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西游記》“四眾一騎”取經隊伍的構成并非來自某幾位天才作家信筆所至的向壁虛構，而是凝結著九百多年來人們的集體智慧以及吳承恩本人處心積慮的文化思考，蘊涵著豐富的文化密碼。首先，這支隊伍建立在相生相克的“五行”觀念基礎之上，是一種帶有神秘文化色彩的哲理構成。其次，“四眾”的形象塑造兼顧了古代社會“四民”階層的精神風貌，顯示了他們的角色功能。另外，這支隊伍的組建還吸取了元代以來中國古代戲劇與評書相對穩定的“四大角色”巧妙搭配的經驗，體現了藝術角色設置的特點。

【關鍵詞】 《西游記》/取經隊伍/文化密碼/哲理構成/五行/四民/曲藝體制

眾所周知，《西游記》取經故事的主角由史料中的玄奘一人，變為《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的“六人一猴”，最終落實為“四眾一騎”。這番變化并非來自某幾位天才藝術家信筆所至的向壁虛構，而是凝結著自唐代取經史實發生到明代《西游記》成書這九百多年來的人們、尤其是一批博學鴻儒的集體智慧，以及作者吳承恩本人處心積慮的文化思考。關于這支隊伍構成的文化密碼，盡管前人進行了種種破譯，但尚不夠系統完善。本文擬從文化人類學以及曲藝角色學的視角做進一步的探討。

一、“五行”觀念與取經隊伍的優化組合

針對取經隊伍“四眾一騎”的構成，楊義先生曾經指出：“作為個性神話文化，這個取經群體結構最有活力的地方，卻在于四眾的特征各異，優勢互補，隱伏著矛盾，卻又能在相互制約中合作到底。觀音菩薩奉命從西天到長安，于千山萬水之中挑選了這四眾一騎，大概由于他們是取經群體的最佳組合?！盵1]關于這種最佳組合的奧妙，除了楊先生用對立統一的思維所提出的“主弱從強”、“對比”、“調節”三條原則外，還有其他更多文化因素。首先，人們往往首先會聯想到相生相克的“五行”說。

“五行”作為人們認識自然與社會的一種神秘觀念則最先起源于“數”的崇拜，人體面部的“五官”、手腳上的“五指”以及腹腔內的“五臟”都對人們崇拜“五”這一數字產生過推動作用。對此，當代學者傅道彬先生指出：“既然數源于五，手有五指，五是計數的一個基本單位，那么在古人的觀念里‘五’便多少被賦予一些神秘的意義。這也影響到他們的思維習慣，即當他們表現已認知的事物時，喜歡把自然與社會的復雜現象納入‘五’的范疇?！盵2]在《西游記》中，這種原始思維方式得到了充分的置換變形，其中第七回“五行山下定心猿”寫一筋斗十萬八千里的孫悟空終于沒有跳出如來佛那只五指大手，終于“被佛祖翻掌一撲，把這猴王推出西天門外，將五指化作金、木、水、火、土五座聯山，喚名五指山，輕輕的把他壓住”。由于人類認識數字“五”最直接的感應是手的五指，因此，這場“定心猿”簡直就是對當年人們運用原始思維掐指算數情景的一種返樸歸真式的描述，它在整部《西游記》中是一個承前啟后的關鍵環節，既結束了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歷史，又揭開了取經故事的序幕。事過五百年之后，前往西天取經的唐僧才把悟空從“五行山”救出，然后逐漸組建起帶有另一番象征意蘊的“五行”隊伍。關于取經隊伍的哲理構成，黃周星箋評的《西游證道書》第一回的回前評就說得很明確：

按此書中，師徒四眾，并馬而五，已明明列為五項矣。若以五項配五行，則心猿主心，行者自應屬火無疑；而傳中屢以木母、金公分指能、凈，則八戒應屬木，沙僧應屬金矣。獨三藏、龍馬未有專屬，而五行中便少水、土二位，寧免缺陷？愚謂土為萬物之母，三藏既稱師父，居四眾之中，理應屬土；龍馬生于海，起于澗，理應屬水[3](P2)。

這種說法在第十九回寫到的收伏豬八戒后的“有詩為證”便得到某種印證：“金性剛強能克木，心猿降得木龍歸。金從木顧皆為一，木戀金仁總發揮?！蓖ǔ１徽J為屬“火”的孫悟空，在此又明顯被定性為“金”。這說明，以“五行”分指師徒四人及白馬，在《西游記》行文中也會因時因地而異，并非是一貫到底的。無論如何，作者在構建這支取經隊伍時是充分顧及到“五行”觀念的。這種命意上的哲理意蘊自然會給后人提供耐人尋味的解讀，也造成后人對師徒“四眾一騎”互動關系眾說紛紜的蠡測。

