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46—1974年間的遷入人口

由于1974年11月后，香港政府可以將在邊界與新界被捕的人遣送回中國，所以1974年前后對香港人口遷入影響較大，故單獨將1946—1974年間的遷入人口列為一小節研究。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大批從內地逃難到香港的人口返回家鄉，一度使香港人口降至60萬人。抗戰勝利的歡樂氣氛很快就被全面內戰的陰云驅散，從1946年開始，大批的中國內陸人口再度涌入香港，開始了新的一輪人口遷入高潮。

表1中的人口遷移增長率是根據人口增長率與人口自然增長率計算的，大體上可以反映香港1946年后的人口遷入歷程。根據表中資料，1947年至今，除了少數幾個年份是人口凈遷出外，絕大多數年份是人口凈遷入。根據這些資料，可以把1974年前香港的人口遷入狀況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46—1947年，正值中國大陸內戰爆發初期，香港人口從1945年的60萬人猛增到1947年的175萬。1948與1949年，人口遷移的高潮才稍微減退。對于這次移民高潮的形成，估計與當時中國大陸經濟蕭條，許多從香港回到大陸的人謀生困難有關。

第二個階段是中國大陸解放初期。1949年底廣州解放，再一次觸發了一次人口遷入高峰，1950年香港的人口遷移增長率18 6%。遷入香港的人口中有一部分是當時國民黨政權的黨政軍官員及其家眷，這批人中間的大部分陸續從香港轉到臺灣或者其他地區。因為中國大陸的戰爭平息，1951年有許多逃避戰亂的人重返內地，使得1951年的香港人口有大批人遷出，導致了1951年香港人口的遷移增長為-12 3%。50年代初，中國內地進行了多次政治運動，觸及相當一批人，也導致了1952—1955年間香港的遷入人口比較多，人口的遷移增長率保持在3%左右。1956年以后，隨著這些運動的結束，這一遷移高潮逐步平息下去。

第三個階段是三年困難時期，內地的經濟困難導致了大批廣東居民進入香港，據稱，僅1961年4、5月份，至少有6萬人成功進入香港[1]。不過這些人并沒從人口統計上反映出來。人口統計顯示，1963和1964兩年的人口遷移增長率的突然加大，便是三年困難時期的后果。

第四個階段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文革的影響同樣在香港的人口遷移中表現出來。這一期間雖然中國內地陸陸續續有人來到香港，但是香港的人口遷移增長率則明顯降低。十年動亂初期，一些極左行為，如沖擊中港邊界，在香港搞貼大字報等行為，產生了不良影響。如果注意到香港遷入人口少于遷出人口的4個年份中有3個(1966、1972、1976)均發生在文革期間，就不難理解十年動亂的惡劣影響。在1966年受到文化大革命影響，香港樓價一度大跌，房地產的變化反映出當時香港人的心態，也可以說明為什么1966年香港人口的遷移增長率為-0 9%。

表11946—1993年香港人口變動情況(千人、%)

