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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創時期的文學理論——以田漢《文學概論》為例

章輝

內容提要 本文認為從文學理論的百年書寫歷史來看,田漢《文學概論》提出了文學理論的基本問題,奠定了文學理論的寫作范式,但在百年現代性歷程的學科建制史上,該書則只能稱為草創時期的文學理論。

關鍵詞 田漢 文學理論 問題意識 學科建制史

作為現代性的學科知識的專門生產,中國文學理論產生于20世紀西方學科體制的東漸。一本文學理論教材凝聚了一個時代的文學思考方式和文學研究模式"在新世紀初重新書寫文學理論時,回眸文學理論建制之初人們的文學思想及其書寫模式,對于推進今天的文學理論教學、文學思想的研究和文學理論教材的重構等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這里,選取了20世紀2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教材——田漢的《文學概論》作為剖析的藍本,分析八十年前文學理論的問題意識并發掘其當代意義。

問題意識構成了文學理論的整體布局和理論框架。問題意識從作者所擬定的文學理論論題顯現出來。田本《文學概論》篇幅較小,全書分為兩大部分,上編為文學的本質,下編為社會的現象之文學。上編為五章,分文學的定義,文學的特性,文學的要素,文學與個性,文學與形式。下編分析文學與社會系統中其他要素的關聯,分為文學的起源,文學與時代,與國民性,與道德的關系。

田本的理論問題和許多思想細節直接來源于日本人木間久雄的《文學概論》。木間本《文學概論》中譯本1925年由章錫琛翻譯出版"此后作者加以修訂,增加了第三編文學各論和第四編文學批評論,1930年開明書店出版了新版譯本"對照田本和木間本《文學概論》目錄,發現除了把木間本第一編第三章“美的情緒及想象”改為“文學的要素”外,田本的目錄與木間本的第一、第二編完全相同"田本初版于1927年,可見,田漢借用的是木間的初版。田本的文學理論問題框架影響了當時以西方文學理論為參照的一系列文學概論教材,如1930年出版的陳穆如著《文學理論》!1931年出版的曹百川著《文學概論》!1932年出版的趙景深編寫的《文學概論》!193《年出版的陳君冶的《新文學概論講話》,這些《文學概論》在文學理論的問題意識上與田著基本相同。木間本和田本的理論問題和許多觀點又來自英國人溫徹斯特的《文學評論之原理》(1924年出版中譯本),比如前者的文學的普遍性!個性!悠久性三大特性以及文學的情感!想象!思想和形式四要素都來自溫本"由此可看出一條文化脈胳。

分析田本的問題意識,可以看出,作者把眼光投向文學本身和文學的社會關聯,還沒有形成文學活動的整體觀念,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等問題還沒有進入論題,文學內部的細節如文本、文類、修辭、流派等問題還沒有得到分析,文學與媒介、文學與消費、文學與性別等新問題更沒有出現。因此,可以認定,這是草創時期文學理論問題意識比較粗淺的表現,文學理論問題域的復雜性還沒有展開。比如文學的要素,作者認為是美的情緒、想象和思想。本書顯得簡略粗糙,這三大要素與其說是文學,不如說是一切藝術審美活動的共同特征。另外,作者擬定的有些問題具有特定的時代性,比如文學與時代這一問題現在的文學理論不再談論,原因是長期以來,文藝社會學模式占據了中國文學理論的主導地位,文學與時代的問題轉入文學與經濟,與政治,與宗教,與哲學等文藝社會學研究中。應該說,文學與時代的關系問題仍然在研究,不過是以另一種方式進行。再如文學與國民性顯然是時代性的理論命題。國民性的提出與19世紀科學文學觀有關,也是中西文化沖突時期民族意識覺醒的產物,作者引用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的言論予以論證,正表明了文學理論的文化政治性。

