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印度：現代化道路上的遲到者

何清漣（以下簡稱“何”）：上一世紀中人類經歷的社會變革相當多，但對人類生活產生久遠影響、堪稱最偉大的變革可以說只有兩項：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成為人類政治制度當中帶有普適性的形式；其次當推小農階級的萎縮乃至消亡，這一變革永遠切斷了人類與以往世代血脈相連的關系。不可忽視的是這兩項變革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相關關系，因為說到底，政治就是人的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有什么樣的人民，就有什么樣的政府；有什么樣的政府，就有什么樣的人民。 從有人類開始，人類絕大多數的生活物質必須取給于大自然：農業文明必須仰賴于土地，游牧民族只能逐水草而居，漁獵經濟則靠下水捕魚、上山打獵才能維持生存。歷史年輪推到亞當.斯密時代，情況依然如故，因此亞當.斯密稱“土地是財富之母”。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世界范圍內農、漁業人口下降到總人口20%以下的國家，也只有英國與比利時。那時，小農階級是否會被消滅，成了一個極富爭議的“理論問題”。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們為了論證資本主義并不殘酷，總以當時的統計數據為依據，來駁斥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消滅了小農階級”這一觀點。但到了“二戰”以后，隨著世界各國日漸將發展經濟作為一個國家的施政主題，工業化進程加速，農業人口大規模地從土地上遷出，進入城市經濟體系的各個現代經濟部門。世界從此進入一個高速發展的時代，以致于當時人大多無法充分理解其變化的意義。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即使在歐洲最落后的小農根據地保加利亞，小農在人口中的比重也已降到三分之一以下。亞洲國家中的日本，農業人口也從1947年的52%降為1989年的23%。[1] 不過，到上個世紀末，整個地球上仍然還有三大地區的土地，依舊主要被農業人口及農村所占有。這三大地區分別是：南亞及東南亞的大陸地帶、中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按照世界銀行的分類，世界上所謂的“低收入經濟”基本上都在這三個地區。

程曉農（以下簡稱“程”）：二十世紀是人類探索社會進步和發展模式的世紀，中國在這個過程中經歷了巨大的起伏和變化，也承受了重重磨難，到現在仍處在制度轉型和現代化的探索期。關起門來，中國人盡可以忘卻“文革”以及文革前大躍進時代的荒唐，為過去二十年當中終于有了明顯進步而歡欣鼓舞；但打開“窗戶”看世界，似乎值得驕傲的成功就不那么多了。最常被提起的“成就”，似乎就是“中國以有限的人均耕地養活了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其實，乾隆末年中國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農產量居世界第一[2]。而那時的英國，若不是有北美大陸為它消解了被馬爾薩斯看作災難的人口，恐怕就內亂叢生，沒有辦法外拓疆土，成為讓世界各國仰視的“日不落帝國”。所以，如若以“養人”論“成就”，那清初至中葉的康乾盛世豈不更“輝煌”？中國當下的進步究竟若何，可以只看繁華的都市經濟，但如以多數民眾的生存狀態為判斷依據，那么在當今的中國就絕不能離開農村問題談社會進步。

何：如果認真觀察，就會發現亞洲有兩個巨型國家沒有完全享受到二十世紀文明的偉大成就，小農階級異常頑強、艱難竭蹶地存活下來。這就是位于南亞次大陸的印度與位于東亞的中國，不管這兩個國家的政府如何努力，這兩個國家的小農階級始終高居總人口比例的70%以上。這就使得這兩個國家與以往歷史時代相連的臍帶始終不曾完全斷開。

比較這兩個國家，會發現許多令人驚異的相似之處。首先，兩國都有數千年悠久歷史，曾以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傲視世界，并且同列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更可驚異的是這一點：兩國的歷史文化在被現代文明消解的過程中，不但沒有被創造性地轉化成為兩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精神資源，反而成為一種異常沉重的現實負擔。第二，兩國都是世界上的超級人口大國，中國總人口位居世界第一，印度則“榮膺”第二。不過讓中國略感安慰的是：據說由于印度沒有采取計劃生育政策，20年后有可能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迫于人口壓力，兩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為了尋找更好的生活，均喜歡以留學的方式外遷，中國的下層民眾則還喜歡采用高風險的偷渡等不合法方式外移。將保障移民權利列入憲法的美國則成為兩國移民的首選之地。在美國，留學人員數目最大的是中國，其次則是印度。現在美國的高科技公司中許多技術人員都是印度人與華人。第三，兩國奉行的政治體制雖然不同，但同樣陷入了高度腐敗的泥沼。在每年國際透明組織的排名當中，兩個國家的腐敗程度總是名列前茅，最多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前者因為讓外國人去考察研究，因此臭名昭著。這有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亞洲的戲劇》為證。而中國則“明智”地堅持不完全開放，所以尚未成為國際上研究腐敗的經典對象。

中印兩國還有一個共同現象：少數大城市高度繁榮，廣大農村周邊地區則極其落后。但讓中國人聊以自慰的是：中國近20年改革過程當中冒出了少數新興小城鎮，印度這類新興小城鎮相對較少。而且，由于宗教原因，印度的城市大街上到處都是圣牛的“遺矢”，氣味難聞。中國人則可以驕傲地宣稱：中國的幾個用來裝點門面的“現代化櫥窗”城市相對要干凈靚麗得多，比如深圳就因很明智地沒讓國際花園城市的評委們觀看臭氣熏天的深圳河、新洲河，得以評為世界花園城市。而印度就沒有能夠評上世界花園城市的“現代化櫥窗”。可以說，中印兩國的人口與資源狀況，注定了它們要拖拽著“小農階級”這個前現代社會的龐大尾巴進入二十一世紀。