年中 出生 死亡 人口自然 人口遷移 年中 出生 死亡 人口自然 人口遷移

年 年

總人口 人數 人數 增長率 增長率 總人口 人數 人數 增長率 增長率

1946 1550 31 17 0.9 1971 4045 77 20 1. 5 0 .7

1948 1800 47 13 1. 9 1. 0 1972 4078 79 21 1. 5 -0. 7

1947 1750 42 13 1.7 11.2 1973 4160 80 21 1. 5 0. 5

1949 1857 55 16 2.1 0.9 1974 4320 82 22 1. 4 1. 1

1950 2237 61 18 1.9 18.6 1975 4396 78 21 1. 3 0. 5

1951 2015 69 21 2.4 -12.3 1976 4444 76 23 1. 3 -0. 2

1952 2126 72 19 2.5 3.0 1977 4510 79 23 1. 3 0. 2

1953 2242 75 18 2.6 2.9 1978 4597 79 23 1. 2 0. 7

1954 2365 83 19 2.7 2.8 1979 4879 82 26 1. 2 4. 9

1955 2490 91 19 2.1 3.2 1980 5063 85 26 1. 2 1. 5

1956 2615 97 19 3.0 2.0 1981 5183 84 25 1. 2 1. 2

1957 2736 98 19 2.9 1.8 1982 5264 83 25 1. 2 0. 4

1958 2854 107 21 3.0 1.3 1983 5345 79 26 1. 1 0. 4

1959 2967 105 20 2.8 1.2 1984 5398 78 26 1. 0 0

1960 3075 111 19 3. 0 0. 6 1985 5456 76 25 0. 9 0. 2

1961 3175 109 19 2. 8 0. 4 1986 5533 72 26 0. 8 0. 6

1962 3347 112 20 2. 7 2. 7 1987 5613 70 27 0. 8 0. 7

1963 3421 115 20 2. 7 2. 0 1988 5681 73 27 0. 8 0. 4

1964 3505 109 18 2. 5 0. 1 1989 5761 72 28 0. 7 0. 7

1965 3597 102 18 2. 3 0. 4 1990 5801 70 16 0. 7 0. 7

1966 3630 92 19 2. 0 -0. 9 1991 5755 69 29 0. 7 0. 2

1967 3723 88 20 1. 8 0. 9 1992 5812 71 31 0. 7 0. 3

1968 3803 83 19 1. 6 0. 8 1993 5919 71 30 0. 7 1. 1

1969 3864 79 19 1. 6 0. 1 1994 6149 71 30 0. 7 1. 1

1970 3959 77 21 1. 5 1. 0

資料來源:1.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1947 1967

2.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

縱觀1946—1974年香港遷入人口的情況，說明只有把香港與中國大陸的情況結合起來，才可以比較清楚了解香港的移民問題。

二、合法與非法移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有大批的合法移民進入香港。這里的合法移民指的是經過中國政府批準出境定居，并且得到香港政府批準入境定居的人。

有關資料表明，在50年代每日合法遷入香港的人數在50人左右[2]。據此估計每年合法移民1 8萬人左右。由于60年代中國大陸的政局動蕩，正常的政府運作被破壞，估計這一時期中國大陸到香港的合法移民不會太多。根據表2的資料，可以對70年代以后的情況描繪出大致的輪廓，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特點:

從“文化大革命”后期開始，從中國大陸來到香港的合法移民人數大幅度上升。1971年合法移民只有2530人，而1972年猛增到20355人。在整個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合法移民大多數是中國內地那些歸僑及其家屬，或者那些有海外親人的人。這些人在十年動亂中因有海外關系而受到歧視迫害，當對出國政策放松時，許多人懷著復雜的心情離開了中國大陸。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取道香港回到原居住國，還有一部分就在香港停留居住下來。這一趨勢在打倒“四人幫”后達到了高潮，1978年有7萬多來自中國內地的移民(其中大部分是合法移民)進入香港。

1979年中英雙方達成協議，每日從中國持單程通行證到香港的定額為150人，也就是每年移民到香港5萬人左右。到80年代中期，來自中國內地的合法移民的主體已經變成是香港居民在大陸的家屬，因此每日從中國持單程通行證到香港的定額改為75人，也就是每年移民到香港2 7萬人左右。1993年11月又把定額提高到105人。累計在1971—1994年間中國大陸合法移民香港的有80余萬人。

從80年代中期開始，合法移民變成是香港居民在中國內地的親屬移民香港為主體。據有資料的1987—1994年的情況，合法移民中85%以上是親屬團聚，個別年份這一比重超過90%。在親屬團聚中，以香港人在中國大陸的子女移民來香港的為最多，其次是香港人在中國大陸的妻子移民香港。

造成80年代合法移民結構這一轉變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因為移民政策上的缺陷，許多內地居民在移居香港時往往不能同時把子女遷入香港，不得不把子女留在內地，由此造成了所謂的“小人蛇”(小孩偷渡)問題。當問題日益嚴重時，引起了有關各方的關注，放寬了內地兒童來香港與父母團聚的規定，使80年代后期這類移民的人數明顯增加。

