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規(guī)模長期以來一直居世界之首。清代以來，中國的人口規(guī)模又有了進一步的膨脹。這便使許多學者自然地從中國這一最明顯的國情特征開始去試圖理解中國近代史中的種種問題與困境。本文將概述新的中國歷史人口研究成果，并糾正最近學術討論中對這些研究成果的成見與誤解。

一、“大分流”與中國歷史人口行為特征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在其2000年的《大分流：中國、歐洲及現(xiàn)代世界經(jīng)濟的形成》一書中，通過對歷史上中國和歐洲兩個經(jīng)濟最發(fā)達地區(qū)的系統(tǒng)比較，得出了歐洲和中國在經(jīng)濟發(fā)展過程中的大分岔，是從1800年前后才開始的結論，并對長期以來以歐洲為視角中心的歐洲興起的傳統(tǒng)解釋加以糾正。①彭慕蘭認為，我們應該從一個新的認識框架和新的原因中去理解所謂的歐洲奇跡。這個新的框架要求我們拋棄以歐洲為中心的視角。這些新的解釋因素主要包括在與世界其他人口稠密地區(qū)同樣面臨著人口增長所帶來的燃料短缺的情況下，英國如何成功地實現(xiàn)了從使用木材到煤炭的轉變，歐洲在新大陸的擴張并由其所帶來的土地與能源的優(yōu)勢，以及海外奴隸貿易為西歐所帶來的資源與市場。

人口在新的世界史研究中之所以重要，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只有通過說明中國人口比西歐在同時期內增長得更快，才能證明中國的經(jīng)濟變化過程是“內卷”，而西方的過程是“發(fā)展。”二是人口的期望壽命本身是衡量人們生活水平最重要的指標之一。三是人口是否能自身調節(jié)被認為是影響資本積累的重要因素。彭慕蘭在他的書中引證，西歐國家的人口體系盡管與中國的大不相同，但并未導致更高的期望壽命，也并不具備更優(yōu)越的控制人口的機制。

中國人口規(guī)模大，密度高，很容易使人得出中國人口增長率也一直是最高的結論。但事實并非如此。當查看那些提出“內卷”解釋的學者所提供的人口增長數(shù)據(jù)時，所發(fā)現(xiàn)的是一個完全相反的結論。黃宗智所研究的中國江南地區(qū)，按他本人提供的人口數(shù)據(jù)，在1393—1816的約400年間，人口從465．4萬上升至1 214．2萬，年均人口增長率為2．3‰。這個在中國最富裕地區(qū)的人口增長率略低于同時期包括中國人口在內的全世界人口的增長率。②布倫納與艾仁民所提供的人口增長的比較數(shù)字是：英國人口由1600年的411萬增加到1800年的866萬，到1850年的1 674萬。這兩個時期的平均年增長率為3．73‰和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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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enneth Pomeranz．2000．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② 黃的數(shù)據(jù)請見Huang 1990，第341—342頁，表B．1。這一地區(qū)的人口在1816至1932年間由1 214．2萬減少到998．5萬，這可能主要是由于太平天國的影響。世界人口由1400年的36200萬增加到。1800年的94500萬，年平均增長率為2．4‰。相比之下，其所引用的整個長江三角洲地區(qū)在這幾個時點的人口數(shù)為2 000萬，3 233萬與3 600萬。①這些人口變化所代表的年平均人口增長率分別為2．4‰和2．15‰，僅為英國同期水平的2／3與1／6。無論是江南還是整個長江三角洲地區(qū)，19世紀中以前人口增長速度都明顯地低于英國。 二、“現(xiàn)實抑制”還是中國式抑制

略具諷刺意義的是，持馬爾薩斯觀點來解釋中國歷史的人經(jīng)常搬出一個連馬爾薩斯本人都已明確否定的假設。這個假設便是死亡率危機，尤其是災荒，對于控制中國人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②這一死亡率危機解釋對于中國史學者的吸引力很類似于50年前“農(nóng)業(yè)危機”對歐洲史學者的強大誘惑力。③黃宗智所引用曹樹基對太平天國、回民起義、及北方大旱在1851至1877年間所造成的大規(guī)模超常死亡，便是這方面最新的例子之一。黃與曹等人在此所選定的歷史時期，1851—1877，令人疑惑不解。這是因為曹所指的造成2 300萬人死亡的北方大旱發(fā)生于1876至1879年，幾乎完全在其所指的歷史時期之外。盡管我們在2002年的文章中已指出這一史誤，黃在一年多后的中文譯文中，仍對此不加認識與糾正。④當書中有關死亡率的一章未提供對這類死亡人數(shù)的推算，同時在我們描述中國人口在1750—2050年之間爆炸性地增長的輪廓圖中沒有能反映出人口規(guī)模在某些時期的減少時，曹與黃等人便從他們的假設出發(fā)指責我們想要“將19世紀的巨大災難從人口統(tǒng)計記錄中抹掉”。⑤