面對半個多世紀以前的文學理論問題域,我們不得不思考什么是文學理論的基本問題?文學理論應該研究哪些問題?文學理論的問題是永恒的還是變化的?今天的文學理論問題意識應如何表達?綜觀百年學科歷程,1949年以前的文學理論處于草創時期,文學理論的問題意識還未定型,此后很長時期文學理論為政治所干擾,只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文學理論才走上了常規的知識增長和學術演進之路。這里,我們選取兩本具有時代標志性的教材看文學理論問題意識的進展。童慶炳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代表了新時期思想重新開放后的文藝學研究成果。南帆主編的《文學理論》表現了新世紀對于文學理論思維模式的探索。以童本為例。第一編導論,講文學理論的哲學基礎和理論要旨。第二編文學活動,第三編文學創造,第四編文學作品,第五編文學消費與接受。可見,作者擬定的問題是從經典作家的文學思想出發,按照艾布拉姆斯的文學活動“四要素”說,從世界—作家—作品—讀者四個維度展開文學活動的流程,這種敘述模式表明中國文藝學界開始從注經式研究轉換到文學活動本身,文學研究的自覺意識開始形成。再看南帆本文學理論。共四編:第一編文學的構成,講文學的再現、文學話語、作家、文本、文類、敘事話語、抒情話語、修辭、傳播媒介,為文學本體研究,作者力圖論及文學的各個層面,是對文學文本的靜態分析;第二編歷史與理論,講中西文學歷史形態;第三編文學與文化,研究文學與其他思想文化的關聯;第四編,批評與闡釋,是文學活動的最后一個環節,結合西方新近的美學思潮談文學接受和批評問題。可見,文學的內涵和外延、歷史與現實、理論與邏輯幾乎都進入文學的理論視野。

從比較對照視角可以看出,文學理論的問題意識是變化的,人們對文學現象的思考是越來越深入細致了。但是,文學理論的問題并不是沒有邊界的,所有問題的根基就是文學本身,所有問題都應圍繞文學這一現象展開,應致力于闡釋文學這一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而不論問題意識是復雜還是簡單,文學理論須把握四點,一是歷史,二是現實,三是文學本身,四是文學關聯。第一,今天的文學思考應建立在前人的基礎之上;第二,文學理論的生長點是文學的新現象,文學理論必須面對當代的文學現實;第三,文學理論必須揭示文學作為語言藝術的獨特性;第四,文學是社會現象,應把文學放在社會系統去考察。把握這四點,文學理論的問題域就可明了,但這四方面只是骨架,其具體闡釋空間是無限的。

田本解決問題的方式,是先擬定問題,然后主要以西方文獻展開論述。細看文本,整體來說,主要是由于時代局限,作者對于文學理論問題的解決比較粗淺。整個上編就是談文學的特性和要素兩個問題。第三章作者把文學特性界定為悠久性(permanence)、個性(inpidual)和普遍性(universality),悠久性是指文學的超時代超民族性,文學的個性來自作家本人,普遍性指的是文學情感的恒久性,三種特性的根基是情感,也就是說,作者認為,文學的本質特征是表達作家的情感,這一觀點來自西方古典文學思想,如康德、浪漫主義和托爾斯泰等。第四章文學要素論述了情緒、想象和思想,第六章文學與形式接著論述文學的要素。作者對文學特性和文學要素的揭示之所以顯得粗淺,是因為這揭示是一切藝術所共同具有的,它們只說明了文學的藝術性,而文學的語言性并沒有被揭示。這也與作者所援引的思想材料有關,作者引述英國經驗主義美學家愛迪生的想象理論,還大量引用當代美學家鮑桑葵、桑塔耶那等人的思想來解釋文學現象,但這些思想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美學層面而沒有深入具體的文學問題。可見,文學理論的自覺意識還沒有明確。第五章詳論文學個性。作者認為,文學是作家情感的呈現,作家本人的情感風格決定了文學作品的個性和差異,對作品的欣賞就是回到作家本身,回到作家寫作時的情感體驗。這就是傳統傳記批評和早期解釋學的基本主張,是作家本體而非文本本體或讀者本體。大體而言,對于文學理論的每一個問題,作者引用西方近現代的思想資源予以闡述,而沒有揭示文學理論問題的復雜性,這就是草創時期學科建制的基本特征。

