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嶺南；民俗文化；傳統；現代

論文摘要嶺南民俗文化是在南越土著文化的基礎上，融匯了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具有鮮明時代色彩和地域特征的區域性文化。它沒有承載厚重的文化積淀和歷史迫力，尚實效，重功利，開放兼容、崇新善變，促使嶺南社會在近代反封建和當代改革開放的浪潮中曾兩度領天下之先。這些特質在成就嶺南的輝煌之后，在當下社會很大程度上桎梏了它的發展，我們應該本著批判揚棄的原則，促使其向宏觀、理性、深度的方向轉變，尋找嶺南民俗文化現代化的最佳路徑。

一、嶺南概況

嶺南位于中國最南部，地處我國南疆邊陲，北枕南嶺，南臨南海，西連云貴，東接福建，是以今天的大庾嶺、騎田嶺、越城嶺、萌渚嶺、都龐嶺(一說揭陽嶺)為界與內陸相隔。嶺南是一個歷史概念，各朝代的行政建制不同，嶺南建制的劃分和稱謂也有很大變化。學術界對嶺南的領域有不同見解，有的將其狹義為廣東的代名詞，有的將其廣義為包括廣東省、海南省、香港特別行政區和廣西省的大部分地區。

大約在距今4500年前后，嶺南進入父系氏族社會，鋤耕農業、家畜飼養業和手工業逐漸進步。秦以前嶺南是南越族的聚居地，公元前206年，龍川令趙佗“自立為南越王，都番禺。”同年，漢高祖劉邦創立漢王朝，他面對漢初的嚴峻形勢，“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與部符通使，使和輯百粵，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向嶺南開放了邊境貿易，征收南越國的貢品，而對南越國的體制未作任何改變，對其施政也不加限制。

嶺南自建置之初即與中央政權的特殊關系，歷代延續。雖然其內部的行政區劃時有變更，但是中原政府對這個邊陲之地的控制卻一直因地制宜，使嶺南保留了很大的政治、經濟、管理自主權和一種自然而然地與中原隔絕的“獨立”狀態，為嶺南創造了寬松的發展氛圍。

二、嶺南民俗文化的特征

(一)農業文化與商業文明并重

早在4500年前，古南越族人民就創造了以稻谷為主糧的農業鋤耕文化。《中華全國風俗志》中的“粵俗之大較”、《羊城古鈔》中的“廣州時序”都記載了大量與農事有關的習俗：

“迎春競看土牛，或灑以菽稻，名曰消疹；啖生菜春餅，以迎生氣。……十六夜，婦女走百病，擷取園中生菜，曰采青。十九日掛蒜于門，以辟惡。……二月祭社，分肉小兒食之使能言，入社后，田功畢作。”

同時，嶺南民俗中的商業文化特質使之卓而不群。嶺南擁有較長的海岸線，早在漢代，已有港口徐聞、合浦，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由于貿易日盛，人們“逐番舶之利，不務本業”，“農者以拙業力苦利微，輒棄而從之”。從事農業生產的民眾也積極地發展經濟作物，大力種植桑、甘蔗、菱角和各種水果，養殖魚、蠶，這些經濟作物的發展又帶動了繅絲業、水果加工業、制造業、包裝業、運輸業的發展，進一步促進了工商業的繁榮。嶺南百姓民俗生活中的商業文化特征越來越顯著。

關羽本是三國名將，中原民眾將其視為忠義、神勇的象征。在濃重的商業文化氛圍中，嶺南民眾基于自己的文化觀念對這個起源于農業背景的神進行了“文化重構”，注入嶺南獨特的“向財重商”的文化因素，使它的神格由忠義神轉變為財神。在珠三角一帶的商家店鋪，幾乎家家都供奉關公，這種財神信仰甚至改變了內地關公崇拜的風尚，使千百年來中國百姓生活中的忠勇神關羽成為現代社會的財星。在嶺南民俗中還有大量具有求財象征意義的民俗事象和民俗行為。廣州買發財大蜆的春節舊俗，廣東重陽節的登高轉運，梅縣客家人的新年初三送窮鬼，陽江新春初一的行大運等等，都體現了在濃重的商業風習中，嶺南民眾突破“循規蹈矩”的農業意識，求財求運的功利愿望和投機心理。

