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盡管電話、有線電視、移動電話等已在我國農村社會實現了相當普及，但迄今為止有關創新傳播科技在我國農村的擴散研究卻付之闕如。本研究以“創新擴散”理論為架構，通過對湖北省三地農村的問卷調查，考察了我國農村居民創新傳播科技采納的現狀及其內在機制。調查于2005年8月進行，回收有效問卷648份。研究發現，創新傳播科技在我國農村社會的擴散情形不容樂觀，城鄉之間“數字鴻溝”現象的確存在且亟待克服。多元階層回歸分析發現，在人口因素、媒介使用因素和人際交往因素三者之中，人口因素對農村居民的創新傳播科技采納的影響力最大，而農村居民的大眾媒介內容偏好、受訪者的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是影響其創新傳播科技采納的最主要變量。消除城鄉之間及農村社會內部數字鴻溝的根本舉措，在于增加農村居民家庭收入及提高其文化教育程度。

[關鍵詞]中國農村 創新傳播科技 擴散 采納 媒介使用 人際交往

Abstract: Despite the rapid diffusion of telephone， cable， mobile phone and some other innovativ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diffusion of these new media in rural China is largely neglected. Based on the framework that developed from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heory， the current study empirically examin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mechanism of the adoption of innovativ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rural China.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in August 2005 and 648 respondents inhabit countryside of Hubei Province finished valid questionnair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a relatively austere Digital Divide existing between countryside and city. Multiple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discovered that demographic factors had more impact on the adoption of innovativ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by respondents than that of media use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factors. Data analysis found that among all the variables， content preference of mass media， family income and education had strongest influence on the adoption of new media. The authors suggested that the underlying methods of eliminating Digital Divide are to increase rural resident’s family income and exaltation of inpidual’s education.

Keywords: Rural China， Innovativ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Diffusion， Adoption， Media Us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一、研究背景

近些年來，電話、移動電話、有線電視、甚至包括電腦、互聯網等各種創新傳播科技逐漸在我國城市實現了普及，同時也日漸進入農村家庭。事實上，歷來有關創新傳播科技在社會系統中的擴散與使用現象備受傳播學與社會學學者的關注，創新擴散理論之父Everett Rogers在其經典的Diffusion of Innovations（4th Edition）一書中總結了三千多項有關研究，其中不乏對各年代的新興傳播技術的擴散研究（如1950－60年代的電視機、1970－80年代的錄像機和有線電視、1990年代的電腦和移動電話等）。在我國，亦有不少學者采用此理論研究各年代的新媒體如收音機、電話、呼叫器、有線電視、互聯網、手機短信等的擴散（祝建華，1997;Zhu，1999;楊伯溆，2000;金兼斌，2001a;金兼斌，2001b;祝建華、何舟，2002a;Zhu & He，2002b;Zhu & He，2002c;Cheong，2002;周裕瓊，2003;李秀珠，2004）。多年來，盡管創新擴散研究者對于創新事物在農村 [1]地區的擴散素來有著濃厚的興趣；然而，迄今為止，就創新事物和創新觀念在我國農村的擴散而言，極少有學者關注到，至于創新傳播科技在我國農村擴散情形的實證研究，更是蹤跡難覓。本研究通過對湖北省三地農村的問卷調查，考察我國農村居民的創新傳播科技 [2]采納狀況及其內在機制，為今后創新傳播科技在我國農村地區的擴散提供相關對策和建議。

二、理論框架

“創新擴散理論”（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Theory）所探討的是創新事物通過特定的渠道、在一定的社會系統中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傳播擴散開來的過程。對于新科技、新產品的采納和擴散研究，源于社會學的經典創新擴散模式、即Rogers模式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此領域一直占據著統治地位，該模式被普遍認為是新科技擴散研究之最重要的理論基礎（Zhu & He，2002b;李秀珠，2004）。Rogers模式的重要貢獻，在于它注意到呈S型曲線擴散的創新事物，其擴散過程受到該事物之創新特征、采納者個人特征、傳播渠道和社會制度等因素的顯著影響（Rogers，1995），世界各地的實證研究已反復證明了該模式的普遍適用性。

