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全國貧困發生率降低到了3％以下。然而距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測算，如果按照低收入現行標準，即人均年收入低于882元，目前還有8517萬人口屬于貧困人口，若按照聯合國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費不低于購買力平價美元(約折合2，5元人民幣，即人均年收入約900元)的國際貧困標準測算，中國貧困人口就增加到1億人，超過農村總人口的10％。而這些貧困人口絕大多數生活在西部地區。世界銀行(2000-2001年度報告)指出：貧困不僅意味著低收入、低消費，而且意味著缺少受教育的機會，營養不良，健康狀況差，沒有發言權和恐懼等。本文貧困人口主要從經濟層面加以圈定，主要囊括西部地區貧弱農牧民、農民工、城市無業、低保等人群。

一、西部地區貧困人口問題的非經濟因素

影響西部地區貧困人口問題的非經濟因素非常復雜，其主要因素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收入差距過大，引發西部地區貧困人口心理失衡

首先，東西部地區收入差距較大。西部地區大部分處于環境脆弱的石山區、高原區、偏遠荒漠區或冰川區，發展經濟的困難是多方面的。寧夏回族自治區全區3/4的地區都是干旱少雨、風沙侵蝕嚴重的山地、丘陵、臺地及沙漠。由于自然條件惡劣，人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較低。2003年其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942元，為全國平均水平的77％，比上海低8338元，只有上海的44％：其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579元，為全國平均水平的80％。比上海低4611元，只有上海的31％。青海東部的大通、民和、化隆、循化、互助五個民族自治縣2003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2556元，為全國平均水平的70％，比上海低8952元，只有上海的40％ 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369元，為全國平均水平的48％。比上海低5401元，只有上海的19％。如果不改變西部地區的貧困狀況，不盡快改善與發達地區收入差距過大的現狀，那么西部地區的貧困人口在長期落后的基礎上必然會產生離心力，其次，不合理的貧富差距給貧困人口造成了一系列負面心態影響：群體性事件日益增多、政府信任危機越來越嚴重等。隨著改革開放和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進程的推進，一些原先生活不錯伹適應能力弱的居民陷入了貧困，尤其是有些人在貧困、疾病的多重打擊下，失落感和消極情緒與日俱增；有的特困職工對少數企業領導人以權謀私十分憤慨，反腐敗愿望強烈；少數人因在再就業過程中遭受社會歧視，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對社會不滿。由于城鎮貧困人口文化素質較低，其從眾心理較強，又由于行業、地域的相對集中，便于交流和相互感染，加上艱難的生活處境，城鎮貧困群體成員很容易形成一種強烈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具有較高的整合性、進而演化成激烈的集體行動，產生過激行為。

(二)西部地區貧困人口文化教育素質低，對提高自身的心理品質需要不迫切，適應現代社會變遷的能力差

西藏平均受教育年限為3.50年、青海為4.69年、云南為5.79年、貴州為5.85年、甘肅為6.13年、寧夏為6.45年、四川為6.57年、重慶為6.60年、廣西為6.61年，遠低于全國7.01年的平均水平；西藏、貴州、云南、青海、甘肅、廣西、陜西、寧夏、新疆、內蒙古的小學年平均輟學率分別高達5.22％、3.85％；3.14％：3.06％：2.69％；2.34％；1.72％；1.62％、1.47％和1.39％，均高于全國1.01％的平均水平；貴州、四川、西藏、內蒙古、新疆、青海、云南、寧夏、甘肅、重慶、廣西、陜西每萬人口互聯網用戶數分別為0.27戶、0.29戶、0.58戶、0.62戶、0.80戶、0.83戶、0.98戶、1.14戶、1.26戶、1.92戶、2.26戶和3.88戶，遠低于全國5.42戶的平均水平；貴州、西藏、四川、廣西、甘肅、青海、云南、重慶、陜西、內蒙古、寧夏、新疆電話普及率分別為2.18％、2.34％；3.30％；3.39％；3.78％；4.43％；4.54％、5.04％、5.06％、5.35％、6.97％和6.84％，均遠遠低于全國平均7％的水平。文化教育素質低，一方面影響著貧困人口的經濟活動方式、經濟收入高低，另一方面又直接影響到貧困人口對各種經濟信息的獲得，而且還決定著他們的經濟觀念轉變方式、價值取向模式以及適應現代社會變遷的能力。文化程度低者，不愿接受新事物，不喜歡變遷與改變現有的生活環境，對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生活狀況和心理品質需要不迫切。從風險意識來看，文化水平低者，不愿承擔風險，喜歡安于現狀，對社會的依賴心理較多，而獨立進取精神較弱。由于對外界的變化知之甚少，了解得也不夠全面，必然影響到進取創新意識的發育，同時也影響到其適應力的提高。

