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云南省多部門與地方參與山地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保護示范項目，簡稱YUEP，是經云南省政府報表國家財政部批準，由云南社會科學院農經所和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泰國清邁大學以及美中環境基金聯合向聯合國全球環境基金（GEF）申請資助立項、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執行的多邊國際合作項目。自2001年8月啟動以來，YUEP項目在瀾滄江/湄公河流域的南澗縣國家級無量山自然保護區，試驗并成功探索出以社區村民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區管理模式。在項目區，這種管理自然資源的村民自治組織已組建35個，其作用超出了村民委員會。

一、對現有自然保護區管理模式的反思

傳統意義上自然資源管理是以官方（政府）為主導和主體，為此設立了龐大的林業局、保護局等機構，配備了大量的人員與設備，這一管理模式的指導思想蘊涵著不相信村民愿意并具有管理好本社區資源的能力，有的甚至還將村民作為破壞社區資源的主體加以管理，因而管理效果不理想，效率十分低下，許多地方經常發生政府部門官員與當地社區村民之間的矛盾、沖突。

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以世界銀行、聯合國各組織等國際組織在中國援助的農村社區發展項目，引入并逐漸推廣起參與性理念與方法。這一理念與方法是以政府部門為主體，強調并尊重當地人民群眾，吸引當地人民群眾參與到農村社區發展項目之中，從而克服了傳統以政府部門為主體管理社區資源的不足，有其進步的一面。但是該模式也存在不足之處，主要是社區村民被動地、消極地、甚至是項目誘導所致參與到農村社區發展項目之中，村民的主體意識及參與的積極性、主動性、自覺性尚未充分調動起來。

YUEP項目辦從一開始便努力探索以社區村民為主體的資源共管模式。這一模式是以社區村民為主體的所有利益相關者，經協商結成的一定的組織，按照達成的協議，對社區內自然資源進行有效保護、合理利用、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管理方式。這一模式的指導思想，一是承認社區村民及其集體是當地自然資源（除法定屬于國家的以外）的主人；二是充分相信村民具有管理好本社區資源的能力。顯然這一模式是對現有政府部門一家管理自然保護區、森林和生物多樣性體制、機制的一種反思和改進，也是對國際組織引入的參與性理念的一種創新。

社區共管是以當地村民為主體、以增加當地村民經濟收益和改善社區生態環境為宗旨的共管活動，它與傳統管理模式的根本區別，就在于理論指導思想上相信不相信農民愿意管理、能夠管理和可以管理。

（一）村民知道自然資源對人類的價值，因而是愿意管理的

社區共管在指導思想上首先相信當地村民是愿意管理本社區自然資源的，這源于他們對自然資源尤其是森林的數千年的長期認識的累積。例如，世界各地幾乎所有的村民都知道樹木在人類生產生活中的重要意義。許多民族至今仍保留著原始的樹木崇拜，甚至指樹為祖：有的白族傳說自己的始祖來源于柏木，有的則認為自己的祖先是從黑竹子里誕生出來的；拉祜族的苦聰人，則說他們的祖先是樹根變成的。包括漢族在內的許多民族認為樹木是人的庇蔭福澤之處，村中樹木茂盛，則預示該村繁榮昌盛，得旺得發，人死了，靈魂也要憑借這些高大的樹木登天，因此幾乎所有的墓地都要種樹，尤其喜種長青樹。許多民族村寨里的樹木被神化為生命的像征、護佑村寨的神靈，認為村寨里如果沒有樹木，死去的人就不會再活轉來，活著的人很快會死去；每年，村寨都會舉行對樹的祭祀活動，以至于在一切都可以毀壞的動亂年代也很少有人敢動這些“神樹神林”；直到今天，外來者進村調查，村寨人都會忠告不得隨便動這些“祖樹神林”，動了將要災禍降臨，并且往往舉出若干事例，講述某年某人不守樹規，砍伐神樹，結果造成家敗人亡等等。