唐僧在“五行”中應屬“土”，黃周星謂其處在“中心”地位，而陸續收的三徒一騎“南火北水，東木西金”只能發揮“總以衛此土”的作用[3](P265)。只要唐僧這位皇權授予的領頭人作為一面旗幟在，取經隊伍就不容易瓦解，取經事業就要頑強地堅持下去。無論從哪個角度講，屬“火”的孫悟空和屬“木”的豬八戒之間最能體現相生相克的對立統一關系。一方面，老孫動輒采取各種手段使“呆子”出盡洋相，呆子則把“攛掇師父念《緊箍兒咒》”當做“耍子”，使得取經隊伍內部充滿了好戲連臺般的熱鬧。另一方面，孫悟空通過戲弄呆子將其身上的“火”氣輕輕松松釋放出來，豬八戒則通過應付師兄的捉弄降低自身的“木”性。作者就是在這打打鬧鬧的角色設計中給讀者帶來無窮詼諧幽默、輕松愉快的風趣。如果沒有這一“火”一“木”的打打鬧鬧，《西游記》將變得索然無味。沙僧理應屬于“五行”之“金”，有時又有“土”的特性，作者便有意以“金”“土”喻之，將其性情寫成像“金”一樣晶瑩，表現出真金不怕火煉的特點；又像“土”一樣厚重，顯示出厚德載物的本性。在取經路上，他一方面幫助師兄除妖伏魔，另一方面又以一片丹心維系著取經群體的內部團結。面對師父的剛愎自用，沙僧就來了個順其自然，言聽計從；他尊重孫悟空，經?？嘀G唐僧不要咒念緊箍折騰師兄，又經常對師兄的“暴躁”施之以柔克剛，用“打虎還得親兄弟”等古話勸其息怒；他理解體諒二哥豬八戒，經常接過行李擔來替他挑一程，還經常婉言勸說八戒不要動不動鬧“散伙”。對兩個師兄鬧矛盾，他更是不偏不倚地扮演了“調和”角色。在穩定取經隊伍方面，沙僧這一角色不可或缺。另外，不要小看小白龍這“水”的作用，他不僅任勞任怨地充當唐僧的坐騎，加快了取經隊伍的行程，而且還能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挽狂瀾于既倒，寶象國的“垂韁救助人”就是突出的例子。無“水”不足以成“五行”，無小白龍，取經隊伍也不健全。

總之，“五行”本是中國古代一種帶有神秘色彩的哲學，建立在“五行”思維基礎之上的“四眾一騎”就是一種得天獨厚的哲理構成，這種構成奧妙無窮，頗耐尋味。

二、“四民”意識與取經隊伍的合理布局

在神秘數字崇拜中，“五”的群體組合往往有一“弱勢”個體，如東西南北中“五方”的“中”、春夏長夏秋冬“五時”的“長夏”都有“湊數”之感，而“五官”在耳目口鼻之外的另一“官”也不好落實。由此我們便很容易想到，取經隊伍的“四眾一騎”那“一騎”也不免有一種附和“五行”的湊數感?，F在，我們撇開這無關大體的“一騎”來破譯“四眾”組合寓含的文化密碼。

“四眾”自然根源于人們對“四”這一數字的崇拜。關于“四”的排列組合，我們可以順手拈來許許多多，尤其是佛教在對事物進行排列組合時，更是格外看重“四”這一神秘數字。對此，葉舒憲等先生在《中國古代神秘數字》中指出：“在佛教教義、文獻中，存在大量的‘四’結構，其象征功能滲透于整個佛教中。”[4]如“四無量心”、“四恩”、“四苦”、“四漏”、“四業”、“四依”、“四智”、“四緣”、“四諦”、“四禪天”、“四攝法”、“四辯”、“四信”、“四方便”、“四分”、“四眾”、“四劫”、“四道”、“四大天王”、“四大金剛”等名目，不勝枚舉。佛教這種廣泛采取“四”這一數字對各種現象進行排列組合的思維方式，必然左右著以佛教為題材的《西游記》取經隊伍的“編制”設置。