(三)經濟適應能力弱、社會政治經濟地位低下、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導致西部地區貧困人口心理承受能力差

首先，陜西、四川是全國城鎮失業率最高的省區之一，其實際失業率均超過10％，寧夏、甘肅、貴州、青海、內蒙古、重慶、新疆、廣西真實失業率均超過5％，且西部大部分省區農村剩余勞動力比例相當高，其比重介于30％-50％之間。貧困人口的經濟適應力主要受其家庭經濟保障力和失業保險狀況所制約，而其家庭經 濟保障力主要取決于其失業以前收入水平及婚姻狀況。失業前收入水平越高，收入存量越多，則其經濟保障力及失業心理承受力越強，反之也就越弱。從婚姻狀況看，未婚者失業時，由于其生活費仍可依賴父母，從而其經濟適應力及失業心理承受力相對要高一些。而已婚且有子女者，由于他們是家庭經濟來源的主要承擔者，一旦失業，則會使其家庭收入急劇下降甚至中斷，因而其經濟適應力及心理承受力相對要低得多。其次，許多西部農村貧困人口缺乏社區民主參與權、社區信息和社會信息知情權、表達個人意愿的公民權、保持本民族傳統的文化權和基本的人權，相當多的貧困人口還缺乏就業機會、遷移與流動機會，許多貧困婦女還受到各種歧視。貧困人口認為自己的社會地位低下，經濟上比別人差，政治上沒有發言權，已經被社會遺忘，往往會產生心理失落感。此外，目前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明顯滯后，其主要表現：一是保障面較窄，部分貧困人口尚未進入其的覆蓋范圍：二是保障水平低，特別是有些地方的最低生活保障線過低，就難以保障城鄉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三是保障的社會化程度低，不同經濟類型單位、不同行業、不同部門、不同地區之間社會保障負擔畸重畸輕，保障資金難于在更大范圍內調劑，以實現社會公平。由于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使貧困 人口不能成為扶貧的受益主體，真正得到扶貧的實惠。共同享受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文明成果，導致貧困人口心理不平衡。

二、提高西部地區貧困人口心理素質，促進貧困人口充分就業與全面發展能力的措施

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與騰飛，貧困人口心理素質改善與提高尤為重要，由于西部地區科教文衛事業發展相對滯后，低收入貧困人口思想觀念落后，勞動技能和經營發展能力較弱。因此，鞏固溫飽成果，提高低收入貧困人口收入水平及生活質量和綜合心理素質水平，成為今后西部如何走出貧困邁向小康，構建和諧西部的一個亟需研究和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強化西部地區貧困人口直接教育投資，提高西部地區貧困人口的文化教育素質，促進貧困人口的充分就業和全面發展，增強他們參與競爭及對職業轉換的適應能力。一方面，優先在西部貧困地區對中小學生教育實行全額免費，對成人初等教育補習一律免費。另一方面，為貧困人口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大力推廣信息與通訊技術，建立各類通訊網絡，擴大他們的發展機會，提高他們運用和傳播知識資產與信息的能力和發展能力。

(二)政府應當為貧困人口提供有效的就業機會、收入機會，并通過改善社會福利，增強西部地區貧困人口的發展能力。國內外反貧困經驗表明，勞動密集型經濟增長方式，可有效地創造就業機會和收入機會。所以，政府應將財政支出由主要增加“硬件投資”，轉向對教育、衛生、計劃生育等“軟件投資”。應將創造就業作為首要發展目標，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直接提供扶貧貸款給貧困婦女和家庭的貨幣政策，貸款用于發展貧困戶農作物種植、養殖業、農產品加工業、運輸業和農牧區的社區服務業。

(三)保障貧困人口的基本生存所需，切實提高西部地區貧困人口的生活質量，實行以關注解決“生育保健、醫療衛生”等為主要內容的消除貧困的關懷政策，為貧困人口提供變弱為強的機會。首先，解決就業問題、生活困難問題。其次，增加生育保健設備投入，培訓當地農牧區醫療人員，幫助建立生育保健服務網絡。最后，強化政府的公共衛生服務職能，投資于人民健康，為貧困人口提供基本的公共衛生服務，重建農村合作醫療體系。

(四)政府要把關心貧困人口當作政治責任和義務，創造條件，充分保障貧困人口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實現，千方百計保障民主權利、實現社會公正、確保社會公平。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擴大社會保障范圍，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及社會程度，同時加快完善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設。要盡快制定和完善有關社會救助的法律法規，明確各項社會救助對象、救助標準、救助方式、救助主體方面的區別與聯系，使社會救助工作逐步走上規范化、法制化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