可見，嶺南商業文化的形成亦是自然自發，由廣大民眾尤其是中下層民眾創造承載的。在濃厚的農業文明背景中凸顯商業文化氛圍是嶺南民俗文化的第一個特征。

(二)傳統民俗與現代時尚交織

南粵民眾在嶺南大地上繁衍生息了十余萬年，他們創造了許多具有地域特點的民風民俗，雖然嶺南是全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的前沿陣地，但是這些古老的習俗慣制卻并未在現代化的風云中黯然失色，仍然是嶺南的象征。

以嶺南的傳統食品和居住習俗為例，廣東點心以嶺南小吃為基礎，幾千年來廣泛吸取北方各地、包括六大古都的宮廷面點和西式糕餅技藝發展而成，足有一、二千種之多，仍然是嶺南大街小巷、茶樓酒店的常見之物。客家圍龍屋是嶺南著名的傳統建筑，其分布以東江上游嘉應州一帶及粵北各地為主，并延入廣西、贛南、閩南諸地。曾昭璇先生認為客家圍龍屋的獨特構造是與客家人生活中的諸多需要相輔相承的，形成了既有農業形態又有防御特征的獨特住宅建筑形式，鞏固了客家民系的宗族觀念。即使進入現代社會，客家圍龍屋仍然廣泛存在于嶺南地域的客家居住區，保持著堅韌的文化持久力，嶺南傳統文化的深厚與頑固可見一斑。

在繼承傳統的同時，嶺南大地也在盡情地上演著一幕幕現代時尚。改革開放以來，嶺南設立了多個經濟特區，西方社會的生活方式和流行時尚率先在嶺南大地上演。以節日民俗為例，過“洋節”已經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的事情。每當圣誕節前夕，在所有的城鄉商店中，到處是圣誕節的節日禮品和用品，圣誕卡、圣誕樹、圣誕禮物以及圣誕食品等，加上圣誕之夜等文藝活動，使古老的大街小巷彌漫著西方節日文化氛圍。其它的如“情人節”、“母親節”、“父親節”也成為嶺南民眾節日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充分吸納西方現代社會的風俗時尚，使嶺南地域的民眾生活充滿現代色彩。

傳統民俗與現代時尚交織在一起，在嶺南的城市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人們常常上午喝早茶，下午去冰室吃冰淇淋，晚上在酒吧流連；在珠三角洲地區，粵語、英語和普通話同時被使用，是辦公、經商、旅游、日常交往的通用語言。隨著時代的發展，這一特征愈加顯著，成為嶺南民俗文化的一道風景。

(三)開放創新與保守陳舊呼應

遠離中央政權的邊陲位置使嶺南受中原思想文化的浸染較弱，沒有過重的歷史負荷；海上貿易開展得較早，鑄成嶺南民眾的海洋文化性格：勇于探索、大膽創新、樂于接受新事物。以粵菜為例，粵菜由廣州菜、潮汕菜、東江菜組成，是我國八大菜系之一。粵菜“無所不食”的用料之廣泛體現了嶺南民俗文化開放兼容的品格。20世紀80年代后，良好的經濟環境吸引了各地飲食文化進入嶺南飲食市場，嶺南民眾以一種寬容的態度，對各種飲食文化兼收并蓄，經過融匯、提煉、創新，吸納八面來風，形成粵菜獨特的品牌。