在神秘數字“四”的崇拜歷史上，“四民”意識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滲透力?！段饔斡洝返慕巧珮嫵烧疹櫟搅艘浴八拿瘛睘橹黧w的社會各個階層，正如清人張書紳在《新說西游記總論》中所指出的：“士農工商、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非一部《西游記》也。以一人讀之，則是一人為一部《西游記》；以士農工商、三教九流、諸子百家各自讀之，各自有一部《西游記》?！盵5]這里從讀者的角度說明了社會各階層均能從《西游記》中感受到自身角色扮演的存在。唐僧師徒“四眾”身份復雜，他們基本上是“半路出家的和尚”，一方面要扮演持規受戒的和尚角色，另一方面又在角色行為上流露出強烈的士農工商“四民”意識。

眾所周知，唐僧作為很有資歷的和尚，其行為舉止和言語規范雖然是佛教徒式的，但又無時無刻不在熱衷于“士”角色的扮演，張錦池先生曾經指出：“唐僧對李世民的感恩情結，是種‘士為知己者死’，屬士大夫的文化心態?！盵6]在取經路上，他不時地流露出文士的雅興。據統計，整部《西游記》共九次寫到他吟詩，其中第六十四回寫他在荊棘嶺木仙庵與樹妖木精和詩，顯出了詩人氣質。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角色還發揮著“以文制武”的文化功能。在我們的文化中，《晏子春秋·內篇·諫下》中的“二桃殺三士”最先投下了以文制武的悲劇陰影。宋代統治者一開始就通過“杯酒釋兵權”的謀略來限制武將的權利，形成了以文臣節制武將的統治氛圍。直到明代，依然表現出“帝國政府重文輕武的風氣”[7]。這就是武藝高強的孫悟空等三個高徒之所以依附于近乎窩囊的唐僧的文化背景。正是唐僧這種文弱士子角色扮演導致的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才使得整部《西游記》經常處在險象迭生的搖曳敘事中。

豬八戒，這個被通天河和平頂山上的妖精稱為“半路上出家的和尚”，其角色扮演的確打上了世俗社會“農”這一階層人物精神氣質的烙印。在《西游記》中，豬八戒雖然最先是以一個妖精的身份出場的，然而這妖精卻與眾不同，他是高老莊高老的上門女婿，高老對他的評價是：“一進門時，倒也勤謹：耕地耙地，不用牛具；收割田禾，不用刀杖。昏去明來，其實也好。只是一件，有些會變嘴臉。”而豬八戒也對孫悟空變的假高翠蓮說：“我得到了你家，雖是吃了些茶飯，卻也不曾白吃你的。我也替你家掃地通溝，搬磚運瓦，筑土打墻，耕田耙地，種麥插秧，創家立業?！边@樣，作者就把豬八戒寫得頗像個農夫了。連他用的九齒釘鈀那件兵器，也非常像件用來平整土地、施肥倒糞的農具。在取經路上，豬八戒經常因“戀家”而受到來自各方面、特別是孫悟空的嘲笑和戲弄。豬八戒作為“農”角色亮相于江湖舞臺，不亞于“劉姥姥進大觀園”，其尷尬樣和滑稽相是可想而知的。作者正是抓住了這種不和諧做盡了妙趣橫生的文章。

取經路上的孫悟空盡管在總體上自始至終扮演著豪俠角色，但是他的言語經常流露出商人的口氣，他經常把“生意”、“買賣”等商人使用頻率最高的詞語掛在嘴上，如小說寫他初次見到豬八戒就暗笑道：“原來是這個買賣。”后來，小說不只一次地寫他遇到強盜，心中總是暗笑道：“造化！造化！買賣上門了！”第三十七回寫他遇到妖怪，又說：“照顧老孫一場生意。”第八十三回寫他在與李天王打官司時，也聲稱：“老孫的買賣，原是這等做，一定先輸后贏。”將商人的生意經都搬弄出來了。另外，孫悟空還善于從事物品交換，第三十四回寫他機關算盡地用自身毫毛變的假葫蘆來換取精細鬼、伶俐蟲的兩件寶貝。這種交換盡管帶有欺詐性質，但是為了正義的事業，孫悟空還是懂得讓貪便宜者吃虧這一經營之道的。況且，從為爭名分大鬧天宮白手起家，到被壓到五行山下功虧一簣，孫大圣的角色扮演既顯示了以工商業者為代表的市民階層渴望民主、公平的強烈愿望，又表明他們試圖打破固有封建秩序的艱難。孫悟空最終加入取經隊伍，走上了取經的道路隱喻著商人階層若想在封建社會里實現自我價值，最好的出路就是倚傍文士去建功立業?？傊趯O悟空身上，我們多多少少地能夠嗅到一種商營者角色扮演的味道。