而事實上，我們自己在對不同歷史人口的微觀分析時曾多次報告過死亡率在某些短期時間內的明顯上升。我們曾發(fā)表了數(shù)篇對北京和遼寧地區(qū)歷史人口死亡率趨勢與波動分析的文章，并記錄了死亡率的時間變化。⑥例如，在對遼寧道義屯的歷史人口分析時，我們報告了人口期望壽命在1774—1873年之間曾有大幅度的波動。⑦男性人口在虛歲一歲，約相當于周歲六個月時的期望壽命，在這段時間內曾波動于31—45歲之間，而女性期望壽命則在25—35歲之間變化。⑧正如其他曾對中國與歐洲歷史人口的死亡率做過比較研究的學者得出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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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 2002， p. 620， Table 2。

② 馬爾薩斯本人注意到了有關中國災荒的頻繁報告，但同時也認識到：“在中國，所有報告表明即使是最嚴重的災荒的痕跡也很快消逝掉了。”Malthus，1798／1992，p．49．

③ Jean Meuvret. 1946. "Les crises de subsistence et la démographie de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 (Crises of subsistence and demography of Ancien Régime France). Population 1 : 643—50.

④ 曹樹基，2001．第455—689頁；黃宗智，2003，第171頁(見曹樹基，2001；何漢偉，1980，《光緒初年華北的大旱災》，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Lillian M．Li．1982．“Food，famine，and the Chinese stat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1(4)：687—707)．

⑤ 曹樹基、陳意新，2002，第44頁；黃宗智，2003，第171頁。

⑥ 見 Cameron Campbell (康文林) and James Lee， 1996. "A death in the family: household structure and mortality in rural Liaoning， life-event and time-series analysis， 1792—1867." History of the Family :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1 (3) : 297—328 ; Canaeron Campbell and James Lee， 2000. "Price fluctuations， family structure， and mortality in two rural Chinese populations: household responses to economic stress in eighteenth-and nineteenth-century Liaoning." In Population and Economy: From Hunger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 edited by Tommy Bengtssen and Osamu Sait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mes Lee and Cameron Campbell， 1997. Fate and Fortune in Rural China: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Behavior in Liaoning 1774—187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mes Lee， Cameron Campbell， and Wang Feng， 1993. "The last emperors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demography of the Qing ( 1644—1911 ) imperial lineage." In New and Old Methods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edited by Roger Schofield and David Reh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mes Lee， Wang Feng， and Cameron Campbell， 1994， "Infant and child mortality among the Qing nobility: implications for two types of positive check. " Population Studies 48(3) : 1—17.

⑦ Lee and Campbell 1997， 第79頁。

⑧ 鑒于人口戶口冊是在春節(jié)一過后即重新整理，報為一歲新生兒的實際年齡不會大于幾周或幾個月。

所說，中國歷史人口死亡率的主要特征是其長期的穩(wěn)定性。①我們在《人類的四分之一》中對這些死亡率的波動作出了如下的結論：“盡管歷史上有過死亡率劇增，但這些危機不足以影響人口長期增長的趨勢……[這些危機]看起來更象是由政治與組織方面存在的問題所致，而非人口過多的結果。”①因此，我們之所以沒有提供由于死亡危機所造成的死亡人數(shù)，不是要將死亡危機“從人口統(tǒng)計記錄中抹掉，”而是基于我們認為這些危機不是人口過剩的產(chǎn)物，同時并不足以影響人口長期變化的考慮。③至于我們的人口長期趨勢示意圖未能反映出每一個死亡危機所帶來的死亡人數(shù)，則是由于我們的圖中以50年為一分段，沒有考慮每個50年內的人口變化。

因此，我們在《人類的四分之一》中把介紹死亡率部分的重點放在死亡率水平，而不是波動上。④我們給出了男女性人口在出生時、10歲及20歲的期望壽命，有的是全中國，有的是某地區(qū)的歷史人口。⑤這些數(shù)字所表明的是，歷史上的死亡率水平相對穩(wěn)定，以女性出生時期望壽命在略高于25歲，男性在35歲左右的水平上。這些不同的結果所清楚表明的是，死亡率在19世紀中沒有明顯持續(xù)上升的趨勢。同時，人口期望壽命的大幅度上升是在20世紀中期推廣公共衛(wèi)生項目后才開始的。我們所提供的數(shù)字包括了所有我們能找到對微觀歷史人口的研究成果。唯一的例外是那些未能計算出生時或童年時期望壽命的研究結果。⑥黃宗智在對彭慕蘭及我們的批評時，只從諸多數(shù)字中挑選一個加以修改，并以此來與對18世紀英國的女性出生時期望壽命一個估算數(shù)加以比較，從而證明中國與歐洲在死亡率水平上的差異。⑦

我們對死亡率的深入分析也表明，由非人為因素造成的死亡率波動并不足以表明人口規(guī)模受經(jīng)濟條件的限制。我們的研究表明，在遼寧死亡率隨經(jīng)濟條件變化而波動，⑧而在其后的研究中我們進一步發(fā)現(xiàn)死亡率對經(jīng)濟的反應主要集中在成年與老年男子人群中。⑨成年男子的死亡率是各人口群中最低的。所以即便這個人群的死亡率隨經(jīng)濟條件惡化而大幅度上升，其對絕對人口死亡人數(shù)上升的影響仍是十分有限的。同時，老年男子的死亡率上升對人口增長也影響甚微，這是因為這些人本來與自然死亡只有咫尺之距。非人為因素死亡對人口規(guī)模造成較大的影響，只能通過對兒童或成年女性人口死亡率而起作用。而我們的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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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Zhao Zhong wei. 1997b. "Long-term mortality patterns in Chinese history: evidence from a recorded clan population. " Population Studies 51(2) :117—28.