程：中國與南亞和非洲國家不同的是，過去五十年里為了現代化進行過驚天動地的制度試驗，但并未因此而把中國從世界上的落后組群中拽出來。中國嘗試過農業集體化，乃至其最高形式“軍事化作業”加“大食堂”，付出數千萬條人命的慘重代價后，才又在現實的巨大壓力下，退回農業的個體經營模式——人口壓力也迫使中國沒有辦法推行農業現代化，否則被從土地上拋出來的農民將無處可去。這一期間，中國曾經有過上千萬農民離鄉進城的“大躍進”式工業化，也推行過縣縣“五小工業”遍地開花，旋又發展出鄉鎮企業“離土不離鄉”的現代化模式，最后還打開多年鎖閉的國門請來了外資企業。這種種措施無非是一個目的：為成千上萬的過剩農村勞動力找到謀生之路。

盡管八十年代前期因農村改革創造出的一次性制度變遷效應，曾出現過短暫的農村經濟繁榮，但這些很快就成了昨日黃花。而城市經濟的發展卻無法充分吸納數億農村剩余勞動力。一方面，科技進步使得企業迅速從科技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向科技含量高的技術密集型與資本密集型過渡，這使得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減少；另一方面，來自傳統農區、完全未經任何現代技能訓練的低素質勞動力，完全無法適應科技化時代的技能要求。從九十年代后半期開始，大學畢業生分配日益艱難，中國又過早出現了“知識型勞力過剩”現象。為了增加“就業資本”，也為了避免“畢業即失業”的困境，不少大學生選擇“考研”這條途徑，近四年來中國每年“考研”都以年均30%的速度遞增，各種考研班都提前十個月開辦。有人將此現象戲稱為“就業問題緩期三年執行”。當就業門路越來越窄時，以城市化來化解農村貧困的議論就似乎不免有空談之嫌。在此大背景下，農民、農村和農業這個習稱“三農問題”引發的種種社會矛盾又再次突顯出來，讓社會重新感受到中國現代化的“陳年積痛”，也讓一切真正關心中國現實的研究者們痛感“三農問題”仍然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基本難題。何：中華歷史幾千年，農民一直占據人口的大多數，安農則安天下，而安撫農民最根本的措施就是“驅農歸田”，讓農民有田可種。而現在卻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種田成了一件邊際收益為負值的產業。世代務農的農民突然發現，不種地無以為生，種好地也未必得益，甚至多種不如少種。號稱“湖廣熟，天下足”的魚米之鄉的湖北與湖南洞庭湖地區的農民，有不少已離家外出，做各種營生謀生，土地因此撂荒。[3] 湖南省漣源市楓坪鎮金家村全部耕地只有869畝，人均耕地只有0.72畝，比最低生存保障線還低0.08畝，但因種田無法養活自己，該村家民紛紛離家外出，拋荒土地多達130多畝。而整個楓坪鎮拋荒土地就高達1500多畝。[4]有人具體記載過鄉下親戚算過的一筆賬目：一個農民家庭4口人，種了6畝地。由于山區自然氣候原因，莊稼人都是靠天吃飯；1999年，該農民家庭只收了400多斤半仁麥子，2000年收成好些，4口人總共收了3000多斤麥子，麥價1斤0.34元，也就值1000多元，而肥料，不說農家肥，光買化肥就花去200多元，況且還要留下2000多斤麥子充口糧，剩余1000多斤賣不到500元；而村提留、鄉統籌、義務工、勞動積累工、農業稅等等，亂七八糟的這款那款，每人上交153元，4口人就是612元。為此作者的表哥感嘆，農民辛辛苦苦種了一年地，種田的收益還沒有支出多，上交款還得靠賣豬和出外打工的錢補貼。更讓農民委屈的是每人65元的特產稅。當地的“上級”強迫農戶人均0.4畝辣椒地，但遇上好年份的辣椒收入畝產收入才300多元，若遇到天旱，什么也收不到的農戶比比皆是，可鄉里村里仍是強行照收不誤。在此情況下，農民都想退責任地，再上交50元給村民組長買機動地和“逃地”農民荒蕪的責任田。雖說錢可能被村組干部分掉，但對買地的農民來說，總比種一份責任田劃算。[5] 這種情況在全國各地都程度不等地存在。只是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地區，農民的承受力略強一些而已。程：其實，農民收入的下降早已出現。我在1996年發表的一篇論文“繁榮從何而來”中，就曾指出以下事實：經筆者分析全國各省農民1987年到1994年的人均實際收入（即扣除了物價上漲的影響、可以在各年之間比較的收入）后發現，從1987年到1994年，只有福建、廣東、浙江、黑龍江四省農村居民的實際收入增長速度勉強趕得上全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在全國鄉鎮企業最發達、農村居民最富裕的廣東和浙江，1994年當地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僅及全國城鎮居民平均收入的一半；而安徽、新疆、寧夏、湖南、貴州五省區的景況則是今不如昔，這些地區農村居民1994年的實際收入不是比1987年還少就是和1987年一樣、毫無增加。[6]