那么，近代以來的人類亂砍樹木、森林銳減、水土流失、環境惡化，是否可以證明村民對森林的價值淡忘了或根本就不知道呢？答案是不能證明。據《經濟日報》1999年3月24日報道，新中國成立以來，善于打人民戰爭的前輩們在東北和長江中上游地區的原始森林中，先后建立了135個以砍伐森林為主要任務的森工企業，國有伐木工人達180萬人，累計為國家提供10億多立方米木材。按目前每公頃產木材102立方米計算，即把980萬公頃森林砍光了，占全國已減少的1100萬公頃天然林面積的89.09％。長期來的政治運動和政策失誤也對森林造成了嚴重破壞。例如1958年的大躍進、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史無前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運動等，林地林木權屬更是出現了全面混亂，造成了無人負責、無人管理、亂砍濫伐的局面。云南省森林覆蓋率由解放初期的50％左右急劇下降到70年代末的的24％左右。因此，至今仍見諸于各種媒體和各種場合的那種把中國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和環境惡化的責任歸結于村民、并認為村民不懂得生態效益的議論，是不符合實際的，因而也是不負責任的。

（二）村民懂得適合當地的自然資源管理技術

農村社區共管依據國內外特別是中國山區農村自然資源保存現狀，認為當地村民懂得他們居住區有哪些資源，這些資源如何加以利用、特別是可持續利用，不但自己利用，也為子孫留下利用的條件。例如，林地與森林是山區的重要資源之一，山區農民都掌握適宜他們居住地的造林技術，而且也善于造林。凡是到過農村特別是山區農村、并不抱偏見的人們都會發現這樣的事實：幾乎所有村民的房前屋后及村莊內外四周，人們都種了許多品種的不同的樹，許多樹生長的非常茂盛，有的使人看不到其間的村莊房屋，即使在那些沒有樹的地區，村民的庭院里總會有一些樹。當然，所有這些樹的栽種和管護，都是村民們靠自己的知識和技術的結果，既沒有花政府及其林業部門的錢，也沒有專門接受過所謂的科學的技術指導服務。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現有的大規模植樹造林，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也存在著明顯的缺陷，主要是花費巨額投資和大量人力，結果往往出現人們不愿意看到的樹木消失問題。例如，據國際福特基金會項目官員孟澤思先生在中國幾次研討會上的發言，中國在北方大規模營造的“綠色長城”，把成片的林地一度種成純林，許多外界人士說這很危險，但有人說不會有什么問題，因為中國具有許多善于處理這類問題的科學家，可是現在那些楊樹純林中出現了大量病蟲害。這主要是由于工程造林樹種單一，人工純林比重過大，對病蟲害的自控能力低，防治手段落后。據新華社《經濟參考報》1999年7月29日報道，中國森林病蟲害逐年大面積發生：“八五”期間平均發生面積達1.2億畝，每年平均減少林木生產量1700多萬立方米，經濟損失達50多億元。統計資料顯示，20世紀50年代中國平均每年森林病蟲害發生面積只有500萬畝；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年均都在1億畝以上，最高年份達到1.67億畝。1999年上半年，全國森林病蟲害發生面積已達9957多萬畝，比上年同期增加1000多萬畝。1998年因病蟲害致死樹木4億多株，折合面積3800多萬畝。以天牛為主的楊樹蛀干害蟲，已在“三北防護林”區300多個縣嚴重發生，1999年1─5月份，僅寧夏、甘肅、內蒙古三省區發生面積已達120多萬畝。有松樹“癌癥”之稱的松林線蟲是危害中國南方以松樹為主的5億畝林區的主要害蟲，在蘇、浙、皖、魯、粵5省擴散呈現跳躍式傳播，疫區范圍已擴大至5省的47個縣、108.6萬畝，累計枯死松樹近1500萬株，目前仍在擴大。面對這些病蟲害，被有的人稱為“善于處理這類問題的科學家們”也束手無策。