嶺南文化處于中原文化圈的邊緣位置，按照“民俗傳承周圈論”理論：“(民俗事象)從中心地形成一次性傳播，在傳播過程中其變化的結果表現為向周圈的分布”。越向周邊傳播，民俗事象越薄弱、越零散；同時，當傳播中心發生變化，邊緣地帶的變化也是滯后的、緩慢的，造成傳承圈的邊緣地帶保留有傳播中心的原初態民俗事象。嶺南民俗文化源于中原文化，兩千余年來一直處在中原民俗文化的輻射和影響之下，由于處于文化圈的邊緣地帶，當中原文化中心發生形態改變后，嶺南民俗文化并未緊隨其后，反倒保存了中原傳統民俗文化一些原初的形態，在嶺南現代社會中呈現出凝重保守的特殊樣態。最顯著的例子是語言，在廣東境內主要分布著四種方言，即廣州方言、客家方言、潮州方言和海南方言。這四種方言都是在民族遷移中，由當時的漢語和遷入地原住民族語言(主要是少數民族語言)接觸而形成的地方語言。廣東方言不同程度地保留了較多的古漢語成分，古漢語詞匯如食、行、無、睇、企、粥、禾等在嶺南方言中經常出現。當中原腹地的古漢語幾經流變，終于在轟轟烈烈的“白話文運動”的塵囂中退出當代中國人生活的時候，以開放變通為特征的嶺南人卻滿口的古詞匯，而且津津樂道于自己的區域方言，這也算當之無愧的嶺南特色吧。 既樂于創造新事物又自發性地固守老路子，開放創新與保守陳舊在嶺南同時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四)包容氣度與多元品格共存

嶺南民俗文化對內接受了中原四次大規模移民，對外從漢代就開始接受東南亞、歐洲乃至美洲各國的貿易往來，這些賦予嶺南民俗文化“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氣度。

秦朝把嶺南作為強制遷徙中原“罪徒”的一個基地，南遷的中原漢人約五十余萬人；西晉末年，中原人民為了逃避戰亂紛紛南渡，形成秦漢之后移民嶺南的又一高潮；北宋末年，連年的戰亂和天災使農民被餓死、淹死、被迫逃難者不計其數，當時嶺南社會環境相對安定，地廣人稀，大量難民逃至嶺南。兩宋間移民的規模超過以往時代，他們融合了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的精華，給嶺南文化輸送了新的更高層次的養分。

除了對內吸納中原移民，嶺南民眾早就向海外敞開大門。漢代即已形成的以番禺(廣州的古稱)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中原、荊楚、黔蜀、閩浙以及南海諸國多種貨物的集散地，還使中原與天竺國(印度)、大秦國(東羅馬帝國)建立了貿易關系。到了唐代中期，這條著名的國際航路發展到鼎盛期，被稱作“廣州通海夷道”。十六世紀后，海上絲綢之路又開辟了從歐洲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的新航路，使嶺南與歐洲、美洲開始了往來。

悠久的中原移民和海外貿易歷史形成了嶺南民俗文化以古代南越族文化為基礎，融匯中原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獨特內核，使它自然而然地具備了強大包容性，對新事物敏感，接受能力強，但是由于文化根基薄弱，對來自四面八方的各種文化元素缺乏整合能力，造成嶺南民俗千姿百態的多元品格。以廣州古老的商業區——荔灣區的建筑為例，西關大屋是清民時期豪門富商在此營建的大型住宅，具有濃郁的嶺南韻味。騎樓是廣泛分布在荔灣區商業街的商業建筑，它起源于古希臘，在樓房前半部跨人行道而建筑，在馬路邊相互連接而形成自由步行的長廊，因為適合廣州氣候多變的特點，逐步成為廣州街景的主格局。它除了這一中一外兩種典型建筑，沙面島上的西方古典主義建筑群也是荔灣區重要建筑類型。沙面自宋到清代一直是廣州對外通商要地，陸續設有英、法、美、德、日、意、荷、葡等領事館及銀行、洋行等，形成了極具西方古典主義風格的沙面建筑群。西關大屋、商業騎樓和沙面洋房是荔灣區三種典型的民俗建筑，他們混雜在一起，但是各不影響。可以說西關大屋是嶺南本土文化的代表，歷史也最悠久，但是商業騎樓與沙面洋房并沒有吸收它的建筑元素，而是自成風格；同樣，荔灣區后世的民居也沒有借鑒西方建筑元素，而是秉承西關民居的傳統風格，只是繁簡不一，又出現了近代的竹筒屋住宅等建筑形式。缺乏文化整合力造成嶺南民俗世界的紛繁各異，使人宛如置身于“花花世界”之中。