Rogers（1995）認為人們的大眾媒體使用對于其認知新事物或者新科技之存在異常重要，尤其是在創新事物的擴散早期；一般來說，早采納者較之于晚采納者，其使用的大眾媒體種類較為多元，且使用頻度亦更高。創新擴散理論對此的解釋是，大眾媒體在幫助受眾知曉創新技術和形成及改變受眾對這一創新技術（如創新特征）的主觀認識過程了扮演了核心角色；因為就信息擴散言，大眾媒體往往是最有效快捷的傳播渠道（金兼斌，2000，p.44）。許多實證研究皆表明，人們的創新事物采納往往與其大眾媒體使用水平顯著相關（Jeffres & Atkin，1996;Leung，1998;Leung & Wei，1998;Li，2003; Lin，1998;Rhee & Kim，2004;李秀珠，2004）。如Leung（1998）在研究我國城市居民的新科技采納時發現，報紙閱讀量與新科技采納的數目顯著正相關；Li（2003）在研究臺灣人采用電子報紙時也發現，采用的可能性與雜志及電影之使用顯著正相關，但與電視的收看顯著負相關。這里我們注意到，大眾媒體的效果往往取決于受眾對其特定內容或信息的使用，若將媒體上的信息簡單劃分為娛樂情感和新聞資訊兩類，顯然，使用新聞資訊內容較多的受眾，應更容易形成對創新傳播科技的主觀認知。有鑒于此，本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一：人們對大眾媒體的使用（時間和內容），可預測其創新傳播科技的采納。

根據Rogers（1995）的觀點，任何一個創新事物在特定社會系統中的流傳，是一個包括認知、說服、決策、使用和確認的動態過程；在這些階段中，大眾媒體和人際傳播所發揮的功能不同。Rogers（1995）認為，在認知階段，大眾媒體扮演著核心角色，而在說服和決策階段，人際交往則是最重要的傳播渠道。對此的解釋是，創新采納過程是一個不斷消除或降低不確定性的過程，個體對創新采納不確定性的消除有賴于其所處的傳播網絡提供信息，包括有關創新的信息和對創新的評價信息，而后者尤其依賴于系統中他人通過人際傳播渠道加以傳達和提供，特別是對采納者而言比較重要的人的看法（Rogers，1995，pp.17-19;金兼斌，2000，p.124;p.66）。由于農村居民從大眾媒體上所獲得的信息相對較少，而其相互交往又頗為便捷，他們的許多關于創新事物的信息和評價應來自于人際交往。我們無意于檢驗意見領袖或曰變革中介在擴散過程中的作用，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考察人際交往水平（絕對量的大?。τ谵r村居民創新傳播科技采納的影響。由此我們提出了如下假設：

假設二： 人們的人際交往程度，可預測其創新傳播科技的采納。

根據Rogers（1995）的創新擴散模式，人口變量在創新科技的擴散初期是強有力的預測變項。這一論斷得到許多實證研究的支持（Atkin，1993; Atkin，1995;Lin，1994; Leung & Wei，1998;Neuendorf et al.，1998;Li & Yang，2000;李秀珠，2004）。不過，一旦創新的擴散越過了臨界大眾或社會上50%以上的人口都已采用此一新科技，人口變項便不再具有預測能力（Atkin，1993;Wei & Leung，1998），因為人口變項對創新采納行為的影響，其本身是時間的函數，取決于創新擴散的階段（金兼斌，2001a，p.99）。一般來說，新科技的采用者比非采用者，年紀較輕、教育程度較高、且收入也較高（Atkin，1995）。

這里我們還將檢驗有與人口特征密切相關的“創新精神”（Innovativeness）這一變量。Rogers（1995）認為，采用者的個人特質方面仍未得到充分的檢視，目前研究最多的個人特質為創新精神；然而，Rogers所謂的創新精神是針對具體創新和具體的擴散環境而言的。本研究采用學者Ettlie & O'Keefe的定義，將創新精神理解為人們的一種相對穩定的品質，不隨具體的創新而變化（金兼斌，2001a，p.102），近來的眾多創新采納研究皆已取這種定義（Wei & Leung，1998;Lin，1998;Johnson & Kaye，1998;Li & Yang，2000;金兼斌，2001a）。一般來說，較強的創新精神使得個人喜歡追求新奇特殊的東西，且使個人較容易接受新的事物或新科技，因而積極接觸新事物或新科技，并早于他人采用。

假設三：人口變量（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婚姻狀況、職業和個人創新精神）可預測人們創新傳播科技的采納。