表2 1971—1993 年中國內地的合法移民構成(人、%)

其中親屬團聚 親屬團聚占移民

年 移民人數 年 移民人數

港人妻子 港人丈夫 港人孩子 人數比重(%)

1971 2530 1984 27475

1972 20355 1985 27285

1973 56659 1986 27111

1974 32920 1987 27268 9559 998 13292 87. 5

1975 32918 1988 28137 10009 952 13400 86. 6

1976 27599 1989 27263 9565 937 13216 87. 0

1977 26449 1990 27976 10302 1042 13259 87. 9

1978 71571 1991 26800 10113 1020 12513 88. 2

1979 79421 1992 28400 11128 1082 12457 90. 1

1980 55473 1993 32900 13250 1370 14504 88. 5

1981 54267 1994 38200 16774 3399 17220 97. 9

1982 30000 1995 45986 18274 1572 23033 93. 2

1983 26701

說明:[1]1982年為有關資料中的估計數

資料來源:[1]《香港年報》(歷年)[2]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Ｒｅｐｏｒｔ1991

[3]Ｒ.Ｊ.邁因納斯:《香港的政府與政治》，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86年，367—369頁

造成80年代合法移民結構轉變的另一個原因是香港的人口結構問題。香港人口的性別比一直是男多女少，許多香港人的妻子原來就在內地，也有許多人回到中國大陸的老家娶妻。種種原因使眾多的港人兩地分居。妻子來香港與丈夫團聚也是內地居民移居香港的一個主流。這種情況還將長期存在下去。目前中國大陸與香港人的通婚仍然為數不少，中國每年都有2—3萬人登記涉外婚姻，根據1990—1993年的資料，涉外婚姻中與港澳同胞結婚的占58 6%，估計在全部涉外婚姻中，半數以上是與香港人結婚。

由于香港政府采取限額移民的政策，許多香港人的配偶要等很長的時間才能移民香港。與香港居民結婚的大部分是女性，因為不能及時移居香港，往往在大陸生孩子，結果是增加在大陸等待移民的兒童人數。因此今后一段時間內大陸移民香港的人中間，親屬團聚依然是主體。

這里把非法移民定義為:偷渡者到香港，并且最終取得在香港的合法居留權的人。因為980年以后港英政府不允許偷渡者稱為香港合法居民，所以這里僅僅考慮到1980年及以前的情況。香港的非法移民來源于許多地區，不過主要的來源是中國大陸的廣東省。表3是974年以來，來自中國內地的非法入境者的情況。要對這些變化有全面的了解，還必須了解港英政府對非法入境者的政策變化。

表3 1970—1980 年 來自中國的非法入境者(人)

年 在邊界被捕者 逃過搜捕者

1970—1974 79083

1975 1133 —

1976 810 —

1977 1779 6600

1978 8192 28100

1979 89900 107700

1980 82197 110000

說明:“ ”非法入境后申請身份證的人數

資料來源:[1]1970—1974年資料來自《華僑日報》，1986年11月2日

[2]1975—1980年資料來自《香港皇家警察年報》、《香港年報》(有關年份)

隨著香港經濟的起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大陸居民來到香港的動機從逃避戰亂災荒、政治運動，轉變到為了更高的收入。以經濟為動機的非法移民在數量上和來勢上是相當驚人的，導致了港英政府的移民政策產生了幾次轉變。

第一次轉變是在1974年，這年開始了邊境堵截，實行了所謂的“抵壘政策”。“抵壘政策”，就是非法入境者只要成功越過邊境進入市區，就可以在親友的陪同下領取合法居住證件，獲得居留權。“抵壘政策”在1978年以前似乎有效，不過到了1978年以后則完全失靈了。僅1979年與1980年的兩年內，估計有20多萬人成功地越過邊境進入香港。港英政府不得不在1980年10月底取消“抵壘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對非法入境者無論在香港何處被捕，即被送返中國大陸，也就是所謂的“隨捕隨解”政策。從“抵壘政策”到“隨捕隨解”是港英政府的第二次政策轉變，這次政策轉變只是遏制了非法入境的高潮，并沒有真正解決非法入境問題。