此后越來越多地區的農民收入增長陷入停滯不前甚至有所減少的境況。最近國家統計局開始承認，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明顯放慢，有時只有兩三個百分點。事實上，從一些來自鄉村基層的報道看，就連這個官方數據也有很多水分。許多鄉鎮長、縣長為了呈報政績，往往人為地夸大農民的收入。甚至，當農民的田產收入下降時，有些基層干部就按照農民家里有幾棵果樹、有幾只母雞來計算一年的最高產果量和下蛋數，好湊出一組“增長”的農民家庭收入，至于母雞實際上下了多少蛋、果樹是否年年都能結那么多果子，這些干部就不管了。有經驗的經濟統計專家都了解，統計局的農民收入統計一般都有高估的傾向，若以此來估計全國農民的消費能力，會出現明顯的偏高誤差。這一點，其實可以依據農村消費品市場需求多年不旺這一事實做出側面判斷。 另一方面，近年來農民務農的現金收入呈逐年下降之勢，統計局為了“突顯”農民收入的增長，比較喜歡用“農民人均年純收入”這個指標，而不太愿意比較“農民現金收入”這個指標。因為使用“農民人均年純收入”指標，就可以把農民自產自用的農產品折價計入；即使農民手頭的現金越來越少，只要把他們家中的存糧數根據需要計入收入統計，就仍然可以“湊”出一個農民收入“增長百分之一至二”的數字來。由于近年來農產品價格一再下跌，農民如將收獲的農產品全數出售，將嚴重虧本，他們只好暫時把農產品囤在家里。越是以農業為主的省區，農民純收入中這一部分無法變現的“收入”所占比重就越大。如果不是有上億農民四出打工，給他們的家庭帶回一點現金收入，那么許多農民家庭恐怕連應付攤派的現金都拿不出來。 當都市里的人們暢想著新世紀的小康生活時，大概沒有多少人會意識到，由于農村經濟陷入困境，中國的都市繁榮其實是非常脆弱的。如果不能從九億農民的現狀出發去認識中國的問題，而只從幾個繁榮的大都市出發認識中國現代化問題，完全有可能誤判中國社會經濟形勢的大局。

何：農民不愿意種地，這可是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新問題。由此我想到了中國一向很重視的史學今日之命運：中國文化主流共分經史子集四大門類，史的地位僅次于經，侍講官給皇帝講經之外還必須講史。然而這門學問到近二十年里卻一敗涂地，陷入無可挽回的衰落狀態。究其根源，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史學藉以立身的功能——“以史為鑒，可知興亡”這時已經喪失了，當今社會已經無法從歷史中找到任何可供參考的統治經驗與制度借鑒，于是史學也就成了道道地地的“死學”。以農民問題為例，二十五朝“安農”的歷史經驗，在今天恐怕都已經沒有多少借鑒意義。時移勢易，這些新時期的新問題還得依靠我們自己摸索解決。 中國的“三農”問題確是任何研究中國問題的人都不能回避的。“三農”問題解決不好，再發達的城市經濟也只是漂浮在小農經濟汪洋大海上的一小塊綠洲，大海風濤一起，綠洲也就會隨著傾覆，這已經是近代史以來幾次大的農民革命給我們的沉痛教訓。

亂攤派令農民處境雪上加霜

程：近年來，讓人非常痛心的是，正當多數農民處于生活艱辛的狀態時，縣鄉兩級干部的腐敗以及對農民的橫征暴斂，把農民種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農民的不合理負擔之重前所未有。由于這方面的情勢相當嚴重，因此國內媒體有時也披露一些局部事例，有的甚至說，“三提五統”快把農民壓垮了。 何：農民負擔問題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農民上交的各種稅費相對于農民所得的各種收入來說確實太重了。各種稅費太多，其中許多屬于亂收費。農村里流行一句話：“一稅輕，二稅重，三稅無底洞”，這里的“三稅”指的就是亂收費。許多地方農民對抗的其實就是亂收費。

農村為什么要亂收費？雖然地方政府經常以補充民辦教育經費等作為增加稅費的堂皇借口，實際上主要原因之一是要供養鄉鎮干部。中國的政權歷來建制到縣，改革開放后解散了人民公社，對鄉一級組織的定性一直不很確定，到了現在實際上已經將鄉鎮政府變成了擁有實體財政的一級政權，甚至還變換形式向村一級延伸。對應著從中央、到省、縣政府龐大的機構設置，鄉政府逐年膨脹，也設立了條條林立的機構部門，這些部門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業單位和所屬企業，吃閑飯的人越來越多。它們都打著為農民服務的旗號，但是實際上往往是以此為名，強行向農民要錢來養活自己，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集團。即使是在村一級，也有很多人利用各種關系躋身此列，成了不穿官服的官吏與準官吏。《中國經濟時報》登載過一位老農寫給中央領導的一封信，這位老農談到，二十多年前，他所在的鄉只有三十多位干部，現在卻有三百多位干部。要養活這數量日益龐大的干部，錢從哪里來？最后必然是從農民身上刮。 一些地方形式上設立了農民“負擔卡”制度，目的是為了把攤派透明化，減少亂攤派。1997年，江蘇省通州市曾就農民負擔問題做過一次專題調研。該市農工部部長指出，近年來農民負擔增加的絕對值很大，有些鄉鎮把不該列入“負擔卡”的服務收費和其他收費統統列入負擔卡，如聯防費、農機管理費、廣播收聽費、合作醫療費個人支付部分、自來水建設費、有線電視建設費等。這就大大擴大了依照正式文件規定農民本應負擔的費用。程：問題的癥結，其實不完全是地方政府胡作非為，中央財政斂得太多、不顧基層財政的困難也是一個原因。1994年實行稅制改革后，中央財政明顯寬裕了，花起錢來再也不象八十年代時那樣束手束腳，但地方財政的份額卻相對收縮了。其結果是，各級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不足以養活省、縣、鄉幾級政府日益龐大的官員隊伍。過去幾年中，有越來越多的縣級財政已經不能按時發放工資。在集權體制下，地方財政收入短絀的結果，必然是省財政擠縣財政，縣財政擠鄉財政，最后造成了縣、鄉兩級財政入不敷出。于是，縣、鄉政府就必然要把日常開支的很大一部分轉嫁到農民頭上，用稅外攤派的方式，強迫農民們負擔起養活基層官員們的責任。

