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素質"是多學科研究的對象。從中西比較來看，對人口素質或者說對人口質量問題的關注可以說是中國人口學和人口問題研究的一大特色。在西方人口學說史上，對人口素質問題的關注向來較少，如著名人口學家豪塞和鄧肯于1959年為"人口學"下定義時，"經過審慎考慮"，還是刪去了有關人口"質量"的內容。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法國學者阿。朗德里（A.Landry），他在發表于1949年的《人口概論》中曾區分過"量的人口學"和"質的人口學"，并認為后者以人類生理、智能、倫理、優生學的資質為研究對象。法國著名人口學家阿。索維（A.Sauvy ）在初版于1952年的名作《人口通論》中也曾以一章的篇幅討論了西方人口學家向來不予關注的人口素質問題。他在第21章中分析了有關質量人口學的幾個問題，如優生問題、人口數量和人口素質的關系問題、智力遺傳問題、各民族差別問題及安樂死問題等。索維還區分了優生學和環境學，在他看來，兩者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改進人類的質量，不過前者是通過遺傳，后者則是通過改變環境。現代西方學者對人口素質的討論最著名當首推從經濟學角度對人口質量進行探討的人力資本理論，人口質量就是人力資本，舒爾茨的"人口質量經濟學"早已成為人口經濟學中的一門顯學。但與其說這是人口學的研究，不如說是經濟學的探討。

首先要指出的是，"人口質量"和"人口素質"通常被認為是兩個并無本質區別而只是表述不同的概念，在使用頻率上后者高些而已。1987年中旬，受國家教委委托，"中國人口素質研討會"在杭州召開。關于"人口質量" 和"人口素質"是不是同一概念，存在著兩種意見："一種認為，二者完全相同，不必區別使用；另一種認為，從邏輯分層的角度看，二者是有差別的，因而需要區別使用。因為人口質量涵義較人口素質更廣泛，它是與人口數量相對稱的概念。人口素質則是人口某一特征或標志的概括，如文化素質、身體素質、思想道德素質等，它們的總和構成人口質量，單獨的某一素質概念沒有對稱的概念"（邵昱1998）。1991年12月，受國家教委委托，"中國人口素質（生活質量）問題科學研討會"在京舉辦，但在這次會議上，似乎更多的學者認為"人口質量和人口素質是同一個概念"（"中國人口生活質量比較研究"課題組1992）。

朱國宏認為：人口質量、人口素質和人口品質均相當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 Quality一詞，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術語，一來與時代背景有關，二來與研究者的偏好有關。人口素質一詞的普遍作用，可能與人們對質量與素質的不同理解有關，質量可通用于任何事物的質的一面，而素質似乎只能用于人類方面（朱國宏1994）。穆光宗則認為：從嚴格的意義來講，兩者也有一些細微的差別，這就是所謂的人口質量是相對于人口數量和就人口的總體而言的，而人口素質則是指人口質量的某一個方面，比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方面（穆光宗1996）。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使用"人口素質"的說法，這可能是90年代顯著區別于80年代的一大特色。回溯國內近20年來對人口素質問題的研究和探討，大致可以分出幾個方面來回顧和評述：

一、對"人口素質"涵義的探討

中國人口學者認為，"人口素質"是一個具有多義性的概念，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和界定（朱國宏1998）。也就是說，"人口素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在不同的學科視野里可能有著不同的規定。"人口素質"的內涵和外延的基礎理論問題是70年代初中國人口學復興以來眾多學者關注的一大熱點，至今依然見仁見智，未有定論。

過去，雖然像社會學家陳達、經濟學家馬寅初等學者也十分重視人口質量問題，但似乎一直沒有嘗試對人口質量的內涵作出界定。對人口質量內涵和外延的討論曾經是70～80年代中國人口學界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對人口質量較早給出定義的可能是北京大學的張純元教授，他在著名的《人口理論教程》一書中定義如下："人口質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認識、改造世界的條件和能力。"集中反映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國人口科學研究成果的《人口學詞典》也持相同看法，并進一步將"人口質量"的含義概括為"反映人口總體的質的規定性的范疇。亦稱人口素質"。張純元的定義雖然很有影響、并廣被引用，但也并非沒有爭議。幾乎與此同時，梁中堂教授等在《人口素質論》一書中就給出了不同的定義，他們認為人口質量是人口所具有的各種構成的總和。這一定義與前蘇聯學者的定義相同，如巴茲德勒夫認為人口質量是人口構成體系的總和。他所說的人口構成包括年齡性別構成、人口健康狀況構成、業務技術熟練程度構成、教育水平構成和社會階級構成等。