圖1 本研究之理論框架

以上述三個研究假設為基礎，我們構建了如圖1所示之理論框架。顯然，在這一框架之中，我們還假設人口因素通過對媒介使用和人際交往因素的直接影響（假設四與假設五）從而間接影響了其創新傳播科技采納，至于這些影響是否的確存在，我們將在下文根據經驗數據予以檢驗。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研究涵蓋了多種創新傳播科技在我國農村社會的擴散情形，因而我們不能如同經典的擴散模式所強調的，將創新事物的特征作為重要的預測變量予以檢驗；事實上，這恰恰是本研究的一個獨特之處，我們擬在不考慮創新特征的前提下檢驗獨立于具體創新傳播科技的人口、交往行為和媒介使用行為因素的“凈”的影響力，如此所得出的結論就總體而言對理解今后日新月異的創新傳播科技的擴散更有啟發性和實用性。

三、研究方法

（一） 抽樣方法與結果

本研究力圖考察的是創新傳播科技在我國農村地區的采納情形及其影響因素，在調查地點的選擇上，我們選取典型的中部省份——湖北省的農村地區，并在該省選取了東部的武漢市江夏區、中部的潛江市和西部的枝江市三地的農村地區作為具體的調查區域。本研究的結果不能代表全國，但調查結果將為后續研究提供具體思路和相關資料。

本研究的抽樣總體為湖北省農村地區16-60歲的常住居民。樣本資料通過多階段整群抽樣而獲得。方法是首先將三地市各鄉鎮按人口多少排隊，按照等距原則抽出3個鄉鎮，從每一抽中的鄉鎮中隨機抽中2個行政村和1個居委會，再從每個行政村中隨機抽出1個自然村。這樣最終抽取的18個自然村和9個居委會的所有居民構成了初始樣本。按照自然村每隔5戶、居委會每隔10戶的等距原則，訪問員進入每一被抽中的家庭，訪問該家庭中16-60歲成員的最近生日者（last birthday）。倘若被調查者當時不在家，訪問員被要求分別在不同的時間回訪，直到調查完成為止。調查于2005年8月1日至20日之間進行。在三地各發放250份共750份問卷，回收721份，其中有效問卷為648份，回收率為96.1%，有效回收率為89.9%。

描述統計發現，受訪者的平均年齡為35.25歲，標準差為9.26歲，男性為42.3%，女性為56.8%（其余0.9%不祥），64.7%的受訪者接受正規教育為9年及以下，70.7%的受訪者家庭年收入在1萬元及以下，34.0%的受訪者從事農林牧漁業，12.7%從事工業、手工業和建筑業，18.8%從事個體商業，33.3%為醫生、教師、公務員、學生等其他職業（其余1.2%不祥）。與2003年湖北省人口統計年鑒相對照（湖北省統計局，2003），這一抽樣結果相當不錯；故而在下文的分析中，沒有對數據進行加權處理。

（二） 變量的測量

創新傳播科技采納。本研究就曾經和正在農村地區使用的較為常見的8種創新傳播科技，包括電話、呼叫器、錄音機、VCD/DVD、衛星電視或有線電視、移動電話、電腦、互聯網絡，要求受訪者回答自己或者家庭是否曾經或正在使用。若受訪者回答為“是”，則編碼為“1”，否則為“0”，累積起來的復合值即為受訪者創新傳播科技采納之分值（鑒于電腦和互聯網比其他科技更能體現受訪者的創新傳播科技采納傾向，故在編碼過程中將采用這兩種科技的得分值予以加權，權數為2）。

媒介使用。對于變量“媒介使用”，本研究具體考察農村居民大眾媒體的“使用程度”（即使用的絕對時間）和“內容偏好”。訪問員在調查過程中詢問受訪者平均每周在不同大眾媒體（電視、報紙、廣播和雜志）的娛樂情感內容和新聞資訊內容上分別花費的小時數，將兩者相加即為受訪者的媒介使用程度（絕對時間）；將兩者做比較則為受訪者對于大眾媒介的“內容偏好”，若某一受訪者在大眾媒介情感娛樂內容上所花費的時間超過新聞資訊內容，我們將其編碼為0，反之為1。

人際交往。用以衡量農村居民人際傳播的程度。要求受訪者分別就自己和：（1）家人，（2）親戚、朋友和熟人，（3）所在社區里的人們，（4）社會上其他人相互走動和交往的程度予以評估，亦采用5級李克特量表測量，由1至5分別代表“從不”、“較少”、“有一些”、“較多”、“非常多”。

