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印度：現代化道路上的遲到者

何清漣（以下簡稱“何”）：上一世紀中人類經歷的社會變革相當多，但對人類生活產生久遠影響、堪稱最偉大的變革可以說只有兩項：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成為人類政治制度當中帶有普適性的形式；其次當推小農階級的萎縮乃至消亡，這一變革永遠切斷了人類與以往世代血脈相連的關系。不可忽視的是這兩項變革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相關關系，因為說到底，政治就是人的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有什么樣的人民，就有什么樣的政府；有什么樣的政府，就有什么樣的人民。 從有人類開始，人類絕大多數的生活物質必須取給于大自然：農業文明必須仰賴于土地，游牧民族只能逐水草而居，漁獵經濟則靠下水捕魚、上山打獵才能維持生存。歷史年輪推到亞當.斯密時代，情況依然如故，因此亞當.斯密稱“土地是財富之母”。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世界范圍內農、漁業人口下降到總人口20%以下的國家，也只有英國與比利時。那時，小農階級是否會被消滅，成了一個極富爭議的“理論問題”。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們為了論證資本主義并不殘酷，總以當時的統計數據為依據，來駁斥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消滅了小農階級”這一觀點。但到了“二戰”以后，隨著世界各國日漸將發展經濟作為一個國家的施政主題，工業化進程加速，農業人口大規模地從土地上遷出，進入城市經濟體系的各個現代經濟部門。世界從此進入一個高速發展的時代，以致于當時人大多無法充分理解其變化的意義。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即使在歐洲最落后的小農根據地保加利亞，小農在人口中的比重也已降到三分之一以下。亞洲國家中的日本，農業人口也從1947年的52%降為1989年的23%。[1] 不過，到上個世紀末，整個地球上仍然還有三大地區的土地，依舊主要被農業人口及農村所占有。這三大地區分別是：南亞及東南亞的大陸地帶、中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按照世界銀行的分類，世界上所謂的“低收入經濟”基本上都在這三個地區。

程曉農（以下簡稱“程”）：二十世紀是人類探索社會進步和發展模式的世紀，中國在這個過程中經歷了巨大的起伏和變化，也承受了重重磨難，到現在仍處在制度轉型和現代化的探索期。關起門來，中國人盡可以忘卻“文革”以及文革前大躍進時代的荒唐，為過去二十年當中終于有了明顯進步而歡欣鼓舞；但打開“窗戶”看世界，似乎值得驕傲的成功就不那么多了。最常被提起的“成就”，似乎就是“中國以有限的人均耕地養活了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其實，乾隆末年中國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農產量居世界第一[2]。而那時的英國，若不是有北美大陸為它消解了被馬爾薩斯看作災難的人口，恐怕就內亂叢生，沒有辦法外拓疆土，成為讓世界各國仰視的“日不落帝國”。所以，如若以“養人”論“成就”，那清初至中葉的康乾盛世豈不更“輝煌”？中國當下的進步究竟若何，可以只看繁華的都市經濟，但如以多數民眾的生存狀態為判斷依據，那么在當今的中國就絕不能離開農村問題談社會進步。

何：如果認真觀察，就會發現亞洲有兩個巨型國家沒有完全享受到二十世紀文明的偉大成就，小農階級異常頑強、艱難竭蹶地存活下來。這就是位于南亞次大陸的印度與位于東亞的中國，不管這兩個國家的政府如何努力，這兩個國家的小農階級始終高居總人口比例的70%以上。這就使得這兩個國家與以往歷史時代相連的臍帶始終不曾完全斷開。

比較這兩個國家，會發現許多令人驚異的相似之處。首先，兩國都有數千年悠久歷史，曾以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傲視世界，并且同列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更可驚異的是這一點：兩國的歷史文化在被現代文明消解的過程中，不但沒有被創造性地轉化成為兩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精神資源，反而成為一種異常沉重的現實負擔。第二，兩國都是世界上的超級人口大國，中國總人口位居世界第一，印度則“榮膺”第二。不過讓中國略感安慰的是：據說由于印度沒有采取計劃生育政策，20年后有可能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迫于人口壓力，兩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為了尋找更好的生活，均喜歡以留學的方式外遷，中國的下層民眾則還喜歡采用高風險的偷渡等不合法方式外移。將保障移民權利列入憲法的美國則成為兩國移民的首選之地。在美國，留學人員數目最大的是中國，其次則是印度。現在美國的高科技公司中許多技術人員都是印度人與華人。第三，兩國奉行的政治體制雖然不同，但同樣陷入了高度腐敗的泥沼。在每年國際透明組織的排名當中，兩個國家的腐敗程度總是名列前茅，最多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前者因為讓外國人去考察研究，因此臭名昭著。這有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亞洲的戲劇》為證。而中國則“明智”地堅持不完全開放，所以尚未成為國際上研究腐敗的經典對象。

中印兩國還有一個共同現象：少數大城市高度繁榮，廣大農村周邊地區則極其落后。但讓中國人聊以自慰的是：中國近20年改革過程當中冒出了少數新興小城鎮，印度這類新興小城鎮相對較少。而且，由于宗教原因，印度的城市大街上到處都是圣牛的“遺矢”，氣味難聞。中國人則可以驕傲地宣稱：中國的幾個用來裝點門面的“現代化櫥窗”城市相對要干凈靚麗得多，比如深圳就因很明智地沒讓國際花園城市的評委們觀看臭氣熏天的深圳河、新洲河，得以評為世界花園城市。而印度就沒有能夠評上世界花園城市的“現代化櫥窗”。可以說，中印兩國的人口與資源狀況，注定了它們要拖拽著“小農階級”這個前現代社會的龐大尾巴進入二十一世紀。

