不是這種"徹底穿透"的對外關系，而是這種對外關系是如何與中國內部的力量相 互結合相互作用的[注解：羅榮渠教授曾指出，"不論是’西方中心’觀還是’中國中心’觀 ，都是片 面的。中國走向現代世界是各種內外因素互動作用的’合力’所推動的。這一巨大的轉變過 程應該按其本來的復雜性，從單向度研究改為多向度的綜合研究"。羅榮渠：《現代化新論 --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238頁。]。中 美白銀外交以及中國的幣制改革正體現了這種互動關系。白銀外流除了造成中國財政危機外 ，還在當時的中國知識界引起了一場事關國家財政政策、中國國際地位的 "大鳴大放"[注解：楊玉圣前引書，139頁。]。正是在這種財政困境和知識界的無形 壓力下，中國政府，特別是新上任的財政部長孔祥熙才積極主動與美方交涉，利用美英日三 大國在東亞微妙的均勢關系，以及有限的談判資本，不厭其煩地向美方曉明利害，最終說服 美國采取較為積極的態度與中國合作。在這里，我們看到了中國近代的外交并不總是被動消 極的。應該指出，經過近百年與西方的接觸和交往，中國人已經擁有了與西方人相同的知識 背景，至少是在對國際事務的了解和掌握上不遜于他們的談判對手[注解：一位外國 研究者注意到，民國時期的外交部"從全中國招募了受過良好教育的最具有國際眼光的年輕人"。Julia Strauss，Strong Institutions in Weak Politics: ersonal Policies a nd State Building in China，1927-194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 ss，1998，p.246，轉引自柯偉林前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