這種從結構的角度來定義人口素質的做法應當說是給人啟迪的。雖然"人口"與"人"的關系如同森林和樹木一樣的密切，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從現象上看，人口是個人數量的集合；從本質上看，人口是個人關系的聚合"（閻海琴1992），但畢竟"人口素質"不同于"人的素質"。"人口"范疇和"人"的概念的兩個最大區別：一在總量，二在結構。系統論的觀點早就告訴我們，結構決定功能。也就是說，一定的人口結構決定了某一個人口所具備的功能。這種種"功能"自然能夠很好地反映出人口的"素質"或者說"質量"。在這個意義上，或許完全可以說，人口的結構就是人口的素質。無視人口總量的和結構的特點來談所謂的"人口素質"或"人口質量"很容易與一般意義上的"人的素質"相混淆。事至今日，仍有一些同志振振有辭地在"人"的層面上做"人口素質"和 "人口質量"的文章，這當然是似是而非、大謬不然的。蘭州大學西北人口研究所的李景毅曾經很獨特地認為： "人口素質"和"人口質量"之概念內涵明顯相別，各有所指。前者說的是一個人與生俱來自帶的屬于先天本有的 "東西"，泛指"人"這一特殊"材料"的物性"質地"，如生理機能、固有心性、潛在智慧、氣質特點。后者說的則是一個人通過后天自覺地努力多獲得的"東西"，其實也就是"人"對其"素質"在社會化過程中進行加工再塑使之改善發展的實際水平，如文化程度、道德觀念、信仰追求、工作能力，如此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講，實可以將"人口素質"視為人本之"源"，或比作生命價值再造的"基礎"，而將"人口質量"視為人本之"流"，或比作是自我發展的人為"建筑"（李景毅1997）。在另一篇文章中，李景毅（1997）又談到：人口質量的本質實為一個人所具有的作用于社會的人力，就其具體存在而言，往往表現為潛力、儲力、顯力三種方式，而且三者互依相長，并以其統一的擁擠構成共同體現人口質量的實際水平。他顯然將"人口素質"或"人口質量"與"人的素質"或 "人的質量"相混淆，將重點做在"素質"和"質量"的差別上，卻忽視了一個最大的前提：這就是如何看待"人口"與"人"的關系。實際上，這是將"人口素質"看作是先天遺傳的稟賦，而將"人口質量"看作是后天養育的狀態。然而，這種看似有些道理的觀點卻忽視了一個最大的問題：無論"人口"與"人"關系多么密切，畢竟是兩個有很大差異的概念。倘若前提錯了，推論也就可想而知。誠然，在中文中"素質"和"質量"可以有所區別，但英文中卻是源出一詞，即"Population Quality"，對此又作何種解釋？

到了90年代，一些學者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了這一點。閻海琴（1992）曾經指出：在人口學中，人與人口兩個概念的混淆是導致人口質量難以確定的原因之一。目前人口理論界所討論的"三要素"或"兩要素"’論，其實幾乎沒有脫離開從人的素質出發研究人口質量的模式，研究的出發點大多是從人的素質延展開來的。譚琳則主張拓展 "人口質量"概念，她認為應該從系統的觀點思考人口質量。廣義的人口質量應不僅僅涵蓋一定時空中人口系統中個體素質的總和，而且包含個體素質的整合和互動。因此，從廣義上認識人口質量，首先要區分個體的人的素質和總體的人口質量的差別。人口質量不是個人素質的簡單加總或任何形式的加權和，而是個人素質的有機組合，具有系統性即整體性、組織性和動態變化的特征。

這兩位學者的思考都是很有價值的，但當時沒有引起學術界應有的關注。其實早在80年代中期，鄭禎誠對"人口"與"人"的關系就有了清晰、深刻的闡述。首先，他區分了"一般人口"與"具體人口"。作為一般、抽象的人口，只應該有"一些最簡單的規定"，而不應該加上種種只適用于具體的、特殊的人口的一些歷史規定性。其次，他認為，人口質量是人口屬性所要求的全部內容。人口屬性具有二重性，即自然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