雖然一些地方的鄉鎮政府也試行過所謂的“機構精簡”，但干部人數并未減少，只是把一批可以創立收費名目的行政機構從財政預算列支改為“創收自養”。這表面上減少了黨政部門內列編開支的正式官員人數和機構數，但同時卻形成了許多靠亂收費、亂罰款為生的準政府機構(如鄉一級的計劃生育辦、司法所、民政所等)，為這些機構借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務為名搜刮民財打開了“合法”的大門。這些機構本來是行政管理部門中必不可少的提供公共服務的部門，政府讓農民繳納稅收的理由就是為了要支撐這些部門的運轉，而這些部門既有財政支持，則提供公共服務時就沒有理由亂收費，至多只應收很少一點業務成本費，這是世界各地正常國家的普遍情況。而現在中國一些省份卻把這些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務部門“改革”成完全靠收費養活的準政府機構，從而省下正常稅收去養那些多余的、沒有理由收費的機構和干部，這實質上是強民所難，借社會對公共服務的需要而轉嫁公共服務成本，向農民變相收取“公共服務稅”；同時也“逼良為娼”，引導著這些提供公共服務的行政機構借服務為名、行搜刮之實。結果一些機構為了提高其干部的收入或增加買車配手機的開支，而將為民服務的本職工作變成了趁機敲詐勒索，出現了許多光怪陸離、匪夷所思的現象。例如，司法所盼望農村里的司法糾紛越多越好，民政所則希望農民離婚多，這樣他們才有機會多“創收”。更荒唐的是，計劃生育部門一面抓人刮宮結扎，一面又盼著農民計劃外懷孕，村里有人賭博了，鄉派出所反而暗暗高興，因為這樣才有理由對農民處以巨額罰款，為該機構的人員多發錢。這些情況早在五年前就日益普遍化，1996年有學者突破縣鄉干部的阻撓，深入河南各地農村調查，發現了大量這類實例。[7]

只要這支龐大的編內、編外官員隊伍存在一日，地方政府就必然多方設法攤派。中央政府對此其實心中一清二楚，下命令嚴禁攤派，其實往往不過是表面文章，明知禁而無用的。而且，龐大的縣、鄉幾級編內、編外干部不但要吃飯花錢，甚至也想向沿海繁華地區的官員消費水平看齊；他們不但想過上“小康”生活，還想告別“小康”、在新世紀里生活水平再上一個臺階。例如，七、八十年代鄉鎮長們平時多住在辦公地點的宿舍里，他們的家基本上在當地或附近，步行或騎自行車就能回去；而現在全國的鄉政府負責人九成居住在縣城里，光是每天坐著公家的汽車從縣城到鄉政府上下班，所化費的購車、養車、司機、汽油費一年就達數千億元。現行的基層財政預算根本不可能包括這筆龐大的開銷，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種名目轉嫁到農民頭上。于是，為了鄉鎮長們“腿上的現代化”，全國農民一年收入的幾分之一就填進去了。兩年前《中國改革報》等報紙批評過這個現象，中央政府似乎也呼吁過“要解決公車私用”的問題，不過，一涉及到各級干部的切身利益，這方面的改革就照例是雷聲大雨點小，最后悄悄地無下文了。

當前，全國鄉、鎮、村吃“三提五統”的脫產人員已達1，400萬人[8]。即使不再從農民中吸收新的干部，光是每年為了安插復員轉業軍人、大中專技校畢業生等，就必然要增加數十、乃至上百萬人。據國家稅務總局科研所的張培森、劉佐分析，各級政府的亂集資、亂罰款、亂收費、亂攤派數額，早在1996年就已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0％，與正項稅收的規模相當。[9] 五年過去了，恐怕這個比例又大幅度上升了。這個驚人的數目中很大一部分就著落在農民身上。所以，從九十年代初起，農民的負擔就有逐年加重的趨勢。據統計，從1990年到1995年，農民人均承擔的各種稅收、集體提留等費用，年均增長幅度高達18.1%，是同期農民收入增長幅度的一倍多。[10] 此后，由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不堪如此重負，農民負擔的增長率才在總體上有所下降，但局部地區農民的負擔仍然很沉重。《黃河邊的中國》一書的作者曹錦清記述過河南省太康縣一個“既有經濟頭腦，且很有些思想”的蘋果園主劉某1996年對他說過的話：“稅收既多，又重，攤派的名目，多得沒人搞得清楚。事實上，鄉、村干部從來不向農民說清楚，沉重得令人無法忍受。每年夏收、秋收剛一結束，鄉干部便帶著鄉派出所公安人員進村催征，壓得老百姓喘不過氣來。我可以這樣說，這些年來，老百姓一直生活在驚慌、恐懼當中。”[11] 這反映出可憐的中國農民的心聲，聽起來好像是時光倒流到了民國時代。可惜國內的媒體很少能登出這樣的聲音。

何：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1999年公布過一個調查結果，全國農民純收入中平均有5.2%以稅費形式交給了國家和集體，另還有其他各種攤派負擔，占純收入的比重是，東部省份為3.5%，中部省份為7.3%，西部省份為5.5%；越是經濟不發達的地區，這類攤派對農民造成的負擔也相對越重。[12] 政府規定“三提五統”的征收絕對額不能超過上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對經濟情況相對較好地區的農民來說，支付這個數額問題不大，而且可能也覺得負擔不重；比如，廣東地區將近一半農民不再務農，對于這一群特殊“農民”而言，這些稅費確實不算什么沉重的負擔。[13] 但是目前全國農村還有52%的農民家庭仍然處在勉強溫飽的狀態，對這些低收入戶來說，純收入中自種自收部分本來就大，現金收入很少，占純收入5%的稅費很可能就會占其微薄的現金收入的幾分之一。因此，對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民來說不是個負擔的稅費，對于全國一半以上的農民家庭卻是個實實在在超出了承受能力范圍的負擔。