以村民為主體的農村社區共管卻不同：第一，它不需要政府花錢和抽調大量人力組織造林，村民自己出錢就把樹栽好了；第二，由于各家各戶村民家庭對自己栽種的樹種選擇都是在自己經驗之內，其結果是所有的樹種都是當地適生的；第三，由于各家各戶村民家庭營造樹種的偏好不同，其結果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多樣化樹種，自覺不自覺地和有效地克服了樹種單一性而引發的病蟲害蔓延等問題。

中國村民創造的植樹造林技術，就其成熟性來說，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農田防護林，即在坡地、江岸、田間地頭、路旁栽種預防水土流失和牲畜踐踏的經濟樹種，既起到保水、固土、防風、籬笆等功效，還為村民帶來可觀的經濟收入；二是糧林間作，即在田間栽種旱冬瓜等既能固氮保肥、又能不斷砍伐枝條以作薪柴的速生樹種；三是封山育林，即在立地條件適宜、多雨等山區留下母樹，嚴禁毀林開荒、放牧、燒火、采集等人為侵擾與干預，讓母樹種子自然繁育。此外，即使是至今仍習慣于“刀耕火種”、“輪歇耕作”的民族村民，也都知道保留母樹和樹的根部，以備來年發芽長出新樹。

（三）村民具有管護的有效辦法

社區共管在承認也肯定現有政府機構管護自然資源的作用的同時，充分相信當地村民具有管護的有效辦法，而且也能夠管護好屬于他們自己的自然資源。這一思想觀點來源于活生生的實踐。在中國南方的山區村社中保留得較好的現有森林包括村民共有的水源林、風景林、神林等，都是依據祖輩傳襲下來的習慣法或鄉規民約，由村社中德高望重的年長者或村長、民族頭人、宗教首領主持下的村民會議行使管理權力，全體村民自覺地遵守。如果發現偷伐踐踏他人林木，視多寡分別處予賠禮、罰款、罰出義務工、罰等額或超額栽培等，有的地方還有體罰甚至處死的極嚴厲規定。山西省一些保留完整林地的地方，也是村民沿用從明朝時制定的書面契約進行的管理，而不是那些政府林業部門活動過的地方。在云南省一些劃分自留山、責任山的地方，村社及農戶都自發地組織人員管護山林，有的是由各農戶定期（一般為一月）輪流管護，有的是各農戶分攤出錢請責任心強的村民巡邏，有的是民兵負責。

近年來中國屢屢發生的森林被盜伐事件，這是不是可以歸結為村民品德不好、應該嚴加防范呢？不能。實際情況是，偷砍盜伐者也有一些是村民，但主要是當地官員，因為只有這些社區中的強勢人群才敢于蔑視法律法規，以身試法。因此，把當地村民作為偷砍盜伐的主體而加以譴責，并由此認定當地村民不愿意和不會管護森林，是犯了以偏概全、以少誤多的錯誤。

（四）社區共管把當地村民從自然資源中獲取生態和經濟收益放在重要地位

社區共管強調當地村民需要而且也能夠從自然資源中獲取他們家庭生產生活的收益。例如，在政府政策允許下砍伐商業木材、從森林采集非木材林產品出售等；而且，當地村民也都喜歡并栽種適宜當地立地條件、既有經濟效益又有生態效益的樹種。從哲學的觀點看，當地村民所喜歡栽種的樹種，主觀上是滿足自己家庭生產生活需求，追求的是經濟效益；但是，只要他們栽樹并管護好這些樹林，那么客觀上就產生了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因而是兩種效益的有機統一。