② 見Lee and Wang，1997，第36，43、45、174、195頁。

③ 彭慕蘭也提到19世紀中期所出現(xiàn)的內戰(zhàn)和其他災害本身也無以證明是由上個世紀的人口過多所造成的。

④ 同時，盡管我們本人在書中沒有象黃(2003，第168頁)所指那樣對中國和歐洲歷史上的期望壽命加以比較，但是雷偉力和王國斌(1998)和彭慕蘭(2000)對此所做的比較頗具道理。對微觀歷史資料分析所得出的中國與歐洲18世紀的人口期望壽命大致上是有可比性的。

⑤ 見Lee and Wang，1997，第54—55頁。

⑥ 如我們沒有包括劉翠溶的計算結果。劉的數(shù)據(jù)無法被用來計算十五歲以下男性人口的期望壽命。劉翠溶，1992，《明清時期家族人口與社會經(jīng)濟變遷》上下卷，臺北中央研究院經(jīng)濟研究所。Liu Ts’ui-jung．1995a．“Demographic constraint and

family structur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neages， ca. 1200—1900. " 1995b. "Historical demography of south China lineages." In Chinese Historical Microdemography， edited by Stevan Harrel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⑦ 黃宗智，2003，第168頁。我們對黃所使用的數(shù)字有如下疑問。首先，他所用的僅是我們提供的30個不同數(shù)字中的一個(Lee and Wang 1999，54—55)。其次，他所選的是一個有溺女嬰行為的人口，這意味著這個人口在出生時的期望壽命無法代表一個“不受干涉／自然的”人口死亡體系。他的假設是，除了正常的嬰兒與兒童死亡率之外，還有25％的女嬰在一歲前死于溺嬰。鑒于歷史上影響女性出生時期望壽命的因素在中國與西方國家大相徑庭，黃的這種比較方法值得疑問。

⑧ Lee and Campbell 1997， 42.

⑨ Campbell and Lee， 2000.

除對嬰兒死亡率之外，經(jīng)濟條件變化對其他兒童以及成年和老年女性死亡率的影響并不明顯。①

而死亡對人口規(guī)模的限制，通過人為的如溺嬰手段所造成的影響很可能要大于高齡人口由非人為因素造成的死亡的影響。黃宗智通過對各種證據(jù)，主要是我們所提供證據(jù)的綜合，得出了溺女嬰在窮人中以及經(jīng)濟狀況不佳時尤為盛行的結論。對此我們從不表異議。我們許多的研究成果與這一結論是一致的。②然而，我們也指出，溺女嬰并不僅限于窮人或一定是經(jīng)濟狀況不佳時才有。③即使清代住在北京的皇族人口也曾溺女嬰。這種做法在皇族人口的下層中尤為盛行。這些人的收入遠高于北京的一般百姓人家，更高于鄉(xiāng)下的農(nóng)民家庭。但他們溺女嬰的概率不僅兩倍于其他皇族人口，也高于居住在遼寧的普通旗人百姓家庭。④

要確定溺女嬰在中國歷史上不同階段對人口增長影響的準確程度，還有待于更多的數(shù)據(jù)與進一步的分析。除了個別如清代皇族人口外，⑤現(xiàn)有的歷史人口資料對溺女嬰都沒有系統(tǒng)直接的記錄。盡管通過各種史料和我們自己的間接估計我們知道溺嬰在不同時間、地點與社會階層中都曾有過，現(xiàn)在還沒有足夠的資料來記錄歷史上溺女嬰現(xiàn)象的廣泛程度與變化。同時，盡管已有研究從方法論上表明長時間高水平的溺女嬰會對人口增長有明顯的影響，⑥歷史上溺嬰現(xiàn)象如何變化以至如何以此來解釋中國人口規(guī)模的波動也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

對于同樣的所觀察到的事實，依據(jù)不同的視角會得出不同的、有時甚至是相反的解釋。對中國歷史上溺嬰現(xiàn)象的理解便是這樣一個例子。依據(jù)傳統(tǒng)的類似馬爾薩斯觀點的解釋是，溺嬰由貧困所致，正是說明死亡的力量或“現(xiàn)實抑制”對中國人口過程的驅動作用。而當我們對溺嬰的各種原因都加以考慮，特別是將這種行為與其他人口行為放在一起，作為一個人口行為體系而綜合考慮時，我們對溺嬰的理解是中國家庭依其對自身人口數(shù)目與性別構成的期望所采取的積極的、人為的控制手段之一。正因為此，我們使用了“產(chǎn)后墮胎”這一概念。溺嬰盡管更殘酷同時對家庭的各種損耗更大，作為控制家庭人口的手段之一，它與現(xiàn)代的墮胎并無本質差別。⑦中國近年來同樣出現(xiàn)的女嬰短缺的現(xiàn)象及原因，既說明了中國家庭主動調控人口這一行為的延續(xù)性，也說明了溺嬰和墮胎這兩種手段的共通性。在此需要加以澄清的是，我們對溺嬰這一中國人口行為的解釋，并沒有如黃宗智與曹樹基等人所理解的那樣，認為我們在計算死亡率或生育率時將這部分人口剔除在外。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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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ee and Campbell 1997， 60—65.