據不完全統計，從70年代開始到香港政府停止“抵壘政策”時，非法移民香港的中國大陸居民超過30萬人，非法移民構成香港社會重要一部分。

三、人口遷入的成因

香港之所以成為一個移民社會并非偶然，其背后是一系列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傳統的人口遷移理論對人口遷移的原因比較強調個人的因素，強調個人特征和動機。不過用傳統的人口遷移理論來解釋香港的人口遷移問題或許會有許多不足之處。香港的移民，無論是遷入

還是遷出，大多數是中國大陸與香港社會變遷的產物，個人因素只是在社會變遷過程中起有限的作用。要了解香港的人口遷移問題，應該要更多的從宏觀社會變遷與社會結構的層次上去研究。大體上可以歸納為以下幾方面:

1 租界效應。從漁村變成一個現代大都市，這一現象并非香港獨有。在舊中國的大連、天津、青島、上海等城市都是從小漁村或者小縣城發展成為一個大都市的。上述幾個城市的崛起有幾個共同點:第一，都有外國租界;第二，都是在海岸邊的重要港口;第三，在經濟上都超過其附近的政治中心的水平，甚至在一些方面取代了其功能，如大連與沈陽、天津與北京、上海與南京、青島與濟南、香港與廣州。本文稱這種現象為租界效應。

帝國主義在中國強行租界土地，一般位于重要的港灣，可以成為適應現代化經濟發展需要的港口。傳統的中國城市多為政治中心，如沈陽、北京、南京、濟南等等，并且都不在海邊，只有廣州比較例外，一直是通商口岸兼政治中心。當現代的商品經濟進入中國之后，租界優越的地理位置就發揮出效益，經濟發展帶動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導致了人口的增長。舊中國內戰不休，租界反而顯得穩定一些，成了有錢人營建安樂窩的理想地點。戰亂的時候，租界也吸收了大量的逃難民眾，如抗日戰爭時期的上海租界與香港。一些難民后來就在租界定居，成了租界人口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西方列強國家在租界也有一定數量的投資，許多國內資本也向租界集中，使得租界在整個中國經濟停滯之時，顯得相對繁榮，提供了比較多的就業機會，吸引了眾多的人流入租界謀生。

2 粵港經濟成長的差距。香港人絕大部分是廣東移民或者移民的后裔，廣東人素有遷居海外的傳統，在海外的華人中，絕大多數祖籍是在廣東與福建兩省，其中又以廣東省為多數廣東人素有外出謀生的勇氣與技能，這種傳統可以上溯幾百年，這是促使大批廣東人涌入香港的文化因素之一。不過僅僅有文化因素還不能說明問題，這里著重討論經濟因素的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香港經濟突飛猛進，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與香港為鄰的廣東省，在1949年以后經濟也有了比較大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經濟成長的步伐為世界所關注，但是在改革開放以前廣東省的經濟發展與香港相比就相形見絀了。從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這一階段，廣東省的發展是有限的。而正是在這一時期香港經濟進入起飛階段，一下子拉開了廣東省與香港的差距。同時也因為廣東的起點比較低，使得這種差距更加突出。經濟發展的差距，吸引了廣東人移居香港。

3 社會變遷的沖擊。1949年以后中國內地經過許多場政治運動，許多不應該被傷害的人受到了傷害，許多原來不會離開的人離開了。雖然有些人為了逃避政治運動的沖擊而移民到香港，不過純粹為了政治因素而遷移到香港的人在香港移民中所占的比例不會太高，主要的是受政治的間接影響。

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鄉運動，許多從城市到農村的知識青年，由于無法忍受農村的艱苦生活而偷渡香港。有人認為，在這批知識青年的影響下，才觸發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非法入境高潮[3]。這種看法值得商榷，在香港的兩次主要的偷渡高潮中，第一次是在困難時期，當時還沒有上山下鄉運動。第二次是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這時上山下鄉運動已經是尾聲了。由此可見把知識青年視為引起偷渡問題的根源是站不住腳的。

