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本文考察了我國農村剩余人口轉移產生積極效應的前提條件，認為其核心問題在于農村剩余人口轉移是否造成農業部門的衰敗從而產生一系列成本。由此分析我國農村人口轉移所產生的負面效應和相應對策。

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經濟發展 效應

農村人口轉移產生積極效應的前提條件

(一)相關理論研究

劉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經濟結構是二元經濟結構。傳統農業部門土地是非再生性的，耕地面積的擴展極為有限，生產技術簡單而變化緩慢，而人口卻持續增加，結果會使經濟收益呈遞減的趨勢。相對于土地等資源的過剩勞動力，處于不充分就業或隱蔽性失業狀態。在其他生產要素不增加的條件下，他們并不增加產值，在收益遞減規律作用下他們的產值和邊際生產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負增長。大量“零值勞動力人口”的存在是發展中國家經濟長期陷于低水平漩渦的根本原因。而現代工業經濟部門使用的是可再生性的生產資料，生產規模和生產速度的擴大和提高可以超過人口的增長，加之科學技術在現代工業部門中的應用，更使其就業人口的邊際效益遞增及人均收入增加。

劉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只有通過現代大工業吸凈農村過剩勞動力，才使收益遞減轉變為收益遞增，國民經濟發展才由停滯轉變為穩定增長，從而擺脫貧困走富裕道路。劉易斯模型假定，在存在剩余勞動力可以轉移的條件下，政府可以忽視農業發展的狀況，一心一意地發展現代工業部門;市場的交易費用為零，尤其是城鄉勞動力流動沒有體制和制度障礙，農村勞動力在比較利益的驅使下在城鄉間自由流動;信息是完全的，消費者、廠商和各種生產要素的所有者都是知道經濟運行過程中哪里價高利大。而除了要考慮轉移的效益外，還要考慮成本。包括放棄農產品產出的成本，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造成的城市病社會資本等。如果收益大于成本，那么通過重新配置的低勞動生產率的勞動力來謀求發展是一件值得考慮的發展方法。

(二)需要考察的問題

1.轉移的農村剩余人口的類型是什么?從農村剩余人口對農業總產量產生影響大小來看，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不帶走農產品剩余的剩余勞動力，也就是劉易斯所說的“零值勞動力人口”，他們對農業總產量沒有產生影響。另一種是帶走農產品剩余的剩余勞動力，這是指對農業總產量產生影響的勞動力，他們只有在特定情況下才表現為剩余勞動力，具體來說，一是技術變革(如農業機械化)替換出來的勞動力，二是由工作時間延長替換出來的勞動力，姑且稱之為“正值勞動力人口”。如果農村轉移的剩余勞動力是“正值勞動力人口”，那么他們放棄農產品產出的成本就值得考慮。從農村剩余人口的素質高低來看，可以分為高素質(或熟練)和低素質(或不熟練)兩種類型。區分這兩種類型也是非常必要，因為他們有著不同的機會成本。

2.考察農村剩余人口轉移效益的標準是什么?首先是運用總量標準還是結構標準?毋庸置疑，當每個勞動力在他的收入最高，以及因此假定他的勞動生產率也是最高的地方工作時，整個社會生產總值達到最大值。但是如果從產業關系的考察，農村剩余人口轉移造成農業衰敗，從而拖住了其他行業發展的后退，農村剩余人口轉移可能得不償失。

其次是運用宏觀標準還是微觀標準?從微觀角度考慮，可以假定，人口自愿從一個地區轉移到另一個地區，對個人總是有利的。因為人們是為了自己和家庭獲得好處才遷移的。即使是在圣保羅、雅加達的擁擠不堪的城市貧民窟的移民也認為他們比在農村生活好，一般不想返回農村。但是如果從產業發展失衡和由此造成的額外社會成本角度的考察，農村剩余人口轉移效應就值得重新考察。

3.二元經濟結構轉化中市場交易費用是否為零?信息是否對稱?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市場發育都不完善，企業、勞動者進入和退出某一市場、行業和地域的成本高昂;產品市場、要素市場尤其是勞動力市場條塊分割、地方保護嚴重，市場交易費用高。而且信息是非對稱的、不完全的，存在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

綜上所述，考察農村人口轉移積極效應的前提條件其核心問題在于農村剩余人口轉移是否造成農業部門的衰敗和由此產生的社會成本。因為劉易斯模型隱含的社會經濟增長機制不停止的前提是現代部門擴張的同時，農業產出也應該增加。如果假定現代部門不生產食物，那么必須假定農業部門增加其產出，否則結論將是現代部門的擴張將因不利的貿易條件而耗竭其利潤并最終結束。