② Lee and Campbell 1997.

③ Lee and Wang 1999， Lee， Wang and Campbell 1994.

④ 這些下層皇家貴族人口多為四品宗室。他們從皇家得到住房，每年36兩銀子，45石糧食，以及其他如子女、就學、婚喪的費用(見郭松義，1994，“清宗室的等級結構及經(jīng)濟地位”，鞠德源，1994，“清代宗族人口冊籍”。皆收于李中清、郭松義編：《清代皇族人口行為與社會環(huán)境》，北京大學出版社)。

⑤ 見 Lee， Wang and Campbell 1994.

⑥ 見 Lavely and Wong 1998.

⑦ 我們并不是唯一使用這一概念的人，同時中國人口在這方面也不為獨例。參見施堅雅(William c．Skinner)對日本歷史人口的分析。William G. Skinner. 1997. "Family systems and demographic processes. " In Anthropological Demography: Toward a

New Synthesis， edited by David Kertzer and Tom Frick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與 Karen Oppenheim Mason. 1997."Explaining fertility transitions." Demography 34: 443—454.

⑧ 黃宗智，2003，第168頁。

我們的研究表明，盡管死亡的力量在中國歷史人口過程中起過不可抹消的作用，這種力量的作用程度及方式與持馬爾薩斯觀點來解釋中國歷史的人的描述頗為不同。并沒有直接與充分的證據(jù)表明，與西方人口相比，中國歷史人口過程更由死亡率的力量所驅動。歷史上死亡對中國人口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人為的、積極的干預，而不是通過被動的打擊所形成的。就歷史上長期人口規(guī)模變化來說，對婚內生育率有意識調整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大。黃宗智文中已歸納了一些社會經(jīng)濟條件如何影響生育率的研究成果。在此我們還可以提供更多的證據(jù)。我們曾在遼寧的歷史人口中發(fā)現(xiàn)，出生率對經(jīng)濟條件的反應遠超過死亡率。①我們也曾表明，在一些遼寧和北京的歷史人口中，是否能結婚、結婚年齡、以及婚內生育率的高低都與社會經(jīng)濟地位有密切的關系。②以下我們將轉入對人口轉變前中國生育率的討論。

三、轉變前的中國生育率

為了支持歷史上中國人口由于盲目生育而增長，從而只能依靠死亡力量來驅動中國人口變化過程這一觀點，黃宗智等學者對我們及其他學者提出的中國歷史上婚內生育率與西歐國家的相比較低這一事實表示置疑，同時反復引用武雅士(wolf)等提出的高生育率作為批評的論據(jù)。為了支持其中國歷史上高生育率的說法，黃舉出三項證據(jù)：一是已被我們指出為不可信的泰佛(Telford)的一個數(shù)字，③二是武雅士的問題百出，甚至是20世紀的數(shù)據(jù)，三是黃本人在誤解我們估算方法的基礎上得出他自己的修正數(shù)。④

我們所計算出的婚內生育率水平，并非像黃對我們的批評所指，不僅已考慮到女嬰嚴重漏報，同時也對其他，如溺嬰等因素加以考慮。正因為我們從一開始就意識到女嬰漏報這一常見現(xiàn)象，我們將對生育水平的估算基于漏報較少的男性嬰兒上。我們所采用的方法是先將統(tǒng)計到的男性出生數(shù)按由于死亡而從登記中漏掉的估計比例加以上調，然后再用這一調整后得到的男性出生數(shù)作為基數(shù)，依自然出生時性比例進一步上調，從而得出對總出生數(shù)的估算。這種依據(jù)出生時性別比的調整方法不再受女性溺嬰或其他女性死亡因素的影響。事實上，依據(jù)這種方法可以在不需任何女性人口出生數(shù)據(jù)的情況下，照樣得出同樣的對總出生數(shù)的估計。我們也正是依據(jù)這種方法對劉翠溶及泰佛所提供的中國不同地區(qū)的歷史數(shù)據(jù)加以調整的。⑤

我們在《人類的四分之一》一書中所提供的有關中國人口歷史上婚內生育率，如我們所提供的死亡率數(shù)據(jù)一樣，包括了不同研究所得到的二十多個結果。這些結果表明，婚內總和生育率，即一個已婚婦女按所觀察到的年齡別婚內生育率一生所可能生育的子女數(shù)，在19世紀前相對穩(wěn)定。歷史上的婚內生育率水平在清皇族人口中的5．3與20世紀初臺灣人口中的6．5的范圍內浮動。而這一水平遠低于歐洲國家歷史上8至9的高水平。相對于歐洲歷史上的晚婚與婚內高生育率，中國歷史上婚姻生育的特征是早婚與婚內較低的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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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見Lee and Campbell 1997，第42頁。

② 見 Lee and Campbell 1997， 188;Lee and Wang 2000; James Lee， Wang Feng and Danching Ruan. 2001， "Nuptiality among the Qing nobility: 1600--1900." In Asian Population History， edited by Ts' ui-jung Liu， James Lee， David Reher， Osamu Saito， and Wang Fe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ng Feng， James Lee， and Cameron Campbell. 1995. "Marital fertility control among the Qing nobility: implications for two types of preventive check. " Population Studies 49(3):383—400.