“工”本來在“四民”中就顯得默默無聞，他們在社會上只有埋頭苦干的份兒，沙僧不正是這類角色的寫照嗎？在《西游記雜劇》中，沙僧被貶下界的流沙河，從事著“推沙受罪”的職業，這理應就是“工”者要干的苦差事?！段饔斡洝穼懰源底约旱姆▽毥笛仁恰棒敯嘀圃旃し蛏w”，這就使之與工匠的祖師爺魯班建立了某種特殊關系。

總之，作者在組建“四眾”這支取經隊伍時是兼顧到古代社會“四民”各階層的情況的。

三、“四角”定制與取經隊伍的巧妙搭配

就審美結構而言，對《西游記》取經隊伍“四眾”構成具有決定影響的是中國古代戲劇以及說書等傳統曲藝文學經久探索所形成的四大角色定制。

“西游”故事雖然與其他章回小說一樣都曾經經過了戲曲藝術表現階段，但“三國”故事與“水滸”故事都是以個別片段的形式上演的，而“西游”故事則是整部被編寫到戲劇文本中的，它有利于角色設計的通盤考慮。這樣，戲劇家的“四大角色”設計經驗必然影響到了《西游記》取經隊伍的人員組成。也就是說，《西游記》里的“四眾”形象具有鮮明的角色特征，他們紛紛以某種力學結構模式顯示出特殊的審美張力，令人百讀而難以釋卷。

中國古代戲劇的角色構成經過大浪淘沙逐漸形成了按人物的性別、年齡、身份、性格等特點而分出的不同類型，這在元雜劇中被固定為“末、旦、凈、雜”四大角色，在明清傳奇戲以及后來的京劇中又演化為分工更加精細的“生、旦、凈、丑”。面對復雜的社會人生，四大角色的設置，以不變應萬變，在正、邪、內、外幾種力量的組合碰撞，在男、女、莊重、滑稽諸種角色扮演中，產生了無數動人的故事。這種角色模式是人們根據豐富的審美經驗經過萬道工序提煉的。《西游記雜劇》作為現存惟一完整的“西游”雜劇，雖然在角色安排上沒有明確給師徒四眾掛上“旦、末、凈、雜”的大牌，以至于使我們無從確認作者賦予人物的角色性質。但是，作為一部戲劇著作，各個戲劇角色所負載的功能還是很清楚的?！段饔斡涬s劇》等戲劇的這種敘事力學結構必然滲透到小說《西游記》的角色設計之中，由此產生出未必是與“旦、末、凈、雜”四大角色一一對應的人物形象系列組合，“四眾”取經隊伍的配備便應運而生。黃周星在《西游記》第八回附錄的“回后評”中指出：

從來戲場中，必有生、旦、凈、丑。試以此書相提而論，以人物，則唐僧乃正生也，心猿當作大凈，八戒當作丑，沙僧當作末；若以道理言，悟道者全憑此心為主，則心猿之大凈，未嘗不可為正生。唐僧慈善溫柔，宛如婦人女子，則正生又未嘗不可為老旦。”[3](P99)

經過這番分析，我們可以從中充分感受到一種“戲”的味道，角色之間的相互牽制和沖突，特別是正統英雄悟空（相當于扮演正氣凜然武士的大凈）和喜劇英雄八戒（相當于扮演花臉的丑）之間的互動性沖突，構成了整部小說充滿“戲”味的基礎。于是，“四眾”角色設計的張力就通過人們對“生、旦、凈、丑”四大角色敘事功能的聯想而充分展現出來了。

同時，西游故事曾經以說書藝術的形式流傳，作為《西游記》主要藍本的《西游記平話》應當是這種說書藝術的最佳文本。從《西游記》中，我們隱隱約約感受到評書藝術“四梁八柱”角色設置經驗的遺存。換句話說，說書藝術中的“四梁八柱”經驗為師徒四眾的“編制”設置再次提供了審美的基本構架。