對我國農村人口轉移積極效應產生前提條件的考察

(一)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否對農業剩余產生影響

大多數學者認為，我國農村存在著1.5億至2億剩余勞動力。筆者認為，測算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總量問題的關鍵是需要討論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類型及其他們對農業發展的影響。據有關研究，農村真正剩余的農村勞動力中50%年齡在40歲及以上。國務院農普辦和國家統計局發布《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的資料佐證了這一研究對農村剩余勞動力類型的判斷。公報顯示，至2006年末，我國農村外出從業中，男勞動力，占64%;女勞動力占36%;40歲以下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逾八成。根據國家統計局江西省調查總隊調查，2006年，江西省外出農民工中男性所占比重為60.2%，30歲以下的占76%;初中文化程度的所占比重為69%，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為16.5%。2007年，江西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中，40歲以上的占農業勞動力總數的72%，其中50歲以上的占農業勞動力總數的40%，在16至25歲的農村勞動力中，82%左右外出務工。

因此，本文認為，目前我國農村轉移的剩余勞動力中，絕大多數并不是劉易斯所說的“邊際產量為零”的剩余勞動力，而恰恰是現階段農村和農業最為急需的精壯勞動力;目前農業中大多數是年齡大，文化水平較低的農民。在城鄉分治制度沒有根本上變革的前提下，將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動格局(如圖1)所示: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出的是年齡小，文化水平較高的，留在農業領域大抵有三種農民:年齡大，文化水平較低的無法外出打工的農民;被非農產業淘汰回來的年齡大的農民;文化水平較高的農民工。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將會產生不利于農業的影響。

1.主體生產要素流出導致農業的萎縮。農民外出雖然有增加農民收入、減少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提高農民自身文化素質等正面影響，但是也存在負面影響。由于外出的絕大多數是有一定文化基礎、體魄健壯、智力較高的青年農民，留在農村的從業人員形成了以老人、婦女、兒童為主的人口結構，導致農業發展的高素質勞動力資源需求匱乏。更值得注意的是，農民外出還造成了一個惡性循環:隨著農業土地和資金的流出，要求在農業生產中用更多的勞動來替代資本，而勞動投入的邊際效益又是遞減的，因此，農業土地和資金的流出，使得勞動帶來的收益越來越低，農業對農村人口的吸引力也就越來越小，農村人口的外流規模也就越來越大。不斷增加的農村外流人口使得農業萎縮的速度將越來越快，又導致農業土地和資金的流出。 2.主體生產要素資金流出影響國家的宏觀政策效力。首先，國家糧食安全目標受到影響(如表1所示)。其次，導致農業競爭力的下降。目前我國農業競爭力的提高主要還是依靠農業的新要素投入，農業生產要素的流出，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型就難以進行，這就使得我國農業的成本始終偏高，難以在國際市場上進行價格競爭。再次，延緩了新農村建設的步伐。新農村建設中的農業技術推廣、土地整治、農民自己的組織或者政府主導的農民組織、農村權力結構等等所有農民、農業、農村問題，都和誰在務農有關。現實中轉移的農村勞動力絕大多數是農村的青壯年骨干，恰恰是新農村建設和發展急需的中堅力量。大量中堅力量勞動力外流，不僅導致農業效益下降和農業生產后勁削弱，而且使得國家新農村建設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二)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否引起糧價和工資上漲而對非農業產生不利

我國農業對工業的貢獻不僅僅在于提供工業部門所需要的勞動力，而且還為工業部門提供農業剩余(包括糧食)。糧食等農產品價格作為百價之基，直接影響國內價格總水平，關系到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穩定發展大局。食品價格上漲有許多因素，但歸根到底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國內糧食價格上漲，與當前國內糧食需求總量仍存在缺口有關，從表1也可以看出，在沒有人外出的家庭中糧食產量最高，銷售的糧食也最多，隨外出人的增加，這兩項指標逐漸下降。