江蘇省通州市人大常委會財經工作委員會曾很認真地撰寫了一份“關于全市農民負擔情況的調查報告”。由于報告的執筆者非常認真務實，報告內容與通常的官樣文字不同，能夠反映出農村中明文規定的“三提五統”之外的亂收費情況。該報告透露了一條很重要的信息：加重農民負擔的并非只是鄉村兩級組織。該報告透露，據對12個鄉鎮的不完全統計，1997年農民負擔的絕對值平均增加了40%，最多的鄉鎮增加74.6%，高出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幅20個百分點左右。有的農戶當年的負擔總額比上年增加幾倍。產生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一些鄉村填報的農民純收入數字水分較大，收入數虛漲，提高了農民的實際負擔系數，因而加重了農民負擔。第二，鄉鎮以上各級政府興辦的各種工程項目建設，也程度不同地增加了基層和農民的負擔。如公路工程等，每個鄉鎮要負擔幾萬元，多的近百萬元，這些錢有的鄉鎮用“以資代勞”集款，有的鄉鎮則按每位勞動力或人頭收取。第三，文件規定之外的負擔過重。如各項捐款、“兩化”達標、農村改造飲用水系統、平墳復耕費、適齡青年征兵費、聯防治安費、教育集資、借資等等。雖然這些大都是為民辦的實事好事，但都超出了當地政府本身的財力，一般都要靠強行攤派才能進行。[14]

通州市的地方政府部門還算是認真考慮過農民的稅負問題，并且愿意花費精力認真做調查。而有的地方政府簡直就無法無天。例如，安徽省樅陽縣錢鋪鄉政府為了搜刮民財，甚至非法設立本地的“私稅”：該政府自行規定，不管農民有沒有收入，按人頭強收“個人所得稅”；不管農民是否生產“特產”，一律征收“特產稅”；實在編不出別的名目了，還要硬設一個“其它收入稅”。[15] 這種現象顯然不是個別的。

許多鄉鎮政府一方面非法亂設稅費、搜刮民財；一方面到處舉債，以致于鄉村政權組織過度負債，而嚴重制約著農村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據對湖南農村全省鄉村負債問題進行的調查，1998年湖南全省鄉村政權組織負債總額已達59.3億元，負債鄉村政權的比例高達88.4%，平均負債額達200萬元。這些負債主要是為了應付這樣一些開支，公款私用、挪作他用、揮霍型的小車開支、租車和招待費用等，甚至還有鄉干部利用公款給三陪小姐配BP機的支出。[16]

現在，很多地方的農民靠農業收入已經難以支付攤派費用了，他們往往要靠外出打工的收入來支付攤派。這不僅標志著當地的農業已經難以支撐龐大的鄉村政府的開支需要，而且意味著，很多內地鄉村政府的攤派已經通過外出民工的腿延伸到了沿海地區，通過對本地籍民工的外地非農產業活動征收稅費來維持其開銷。據報道，湖北省監利縣某村村干部甚至遠征海南省海口市的一個垃圾村，向舉家到海口拾垃圾謀生的本村村民催要土地承包款。 [17]

正是由于農民不堪重負，全國已發生多起農民對抗亂收費的事件，農民與地方政府的對立越來越嚴重，在與政府對立的過程中也出現了新型的“農民領袖”，他們是當地農民利益的代言人，挺身而出表達農民的利益要求與其他呼聲。[18] 《南方周末》去年曾經報道過這樣一件轟動很大的事情：江西《農村發展論叢》雜志社印制了一本增刊，該增刊搜集了各種中央有關農業政策的紅頭文件，讓農民據此掌握哪些屬于中央規定要征收的稅費，哪些屬于亂收費，名之為《減輕農民負擔工作手冊》，結果該增刊卻被當地政府當作印刷“反動刊物”，該雜志主編只得流浪在外四處躲藏。[19]四川省重慶市巫溪縣漁沙村村民曾為逃稅，上百村民躲進深山，一位農婦因不堪重負而自殺。[20] 由此可見，亂收費在中國的農村已經成了“猛于虎”的苛政。

程：近幾年來，農村基層干部與農民的最大矛盾就是攤派和反攤派的矛盾。農民的日子越艱難，對攤派的反彈也越大。于是，為了從農民家里搜刮到足以養活基層干部們的財物，許多鄉政府專門養了類似于“二警察”的隊伍，以便遭到反抗時能用強力制服農民。這樣在鄉政府和農民之間，就出現了一個“正反饋”式的“循環”：農民越是反對攤派，鄉政府就越需要擴大強行實施攤派的隊伍和干部人數，而這又相應增加了攤派的負擔，會引起農民更強烈的反對……。從這個基層的“循環”可以聯想到另一個“循環”：農民與基層政府之間的矛盾沖突越多，上級政府就越傾向于擴大基層干部的人數和強化基層政府的功能，而這勢必加重壓在農民頭上的攤派負擔，將使得農民與基層政府之間的沖突更加激化。顯然，陷在這種“官逼民窮”的“循環”中，只會導致官民兩敗俱傷的結果，而矛盾和沖突則逐漸積累起來，朝著爆發點逼近。這實際上是一種“惡性循環”，從中不可能導出良性的社會效應。