程：中國與南亞和非洲國家不同的是，過去五十年里為了現代化進行過驚天動地的制度試驗，但并未因此而把中國從世界上的落后組群中拽出來。中國嘗試過農業集體化，乃至其最高形式“軍事化作業”加“大食堂”，付出數千萬條人命的慘重代價后，才又在現實的巨大壓力下，退回農業的個體經營模式——人口壓力也迫使中國沒有辦法推行農業現代化，否則被從土地上拋出來的農民將無處可去。這一期間，中國曾經有過上千萬農民離鄉進城的“大躍進”式工業化，也推行過縣縣“五小工業”遍地開花，旋又發展出鄉鎮企業“離土不離鄉”的現代化模式，最后還打開多年鎖閉的國門請來了外資企業。這種種措施無非是一個目的：為成千上萬的過剩農村勞動力找到謀生之路。

盡管八十年代前期因農村改革創造出的一次性制度變遷效應，曾出現過短暫的農村經濟繁榮，但這些很快就成了昨日黃花。而城市經濟的發展卻無法充分吸納數億農村剩余勞動力。一方面，科技進步使得企業迅速從科技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向科技含量高的技術密集型與資本密集型過渡，這使得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減少；另一方面，來自傳統農區、完全未經任何現代技能訓練的低素質勞動力，完全無法適應科技化時代的技能要求。從九十年代后半期開始，大學畢業生分配日益艱難，中國又過早出現了“知識型勞力過剩”現象。為了增加“就業資本”，也為了避免“畢業即失業”的困境，不少大學生選擇“考研”這條途徑，近四年來中國每年“考研”都以年均30%的速度遞增，各種考研班都提前十個月開辦。有人將此現象戲稱為“就業問題緩期三年執行”。當就業門路越來越窄時，以城市化來化解農村貧困的議論就似乎不免有空談之嫌。在此大背景下，農民、農村和農業這個習稱“三農問題”引發的種種社會矛盾又再次突顯出來，讓社會重新感受到中國現代化的“陳年積痛”，也讓一切真正關心中國現實的研究者們痛感“三農問題”仍然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基本難題。何：中華歷史幾千年，農民一直占據人口的大多數，安農則安天下，而安撫農民最根本的措施就是“驅農歸田”，讓農民有田可種。而現在卻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種田成了一件邊際收益為負值的產業。世代務農的農民突然發現，不種地無以為生，種好地也未必得益，甚至多種不如少種。號稱“湖廣熟，天下足”的魚米之鄉的湖北與湖南洞庭湖地區的農民，有不少已離家外出，做各種營生謀生，土地因此撂荒。[3] 湖南省漣源市楓坪鎮金家村全部耕地只有869畝，人均耕地只有0.72畝，比最低生存保障線還低0.08畝，但因種田無法養活自己，該村家民紛紛離家外出，拋荒土地多達130多畝。而整個楓坪鎮拋荒土地就高達1500多畝。[4]有人具體記載過鄉下親戚算過的一筆賬目：一個農民家庭4口人，種了6畝地。由于山區自然氣候原因，莊稼人都是靠天吃飯；1999年，該農民家庭只收了400多斤半仁麥子，2000年收成好些，4口人總共收了3000多斤麥子，麥價1斤0.34元，也就值1000多元，而肥料，不說農家肥，光買化肥就花去200多元，況且還要留下2000多斤麥子充口糧，剩余1000多斤賣不到500元；而村提留、鄉統籌、義務工、勞動積累工、農業稅等等，亂七八糟的這款那款，每人上交153元，4口人就是612元。為此作者的表哥感嘆，農民辛辛苦苦種了一年地，種田的收益還沒有支出多，上交款還得靠賣豬和出外打工的錢補貼。更讓農民委屈的是每人65元的特產稅。當地的“上級”強迫農戶人均0.4畝辣椒地，但遇上好年份的辣椒收入畝產收入才300多元，若遇到天旱，什么也收不到的農戶比比皆是，可鄉里村里仍是強行照收不誤。在此情況下，農民都想退責任地，再上交50元給村民組長買機動地和“逃地”農民荒蕪的責任田。雖說錢可能被村組干部分掉，但對買地的農民來說，總比種一份責任田劃算。[5] 這種情況在全國各地都程度不等地存在。只是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地區，農民的承受力略強一些而已。程：其實，農民收入的下降早已出現。我在1996年發表的一篇論文“繁榮從何而來”中，就曾指出以下事實：經筆者分析全國各省農民1987年到1994年的人均實際收入（即扣除了物價上漲的影響、可以在各年之間比較的收入）后發現，從1987年到1994年，只有福建、廣東、浙江、黑龍江四省農村居民的實際收入增長速度勉強趕得上全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在全國鄉鎮企業最發達、農村居民最富裕的廣東和浙江，1994年當地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僅及全國城鎮居民平均收入的一半；而安徽、新疆、寧夏、湖南、貴州五省區的景況則是今不如昔，這些地區農村居民1994年的實際收入不是比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