③ Telford在其1995年的文章中給出過一個明末安徽人口中總和婚內生育率為8．2的結果。這一結果被黃所引用。而我們曾在1999年的書中指出這一結果的問題。這是因為了elford“在計算時不僅有意不包括那些生育率低的人口，同時還將所得到的男性嬰兒數(shù)上調百分之五十。而他對這種上調方法的依據(jù)卻概無交代(Lee and Wang 1999，85)。”Telford在他一篇早期一點的文章中所給出的數(shù)字是6．2。Ted Telford．1992．“Covariates of men’s age at first moniasc：the histodcal demography of Chinese lineages，" Population Studies 46(1) : 19—35; 1995. "Fertility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lineages of Tongcheng county 1520--1771." In Chinese Historical Microdemography， edited by Stevan Harrell.

④ 黃對我們數(shù)字的誤解可能出于我們在1999年的書中僅概述了我們得出數(shù)字結果的方法。而在1997年的書中，我們所使用的計算方法也略為復雜。如我們在1997年的書中(第90頁，注10)所述，我們先統(tǒng)計出16至50歲在婚婦女所登記的男兒數(shù)，將此數(shù)乘以1．5，然后再乘1：2一個1．97的系數(shù)，以得出我們對出生數(shù)的估算結果。第一個系數(shù)1．5，是基于我們認為有三分之一的男嬰因死于登記之前而在戶口登記冊中漏掉，第二個系數(shù)是基于出生時性比例，以得出包括女嬰在內的總出生數(shù)(Lee and Campbell 1997，66—67)。我們依此得出的婚內總和生育率為6．3。

⑤ 見 Lee and Campbell 1997， 89; Lee and Wang 1999， 85—87.

首先發(fā)現(xiàn)歷史上中國婚內生育率低于歐洲的并不是我們。近30年前，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一批人口學者，通過對1931年卜凱(Buck)在中國主持的土地利用調查數(shù)據(jù)的重新分析，得出了當時中國婚內總和生育率為6。2的結論。①這個發(fā)現(xiàn)使他們疑惑不已。由于這個生育率的年齡模式并不是所期望的按胎次而控制生育的年齡模式，這些學者注意到“象中國這樣低的婚內生育率……人口學者們通常只有在既使用一定避孕又使用人工流產(chǎn)的人口中才會見到。”②這一發(fā)現(xiàn)使中國有別于世界的其他人口。因為在那些人口中，避孕或流產(chǎn)等方法都是被用來按已生子女的數(shù)目來控制生育。

由于上述原因，以及這些學者使用的是有缺陷的匯總數(shù)據(jù)和一般人難以理解的人口學的間接估計方法，在沒有其他更好的人口數(shù)據(jù)，同時以上結果也受到在中國研究界有聲望專家的反對情況下，③以上這一發(fā)現(xiàn)在中國研究領域內基本上是為人們所忽視了。而在人口學界，盡管有學者也注意到在中亞與蘇聯(lián)有類似的普遍早婚同時婚內生育率低的現(xiàn)象，④中國的低生育率一直仍是一個謎。所以，當我們研究得出的結果進一步確證了普林斯頓人口學者的發(fā)現(xiàn)時，這些結果受到人口學界同仁的歡迎。這是因為我們的結果是通過對不同時間地區(qū)的各種微觀歷史人口數(shù)據(jù)直接計算所得出的。同時，我們也提出了一系列與中國當代生育率下降有直接關系的中國控制生育歷史傳統(tǒng)的定性與定量的證據(jù)。⑤

為了給中國歷史上高生育率尋找證據(jù)，黃宗智等不加分析地依靠武雅士所提供的依據(jù)，他本人對20世紀初臺灣人口及20世紀80年代初580個中國大陸老年婦女生育回顧史的研究結果。武雅士等之所以堅持高生育率的說法，有兩個目的。第一，只有高生育率才能說明需高死亡率來控制人口的必要。第二，只有高生育率才能說明不存在婚內控制生育的行為，從而維持“中國家庭竭盡全力多生兒子”這一由來已久的對中國傳統(tǒng)人口行為和生育文化的基本假設。⑥然而，武雅士的結果不僅有數(shù)據(jù)來源的缺陷，也有計算方法上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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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eorgeW. Barclay， Ansley J. Coale， Michael A. Stoto， and James Trussell. 1976. "A reassessment of the demography of traditional rural China. " Population Index 42 (2):606--35.

② Barclay et al.， 1976， 625.