人口變量。調查中詢問受訪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接受正規教育年數）、家庭年收入、婚姻狀況、職業。此外，本研究采用Lin（1998）所發展出來的量表來測量受訪者的創新精神，并將其4個題項縮減為2個：（1）愿意學習新事物，（2） 對科技的新近發展很感興趣。調查之后的分析表明該量表的克隆巴赫a（Cronbach's alpha）信度值為.79。

（三） 數據分析方法

本調查的全部數據采用SPSS for Windows 13.0整理和分析。采用頻數分析描述受訪者創新傳播科技采納、媒介使用和人際交往的整體情形。對于研究假設，主要采用多元階層回歸分析（multiple hierarchical regression）予以回答。具體分析方法是，以創新傳播科技采納為因變量，以大眾媒介使用、人際交往和人口因素為自變量，依次分組進入回歸方程，以檢驗各個變量對農村居民創新傳播科技采納的影響力。

四、研究發現

（一）描述統計

農村居民創新傳播科技采納。如圖2所示，農村居民的創新傳播科技采納分值的分布接近正偏（向左）的正態分布。農村居民的傳播科技采納得分的最小值為1，最大值為10，均值為3.91，標準差為1.75，可見農村居民的創新傳播科技采納分值并不算高。值得注意的是農村居民對于電腦和互聯網的采納情形，648名受訪者中有18人家中有電腦，有15人家里接入了網線（圖2中未顯示），這個比例是很低的。

農村居民的媒介使用行為。如圖3所示，農村居民平均每周看電視、讀報紙、聽廣播和看雜志的時間分別為17.24，2.61，1.75，4.25小時，看電視的時間遠遠超過在其余三種媒介上所花費的時間之總和，可見電視在大眾媒體中處于絕對主導的位置。分析還顯示在280名男性受訪者中，80人傾向于娛樂和情感內容，200人傾向于新聞與資訊內容，而在368名女性受訪者中，這兩個數字分別為278和90，卡方分析表明這一差異是顯著的（χ2=141.90， d.f.=1， p=.000），即農村的男性受眾更傾向于接觸大眾媒體新聞與資訊內容。

圖2 農村居民的創新傳播科技采納狀況 （其中縱坐標代表頻數，橫坐標代表創新傳播科技采納分值）

圖3 農村居民的大眾媒體使用狀況（每周）

農村居民的人際交往行為。調查發現，在5級李克特量表上，農村居民與家人、親朋熟人、社區里的人們和社會上其他人的交往程度的均值分別為4.06、3.42、2.08、2.13，標準差依次為.92、.84、1.01、1.11。此外，農村居民人際交往的四個維度的相關性并不強，即使是在顯著相關的維度之間，相關系數也不大，如表1所示。因此在下文的分析中我們將其視為四個獨立的變量。

表1 農村居民人際交往四個維度的相關矩陣

Com1 Com2 Com3 Com4 Com1-與家人的交往 1 .260** .075 －.165* Com2-與親朋熟人的交往 1 .286** .092* Com3-與社區里人們的交往 1 .276* Com4-與社會上其他人們的交往 1

*p<.05; **p<.01

農村居民的個人創新精神。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的創新精神之均值為4.07，標準差為.57，卡方分析顯示男性比女性的創新精神更高一些（χ2=75.92， d.f.=4， p=.000），具體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農村居民個人創新精神分值的分布 創新精神分值 3.00 3.50 4.00 4.50 5.00 總計 女 54 82 146 48 38 268 男 2 26 128 60 64 280 總計 56 108 274 108 102 648

χ2=75.92， d.f.=4， p=.000

（二）農村居民創新傳播科技采納之預測變量

為了檢驗前述三個研究假設，我們以創新傳播科技采納為因變量，以媒介使用、人際交往和人口因素為自變量，依次分組進入回歸方程，以檢驗各個變量對農村居民創新傳播科技采納的影響力，分析的結果整理于表3中。

表3 預測農村居民創新傳播科技采納的多元階層回歸分析（N=648）

預測變量 B值 標準化Beta值 t值 第一階層（人口因素） 年齡 .001 .058 1.709 性別（女=0） .006 .022 .749 家庭收入 .004 .253*** 9.278 教育程度 .147 .201*** 6.406 婚姻狀況（已婚=0） .511 .102*** 3.353 職業（農林牧漁業=0） 商業 .668 .143*** 4.706 工業 .478 .087** 3.075 醫生教師公務員等其他職業 .008 .020 .620 個人創新精神 .412 .134*** 4.325 R2 .576 調整后的R2 .570 調整后R2的增量 .570 第二階層（人際交往因素） 與家人的交往 .006 .032 1.197 與親朋熟人的交往 －.006 －.029 －.937 與社區里人們的交往 .265 .152*** 5.576 與社會上其他人們的交往 .245 .153*** 5.001 R2 .637 調整后的R2 .628 調整后R2的增量 .058 第三階層（媒介使用因素） 看電視時間 －.001 －.085** －2.964 看報紙時間 .003 .058 1.632 聽廣播時間 －.007 －.150*** －5.641 看雜志時間 .001 .018 .551 媒介內容偏好（娛樂情感內容=0） .944 .262*** 7.875 R2 .689 調整后的R2 .679 調整后R2的增量 .051