但草創時期的探索性也給文學理論問題的進一步深化提供了可能。比如,本書對于文學的普遍性、個體性、共通性的規定就很有價值,在后來的意識形態化的文學理論那里,這一問題反而被遮蔽了。再如文學的社會功能,作者認為是使“生活深刻化,生活意識更堅強,感到社會的幸福”,這一看似不精確的詩意化的文學社會功能的表述比后來的文藝學教材中的認識、教育、審美三大功能更具哲學意味。在文學與形式這一部分,作者論述了文學語言的曖昧性、精確性、文學語言與文體分類、文學語言與情緒和思想的關系等問題,雖然比較粗淺,但開啟了文學的本體研究。在后來很長時間,文藝社會學模式主宰了中國文學研究,文學與世界的關系問題成為文學理論的主題,文學文本被遮蔽,這才有了20世紀80年代的文藝學的內轉,但這種轉向僅僅是強調文學的審美屬性,文學語言及其與審美的關系的研究還沒有真正展開。今天的文學理論應該在田本《文學概論》的基礎上接著講。當然,作者對問題的解決也存在一些疑問,比如作者引用孫中山的觀點,認為民族主義的保持要靠土語文學即民間文學,而不是知識階級的精英文學。今天看來這一觀點有待商榷。民族性的表達和凝聚要通過民族語言、信仰以及價值觀、審美心理等共同體來實現,而民間文學是地域性的,對于現代多民族國家的統一來說其力量是值得懷疑的。

作者的文學觀表現在文學定義、文學要素和文學屬性的規定上。回顧歷史,人們對于文學的本質性定義大都是從某一個側面對于文學這一復雜現象的解釋,這些解釋既揭示了文學的某種屬性也遮蔽了文學的其他層面,對于不斷變化的文學現象來說,這些闡釋的效力是有限的。對于文學的本質規定是文學理論知識范式和權力機制妥協的產物,比如審美意識形態這一定義一方面堅持經典作家的思想,另一方面是對于政治化的學術遮蔽了文學審美屬性的反撥。王一川《文學理論》倡導反本質主義思維模式,但仍然提出了本質性的文學定義,即文學是感興修辭,這一定義既突出了文學文本和文學語言,又嘗試性地轉換了中國古典文論。雖然受限于思維方式和文化政治,但回顧中國百年文藝學主題史,仍然可以發現人們對于文學的認識是在逐漸深化,文學作為語言藝術的獨特性被一步步揭示。

文學觀念建立在對前人文學思想揚棄的基礎上,同時,前人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作者思維的邊界,從思想資源可以看出作者立論的合理性以及問題解決的限度。田本以中西文學思想為我所用,除了當代西方哲學美學思想外,作者還引用了蘇聯馬克思主義者克魯鮑特金,時人周作人、郭沫若、蔡元培等人以及中國古典如詩經集傳序的文學思想文獻。思想資源的多元性有利于揭示每一文學理論問題的復雜性,比如文學起源,作者主要以西方文藝理論為依據,同時也參照了中國毛詩序的論述,客觀地介紹了文學起源的各種學說,并沒有武斷地取某一學說為真理。在藝術起源這一問題上,迄今的學說均因藝術考古學、人類學、語言學等資料的缺乏而只能稱為假說,但藝術起源于勞動說作為唯一的真理主宰了中國文藝學界長達半個世紀,根本原因就是學術政治化所導致的思想資源的單一化。作者所引用的許多西方文獻正是新時期文藝學美學研究的重要思想來源,也就是說,中國文藝學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曲折發展,在思想來源上重新接續了田本《文學概論》。另一方面,本書的主要思想來自西方,這是引進西方現代學科范式創建中國現代學科時期的必然現象,中國思想在學科建設中的位置問題還沒有得以解決。