③ 見武雅士(Wolf) 兩篇堅持中國歷史上生育的文章，及寇爾(Coale)的答復文章。Arthur P. Woff. 1985. "Fertility in pre-revolutionary rural China." In Family and Population in East Asian History， edited by Susan B. Hanley and Arthur P. Wolf.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Is there evidence of birth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7 (1) :133--54. Ansley J. CoMe. 1985. "Fertility in rural China: reconfirmation of the Barclay reassessment." In Family and Population in East Asian History.

④ AnsleyJ. Coale. 1986. "The decline of fertility in Europe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a chapter in human demographic history " In The Decline of Fertility in Europe， edited by Ansley J. Coale and Susan Watki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86頁。

⑤ 也請參見李伯重對此的研究。李伯重，2000，“墮胎、避孕、與絕育：宋元明清江浙地區(qū)的節(jié)育方法及其運用與傳播。”收入李中清等合編：《婚姻、家庭、與人口行為：東西比較》，北京大學出版社。

⑥ 如武雅士在其2001年文中強調，“中國家庭根本不會限制他們的兒子的數(shù)目，而是竭盡全力去增大這個數(shù)目”(第134頁)。

有關歷史上中國人口婚內生育率的確切水平，早在近20年前武雅士就曾與人口學者辯論過。①辯論的結果是連武雅士本人在最近的文章中也認可的中國生育率不算高。②但就在作出這一改變的同時，他又對我們所使用的數(shù)據(jù)來源的代表性提出質疑，錯誤地認為我們所得出的生育率數(shù)字未經(jīng)過應有的調整，并再次表露他對此辯論所懷的真意。在批評了我們所報告的遼寧道義屯的總和婚內生育率為6．3之后，武雅士在不提供任何依據(jù)的情況下便斷言：“他們有可能大幅度低估了中國的生育率。每個婦女的真實生育數(shù)至少是7．4個。迪庚生(Dickinson)依據(jù)劍陽對71位婦女的研究得出的就是這個數(shù)。”③在懷疑他人數(shù)據(jù)質量的同時，武雅士對自己所使用數(shù)據(jù)質量的局限性卻不加檢討。為了強調過去中國生育率高，武雅士對自己的數(shù)字也是有選擇地使用。譬如，在他引用臺灣海山在20世紀30年代總和婚內生育率高達7．41與7．94時，卻閉口不提在這之前的幾十年間，他本人所記錄此人口中的生育率都遠低于這個生育水平。④對于用20世紀初日本占領下臺灣人口的生育率來質疑十八、十九世紀中國大陸的生育率水平是否有可比性問題，他也避而不談。

武雅士之所以能算出所謂的高生育率，除了以上種種問題之外，還在于他計算方法上的錯誤。在計算婚內總和生育率時，人口學者一般都將15至19這個年齡組的生育率排除在外，而只將20至49歲已婚婦女的年齡別生育率加以總和。這種做法的原因是因為15至19歲年齡組的已婚生育率因已婚人數(shù)少而非常的高，而將這一年齡組的生育率包括進來，會由于很少一部分人的生育而人為地夸大總和生育率。因此，無論是我們所提供的中國人口的已婚生育率還是我們引用的歐洲歷史上的總和婚內生育率，都只包括20歲以上人口的。如果我們把武雅士的數(shù)據(jù)用這一標準方法進行加總，所得到的結果是，他臺灣海山1906—1945年的總和婚內生育率應減少20％，而他1980—1981年在大陸調查的結果應減少18％。他的有可比性的總和婚內生育率將不再是7．4，⑤而是在與其它眾多結果不相上下的4．9與6．2之間。⑥

將低生育率歸因于營養(yǎng)不良是一個看上去似乎有道理、但已被近幾十年來科學研究所否定并過時的解釋。根據(jù)對當代發(fā)展中國家人口的研究，學者們發(fā)現(xiàn)，由饑荒造成的嚴重饑餓會使女性人口暫時停經(jīng)從而降低生育率，同時營養(yǎng)不良也會推遲女孩初潮的年齡。但超出饑餓水平以上的營養(yǎng)不良僅對婦女晚年的生育率略有影響。⑦寇爾在近20年前與武雅士辯論時就早已指出這一學術界的結論。歷史上中國婦女初潮的年齡較遲，但即便是武雅士所認為的16或17歲，仍低于當時婦女的平均結婚年齡。對于已來月經(jīng)的婦女來說，營養(yǎng)對她們懷孕能力及胎兒死亡的影響都是很有限的。即使營養(yǎng)不良會影響到停經(jīng)年齡，研究所得到的最早平均停經(jīng)年齡是在新幾內亞人口中的43．6歲。而這一年齡也遠高于武雅士所接受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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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見Wolf 1985，CoMe 1985．

② 見Wolf2001。

③ Wolf2001，第136頁。

④ 見Arthur P．Wolf，1984．“Fertility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0：443—470；第455頁。對這一問題的詳細討論及我們對武雅士的批評，見Camcron D．C0mobell，Wang Feng，and James Z．Lee．2002．“Pretransitional fertility in China，”Population oJd Developmenl Review，28(4)：735—750．

⑤ 見Wolf2001，第136頁。

⑥ Camobdl．Wang and Lee2002一文中有對這些用不同計算方法得出不同結果的詳細比較。

⑦ John Bongaarts， 1980， "Does malnutrition affect fecundity: a summer of evidence." Sc/ence 209:564--569; Ronald H. Gray，1983， "The impact of health and nutrition on natural fertility，" in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dited by Rodolfo A. Bulatan and Ronald D. Le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Vol. 2， 139--162; Jane A. Menken， James Trussell， and Susan Watkins，1981， "The nutrition-fertility link : an evaluation of the evidenc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1:425--441.