*p￡.05; **p￡.01; ***p￡.001. 下同。

由表3中的第3列可知，在所有的自變量中，10個變量（職業這一變量有兩種情形）對農村居民的創新傳播科技采納狀況有顯著影響。媒介內容偏好、受訪者的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是影響力最大的三個變量，愈傾向于接觸大眾媒介新聞與資訊內容、家庭收入愈高、教育程度愈高的農村居民，其采納創新傳播科技的可能性愈大；在余下的變量之中，婚姻狀況、職業、個人創新精神、與社區里人們的交往、與社會上其他人們的交往對農村居民的創新傳播科技采納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即未婚、從事商業和工業、創新精神高、與社區里和社會上其他的人們交往多的農村居民，其采納創新傳播科技的可能性更大；而電視和廣播媒介的使用則對農村居民的創新傳播科技的采納有負面影響，即看電視愈多、聽廣播愈多的農村居民，其采納創新傳播科技的可能性愈小。

值得注意的是，三組變量對農村居民創新傳播科技采納的影響力是不同的，由表3中“調整后R2的增量”三行可知，人口因素的解釋力占據了絕對主導地位，人際交往因素和媒介使用因素的解釋力相當有限。

（三）農村居民媒介使用與人際交往之預測變量

為了檢驗假設四和假設五，分別以媒介使用和人際交往因素中的各個子因素為應變量，以人口因素中的各變量為自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預測農村居民媒介使用與人際交往行為的回歸分析結果（N=648）

因變量 預測變量 R2（調整后的R2） 模型的顯著度 看電視時間 性別***、家庭收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商業***、創新精神* .139 (.125) .000 看報紙時間 年齡*、性別*、家庭收入*、教育程度***、商業***、其他職業** .188 (.175) .000 聽廣播時間 工業*、其他職業** .043 (.028) .003 讀雜志時間 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商業***、其他職業***、創新精神** .175 (.162) .000 媒介內容偏好 性別***、家庭收入***、教育程度***、其他職業**、創新精神*** .392 (.382) .000 與家人的交往 性別***、教育程度*、其他職業*、創新精神* .126(.113) .000 與親朋熟人的交往 性別***、家庭收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 .099(.085) .000 與社區里人們的交往 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商業***、工業***、其他職業*、創新精神*** .120(.106) .000 與社會上其他人們的交往 年齡**、家庭收入***、商業***、工業***、創新精神*** .313 (.303) .000

由表4可知，不論是媒介使用還是人際交往，由人口因素中的變量皆可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預測，其中預測力最強的是“媒介內容偏好”和“與社會上其他人的交往”，最弱的是“聽廣播時間”和“與親戚朋友熟人的交往”，其余所有的預測力則介于兩者之間。由此，假設4和假設5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支持。我們有理由認為，除了表3中所顯示的直接影響之外，人口因素通過媒介使用和人際交往這兩種行為因素對農村居民的創新傳播科技采納有間接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對于不同的行為因素，起著預測作用的人口因素往往不同，但主要的影響因素是性別、家庭收入、教育程度、職業和創新精神。

五、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通過對湖北省三地農村的問卷調查，考察了我國農村居民的創新傳播科技采納狀況及其內在機制。研究發現，就整體上言，創新傳播科技在我國農村社會的擴散情形不容樂觀，如圖2所揭示的，在總分為10的情形下，農村居民的創新傳播科技采納得分均值為3.91。顯然，倘若這一調查在我國城市地區進行的話，城市居民的得分應在7.00之上 [3]，而這還只是在不計城市居民對部分創新傳播科技的重復采納，或者在家庭采納之后又實現了個人采納的情形下的結果。僅此已足以表明，我國城鄉之間“數字鴻溝”的現實是的確存在且亟待克服的。