三、嶺南民俗文化評析

本文探討的嶺南概念，基于共同的民俗文化傳統。民俗文化一詞由我國民俗學家鐘敬文先生于20世紀末提出。其范圍大體上包括存在于民間的物質文化、社會組織、意識形態和口頭語言等各種社會習慣、風尚事物，即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中下層文化。中國兩千余年的封建王朝，分分合合的政權更替，占據文化霸權、全面控制民眾思想的儒家禮教和瘟疫、戰爭、旱澇等天災人禍并沒有給嶺南地域造成多大影響，嶺南文化里的中原根基與底色與其說是通過精英階層以政治話語方式由上而下傳達，毋寧講是由于嶺南歷史上四次大規模中原移民的到來，使中原文化由民間從下而上滲透到嶺南文化中，并逐漸覆蓋了基礎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受中原文化輻射較弱，嶺南民眾的文化素質偏低；瀕臨大海和海岸線長的地理優勢使嶺南地域的經商之風非常濃厚，形成“重商輕文”的社會風氣，由精英階層控制的大傳統話語在這種文化淡化的風氣中的影響力非常有限。因此，嶺南文化的精髓在民俗文化中體現得尤為全面。嶺南民俗文化即是在南越土著文化的基礎上，融匯了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具有鮮明時代色彩和地域特征的區域性文化。

1840年以后，嶺南成為“西風東漸”的窗口，掀起近代愛國主義運動高潮，為嶺南文化注入濃重的時代意義。盡管1840年以來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改革開放后嶺南地域民眾思想文化素質的提高使嶺南文化的精英層面獲得彰顯，但是真正體現嶺南文化精神的仍是嶺南民俗文化傳統，這一傳統在不同時代場景中不斷更新自身的所指，使嶺南民俗文化呈現出穩中有變，變中求衡的發展張力。在當下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體制全面轉型的過程中，嶺南民俗文化同樣面臨著現代化的嚴峻課題。一方面它沒有沉重的歷史負擔，尚實效，重功利，開放兼容、崇新善變；另一方面這種“感覺型”的文化太注重局部的、具體的即時應變而缺乏理性的長遠目光；熱衷于事物表層的新奇而不關注深層的內涵；推崇個體的人性感受而忽略群體的集體規范，這造成了人們過多地注重能帶來實際利益的短期經濟目標，卻忽視長遠的社會效益，在不斷提高工具理性的同時，卻忽視了價值理性的建立和完善。因此現代嶺南民俗文化中存在很多悖論，始終處于一種建設與解構的張力之中。嶺南的輝煌由它們促成，嶺南的進一步發展卻受到它們的阻礙。近代，在政治上嶺南一度領風氣之先，當反封建浪潮席卷全國后，嶺南讓位于中原；現代，在經濟上嶺南先走一步，當改革開放浪潮席卷全國，北京、上海、山東、四川和國內其它地域的優勢被開發出來后，嶺南還有什么優勢?作為全國經濟發展先鋒的廣東省近來提出“建設文化大省”的目標，這一目標的實現不僅僅靠發掘歷史文物、保護民間故事就可以完成，真正需要改變的是積淀在社會群體心里的集體無意識和他們的文化觀念。尤其在當前中國社會經濟貿易與國際接軌，思想文化與西方社會頻繁互動的大趨勢下，嶺南民眾更要具備批判意識，揚棄自身文化中直觀、膚淺、保守的成分，代之以宏觀、理性、國際化的視角，揚長避短，與時俱進，尋找嶺南民俗文化現代化的最佳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