對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偷渡高潮，筆者認為是一種“失范效應”。失范(ａｂｎｏｒｍ)是一個社會學的術語，指的是在社會變遷中，舊的社會規范消失或者減弱，而新的社會規范又一時未能建立起來。由于沒有新的社會規范可循，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比較容易產生一些越軌行為。由于失范帶來的這種后果，筆者稱為“失范效應”。

改革開放之前，由于閉關鎖國，極左的政治宣傳把香港社會的黑暗面加以夸張，同時因為有海外關系的人受到歧視和沖擊，使人不敢議論海外的真實情況，對世界的真實情況一無所知。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香港與中國大陸的人員交往迅速增加。港澳同胞大量的返回中國大陸，以及他們饋贈親友的禮物，使人們明白了香港的真實情況，而廣東居民首先感受到這種沖擊。俗話說“假作真來真亦假”，過去的極左宣傳被人民發現是假的之后，出于逆反心理，有一個時期中國內地許多人轉而對香港盲目崇拜，似乎香港什么都好，是一個遍地黃金的世界。民眾對香港看法的大轉變，就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失范現象。

產生失范的另一個原因是改革的沖擊。改革開放以后，舊的以政治為中心的行為規范被打破，而新的行為規范并沒有馬上建立起來。追求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了民眾的生活目標，然而卻沒有建立怎樣是提高生活水平的行為規范。當人們發現逃往香港可以提高收入的時候，大規模的逃港潮必然要出現。1979和1980兩年，恰好是處于改革開放之初，這個特殊年代的逃港潮，很大程度是人們失范的結果。

4 港英政府的短期行為。港英政府對待中國移民的政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不過筆者認為，其最重要的因素是港英政府的經濟利益。

在1959年香港就出現勞工短缺現象[4]，隨后就發生了中國大陸大批非法入境者進入香港。對這次偷渡高潮，在一開始港英政府并沒有加以制止，因為這些非法入境者提供了香港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廉價勞動力。一直到1962年5月，越來越多的人涌入香港，使局面失去控制，港英政府才宣布強迫遣返非法入境者。不過到1965年10月又放棄這一政策，代之以收容庇護政策。

港英政府這次政策轉變有許多政治因素在內，如中國正在進行文化大革命和西方一些國家的影響等等，不過最主要的還是經濟因素。1959—1961年香港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分別是7 4%、10 3%和-0 4%，1961年的經濟不景氣，無疑促成了1962年5月港英政府移民政策的轉變。而1962—1964年間，香港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分別是9 0%、12 2%和8 6%，經濟持續高速度增長，對勞動力需求加大，促成了港英政府重新接納非法移民。

60年代和70年代是香港經濟起飛的年代，經濟發展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所以港英政府在1974年以前采取的是對非法入境者睜一眼閉一眼的政策。1974年底起，港英政府實行所謂“抵壘政策”，實際上對非法入境者是欲拒還迎。該政策甚至可以說是港英政府的一種手法，以求減輕對非法入境者的負擔。因為非法入境者要在香港的親友陪同下才能去領取身份證，說明非法入境者在抵港初期生活有依靠，省去給政府帶來麻煩。

在港英政府的短期行為的影響下，香港缺乏基礎工業和高技術產業。香港的主要行業，多數是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加上香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進行了規模較大的地鐵工程，需要大批勞動力。這些都是港英政府在1980年底前對非法移民采取一種欲拒還迎態度的重要原因。1980年香港地鐵首期工程完工，同年年底，港英政府宣布取消“抵壘政策”，這恐怕不完全是巧合。

香港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使得香港的移民的問題特別復雜。這里只是一個初步分析。

1邵珠.港府應堅拒越南難民居留.信報財經月刊，1979年，第4期.

2. Ｒ.Ｊ.邁因納斯.香港的政府與政治.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86年，60頁.

3魯凡之.香港———從殖民地到特別行政區.廣角鏡出版社，1982年，181頁.

4《香港年鑒.1960》，1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