農民貧困的根源在哪里？

何：從政府頒布的統計數據來看，自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就轉入了低增長階段，1998年農民的現金收入出現了多年來的第一次零增長。[21] 2000年國家統計局農調隊對全國近兩萬個農村家庭進行專項調查后發現，在上海市城市居民人均工資達到16，641元、北京達到14，054元的今天，1999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僅為2，210元，其中52%的農村家庭人均年純收入不到2，000元，尚處勉強溫飽階段；另有26%的農村家庭人均年純收入在2，000元至2，999元之間，算是溫飽有余。[22] 由此觀之，在全部農村人口中，勉強溫飽的農村家庭大概占將近四成多。有人將中國農村的貧困歸結于農民負擔太重，其實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因為即使農村稅費改革完全到位，也只能減輕農民負擔，卻不能解決農村總體上的貧困問題。中國農民總體貧困的根源其實并非負擔太重，而是農業人均產出低，人均剩余少。

中國是個農業大國，如果光看有關部門頒布的種種總量數字，或許會讓人產生沾沾自喜的感覺。例如，當回顧九五期間農業生產能力穩步提高時，報紙上介紹說，九五期間我國糧食產量年均達50485萬噸，基本穩定在5億噸以上，油料、糖料、肉類、水產品年均產量分別為2320萬噸、8968萬噸、5353萬噸和3730萬噸；從總量上來說，我國農產品產量穩居世界首位。[23] 這個“首位”能說明什么問題呢？比較各國經濟水平的高低不是玩總量數字的“比大小”游戲。自從人口學成為一門學問之后，人們就已懂得，要按照人均占有財富量和人均生產率來衡量一國的社會財富和經濟實力。如果將上述總量數據按中國人口總數計算平均數，或者按中國農業人口計算平均數，我國單個農業勞動力生產率低下這一事實就無法回避。僅以糧食一項來計算，三億多農業勞動力生產5億噸糧食，人均三千斤而已，其中三分之二以上要用來養活九億農村人口，每個農業勞動力能夠出售的余糧不過幾百斤。那些“宏大”的總量數字完全不能掩蓋中國是個農業弱國的真相，“農業總量大、人均剩余少”從來就是個突出問題。

自從二十年前恢復小農經濟以后，解除舊體制的束縛曾一度帶來農業的繁榮，1979年至1984年農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比1978年高了好幾個百分點，這實際上主要是人民公社時期被壓抑下去的生產率的反彈。八十年代中后期以來，農業中累積的各種積弊正在逐步釋放出來，這些積弊包括：生產手段落后，畝產達到極高水平的情況下邊際報酬嚴重收縮，勞動力生產率太低，農村社會組織形式落后等許多問題。因此，中國農業逐漸又現出疲態，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一路下滑，1998年僅占18.0%[24]，有關材料顯示，近幾年這一比例一直未變。與此同時，國家從農業當中再也得不到多少積累，1999年國家財政通過各種途徑從農村收上來的是1000個億[25]，而當年的國家財政收入突破10000億元[26]，也就是說，農業這個中國勞動力投入最多的第一產業對社會的貢獻額只占國家財政的十分之一。事實上，收上來的這點農業稅甚至還比不上返還到農業口的農林水利等財政投入。改革后中國農村的經濟體制大體上恢復到市場調節為主的正常狀態，從經濟能力與技術上來說，中國不是沒有可能實現農業生產現代化。為什么仍然堅持實行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耕作模式，主要原因就是人口壓力。

程：任何社會的分配與再分配都只能建立有剩余的基礎上，按照中國農業這種低效益的產出，農民連維持自己的生存都是個大問題。占總人口70%的農村人口和占勞動年齡人口50%的勞動力，是無法依賴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僅占18%的農業養活的。農業問題專家溫鐵軍先生指出：隨著人口增加，我國9億農民人均0.1公頃土地僅夠維持生存，1998年純農業收入產值達到13839億，但人均只有1537元，扣除2/3自給自足部分，實際收入只有約500元；因此可以認為，大多數傳統農業的種植業畝均收入扣除固定成本和活勞動成本已經是負值，農業本身談不上剩余；但是在80年代農民收入增加時期建立的農村上層建筑必須獲取農業剩余才能維持，于是就出現了竭澤而漁的亂收費現象。[27]何：其實中國農業不能產生剩余這一問題，于中國來說并不是什么新問題。劍橋學派的埃德溫.坎南提出的適度人口思想就是指勞動力與土地面積之間必須保持一個合適的比例。他指出：在任何一定時期，在一定土地面積上生產而獲得產業最大生產率的人口是一定的。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在任何一定時期，其它條件不變，隨著勞動的增加，收益會按比例遞增，但當勞動增加到一定點——最大收益點，則收益不再增加。與最大收益點相適應的人口數量則是一個社會最合適的人口數量。當勞動的增加超過這一定點，則收益會按比例減少，出現邊際報酬謝遞減現象。美國華人學者黃宗智先生在他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一書里就專門用中國華北地區的情況來論述一個“高水準均衡陷阱”的概念，這個概念的內容就是表述中國由于勞動力過剩，以致農業耕作集約化到邊際報酬收縮這一事實的。我在《人口：中國的懸劍》一本書里也專門談過這一問題。其中專門引過包世臣《郡縣農政》一書的記述：“凡治田不論水旱，加糞一遍，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接下來包世臣專門談到水田一畝需要八九個工，按畝產1.5石計，加做一個工只增產三十分之一。在復種的情況下也差不多，種雙季稻只比單季稻增產20-35%。也就是說當時人就已經意識到單位面積產量不能與投入的勞動力按同比例增加。