分析表明，在人口因素、媒介使用因素和人際交往因素三者之中，人口因素對農村居民的創新傳播科技采納的影響力最大。其中，農村居民的大眾媒介內容偏好、受訪者的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是影響其創新傳播科技采納最主要的變量；同時，盡管農村居民的行為因素對創新傳播科技的采納有一定影響，但這些影響又能在相當程度上由人口因素（尤其是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而得以預測。Rogers（1995）的經典擴散理論認為，創新擴散的結果往往會加大同一系統內早期采納者與晚期采納者的社會經濟差距，同時亦會擴大沒有采用創新之前具有較高和較低社會經濟地位者之間的差距。本研究發現，社會經濟地位（其核心指標即為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的差距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農村居民之間的創新傳播科技采納的差異；不言而喻，創新傳播科技采納的差異將會導致更大的社會經濟地位差距，從而對今后的創新傳播科技采納產生更大影響。

本文的結論表明，消除城鄉之間及農村社會內部數字鴻溝的根本舉措，在于增加農村居民的家庭收入以及提高其文化教育程度 [4]。家庭收入的提高有助于降低農村居民采納創新傳播科技的經濟門檻。同時，政府有必要在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上實行政策上的公共投入，降低運營成本，這相當于增加人們的實際收入（王刊良、劉慶，2004）。此外，正如有的學者（黃曼慧、黃小彪，2004）已經注意到的，相關部門必須把教育放在戰略高度加以重視，發展教育應首先注重對人們信息意識的培養，通過大力發展教育，從而縮小由于信息意識、文化程度和智力等方面原因造成的數字鴻溝。

本研究通過對湖北省三地農村的問卷調查，考察了我國農村居民的創新傳播科技采納狀況及其內在機制。本文的結論基本支持了我們所提出的理論模型，這一模型對今后的農村居民創新傳播科技采納研究具有一定借鑒作用。今后的同類研究，應克服本研究中來自調查區域過窄、樣本量較小的缺陷；同時還可就城鄉之間、東部和中西部農村之間進行比較研究，從而得出更具啟發性和解釋力的結論。

注釋：

[1] 在我國，農村與城市的劃分標準一般有3個：其一是人口的聚居數量，以2000人為界；其二是職業，即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之比例，以50%為界；其三是行政管理標準，縣（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不論人口多少皆是當然的城鎮（韓明謨，2001，p.77）。鑒于湖北農村大多鄉鎮人口數量在2000以下，此外，即使不少鄉鎮人口在2000以上，但其農業人口比例亦遠遠超過50%，因此本研究以縣（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為城鎮之判斷標準，故而“農村”這一概念系指縣（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之下的鄉鎮與鄉村地區。

[2] 所謂“創新傳播科技”具有一定的相對性，曾經是“創新”的傳播科技必然會成為陳舊的和傳統的傳播技術。本研究所主要考察的電話、呼叫器、錄音機、VCD/DVD、衛星電視或有線電視、移動電話、電腦、互聯網絡8種傳播科技中的大多數現在仍然可被認為是屬于“創新”的傳播科技，而其余的也才剛剛過時。需要注意的是，在這8中創新傳播科技中，僅有呼叫器和移動電話的采納屬于個人層次的采納，其余的6種科技屬于家庭層次的采納。

[3] 我們的理由是，在我國城市社會，電話、呼叫器、錄音機、VCD/DVD、衛星電視或有線電視這5種傳播科技已基本上實現了完全普及（已過時的呼叫器曾在城市社會得到相當程度的普及，這里我們將其視為曾經完全普及），移動電話則至少已在成人群體完全普及，至于電腦和互聯網絡，雖然沒有明確的調查結果，但根據CNNIC（2005）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05年7月）”，我國現今上網計算機數已達4560臺，且主要為家用電腦，而另有不少家用電腦并沒有上網。由此我們可大致推斷，互聯網絡在我國城市的擴散率（以家庭為單位）應已超過30%。綜上所述，我國城市居民的創新傳播科技采納得分的均值應為6＋0.30*2*2=7.12，其中還不計尚未上網的那部分家用電腦。

[4] 家庭收入的增加與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亦有助于改善農村居民的媒介內容接觸狀況。我們在分析中發現，家庭收入高即教育程度高的受訪者，其接觸媒介新聞資訊內容的可能性更大。

[

[1]韓明謨.(2001).農村社會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2]湖北省統計局.(2003).湖北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

[3]黃曼慧、黃小彪.(2004). 特區經濟.第12期:42-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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