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 百回本《西游記》的作者是誰?學術(shù)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意見紛殊。但不管如何，尋探的出發(fā)點應該回到文本本身。百回本文本的署名“華陽洞天主人校、金陵世德堂梓行”透露了極大的信息。首先，從對金陵世德堂的考證可知，《西游記》最早刻本是官刻本(區(qū)別于家刻本、坊刻本)，它提示了《西游記》作者應是與朱明王朝的藩王府有著很深的關(guān)系；其次，從對“華陽洞天主人”的考察則證明，他不僅難能作為否定吳承恩著作權(quán)的證據(jù)，相反恰恰證明“華陽洞天主人”極有可能是吳承恩與百回本《西游記》刻者世德堂、序文作者陳沅之為適應當時形勢，及其追逐讀者市場的一個合謀的產(chǎn)物。最后，對百回本《西游記》文化背景的整體分析，其條條線索都為堅持“吳承恩說”的觀點提供新的證據(jù)。 【關(guān)鍵詞】 金陵世德堂 句容茅山 “華陽洞天” 百回本《西游記》 吳承恩

百回本《西游記》作者究竟是誰?對此，學術(shù)界的爭論頗大。本文認為，不管分歧多大，首先都應該回到文本，以文本為出發(fā)點，才可得出科學的結(jié)論。 現(xiàn)存最早的百回本《西游記》扉頁上的署名是“華陽洞天主人校，金陵世德堂梓行”。這證明，“金陵世德堂”、“華陽洞天主人”與百回本《西游記》有著十分直接而密切的聯(lián)系。目前所見最早出版的百回本《西游記》中已透露的信息有： (一)非初刻本 扉頁中題“金陵世德堂梓行”，共二十卷卷；而卷九、十、十九、二十又題“金陵榮壽堂梓行”，卷十六第三行又題“書林熊云濱重鍥”。這清楚地表明，這一版本是三種(至少)版本的混合體。前輩學者俞平伯、孫楷第認為“世德堂是最初刻本，乃百回本之祖”，應當說是不夠恰當?shù)摹? (二)“華陽洞天主人”之謎 “華陽洞天主人”是此本的校者，究竟是何許人也?今已難考，但“華陽洞天”則值得探究。 “華陽洞天”是金陵南面——茅山的一景。茅山是金陵洞穴，周圍百五十里；“華陽洞”本是江蘇金壇與句容境內(nèi)的一個溶洞，風景優(yōu)美，后成道教圣地，當?shù)胤Q“華陽洞天”，是道教的“第八洞天”。 “華陽洞天主人”是誰? 張錦池認為，茅山君是世所公認的“華陽洞天主人”，但又說：“世德堂本《西游記》校者華陽洞天主人是否也是道教中人呢?回答應該是否定的。書中的反道情緒，特別是竟借豬八戒手將三清圣像扔人‘五谷輪回之所’，便是明證。” 鄭振鐸認為：“華陽洞天主人似即陳‘序’中所謂唐光祿”。 孫楷第則認為：“作序的陳沅之即世德堂主人唐氏”。 蘇興主張是李春芳，李的祖籍是句容，句容茅山有華陽洞，是道教圣地之一。李春芳之所以取號華陽洞天主人，一方面是對祖籍的懷念，更主要是顯示他對道教有特殊興趣，當然也是在仕途經(jīng)濟道路上不如意的心情反映。 孫國中認為，“華陽洞天主人”必是一位掌門，一代大師。劉淵然在明仁宗時被封為“長春真人”，統(tǒng)領(lǐng)天下道教。像他這樣的人才能被稱之為“華陽洞天主人”。 胡義成先生則認為“華陽洞天主人”很可能是閆希言師徒。“在萬歷二十年前的茅山全真道士中，只有閆希言師徒具有這種可能性。” 由于沒有確鑿的證據(jù)，以上諸說均受到學者同仁的質(zhì)疑與辯駁。 (三)陳沅之序文所透露的信息 1、作者可能是王府中人。陳序云：“《西游記)一書，不知其何人所為，或日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國，或日出八公之徒，或日出王自制。”這很明確地提供了作者的范圍：是朱明王朝宗室王府中人。 2、作者個性與創(chuàng)作風格。陳序云：“是故‘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若必以莊雅之言求之，則幾乎遺曬游記》一書，不知其何人所為。”“余覽其意近跅弛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為也。”“此其書直寓言者哉!”“彼以為濁世不可以莊語也，故委蛇以浮世。委蛇不可以為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道之言不可以人俗也，故浪謔笑虐以恣肆。笑謔不可以見世也，故流連比類以明意。于是其言始參差而倣詭可觀”、“謬悠荒唐，無端崖涯渙，而譚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夫不可沒已。” 這證明，作品所顯示的風格即是“跅弛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為”、“浪謔笑虐以恣肆”、“椒詭可觀”、“謬悠荒唐”，作者的個性即有“傲世之意”、“委蛇以浮世”。 “金陵世德堂”與“華陽洞天主人”是探尋百回本《西游記》作者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一向被人所忽略。 明代世德堂遺址在今江蘇南京三山街及太學前，當時諸多書坊常冠以“三山街書林”、“三山書坊”字樣。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jīng)籍會通四》載：“凡金陵書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學前。”明人所繪《南都繁會圖卷》中繪有109個店鋪招牌，其中諸多招牌上寫的是“書鋪”、“畫寓”、“刻字鐫碑”等字樣。張秀民先生據(jù)歷代藏書家書目及原書牌子，考錄明代金陵書坊的名號和數(shù)量，凡得50余種。后又據(jù)新材料作考訂，共舉出93家金陵書坊，“多于建陽九家，更遠遠超過北京”。 明代金陵書坊以唐氏為最，有名號可考者多達15家，蜚聲金陵城。唐氏書坊以富春堂為首，國家圖書館藏有《繡刻演劇》殘本，題明金陵唐氏富春堂輯刻，而卷內(nèi)除題唐氏富春堂、世德堂外，還有金陵文秀堂、文林閣等名。已知除文秀堂外，其他均系唐姓書坊。目前已知南京唐姓書坊最多，文林閣主是唐錦池，集賢堂主是唐鯉躍，興賢堂主是唐少林，廣慶堂主是唐振吾，富春堂主是唐對溪，世德堂主是唐繡谷，唐晟亦稱世德堂。又有唐鯉飛、唐文鑒、唐翀守、唐廷仁、唐龍泉、唐廷瑞、唐建元、唐謙、唐際云等。關(guān)于世德堂，由于兩個均自稱坊主，《五倫記》卷首署曰：“繡谷唐氏世德堂校梓。”其刊刻戲曲較多，有《新刊重訂出相附釋標注拜月亭記》、《新刊重訂附釋標注出相伍倫全備忠孝記》、《新刻重訂出相附釋標注香囊記》、《新刻重訂出相附釋標注裴度香山還帶記》、《重刻出像注釋裴淑英斷發(fā)記》、《鍥重訂出像注釋節(jié)孝記》、《玉簪記》、《新刻重訂出像附釋標注驚鴻記》、《新刻出相雙鳳奇鳴記》、《新刻出像注釋李十郎霍小玉紫簫記》、《水滸記》和《玉合記》等。他與“文林閣、富春堂、廣慶堂”一樣都姓唐，由于史料稀缺，還難以了解這幾位唐姓坊主之間的關(guān)系究竟是親屬呢，還是其他。萬歷年間，唐氏書坊除刻醫(yī)書、經(jīng)書、文集、尺牘、類書外，尤喜刻戲曲，見以上所羅列。其刻書有一特色，即在版框四周有花紋圖案，稱為“花欄”，改變了宋元以來傳統(tǒng)的單邊、雙邊的單調(diào)形式，并都有牌記。“富春堂”圖案為雉堞，有時在書名上特別標明。 明代刻書，一般有三大系統(tǒng)：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清學者顧炎武說：“萬歷間人多好改革古書，人心 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清代著名版本學家黃堯圃也說：“明人喜刻書，而又不肯守其舊，故所刻往往廢于古。”明代書坊為標榜新編、新訂、重訂，以吸引招徠讀者，在刊刻原本時不夠尊重原作，多加改動。前人有“明人刻書而古書亡”之嘆。明代南京書坊在刊刻書時，都對原本加以校訂，而且一般請行家校訂。如富春堂請謝天佑、紀振倫(秦淮墨客)、朱少齋、綠筠軒等人校訂，如《白兔記》、《玉殃記》卷首署：“豫章敬所謝天佑校。”《三桂記》卷首署：“秦淮墨客校正，”從這些慣例及實際情形衡量，金陵世德堂梓行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記》顯示了其必為坊刻本，從其“卷九、十、十九、二十又題‘金陵榮壽堂梓行’，卷十六第三行又題‘書林熊云濱重鍥”’來判斷，這并非“初刻”古本。在它之前肯定有《官版大字西游記》，而“官刻”顯然是其原本。綜合陳元之序文：“《西游記》一書……或日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國，或日出八公之徒，或日出王自制”，顯然，《西游記》最早版本應當出于“官刻”(王府刻本)，作者肯定與朱明王朝的藩王府有關(guān)，“天潢何侯王之國”便是明證。作者將書稿交與王府，不愿將自己姓名堂而皇之地署上，卻在行文的字里行間透露出自己的相關(guān)信息。諸如“華陽洞天主人”，諸如回目第二十九回“脫難江流來國土，承恩八戒轉(zhuǎn)山林”；諸如第九回開頭，張稍道：“李兄，我想那爭名的，因名喪體；奪利的，為利亡身；受爵的，抱虎而眠；承恩的，袖蛇而走。算起來，還不如我們水秀山青，逍遙自在；甘淡薄，隨緣而過”，以及第七回末尾七言律詩：“伏逞豪強大勢興，降龍伏虎弄乖能。偷桃偷酒游天府，受篆承恩在玉京。惡貫滿盈身受困，善根不絕氣還升。果然脫得如來手，且待唐朝出圣僧”。這些地方并非隨意涂鴉，而是頗有意蘊，聯(lián)系“華陽洞天”便可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