在這里還必須指出一個思維誤區，那就是我們總強調我國勞動力價格低廉。其實衡量勞動力價格不應該只按照勞動力可能得到的微不足道的貨幣工資來衡量這種勞動力的代價，而必須按生產并維持這些人民的生活并使整個中國經濟付出的實際代價來衡量。我記得有人曾經算過：按平均計，一個德國農民生產55個人的食物消費量，這是按目前德國營養標準衡量的；而在中國，65%的勞動力，或者說全部人口的28%直接從事農業生產，這意味著一個中國農民平均養活不到4個人——比他自己一家人多不了多少——而攝取的熱量與蛋白質卻比德國的水平低得多。這里說中國農村家庭人口為4個，是不太了解中國農村家庭人口數量，實際上農村家庭人口平均至少為5口。我這里再補充一點：如果要是計算養活中國農民所需要的生態成本，應該說他們可能是世界上最昂貴的勞動力。比如大小涼山地區，養活一個人需要鏟平幾座山頭的草木才能種出一些小馬鈴薯供吃與做燃料。有環保人士到西南與西北地區考察過，看到此情此景，驚呼“一個人等于一臺鏟草機”！

由以上分析可見，中國農村總體貧困的根源是農業生產率低，人均剩余少，而“亂收費”問題無異于雪上加霜。我國長期以來進行的所謂“扶貧”，實際上就是那些資源稟賦太差的貧困地區的人們，“依靠喂奶過日子”，即通過國家力量進行的財政轉移支付維持生存。從中國農村的現實狀況出發，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在中國農業生產狀況沒有大的革命性進步的情況下，就算亂收費問題解決得比較到位，也無法從根子上解決中國農村總體上的貧困問題。

農村剩余勞動力何處去?

程：過去的半個世紀里，有將近一半的年份因為推行強制農業集體化而加劇了農業低產、農村貧困的局面，但因為同時又實行了嚴格的戶口和遷徙管制，農民基本上被束縛在祖輩居住的村子里，即使再窮也只能干熬著。八十年代初，農村經濟改革徹底拋棄了嚴重束縛農民經濟和人身自由的人民公社體制，農業生產力迅速回升，帶動全國出現了八十年代的經濟繁榮，而農民也多少有點陶醉在失而復得的小農田園夢當中。但很快中國的一個致命問題--人口與資源比例嚴重失調的問題就重新暴露出來，農業收益遞減，對農民的攤派日益加重，逼迫著越來越多的農民另尋謀生之路。農村剩余勞動力如何轉移，成為一個關系到中國社會轉型能否成功的關鍵問題。

何：過大的人口壓力使得中國近三百年來經濟增長的成果幾乎被新增人口蠶食殆盡。原來的人民公社體制按人口分口糧的機制大大刺激了農民的生育欲望。改革之初，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以后，生產積極性獲得提高后的農業生產率提高也模糊了大家的人口危機意識。后來認識到這一問題時，大家也以為只要進行人口城市化，就會逐漸縮小城鄉經濟的二元對立。我記得那時候美國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的《二元經濟論》是大學里經濟學專業學生最愛看的書，勃興的鄉鎮企業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也激起了大家心中的無限希望。中國農民的所謂“三元就業模式”——指農業、鄉鎮企業、跨區域流動就業——也就是在這時形成，并被大家視為消化農村過剩勞動力的一條長期有效的途徑。在中國城市就業還不算非常艱難的1998年，“農村人口就業和勞動力市場課題組”曾對38個縣市做過一個調查，農民外出就業占38縣市農村勞力的1/6；在低收入縣市，外出就業占農村勞力的20%，相當于當地非農就業的85%；而在高收入縣市，流入勞力相當于當地勞力的28%，當地鄉鎮企業職工的的66.9%。在收入上，38縣市1989—1996年共寄帶回家鄉348億元；在22個低收入縣中，1996年帶回鄉的資金為45.3億元，縣均2億多元，1989—1996年寄帶回鄉資金220.3億元，縣均10億元。這筆收入對低收入縣市的農村農家來說，是一筆有份量的收入來源。[28] 從全國來看，1998年農村勞動力在非農部門就業約占1/3，農民的收入中來自農業的為57%，來自非農部門的已達43%。[29] 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民不少已經告別土地，如浙江農村早在1996年就已有55.25%的勞動力從事非農產業，到1998年，轉向第三產業的勞動力人均收入已超過8000元，其中交通運輸業和商業飲食業勞動力人均收入超過萬元，是農業勞動力人均收入的4倍。[30]

程：中國的情況與一般發展中國家有所不同，由于人口基數過于龐大，而農村人口增長率又相當高，所以按通常速度推進的城市化進程始終無法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其他發展中國家經過一段城市化過程后，農村勞動力就逐漸轉移到城市經濟部門去了；而中國的城市經濟部門本來就一直面臨著連城市勞動力都無法充分吸納的困境，這樣農村勞動力的出路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指望在鄉鎮企業中就業，使得這成為三元就業中相當重要的“一元”。而鄉鎮企業因其對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收，也成為中國經濟改革中一項引以自豪的成就。

1996年是中國鄉鎮企業吸收農村勞動力最多的一年，超過1.3億人。[31] 此后，隨著環境問題與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日益突出，鄉鎮企業的種種弊端尤其是對環境的破壞等問題日益突出，開始面臨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調整、收縮、整編、改制、淘汰，在這種情況下，近年來鄉鎮企業連續關閉裁員，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農村勞動力，相反卻吐出了上千萬勞動力。這就使得離土不離鄉這條路對于廣大農村低素質勞動力來說，已經不再是一條暢通的坦途。1996年以后的三年中，鄉鎮企業的增長率都低于18%：1997年是17.8%，1998年是17.5%，1999年已經跌到14.2%。與此同時，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也日漸陷于枯竭，1996年以后的三年當中，鄉鎮企業的就業人員以每年500萬人的速度在減少，所以現在鄉鎮企業的實際就業人員已經低于1.2億人。[32]

