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口素質存量測度的研究

從現有的研究看，南京大學人口所已故的馬淑鸞教授可能是國內最早采用PQLI（直譯為"生活的物質質量"或 "物質生活質量"，移譯為"生命素質指數"或"人口素質指數"）來測度人口素質存量的人口學家。馬淑鸞根據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資料進行計算并與國外比較，結論是：1982年中國的PQLI為77，印度為43，美國為94；而且 1982年中國各省、市、自治區的人口生命素質指數在全國的排序與其人均GNP 的排序基本一致（馬淑鸞1986）。王俊改等對1982～1990年中國人口生命素質指數的變化進行了時序比較，結論是：1990年中國的PQLI為83；從區域差別看，PQLI達到80以上的高素質人口占了全國總人口的81.24%，PQLI在60～80之間的中等素質人口占了全國總人口的18.57%，唯獨西藏只有51，屬于低素質人口。并且再一次發現PQLI與人均GNP 存在著較為密切的正相關關系（王俊改，謝韋克1997），即人口素質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函數，二者同時也相輔相成。筆者本人也在一定的假設條件下對1990年的PQLI值進行了國際比較，結論是：世界平均為65，發達國家為94，欠發達國家為53，中國約為80，印度為57. 結合人均GNP 來看中國人口素質的綜合發展水平，至少在現象的層面上可以認為中國人口素質的發展水平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穆光宗，許金聲1991；朱國宏1994）對這種怪異的現象主要有二種解釋：一種認為，上述的 "超前"現象或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國人口素質潛能轉化率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還較低；換言之，中國的人力資源還有待于更充分有效的開發和利用，這似乎與我們所觀察到的社會事實是吻合的（穆光宗1996）。另一種認為，"超前"可能是一種假象（馮立天1992）。

雖然PQLI方法有很多優點，如3 項指標達到較高水平是人們的普遍愿望，3 項指標具有泛人類色彩并反映的是 "產出"的情況，能夠較好地反映發展中國家人口的福利狀況，計算比較簡單方便等；但也有不少的學者認為，這種方法有不少的局限性：首先，在PQLI的3 個構成指標中有2 個是反映健康狀況的，而只有1 個是反映教育狀況的；僅用識字率來反映發展中國家人口對文化的需求似乎太粗；僅從健康和識字兩個方面來反映發展中國家人口的生活質量顯然又過于簡單等。據此，有的學者提出了一些改進的辦法，用"0 歲平均預期壽命"這一指標來代替嬰兒死亡率和1 歲預期壽命，用"2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來代替識字率（馮立天，1992）。還有的學者用 "25歲以上人口受過中等教育以上人口的比重"來代替識字率，并用實際數據進行檢驗，結果還是令人滿意的（朱國宏1994）。

也有一些學者另劈蹊徑，用新創造的指數來衡量中國人口素質的存量。首都經貿大學人口所陳再華（1992）利用模糊數學方法來處理各因素指標，利用模糊隸屬函數使各因素指標成為無量綱指標，并且具有橫向可比性，建立了人口素質綜合評價模型。結果發現：無論是綜合來看還是分因素來看，中國人口素質都是呈遞增的趨勢。從結構來看，問題主要出在科學文化素質和思想道德素質方面，區域之間的差異也主要在這些方面。陳再華的方法一個最大的缺陷是過于復雜，不利于推廣。南京大學人口所夏海勇（1992）也提出了一種"人口素質綜合指數"，他考慮了人口結構因素，但舍去了思想道德方面的內容，最終他選擇了9 個指標來構造"人口素質綜合指數"，即平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殘疾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總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識字率、女性成人識字率、受過高等教育人數占總人口的比重、城市人口比重、15～64歲人口所占比重。計算方法是借助于系統聚類分析等方法，組成一套評價指標體系的取值陣，求得基點數據，并進行同度量處理，再計算出"人口素質綜合指數"，從而獲得評價概念。根據作者自己的評價，此方法效果較好，反映面廣、靈敏度高等。但主要問題還是方法不夠簡便，不利于推廣。此外，北京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許金聲（1991）和江蘇計生委陳友華等（1998）也探討和提出過"人口素質指數"。

由于人口素質本身是相當復雜的現象，試圖用一種方法就揭示清楚是不太可能的。綜合上述，筆者以為：PQLI 方法的生命力是不容忽視的，目前國內的一些探討還沒有達成共識，還沒有一種新指標可以替代PQLI的位置。因此，繼續探求新指數無疑必要，但需要提醒的一點是，要注意數據的易得性和操作的便利性。從目前的情形來看，改進 PQLI方法使之更加實用和準確比較現實。

五、人口素質問題的理論探討

1992年，劉錚教授重提"人口現代化"，在人口學界和實際部門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在"人口現代化"的框架中，"人口素質的現代化"被擺上了關鍵的位置（劉錚1992；穆光宗1995，1999；陳友華1998）。目前，國內提的 "三優系統工程"正是實施"人口素質的現代化"的具體措施，所謂三優，是指優生、優育、優教。

為了從整體的角度來把握"人口素質"問題，筆者于1991年上半年撰文提出了"人口素質木桶理論"。與此同時，北京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的許金聲也提出了相似的理論。所謂"人口素質木桶理論"是從科學哲學常講的"水桶現象"中獲得啟發的，即一個水桶的容量受制于最短的那塊木板，假定水桶的周邊是參差不齊的話。筆者認為，人口素質本身存在的問題和人口素質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問題是分屬兩個層面的。也就是說，一是人口素質存量水平的高低問題，二是人口素質潛能開發水平的高低或轉化程度的大小問題。中國人口素質的"短板效應"主要表現在非智力素質方面存在的問題。因此，只有建立正確評價人才和合理開發人力資源的社會經濟機制，中國才能塑造不斷克服"短板效應"的機制，讓人口素質潛能不斷噴發出來。人力資源的開發與人口質量投資唯有相輔相成才能形成良性循環，人口質量投資則大致包括了優生優育投資、文化教育投資、健康衛生投資和環境（生態環境、勞動環境和生活環境）優化投資。

陳劍。1988. 人口素質概論。遼寧人民出版社

陳劍。1992. 確實存在逆淘汰現象。中國人口生活質量研究。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

陳誼。1998. 城鄉人口的生育率差異與人口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