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時代的思辯方式，曾經以基督教文化為背景，以西方文明為基準，判定哪個民族是文明的，哪個民族是野蠻的，成為一個了族征服另一個民族的理由。所謂“文明”的西方殖民者，曾經令人發指地摧殘過具有幾千年輝煌歷史的東方文化，在他們所謂“野蠻”的東方民族面前，暴露出他們自己才真是野蠻。他們曾經企圖以堅船利炮為后盾，把自己的文明屬性特征——基督教加強給全部東方民族。歷史證明，這種虛妄的企圖最終也未能徹底實現。

盡管以西方文明替代東方文明并未能實現，但是，西方文明迄今為止的優勢地位仍是明顯的。當然，這種優勢已經不完全屬于基督教，而是屬于連基督教也要背離的所謂“現代文明”。我在這里所說的“現代文明”，特指不僅背離傳統，甚至背離人性，以假為真、以惡為善、以丑為美。這種“文明”以現代媒體為依托，正挾持著無數年輕人，無論是西方的還是東方的，魚龍混雜，泥沙俱下，撲向21世紀。這才是真正值得憂慮的。

20世紀是“除魅”（解咒）的時代。知識分子以人類的啟蒙導師自居，把既往的神圣打翻在地。他們希望籍此而喚醒人類，讓人權勝過神權，從而建立一個更合理的更公正的更平等的社會。于是，一個缺乏神圣感的時代終于降臨了。佛教認為“人人皆有佛性”、“草木皆可成佛”，儒教認為“人皆可為舜堯”、“滿銜都是圣人”，然而，“神道設教”被斥為愚民政策，成佛成神成圣，受到奚落嘲諷鄙視。在以佛神圣為一端，以痞子無賴為另一端的精神架構中，處于中間地帶的平民百姓青年后生，無可挽回地向后者的另一端滑下去。人心不古，道德淪喪，成為一種不絕于耳的哀嘆。

應該說，任何一種正當的信仰，都是人類精神家園的土壤植被。邪門歪道，只是植被中有限的毒草而已。刈除毒草，不能把植被都刈掉，而失去正當的信仰，更會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假、丑、惡席卷大地，恰恰因為正當信仰的植被遭到了破壞。

21世紀初，應該是知識分子對20世紀深刻反省的時期。人類社會出現顛倒荒謬，人們往往怪罪政治家。其實，始作俑者，不是政治家，而是思想家、教育家。20世紀人類精神家園的荒蕪，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批思想家、教育家的理論有密切關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他們的理論為社會發展提供了新模式，也帶來了后遺癥。最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我們不能回顧到二千多年前的人類文明元創時代。在東方，佛陀、孔子、老子，他們為人類的真心、良知和至善舉起了智慧的火炬，照亮了東方社會幾千年的歷程。打倒他們，就是打倒真心、良知和至善，人心何以不亂，世道何以不濁！對于他們，不是“除魅”，而應是“復魅”。因此，重新修葺人類的精神家園，就一定要找回儒釋道的文化精神。在不僅對中、韓、日三國是極其重要，對全人類也同樣重要。

在中、韓、日三國，儒釋道三教曾經是共同的精神財富。直到現在，無論韓國還是日本，儒佛兩家依然根基深厚。同心相戚，同聲相和，中、韓、日之所以能維系數以千年的交流，就在于有共同的精神支柱和話語材料。

從全世界歷史的總體范圍來看，不同的宗教在同一國度、同一地區中能夠長期和睦相處，相互吸收融合，只有在漢文化圈中才有可能。這恐怕涉及到東西方對“宗教”功能的認識就有差異。“宗教”，是現代語匯概念源于日語shukyo，是對英語religion的意譯。Religion，強調信仰，以自身信仰為主體，排斥任何客體，信仰對象不變化時，信仰者就只能追隨不變。因此，religion必然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但是，在古漢語中，宗、教，并不合用。儒釋道三教的“教”，是“神道設教”的“教”，是“教化”的“教”。換言之，在中國古代，開宗立教，是為了輔助王道，教化百姓，啟發智慧，解除煩惱，安祥人心，穩定社會，總之，不是以“教”為主體，而是以社會為主體，為社會服務。因此，“以天地立心，為往圣立命，為萬事開太平”成為儒教的神圣使命，“以儒治國，以佛治心，以道治身”，成為最高統治者對三教功能的基本認識。“三教合一”之所以能夠提出、能夠實現，就在于這個“一”是超載于“教”之上的。也正因為如此，三教同戚，經過一個時期的論爭磨合，終于達到“不同而和”的境界。

東方宗教文化對未來世界文明的貢獻，從本質上講，仍然應該是提供以教化為已任從而承擔社會責任的模式。對于突出自身主體性因而產生排他性的宗教來說，東方宗教文化將成為借鑒的典范。

當然，由于東西方文明仍處于交錯撞擊的歷史時期，目前，東北亞三國的傳統宗教文化都有面對新世紀的新問題：一、如何在物欲橫流的現代條件下，重新建立年輕一代對正當信仰的追求，以及對佛神圣的正確理解和正常仰慕。

對青少年的引導，不是一件立竿見影的事，教育者道德要受到教育。知識界對宗教文化的再認識和新闡釋，要形成一種思潮、兩個導向。一種思潮，即對傳統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的復魅、復歸、復興，加以不懈的鼓吹，樹立社會的正氣和榮尚。兩個導向，即引導政界接受新思潮，直至最終以國力推動；即引導教育界接受新思潮，直至最終使每個孩子從小就受到熏陶，從感性到理性都發生轉變。

如何使儒佛禪在現代社會中的積極的教化作用，重新成為三國加深交往、共同發展的牢固紐帶。

東亞的儒佛禪思想雖源于中國，但是在20世紀的80年代之前，始終處于為中國的落后挨打做替罪羊的地位，上下幾代中國人，大多數人的心目中對儒佛禪只有淺薄混亂的認識。相比之下，韓國之儒佛、日本之佛禪，都不僅繼承了傳統，而且在相當程度上已經適應了現代社會的需要，沒有失去社會精神支柱的作用。從歷史上看，韓國、日本以漢文化即儒佛禪宗教文化反哺中國的情況屢見不鮮，現在，中國虛下心來再學一次仍是必要的。儒佛禪的根畢竟在中國，且中國人口眾多，一旦復興，其精神力量不可估量。“道不孤，德有鄰”，中、韓、日三國在文化交流中會推動經濟合作，而經濟合作會使文化的紐帶更牢固。

如何弘揚儒釋道文化傳統的精華，與西方文明對接，取長補短，共創人類新文明。

進入現代科技時代的人類文明，必然是東西方文明的融合。但是其融合的過程，恐怕還需要幾百年、上千年。佛教與中、韓、日三國，儒教與韓、日兩國，都創造了在和平友好的交往中，不同文化最終水乳交融，和而不同的典范。這也為東西方文明的融合提供了可能的前景。

東西方文明的融合，僅僅西風東漸是不夠的，東風也要向西方吹。日本將禪向歐美傳播的經驗，是東方宗教文化向西方普及的范例。在經濟地位不平等的狀況下，要西方以謙虛的態度聆呼東方的聲音是不容易的。但是，東方宗教文化“上善若水”，其質雖柔，柔可克剛。三國的經濟背景雖有不同，但是三國的宗教文化精神力量確有同一性，以接近同一的東方宗教文化，和平地持久地共同面向西方，將形成西方文明不能不正視的態勢，而最終將造福于全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