幾乎與鄉鎮企業吸收農民工就業發生變化同步，城市吸收農民工的大門也開始變窄。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政府一直長期用銀行貸款喂養低效率、高浪費、缺乏活力的國有企業，雖然暫時維持住了表面的經濟增長率和城市就業，也得以回避國有企業改革這一在意識形態、社會控制政策諸方面令政府極為頭痛的任務，但卻埋下了銀行壞帳高筑、風險叢生、金融系統可能崩潰的火種。九十年代下半期，為了挽救金融系統免于崩潰，政府不得不部分放棄了對國有企業的保護政策，結果國有經濟部門立即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數千萬國企職工陸續下崗。為了減輕城市就業壓力，四個吸收農民工最多的四個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都出臺了一些規定，要求企業雇傭勞動力時必須按比例接收本地居民，從而限制外來勞工的就業機會。一些經濟學家們提出了發展小城鎮提高城市化進程以轉移農村過剩勞動力的發展戰略，與當前城鄉共同面臨的巨大而緊迫的就業壓力相比，總令人有遠水不解近渴之感。

鄉鎮企業的這一波衰退并不完全是經濟形勢周期性變化的結果，還有更深層的體制原因。過去二十年中，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背后有一只基層政府的“手”在推動，這曾一度被一些學者視為中國鄉鎮企業發展模式的優勢，現在卻可以看出，這只“手”也造成了鄉鎮企業發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經濟性。一旦全國范圍的“泡沫經濟”消失了，大批趕“泡沫經濟”風頭的鄉鎮企業就難以生存下去。鄉鎮企業有過一個“成功典范”，即“蘇南模式”，現在這個模式卻已顯現出明顯的敗像，蘇南的基層干部也不得不坦承這條道路的局限性，開始了反思。

城鄉差距返回原點

程：在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與小農階級的萎縮相伴隨的，是城市化之后城鄉差別的消失。發展中國家則是另一番景象，阿瑟.劉易斯在《二元經濟論》里談到過一個發展中國家共同面臨的問題：“在那些相對于資本和自然資源來說人口如此眾多，以致于在這種經濟的較大部門里，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很小或者等于零，甚至為負數的國家里，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是存在的”。這些過剩的農村勞動力不斷轉移到城市中去，形成了一個共同的社會現象：城市的高度發展似乎是以農村的衰落為代價。尤其是在亞洲國家，許多超級大城市成了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農村人口如潮水般從四面八方涌向城市。不久前，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還以自己的城市擁有上千萬人口的規模而自傲──中國現在還有不少城市把建成百萬人口大市懸為現代化的一個目標而列入該市發展規劃──但人口的這種快速機械式增長，卻使得城市的發展陷入一種極端無序狀態，形成一種“城市病”。不少城市都有大量臨時搭建的違章建筑，這些建筑缺乏排污系統，周圍垃圾成堆，成了市容的瘡疤；大多數城市的市內交通系統始終跟不上人口的增長，過時的公交系統令居民的通勤格外辛苦，而城鄉之間的聯結更是支離破碎，不少道路出城不久就變得坑坑洼洼，難于行走。

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用各種各樣的高樓大廈以及內部裝修豪華的賓館，組裝成各種“現代化的櫥窗”，炫耀著該國的現代化水平。對那些喜歡讓國際社會從這些“櫥窗”中了解“信息”的國家來說，這種與國內其他地區差距甚大的巨型城市的存在確有必要。但不管這些“櫥窗”多么漂亮，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是：只要深入這些發展中國家的鄉村，就會發現廣大鄉村千孔百瘡，成為這些國家難以愈合、正在流血的傷口。

何：中國確實存在一個相當獨特的現象，那就是與其他農業國邁向工業國的國家現代化進程相比，中國農村耕地面積總體減少與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時，農戶總戶數卻在增長。這一現象正好與戶均耕地面積加大的國際趨勢完全相反。下面一組數據說明了這種情況：1978年，中國耕地面積99938.5千公頃，人均1030平方米、戶均耕地面積5730平方米；到1995年，在耕地面積減少4.5%至94970.9千公頃時，人均面積銳減24.3%至780平方米，戶均面積銳減28.8%至4080平方米。[33] 這個驚人的下降速度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農戶經營規模繼續縮小，農村剩余勞動力繼續增加。這種耕作規模小型化距離現代農業所要求的農民人均耕種面積相距很遙遠。

程：農村人口增長過快和城市的畸形發展導致城鄉差距再度拉大，又回到了改革之初的1978年水平。由于農業經濟的增長率一直徘徊在3.5%至4%左右，到1999年下降至2.8%，加上最近幾年各地農產品在全國各地都出現供過于求的局面，價格大幅度下跌，因此這幾年出現了農業增產不增收、農民收入增長放緩的局面，再加上農民跨地區就業速度放慢，因此造成農民收入與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局面。可以說，在二十多年改革當中，城鄉收入差距經過了一個馬鞍形的變化，70年代末差距很大，80年代中期逐步有所縮小，但是從80年代后期又開始不斷擴大，到1999年這種情況就非常明顯。1999年農民現金收入的名義增長率是1.9%[34]，而同年城鎮居民的年收入增長率是7.9％[35]，在城鄉收入增長的差距本來已經非常明顯的情況下，該年10月份國務院又給城市的干部和職工增加了一筆工資，這就進一步擴大了城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