從思想資源這一角度看,百年中國文學理論可分為三階段。一是20世紀初到30年代,是文學理論的探索時期,思想來源要么偏于西方,要么偏于中國,文學理論的問題域和理論指向還沒有明確,這從當時種類繁多差異甚大的文學理論的目錄就可以看出。二是30年代后唯物史觀和無產階級文學理論登上文藝學舞臺到改革開放前近半個世紀的文學理論編撰史,是文學理論的定型期,其表現是思想來源單一的注經式著述方式,文學理論與社會結構一道走向封閉。文學研究者不是根據現實的變化了的文學現象賦予經典以新的生命,而是從經典出發構造文學理論,其結果是經典被非歷史化,理論因被定型化而缺乏生命力。三是20世紀80年代到新世紀全球語境中文學理論的重新撰寫,是文學理論的開放期。民族文化的現代演化,西方理論的吸收與轉化,文學與文化的當代轉型賦予文學理論以新的面貌。

今天,文學思想的來源主要是四大塊:一是中國傳統文論;二是馬克思主義的新文論傳統;三是西方古代直到后現代的文學理論;四是近百年來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中國古典文論是中國本土文化資源,是中國文化面對全球化重新建構想象性文化共同體時所依賴的重要思想支撐。馬克思主義經過政治主流化已成為中國文化新傳統,其民主精神、變革精神和批判精神應為新文化所吸收。西方文論特別是西方現代文論是西方文化現代性的一部分,我們正走在現代性的路途中,西方文化是一個鏡像性的他者、中國百年現代性是中西文化沖突融合的產物,正是基于中國傳統,中國現代性才有自己的特征,百年中國文學思想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國古典文化。繼承以上四方面的有益成果,在新的全球化語境下,對新的文學現象給以新的闡釋,是文藝學的重要課題。從思想資源角度看,田本主要介紹西方當代的文學思想,較少涉及中國文學思想,東方思想更是闕如,導致了其理論空間和闡釋視野的局限,這是草創時期文學理論的必然特征。但作者以問題為綱,以中西思想闡述文學理論問題,奠定了文學理論的寫作范式,并由此涉及到文學理論的寫作體例問題。

寫作體例與現行文學理論是教材這一知識形式有關。不同的體例給予文學理論不同的性格風貌和理論主旨,使之或偏于知識性或偏于學術性。田本的寫作方式是,先擬定文學理論問題,然后看中西文學思想特別是西方文學思想對這一問題的解決。也就是說,本書只是客觀地介紹中西文學思想對于文學理論問題的回答,作者沒有把中西文學思想加以對照和評論,沒有以理論解釋新的文學現象,沒有提出新的文學思想,沒有反映當時文學創造的狀況。因此,本書不是體系性的學術著作,更像問題性的知識讀本,作者不是從某一哲學體系推演出文藝美學的新觀念,也不是從現實的文學現象提煉概括出新的范疇概念。他不生產理論,而只是介紹理論。這是文學理論的寫作體例之一。

綜觀中外文學理論,其寫作方式大體有三種,一是邏輯演繹。黑格爾的《美學》為其代表,即遵循歷史和邏輯統一的原則,從一種哲學觀點出發推演文學的本質性定義和范疇概念,構造體系性的文學理論。中國近半個世紀的文學理論教材的書寫均循此例,以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為典型。二是經驗歸納。以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為代表,作者從文學現實出發提煉概括出文學理論的新命題。新近出版的王一川著《文學理論》為此例。三是先擬定文學理論基本問題,然后以文學思想文獻闡述這些問題。作者只是客觀地介紹前人的文學思想,并不提供新的文學主張。田本《文學概論》即如此,新近出版的陶東風主編的《文學理論基本問題》和南帆主編的《文學理論》均為此例。