（五）村民主體性并不否認政府機關、自然保護區工作人員、林業科技人員的作用

社區共管以當地社區的村民為主體，并不意味著否認政府機關、自然保護區工作人員、林業科技人員在社區共管中的作用。根據農村社區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政府機關、自然保護區工作人員和林業科技人員的作用不但不能削弱，而且應該加強。政府機關的作用，要從現行的代替社區村民決策和規劃、直接組織實施、收取重稅重費等行動中解脫出來，真正行使政府機關應該行使的職能。自然保護區工作人員要從目前僅僅保護特別是自己保護的作法，在動員村民參與保護的同時，轉變為參與當地社區資源共管，并為當地社區村民發展社區經濟獻計獻策和提供幫助服務，從而融入社區共管中，最終才能把自然保護區的保護工作落在實處。林業科技人員要改革現行的代替社區村民在辦公室里規劃、壟斷種苗供應、“大鍋飯”式使用林業科技研究與推廣費等作法，按照社區共管的需求，下大力搞好對社區村民的各項技術服務。

二、以直接民主方式選舉并運作社區自然資源共管組織

自198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實施農村基層民主以來，我國農村民主建設順利發展。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制約，我國農村基層民主建設仍有較長的路要走，特別是在村民直接當家作主、自主決策等方面需要探索有效的途徑與形式。

YUEP項目建立的社區自然資源共管組織，在探索農村基層民主的有效途徑與形式方面進行了大膽嘗試。一是在普遍、平等、直接、秘密、自由和競爭的原則下，按照提名、競選和投票選舉程序產生社區自然資源共管組織，其中候選者必須組成候選班子，即組合競選；候選班子必須在村民大會上發表競選演講，表明自己如當選如何履行職責；村民投票時采用秘密寫票方式，不會寫字者，可由自己的子孫，不搞“豆選”；履職期內，絕大多數村民不滿意者可以罷免。通過這樣的程序，村民的主人翁意識及地位得到體現、提升，自主行動得以加強，群體精神得以恢復。二是各個共管組織都組織村民制定了共管章程和共管公約，劃定管理森林和自然保護區的邊界，規定管理責任、權限、履約獎勵與違約處罰等。章程與公約發至項目村各家各戶張貼，要求共同遵守。三是當地縣、鄉政府林業局、保護局等機構官員參與到社區自然資源共管組織中，以平等身份與村民委員共同討論管理好本社區內的自然資源，并協調好社區內的各種關系，及時解決各種矛盾、沖突，成為村民與政府部門交流、溝通的平臺及機會。

三、堅持社區共管中的村民主體性

作為社區共管的主體，村民享有依法規定的產權，以決策者的身份參與社區資源利用規劃，以個人及其家庭成員的力量參與實施和管理，并決定社區乃至政府政策的變革。

（一）社區村民依法享有社區土地林地的產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規定，除國有外的森林、林木、林地屬于村民集體所有外，村民依法營造、購買、經營的林木屬村民所有。

（二）社區村民是共管的直接受益者

農村社區自然資源也具有生態、經濟和社會三大效益。作為主體，村民是社區資源的直接受益者。例如森林為村民提供良好的小區域生態環境。眾所周知，一個區域里一定郁閉度的樹木，尤其是喬灌草立體植被具有良好的生態環境效益：雨季可以吸收降水、防止水土流失；旱季可以釋放水氣，調節空氣，緩解旱情；白天制造氧氣，供活動的人們吸用。即使是一個農村村民委員會范圍內的成片樹木，也能夠為村民們提供小區域內的良好生態環境。而且，還直接為村民提供可觀的經濟效益。木材、經濟林木、林果、非木材林產品等將能夠供村民們使用或到市場出售賺錢；此外，近年來有的農村社區利用獨特的森林景觀開展農村旅游，既為村民們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收益，還使村民們在對外地游客的服務中增長了見識，擴大了眼界范圍。特別是，社區共管委員會為村民提供必須的社會效益。在一個社區內，集體的公共林地林木是聯合各戶村民的紐帶之一。社區舉行文娛、體育、宗教等活動時，也往往從公共林木中尋找和獲取特需樹木。例如彝族的火把節、納西族的鍋莊舞等，都需要從公共林地獲取燃燒性能好的木柴；如果沒有這些木柴，很難想象火把節、鍋莊舞是什么形象！

