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素質"的確是中國現代化和可持續發展事業命脈所系的大問題。國務院研究室教科文衛司司長解思忠曾經對國民素質從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學、健康、職業、審美等八個方面進行了考察，歸納出了24種缺陷（解思忠1997）。但中國人口素質的作用長期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這一點卻成了國人皆知的事實。1992年，朱國宏曾經嘗試用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森的勞動投入分解法來測度中國人口質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結論是：在中國 1952～1986年間的經濟增長中，資本投入量增長的作用最大，其次是勞動投入量，而包含人口質量作用在內的"殘差"的作用則只有12% ，在國際上是偏低的；進一步的分解表明，人口質量作用在"殘差"中大概占了40% 左右，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則約為5%～6%.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勞動力人口質量的轉化受到了社會經濟因素的制約，從而出現了轉化率低、存量水平也低的狀況（朱國宏1994）。但遺憾的是，后續的量化研究近年很少見到。從理性上推論， 90年代以來勞動力素質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一定是上揚的趨勢，特別是近年對"知識經濟"的倡導使得知識和人才升值的趨勢幾乎襲遍全國。但確切的結論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與此同時，有幾項研究得出了一個共性的結論：這就是中國的人口素質發展水平超前于經濟發展的水平（朱國宏1991）。理論上的解釋大致是相同，就是中國的人口素質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還沒有轉向良性循環，使人口素質在轉化為經濟發展動力的過程中還存在著諸多的障礙因素。正如朱國宏所指出：這些障礙因素，既有人口質量形成方面的，又有經濟發展本身的，還有人口質量轉化為經濟發展動力過程所必然產生的。所有這些障礙因素的存在，從人口質量投資角度分析，又主要與投資機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相聯系，而這正是改革的關鍵所在。1995年筆者的一項研究指出：中國面臨的不僅是國民素質不高，而且是國民素質潛能轉化率不高的問題。國民素質問題并不僅僅局限于文化素質問題，健康素質特別是心理素質問題也相當重要。目前中國要十分警惕新的貧困即"富裕的貧困"現象愈演愈烈。在物質上脫貧致富的同時，中國也面臨著如何在文化上和精神上盡快脫貧致富的艱巨任務。在可持續發展的框架內，全面、可持續的脫貧致富是物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