婦女生最后一胎的平均年齡，即38或39歲。①當我們把武雅士的數(shù)據(jù)與歐洲人口的歷史生育水平進行比較時，我們發(fā)現(xiàn)即使是他人口中最富裕，營養(yǎng)應該是最好的家庭，生育水平都明顯低于歷史上的歐洲人口。②營養(yǎng)不良顯然不能作為一個被用來解釋中國歷史上低于歐洲婚內生育率的唯一、甚至是主要的原因。綜上所述，無論是中國歷史上的高生育率，還是將低生育率歸因于貧窮和營養(yǎng)不良，都是沒有可靠根據(jù)的。

不僅如此，黃宗智、武雅士等學者在堅持高生育這一對中國歷史人口過程解釋的同時，還忽視了一個人口學所教給我們的基本原理。這便是，鑒于中國歷史上女性人口普遍結婚并且早婚這一人口特征，即使是與較高甚至是很高的死亡率水平相結合，婚內的高生育率還是會導致很高的人口增長率，進而導致與歷史不符，甚至是不可思議的人口增長。為了說明這種可能性，我們在本文表1中給出不同的死亡率與生育率組合所可能導致的人口增長趨勢。按照這些計算，用黃宗智等所深信的7．5的婚內生育率與出生時期望壽命略低于30歲為假設(見表中假設Ⅱ)，中國的人口會在歷史上狂飛猛漲，每30年翻一番。依此，假設中國人口在1700年為1．75億，到1800年便會增加到10億，到1900年便會增加到70多億。而中國當時的人口數(shù)目連這個數(shù)的1／10都不到。如我們表中假設Ⅲ的計算結果所示，在高生育率的條件下，即便是我們使用更高的死亡率假設，按照出生時人均期望壽命為23．9歲，中國人口增長的幅度也將是不可思議的。而這么低的人均期望壽命恐怕連持類似馬爾薩斯的觀點，認為中國歷史人口過程是受死亡力量所驅動的人也難以接受。①

表1中國人口在不同死亡和生育率假設下的模擬變化趨勢

注：這些模擬計算旨在表明按照不同的人口參數(shù)(出生、死亡)，人口規(guī)模長期變化的趨勢。這種模擬計算的假設是所使用的參數(shù)維持穩(wěn)定不變。內在增長率則是指在這一假設下的人口增長率。以上假設的高死亡率為出生時期望壽命等于28．8歲；低生育率為總和生育率等于5．5；高生育為總和生育率等于7．5；超高死亡率為出生時期望壽命等于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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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mpbell，Wang and Lee 2002一文對這些方面有較詳盡的討論及有關文獻的介紹。

② 這一比較發(fā)表于Campbell，Wang and Lee 2002，第745—746頁。

③ 按武雅士所認定的婚內總和生育率為7．5的假設，人均期望壽命則要低至20歲左右。

如果要我們接受武雅士、黃宗智等學者所堅信的高生育率數(shù)字同時認可目前我們所知的中國歷史人口總數(shù)的話，唯一使這兩者同時可信的條件是歷史上中國人口的死亡率要遠高于我們目前所知道的各種估計。而事實上在中國近代史上這類大規(guī)模的死亡災難絕沒有如此頻繁。諸多的有關死亡危機對人口長期發(fā)展影響的研究均已表明，短期的死亡率突然上升不足以影響高生育率人口的長期人口變化趨勢。

依據(jù)近年來對歷史人口研究的新成果，我們在本文中試圖說明了那種新馬爾薩斯的說法，即認為歷史上中國人口生育率與西方的一樣高而中國人口過程是由死亡的力量所驅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中國歷史人口的發(fā)展過程不是一個簡單的由死亡力量所驅動的過程。即使是人們最常提到的溺嬰現(xiàn)象，所反映的也是中國家庭對人口過程的主動干預。除此之外中國歷史人口的另一行為特征便是婚內受到抑制的生育率。而這低于西方歷史人口的生育率水平不是由貧窮或營養(yǎng)不良所能解釋的。事實上，在過去婦女普遍早婚的情況下，我們所觀察到的低于歐洲歷史水平30—40％的婚內生育率水平，已經(jīng)足以保證中國人口在歷史上的緩慢增長。溺女嬰的行為當然對人口增長起了進一步的延緩作用。而婚內生育率與溺嬰同時又都受經(jīng)濟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使人口在必要時能調節(jié)自己。中國人口在過去無需再依靠比其他任何人口都更高的死亡率，或是在歷史記錄中已神秘消失了的更頻繁的嚴重危機，來控制自己。