(三)社區村民是社區共管的主要實施者

在社區共管中，資源開發利用主要由村民承擔。例如無論是集體經營的林木，或是農戶的自留山、責任山，涉及到的營林造林無一不是由村民承擔。即使是以政府投資為主的重要造林工程以及國際組織援助的造林項目，也無一例外的是由村民作為主要實施者。二者的區別在于，在社區共管中，村民是以主人身份出現的；而在政府或國際組織投資的林業工程項目中，村民是以參與者身份出現的。

(四)社區村民是社區共管的主要管護者

農村社區自然資源既然是村民自己的，村民是社區共管的主實施者和直接受益者，那么他們必然能夠切實擔負起管護社區自然資源的職責。在南方山區，社區集體林及農戶自留山、責任山的管護通常采用的方式有兩種，一是農戶輪流上山看管。上山管護農戶一般都附帶放牧（云南山區是牛、豬、狗一起放），做到放牧和看管山林兩不誤；二是推選或聘任護林員管護。若是專職護林員，則吃住在山上，每月支付100元左右的現金和20公斤大米，并允許護林員在房子周圍開墾一小片菜地；若是本村村民，則只付現金，因他在村里有一份承包農田。

(五)社區村民是變革農村社區的決定性力量

中外歷史證明，一個社會制度的變遷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形式。所謂自下而上，即由人民群眾提出、經立法與執法部門認可的過程，這是社會制度變遷的根本形式。所謂自上而下，即由政府或立法執法部門依據人民群眾的意愿，通過法制程序形成的社會制度變革。自上而下的形式雖然從表面看社區領導者起主要作用，但這并不否認人民群眾是社會變革的基本力量和決定性作用。人心向背和人民群眾的支持、參與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中國農村以耕地為代表的土地承包制的誕生和發展，充分證明了人民群眾是變革社會制度的決定性力量。

在中國農村社區制度與政策的變革中，村民的利益、意愿和行動，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凡是那些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制度與政策，例如土地承包經營、社區共管、自留山、責任山等，既反映廣大村民的意愿和利益，受到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又變成了村民的自覺行為。反之，如果不考慮廣大村民的意愿和利益，其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無一例外地造成了嚴重社會危害。

四、社區共管的內容與職責

社區共管的職責可以概括為：以村民為主體、以當地政府部門為主導的社區各利益相關者，對社區內自然資源包括自然保護區、森林及生物多樣性，共同作出決策，共同制定規劃，共同開發利用，共同實施管理，共同進行保護。

（一） 共同作出決策

在社區共管中，重大的事情是由社區共管委員會在征求全體村民和各個利益相關者意見的基礎上，經民主討論、表決而做出的。這就是共同做出決策的真正含義。

所謂社區共管的重大事情，主要是指：（1）社區內自然資源如土地、林地、河流、礦藏、森林、自然保護區等，有關產權、規劃、開發、利用、管理、保護等重要事項；（2）社區內村民及其他利益相關者有關生產、生活、教育、衛生等重要事項；（3）社區內弱勢群體利益的照顧與扶助，如對婦女、兒童、老弱病殘者利益的照顧與扶助等事項；（4）社區共管公約、章程的制定與實施；（5）社區共管委員會成員的選舉、監督與罷免等事項。

共同做出決策，并不是指社區內每一個人都可以說了算，因為這樣就變成了無政府主義。共同做出決策是指：（1）社區內全體村民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經民主程序，選舉出社區共管委員會；（2）社區共管委員會按照一定的議事規則，對社區內重大事項進行民主討論和民主表決而作出；（3）社區共管委員會已經做出的決策如不符合實際，例如與法律、政府政策相抵觸，違背社區內多數人的利益，社區內部外部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等，則需要按民主程序，進行民主討論和民主表決，而作出修改或廢止。因此，共同做出決策也可以稱作民主決策。