“四梁八柱”本來是建筑學上的用語，指的是中國傳統建筑的基本構造，這種構造為當年氣派高雅的“四合院”整體建筑的穩固提供了保障。人們在總結評書藝術經驗時，將“四梁八柱”這一術語引入。所謂的“四梁”，即指“書根、書領、書膽、書筋”，是故事的主要角色，“八柱”是陪襯、保梁的次要人物[8]?！皶蓖ǔＪ且徊繒囈园焉鐣尘啊v史使命體現出來的人物，應菩薩之約、奉唐王之命前往西天取經的唐僧基本上起到了這一作用。有裨世道人心是唐僧作為“書根”出現的主要敘事功能，這一形象的意義在于教化，他可以滿足聽眾和讀者的道德和情感需要。從生理上看，唐僧身上充滿了種種誘惑：由于吃了他的肉可以長生不老，惡魔們紛紛在取經路上拭目以待，隨時挑起事端；由于他有男性的玉體美顏，女妖們也紛紛不顧廉恥地做好了截留的準備，一旦得手，就馬上拉唐僧成親，隨時破壞取經大業。作者賦予唐僧這兩方面的資質，從而使八十一難有了自圓其說的合理起因。就身份而言，“師父”的地位使之擁有家長式的最終決定權，他的一言一語似乎都體現了一種合乎常規的理念，都需要認真貫徹執行。別看他一路上滿口都是圣經賢傳之語，動輒念動咒語教訓悟空，但這都是倫理社會長者角色扮演的風范。不過，唐僧良善的動機獲得的卻是代價慘重的惡果。在現實社會里，人們可能會對唐僧這樣的“師父”望而生厭，但在藝術的天地里，假如唐僧明察秋毫，不是一位屢屢惹是生非的“師父”，西游故事也就不會波瀾迭起?？梢姡粕鳛椤皶钡墓δ苁欠浅娪辛Φ??！皶睢本褪乔楣澓腿宋镪P系之間的針線人物，是使全書生色、跳動的角色，豬八戒就是這樣一位充滿喜劇色彩的藝術形象。相對于唐僧這一莊重嚴肅的角色而言，豬八戒生來就是一副滑稽相。他本是天上的天蓬元帥，因調戲嫦娥，被貶下界，卻錯投豬胎，長成豬頭大耳；來到高老莊，又強娶良女為妻；被悟空降伏后還戀戀不舍，取經路上幾次要打退堂鼓。離開高老莊的豬八戒，本來已經走上了“人間正道”，卻又不時地觸發懷舊之情；本來從此可以認真修身養性，卻仍然貪吃、貪睡、好色，惡習不改。作者在對人性缺陷的盡情嘲弄中生發出許多有滋有味的話題，從而使讀者在開心解頤、盡情歡笑中獲得特殊的審美享受。就此而言，豬八戒作為“書筋”的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皶I”是提領全書的統帥人物，那蹦蹦跳跳地沖鋒在前的孫悟空堪當此角色。在《西游記》中，無處不可見孫悟空的身影，作為擁有“書領”性能的他，儼如當今電視劇中的領銜主演，每次從出場到收場都少不了他的份兒。妖魔找事，靠他處理；別人惹事，由他擺平——沒有本領高強、智多見廣的孫大圣，取經事業自然會寸步難行。可以說，西游故事的開合自如就寄托在這位發揮“書領”作用的猴行者身上?！皶憽蹦耸菚械恼嫘蜗?，能夠起到黏和人物的作用，這一角色自然責無旁貸地落到了沙僧頭上。在《西游記》中，沙僧可以說既無大功也無大過，扮演著一個堂堂正正的“君子”角色。相對而言，雖然他本領略差，但沒有他看護師父和行李，兩位師兄就無法主動出擊；沒有他壓陣，唐僧就少了幾分安全感；沒有他多次從中調和，取經隊伍內部就可能出現更多的糾紛。一心要成就正果的沙僧辦事穩重而細心，決不會顧此失彼。如第五十七回寫他把被打昏的師父安排停當才去尋找肇事者。又如第九十八回寫取回的經書散落塵埃，三個徒弟中惟沙僧發現書中“并無半點字跡”。沙和尚性格還有務實識俗的一面，他信奉的是：“不信直中直，須防人不人。”當孫行者與紅孩兒怪論親時，他引用俗語“三年不上門，當親也不親”提醒悟空不要輕舉妄動。這說明，在取經隊伍中，他并非是可有可無的冗員，而是能夠發揮“書膽”功能的最佳人選。

當然，“四梁八柱”之說絕非只是就單個角色在說書中的功能和效果而言的，實際上，它包容量極大，涵蓋著各個角色之間正反、剛柔、主次、莊諧等錯綜復雜的互動關系，這進而使得《西游記》“師徒四眾”的編制構成增添了更多的內在魅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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