表2世界與中國的人口1000—2000

數(shù)據(jù)來源：世界人口數(shù)除2000年來自于聯(lián)合國之外，均出自于McEvedy and Jones 1978，第342頁。中國人口(I)來自于McEvedy and Jones 1978，第171—175頁。中國人口(Ⅱ)來自于Lee and Saito即出。Colin McEvedv and Richard Jones. 1978. Atlas of World Population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James Lee and Osamu Saito. Forthcoming. The IUSSP Population History of the Second Millennium. Paris: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pulation．*此數(shù)為對1250年人口數(shù)的估計。

對中國人口體系中人主觀體作用的認識也將有助于解開中國人口歷史上的另一個謎。這個謎便是中國人口在近幾個世紀中的變化趨勢。在表2中我們給出據(jù)最新資料的中國與世界在過去1 000年中的人口規(guī)模。從此表中可看出，盡管在過去的3個世紀中，中國人口增長在自己的歷史上是最快的，其增長速度與世界其他地區(qū)相比卻是先快后慢。由此，盡管中國至今仍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過去300年間卻有較大的浮動。18世紀時，中國人口占到了世界人口比例的33—39％。在1800年時，世界上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是中國人。而到了1900年，中國的比例下降到了31％，到2000年僅為22％。①今天，世界上每四個人中只有不到一個是中國人，而這一比例還將繼續(xù)下降。

如果按照傳統(tǒng)的馬爾薩斯的觀點，中國人口占世界比例的這種先升后降的過程是很難被解釋的。這是因為，即使是馬爾薩斯的觀點可被用來可以解釋19世紀的壓力與20世紀末的控制，它仍無法解釋18世紀中國人口的增加。如果死亡率為人口過程的驅動力的話，那么在18世紀中或是世界其他地區(qū)人口增長速度放慢了，或是中國人口死亡率下降了。而從表2中看不到世界人口增長放慢，也沒有證據(jù)表明中國人口死亡率下降了。②如果我們仍堅持用馬爾薩斯的死亡驅動論來解釋這一切變化，那將使我們陷入一個無法擺脫的悖論之中。

將人口變化理解為各個家庭與個人主動行為總和的結果，可有助于更容易地解釋中國歷史上人口變遷的特有途徑。我們應拋開近幾十年來主導了中國研究的將人口僅看做為一種外在力量，而只注重人口對政治、社會、經(jīng)濟組織影響的思路，來研究社會、經(jīng)濟、及政治條件對人口變化過程的作用。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理論框架，以至一種新的歷史模式與方法，對錯綜復雜的人口決策和行為與政治、經(jīng)濟、社會條件之間的相互關系加以分析。在我們即將出版的一部基于歐亞歷史人口比較研究項目的專著中，我們對此加以探討。③通過使用共同的多元分析模型對比利時、中國、意大利、日本和瑞典若干用相同方法建立起來的微觀歷史人口群體的分析，我們揭示出死亡與生育在面臨所謂的馬爾薩斯壓力時的反應相當復雜。這些人口行為不僅受整個社區(qū)環(huán)境的影響，也受家庭戶與個人的社會經(jīng)濟與人口特征的影響。

對中國人口史的進一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我們如何解釋中國人口的變化在18世紀和19世紀人口中為什么會不同于整個世界的。我們的《人類的四分之一》一書盡管沒有對中國人口在不同歷史時期變化的原因作出十分肯定的判斷，但曾提出了區(qū)分18和20世紀這兩個不同人口增長時期原因的一些假設。我們認為，這兩個人口增長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當時經(jīng)濟機會增加與社會限制條件變化所影響的。④這也就是說，彭慕蘭在《大分流》中所討論到的18世紀的經(jīng)濟增長不僅確為其實，而且對中國、對全世界現(xiàn)代人口變化都有十分深遠的意義。中國的人口模式，如其經(jīng)濟模式一樣，都遠異于當時歐洲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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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00年的人口出自施欒(Shran)的5億估計。按曹樹基(2001)或候揚方的估計，當時中國人口應僅略高于4億。依此當時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應是24％。但據(jù)眾所周知的20世紀整個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長與中國人口在過去20多年的明顯緩慢增長，他們這一估計不大可能。如他們的估計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意味著在20世紀里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不曾改變。Peter Schran，1978．“China’s demographic cvolution 1850—1953 reconsidered，”China Quarterly 75：639--46；候揚方，2001，《中國人口史，第六卷，明清時期》，復旦大學出版社。

②Zhao Zhong wei．1997．

③ Tommy Bengtsson，Cameron Campbell，and James Lee e al．2004．Life Under Pressure：Mortality，Living Standards，and Family Standards in Europe and Asia，1700—1900．Cambridge：MIT Press．歐亞人口比較項目是一包括20多個18與19世紀歷史人口的合作研究項目。這些人口來自于今日的瑞典、比利時、意大利北部、日本的東北部，以及中國東北部的遼寧。這些人口包括約50萬戶，250萬條個人記錄。

④ Lee and Wang 1999，第113—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