糧食供不應求意味我國經濟發展到了費景漢-拉尼斯模型所說的“糧食短缺點”。按照費景漢、拉尼斯的觀點，經濟發展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和第三階段與劉易斯模型沒有區別。在第一階段，當勞動的邊際生產率為零的農村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時，農業的總產量不受影響，出現農業剩余，它可以滿足轉移到工業部門的勞動力對糧食的需求。因此，農業部門的人均收入以及工業部門的工資保持不變。第二階段，工業部門所吸收的勞動力是那些邊際生產力低于農業部門平均產量的剩余勞動力。由于這一部分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大于零，當他們轉移出去以后，農業總產量就會下降，而剩下的農業勞動力仍按以前水平消費，所以，提供給工業部門的農產品就不足以按平均消費水平來供應工業部門的勞動力。經濟中開始出現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的短缺，工農業之間的貿易條件變得有利于農業部門、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開始上升。我國經濟目前處于“費景漢-拉尼斯拐點”，說明如果不重視農業生產，不斷向工業轉移農業資源，就會出現全社會資源都趨向于贏利高的行業，社會資源開始撤離農業，造成農產品總供給的結構性短缺，農產品價格上揚，糧食問題將不可避免，非農產業必將付出代價。

至于我國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工資變化出現了與費景漢-拉尼斯模型不同的特點:與農產品長期短缺或者僅平衡應該導致工資長期上升不同，自1984年以來，我國普通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曲線并不是水平線，而是一條略帶負斜率的曲線。并且前幾年隨著“民工荒”的出現，普通勞工工資有明顯上升的趨勢。勞動者的工資水平的上升不僅與農產品短缺有關，而且與國家政策、工會壓力等等因素有關。但無論如何，這些變化或多或少地給以低成本為特征的“中國制造”制造“麻煩”。

我國農村人口轉移積極效應產生前提條件的創建思路

(一)以工農協調發展思路建立長期穩定的農業政策

世界各國的工業化歷史經驗表明，要使得工業順利發展，農業必須同時確保一定速度的發展，才能夠滿足某種工農業食品和原材料的需求，才能防止工農產品貿易條件向不利于工業化的方向轉變。因為一個發展不足的農業，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必然導致農產品價格上漲，使得工業化成本高漲，工業不僅要付出食品和原材料高漲的代價，而且還因為農產品價格高漲導致農業部門人員收入提高，要付出更高的工資代價吸引農村勞動力。

新中國成立后，政府運用計劃經濟手段制造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延緩了這個問題的出現。但是市場化改革以后，如果繼續忽視農業發展，這個問題早晚會出現。然而，目前政府和部門對待糧食的態度是“多了砍、少了喊、不多不少沒人管”，在20世紀末糧食略有剩余時，急于實行以糧食為原料的加工業發展為核心的“糧食轉化”政策、以鼓勵少種糧多種經濟作物為內容的“種植業結構調整”政策、還鼓勵大量耕地“退耕還林”、“退耕還草”，導致了糧食產量減產。這時，有關部門又采取緊急補救措施。因此，要求政府必須堅持工農協調發展思路，構建穩定的支農惠農政策，加大對農業的教育和生產投入，提高農業比較利益，促進工農業雙贏發展，同時彌補農業勞動力要素流出的宏觀損失。

(二)以可持續發展思路化解工農矛盾

在劉易斯模型中，工資與利潤是相互對立矛盾的因素，同樣在我國某些經濟學家眼里，低工資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成本優勢”，一旦提高勞動力要素價格，就會把外資嚇跑，還有可能使其他國家得到大量外資，在經濟上超過我國;一些地方政府也擔心提高勞動力要素價格把資本嚇跑，影響當地經濟增長的政績。依照這種觀點，似乎農業生產要素越廉價，就越利于改革開放，越利于經濟發展。

從可持續發展角度看，這些“成本優勢”最終會轉化為“成本劣勢”。因為人為壓低占大多數勞動力比例的農民和農民工收入水平，必然會造成我國經濟內需不振、嚴重依賴出口的內外困局，使國家的收入分配瀕臨兩極分化的危險狀態，最終一定會反過來影響到經濟的發展和國家的安定，變成沉重的社會成本。同時造成經濟主體對廉價資源長期的依賴性，放棄搞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不利于提高經濟競爭力，一旦出現民工荒或者“費景漢和拉尼斯拐點”，必然會措手不及。因此非農部門一方面要合理提高農民工工資和福利水平，激發他們創造財富的動力，另一方面要通過改變經濟發展方式來化解成本，促進勞資雙贏。

1.納克斯.欠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M].牛津:巴茲爾?布萊克韋爾出版社，1953

2.劉易斯.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J].曼徹斯特經濟與社會研究學院學報，1954(2)

3.張培鋼.新發展經濟學[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