從課堂教學和學術推進的角度看,三種寫作方式各有優缺點。第一種的優點是,哲學思想奠定了文學思考的理論根基,新的哲學視野能夠推進對于文學的新認識,這在西方特別是體系性的文學理論中表現得很明顯。但這種體例也有缺點。一種哲學邏輯起點的選取往往就決定了這種思想的邏輯行程,這就在提供一種理論視角的同時遮蔽了其他的思維空間,對文學理論的影響就是深刻性與偏執性并存,作者往往以自己的文學觀和審美趣味評判文學現象裁剪文學史實,并把自己的理論主張普遍化,如蔡儀對于現實主義、韋勒克對于新批評等就是如此。隨著新的文學現象的出現,這種體系性的文學理論的缺陷就暴露出來。第二種的優點在于,文學思想的生長點是文學新的現實,新的文學現象是文學新思想的動力源。但這種體例的缺點是,通過經驗概括的理論一方面因為缺乏哲學的提升,另一方面又只顧及有限的文學現象,這就導致了其闡釋范圍的狹隘,這就是王本《文學理論》只能稱為“中國文學理論”的原因。第三種的好處是沒有個人的理論偏見,東西方的文學思想都可能被客觀地展示,其缺點是因為沒有提供新的文學思想而無助于學術推進,但這一缺點是由文學理論是用于課堂教學這一功能決定的,作者對文學的新看法完全可以通過其他的方式表達出來。作為導引性的教材,這種寫法還可能因專注于文學理論的介紹而不是聯系具體作品進行解說,從而導致寫作的理論化和抽象化,這對于文藝學教學來說也是一個問題。當然,這三種分類方式只是大概而論。體系性的文學理論必須建立在文學史實的基礎上,經驗科學性的文學理論因理性抽象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導引性的文學理論在取舍之間也可能蘊含作者的文學觀。

那么,文學理論如何寫?是致力于學術推進提出新說創見,還是客觀介紹文學思想成為文學理論專題研究或文學理論關鍵詞分析?我認為,在學術多元化的今天,應提倡文學理論寫作模式的多樣化,第一種體例要著眼于學術,第二種更接近于文學批評,但需理性抽象,第三種應在知識性、趣味性和文學思想的全面性上下工夫。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如何選取文學理論基本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問題的設置和解決既關系到作者的文學觀!知識結構和寫作思路,又關系到文學這一審美系統的復雜性及其與社會文化的關聯,在此也顯示了人們文學思維的活躍和多元。

田本的寫作體例在今天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在田本之后的半個多世紀里,中國文學研究界按照經典哲學原則推演出文學理論體系,文學理論的問題域以被構造的經典來組接,中西文學思想服務于經典詮釋,其結果是經典的視閾和思想空間限制了文學理論的邊界。正是基于對這種思維模式的反撥,才產生了新近的文藝學界的反本質主義浪潮,陶本《文學理論基本問題》和南本《文學理論》正是這種反撥的產物。

從文學理論的百年書寫歷史來看,田本《文學概論》的意義在于,一是從文學文本本身和社會系統兩方面看文學,提出了文學理論的基本問題,其中許多觀點仍然具有參考價值。如何思考文學,如何認識文學,如何定義文學都可以在這一問題框架中展開;二是注重文學思想的客觀呈現,奠定了文學理論的寫作范式;三是具有開放的學術視野,中西文學思想成為解決文學理論問題的有效資源。但在百年的學科建制史上,本書只能稱為草創時期的文學理論,其探索性在于:一是處于中國現代學術建立初期,學科范式來自西方,問題結構還不成熟,具體表現為文學理論的概念范疇還沒有形成,文學理論問題的研究比較粗淺,許多問題如文學文本!修辭、文類、讀者等還沒有進入學術視野,文學理論的民族性和現代性!中西文學理論的比較等重要問題均沒有提出;二是文學理論的思想來源主要是西方,中國古典文論的現代應用還沒有提出,文學理論的生產也沒有與中西文學現象構成互釋;三是大量引用美學家藝術家的言論,文學自身的問題意識還不明確。四是限于時代,文學思想主要來自西方近代,現在看來其闡釋效力具有明顯的局限性。

作為文學研究成果的重要表征,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對于文學思想的更新和大學文學教學非常重要。教材體現了文學研究的最新進展,表達了一個時代對文學的看法,而一種觀點被寫進教材,則標志這種文學觀具有一定的成熟性和穩定性并得到了相當的認同。但文學理論不斷地重新書寫的現實引發的一系列需要思考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有:文學理論應該包括哪些問題?文學理論不斷書寫的根據是什么?文學理論的寫作模式與學術生產的關系如何?文學理論的學術性表現何在?如何評價一種體系化的文學理論?文學理論的人文性和科學性表現何在?等等。在我看來,田本《文學理論》激發我們去思考這些問題的同時也在不同程度上回答了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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