（二） 共同制定規劃

在一個社區內，除集體土地通過承包，已經將使用權轉交給各農戶，集體林地和部分國有林地通過自留山、責任山和“四荒轉讓”等轉給農戶或其他法人外，那些屬于公有或共有的自然資源，如未轉讓的土地與林地、森林、國有的自然保護區、河流、國有礦藏、多樣性生物，以及道路、水渠、電線等公共設施等，有一個合理的、具體的利用與使用問題。為了做到公平合理、有效有力的利用與使用，就必須共同制定具體的規劃。

所謂規劃，是指較全面較長遠較具體的計劃、謀劃或策劃。社區共管中的共同規劃，必須堅持以下原則：

（1）具體地貫徹國家的法律和政府的有關政策。例如自然保護區、森林內樹木和生物嚴禁砍伐與放牧、天然林禁伐等，就必須堅決執行，但是某些區域可以也應該允許村民進入采集菌子等非木質林產品。

（2）合理地開發利用。例如道路兩旁和荒山荒地應植樹造林以保持水土，集體林區明確采伐、放牧和收集非木質林產品的時間、范圍等，村寨農戶居住區進行街道修建維護、衛生防疫和節能改灶等，混農林區開展糧林間作等等。

（3）明確集體、農戶與相關者的權力、利益、職責與義務。例如農戶承包集體的土地、林地，如果要改變用途和再轉讓，必須經相關部門例如村民委員會或鄉（鎮）政府批準等。

（4）既要考慮近期利益，又要考慮子孫后代利用的長遠利益。

（5）既要考慮社區內大多數人的利益，又要照顧到少部分人的利益；既要使富裕人群受益，更要貧窮人群受益，特別是婦女、兒童、老弱病殘者的利益。

（三） 共同開發利用

對社區內的自然資源，除依法劃為國有外，屬社區內全體居民所有。因此，社區共管的第三個內容，就是對社區內屬于全體居民所有的自然資源，由全體居民共同開發利用，從而體現了社會公平的原則。

當然，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效率優先原則，一個社區內的自然資源的共同開發利用，可以也應該采用農戶承包、聯戶承包、“公司+基地+農戶”、“農工商一體化”、“貿農加一條龍”等中國農民和公司、企業家創造的成功經驗模式。不過，不論采用哪種模式，都必須創造條件使廣大農戶特別是貧窮農戶、婦女等弱勢人群廣泛參與，并從參與中受益。這既是生活在該社區的所有居民的正當權利，也是社區共管的題中之義。

（四） 共同實施管理

對社區自然資源共同實施管理是社區共管的重要內容和特征，也是對現有以政府部門單獨管理的反思和總結。共同實施管理體現了當地社區村民及其他利益相關者是社區主人的指導思想，貫徹了對當地社區村民信任、尊重的宗旨，有利于調動當地社區村民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參與自然資源保護的積極性，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

社區村民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對自然資源實施共同管理，是一個過程，或者說體現在決策、規劃、計劃、實施、收益與分配的全過程之中，從而形成了完整的共管過程，中途不能停止，更不能割斷某一環節。如果出現停止或割斷，就不能稱其為完整意義的社區共管，其結果必然挫傷社區村民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積極性，從而出現難以調和的矛盾沖突，破壞社區自然資源的嚴重后果。

社區村民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參與共管，一方面通過自己的代表參與社區共管委員會來管理，另一方面各人都要身體力行，參與社區自然資源的規劃、開發、利用和保護的每一項具體工作，使自己成為社區共有資源的真正的主人。

（五） 共同進行保護

社區內廣大村民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對自然資源共同進行保護，這既是社區共管的出發點，也是社區共管的結果。無論是再生性自然資源，或是不可再生性自然資源，都是當地村民及其他利益相關者賴于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和根基。社區村民及其他利益相關者都必須深刻認識到，保護好自己的自然資源，不但可以增加經濟收入和帶來良好的社會、生態效益，而且也是為自己的子孫后代留下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條件。

相對于現行的政府有關部門的單一管理，例如林業局（站）管護森林、自然保護局（所）管護自然保護區、土地局（所）管護土地等來看，社區村民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共同進行自然資源的保護，具有人多、面廣、勢眾的特點，將形成自然資源管護的“天羅地網”，對那些偷砍、盜伐、偷獵、盜用者可以做到隨時發現、及時弄清、正確處罰，特別是可以起到強大的威攝作用，令不法者心驚膽寒，從而使保護落在了實處。

五、基金運作及其利息是社區共管組織可持續性的保障

YUEP項目區，均屬較貧困地區，除自然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等因素外，制約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因就是村民缺乏發展生產和家庭經營的資金。由于貧困，村民很難獲得發展家庭生產經營的貸款，所以缺乏生產墊本，加之農作物（糧食、經濟作物）產量低，經濟收入增長緩慢，導致社區村民長期貧困，陷入了“貧困——貸不到款——更貧困”的惡性循環。為了生存，村民們不得不把已存在不多的森林資源作為增加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以毀壞生態環境為代價來索取生活資料，從而形成越貧困越索取的惡性循環。YUEP項目試驗的社區保護與發展基金，緩解了村民貸款難的矛盾，以生產墊本支持村民發展家庭經營。在增加經濟收入的同時，激發出村民對森林資源、生態環境進行有效保護的積極性。籌措設立社區保護與發展基金采用項目借支、村民入股等方式，并按村民的意愿進行運作，從而使基金成為社區共管組織的資金支撐，在使項目具有可持續性的同時，具有低成本的可推廣性。

迄今，無論中國政府資助，或是國際組織援助的中國農村社區發展項目都有一定的資金投入和時間的局限，一旦項目結束，沒有資金投入了，項目也就沒了可持續性。YUEP社區保護與發展基金是社區村民自己的基金，不同于其他農村發展項目。一方面它解決了農戶貸款難的問題，而受到村民的歡迎，另一方面基金貸款利息的一部分用于社區共管組織的日常活動，從而解決了基層項目組織機構的活動經費這一老大難問題，因此有著長期運作的動力與機制的保證，使社區共管組織乃至項目有了可持續發展的物質保證。

保護與發展基金的目的是：幫助森林與自然保護區周邊社區村民發展生產、增加收入，進而提高村民參加森林、自然保護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積極性，同時以其利息收入作為流域社區共管委員會和自然村社區共管小組的活動資金支持，保障社區共管具有長期存在和有效活動的可持續性。

社區保護與發展基金信貸機制的設計，符合村民的實際和要求。它的特點是：投入小、見效快、快借快還、滾動使用，有效地提高了基金周轉利用率；使村民在參與基金貸款活動中，提高自己的家庭經營能力、市場競爭能力、村民自治能力等，豐富了村民的市場經濟知識、金融知識、文化知識，激發出潛在的聰明才智；增強了村社組織的凝聚力和村民的團結互助，有效地促進了社區精神文明建設。

社區保護與發展基金作為一種農村發展及扶貧的全新嘗試，給社區村， 民帶來了發展家庭經濟的新的機遇，為一些缺乏生產墊本資金（購買農藥、化肥、籽種、地膜、雞苗、仔豬、仔牛、仔養和做小本生意的資金）的農戶提供了有利條件。村民可以通過參與基金活動，學到金融知識和環境保護意識，提高發展生產、家庭經營的技術，依靠自己的努力來增加經濟收入，進而對森林生態、生物多樣性和社區環境進行有效的保護。

社區保護與發展基金是由社區共管委員會與自然村共管小組共同管理的、有償有息、長期滾動使用的民間互助性組織，運作使用僅限于本社區內與森林、自然保護區、生物多樣性保護有關的業務范圍。因此，所發生的業務（貸款、還款）僅在本社區內有效。社區保護與發展基金不設金庫、不搞銀行結算，不向本社區外的單位和個人吸收存款或發放貸款，參與基金的貸款人員不用財產作抵押。基金借鑒小額信貸及國內有關社區發展基金的經驗，結合項目區實際，制定基本原則為：股份合作原則、自愿申請原則、男女主人共同參與原則、連帶擔保原則、自愿組合原則、分批貸款原則、規劃到戶原則、小額度與短周期原則、高利率原則、村民大會討論決策原則。

社區保護與發展基金的組織機構是流域社區共管委員會和部分有條件的村小組。流域共管委員會設立保護與發展基金辦公室，全權負責社區保護與發展基金的運作。具體運作人員與程序由社區共管委員會集體討論決定。社區保護與發展基金辦公室建立一級帳，由流域共管委員會指定財會人員。自然村（共管小組）為保護與發展基金的組織管理機構，運作辦法由村民大會討論決定。自然村共管小組建立二級帳，財會人員、信貸員由村民在共管小組成員中推薦產生。YUEP省項目辦負責社區保護與發展基金運作的協調和監督工作。

社區保護與發展基金是對新的農村合作金融組織的一次新的培育，它的運作完全適應了貧困地區農民建立自治金融組織的強烈愿望。只有村民自己團結互助的金融組織，才能全心全意為村民的利益服務。因為貧困者獲得了貸款，才能獲得他們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權利。

造血式的扶貧方法，是當前理論界和扶貧工作者所推崇的方法，然而，大多數的扶貧工作和項目的實施，還延續著傳統的方法，表現為注重硬件（基礎設施）建設，而輕視軟件建設（人才培養和能力建設）的趨向，或者搞一些平均分配和無償送給的項目，最終走到輸血式扶貧上。YUEP項目則注重人才的培養和村民的能力建設，更重要的是相信村民、依靠村民、放手讓村民實驗屬于自己的基金。對項目的資金實施有償使用，激發出村民的聰明才智，培養經營管理能力。例如，在政府配套資金的使用上，除了一些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外，還抽出一定比例的資金，納入基金管理范圍，向村民提供貸款，進行有償使用，是名副其實的造血式扶持。

YUEP項目社區保護與發展基金建立于2002年6月，經過一年多的實踐，項目區基金組織在不斷地發展和擴建。到2004年4月，共在15個村組建了貸款小組103個、600多戶農戶，發放貸款本金52.4萬元，有444戶農戶獲得貸款，還款率為100%。據初步統計已獲得效益110多萬元，年均貸款回報率（未計算人工成本）為105%。

YUEP項目社區保護與發展基金的建立和運作方法，按照村民的意愿和基金管理原則，能夠成為社區共管組織的資金支撐。一是社區保護與發展基金是村民自己的金融組織，前提是為村民服務，不以贏利為目的，貸款所產生的利息，全部留在流域內各級社區共管組織，省、縣項目辦公室不拿走一分錢，贏得了村民的擁護和支持。二是基金利率的使用和分配設計較為科學與合理，經村民討論后的利息由流域共管委員會、村共管小組和貸款村民按比例分配和管理。但是利息的60%還是留在村民的基金內，流域共管委員會和共管小組將所得的利息用于日常工作經費和有關人員的勞務補貼等。這樣村民的基金在不斷地發展壯大，各級共管組織也有了活動和管理的運作經費，因此，具有可持續性。

主要

1．趙俊臣編著：《森林、自然保護區與生物多樣性的社區共管》，云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8月版。

2．YUEP項目辦編印：《YUEP項目通訊》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