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鹽鐵論》經濟倫理思想現實意義

論文摘要:《盆鐵論》中的經濟倫理思想對兩漢乃至整個封建社會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無論其經驗還是教訓，對當代社會也都具有借鑒的意義。

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漢朝中央政府召開了一次全國性的經濟政策辯論會，針對漢武帝時期所推行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如鹽鐵酒的專賣、均輸、平準、貨幣等進行大討論，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為代表的政府派與以賢良文學為代表的民間派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辯論。本文試圖從《鹽鐵論》中的西漢經濟倫理思想之爭，探悉經濟、政治和哲學的相互關系，對傳統社會的制度結構做出辯護或批判，借此反思當代經濟建設中制度選擇的是與非。

一、義與利的辯證分析

“義”表示某一社會的倫理規范，即道德標準;“利”主要指人們的物質利益，即經濟價值尺度。鹽鐵會議以地方豪富和儒士的代言人賢良、文學為一方，以代表中央皇權利益的大夫、御史為一方，雙方爭論中貫穿始終的一個關乎全局的思想基調，則是雙方的義利之爭。賢良、文學從歷史事實的角度，更從道德人格修養的角度論重義輕利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強調君子不必刻意避財，只要以平和之心待財即可;大夫、御史則重利，主張自利、利國、利民的統一，認為好執政者、好政策就應當滿足人民自利的人性需要。大夫、御史的義利觀揭示了物質利益的決定性作用。

二、官營經濟和民營經濟的辯證分析

《鹽鐵論》中的經濟倫理思想涉及到社會結構中的政治、經濟和哲學，最重要的就是官營經濟和民營經濟的關系問題。在對西漢時期工商業政策及其影響的評價中，主要是如何認識官營經濟與民營經濟在國家中的作用與地位，以及政府與商賈之間的利益關系。大夫與文學之爭的實質是國家干預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兩種經濟倫理思想的博弈，這種理論或倫理的沖突對制度變遷和經濟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

鹽鐵官營和禁榷制度的經濟體系構造一直都很發達，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的一個重要特點。官營經濟的實質和特點是:封建國家直接進人商品流通領域以至部分商品的生產領域，經營工商業，兼用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控制工商業，并進而影響和控制整個國民經濟，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取得舉足輕重的支配地位。官營工商業有利于保持封建社會小農經濟的穩定，提高某個時期內的物質生產效率，便于組織財政收入，也會縮減貧富懸殊，增進公共福利，加強國防建設。政府通過鹽鐵專賣政策，直接控制重要商品的生產經營，獲取壟斷經營所帶來的超額利潤，很容易滿足當權者的主觀愿望。但是，官營經濟廣泛存在甚至作為經濟主體，則會導致生產力低下。社會經濟缺乏活力。這是因為官營企業的生產和經營不受經濟規律的約束，甚至違背經濟規律，脫離嚴謹復雜的市場規則，以官僚集團的簡單命令來指揮生產，產品脫離人民的實際生活需要。如果全面實行官營經濟，結果就必然是計劃經濟。官營經濟是中國封建經濟的主要特點，也是中國傳統社會經濟發展緩慢和封建經濟長期延續的主要原因。

民營經濟的產生和發展主要是依靠民眾自身的資源進行的，遵守商業原則，以贏利為唯一目標，具有靈活的用人機制和分配激勵機制，自己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主發展。所以民營工商業比官營工商業更有活力，更能促進經濟發展，更有社會效益，對封建自然經濟具有更強的分解作用。但是，民營經濟的發展沖擊了封建自然經濟，威脅了封建政權，被歷代統治者所戒備。在傳統社會抵制或蔑視民營企業的經濟倫理背景下，民營經濟既不能與官營經濟相抗衡，也無法獨自發展壯大。

工商業的壟斷經營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有一定范圍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其顯著功能就是集中全國力量來解決主要矛盾。實際上，計劃經濟是一種產品經濟，同商品社會的市場經濟相對立。單純置經濟于政府計劃控制之下，國營經濟會變成官營經濟。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確立根據的是生產關系標準而不是生產力標準，改革經濟體制以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經濟倫理的必然要求。因此，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是由中央計劃經濟體制改為社會主義政權宏觀管理下的商品市場經濟體制。而社會主義的商品市場經濟，受市場的調節，又受國家宏觀調節，它既不是自發的純自由市場經濟，更不是單純的行政式的計劃經濟，它是計劃和市場的有機結合，而計劃和市場都只是調節經濟的手段，不是決定經濟性質的東西。

三、經濟倫理與政治制度的相互關系

封建國家實行官營經濟政策是為了控制工商業的發展，把它納人封建經濟的樊籬以穩定統治秩序。官營經濟是以“統治與服從”關系為基礎的經濟形式，是帝國政治的附庸。它以暴力強制為基礎，依靠行政權力和指令，缺乏政權以外的制約機制和約束力量。封建政治保護了已有的利益分配方案，維護了皇室、官僚和地主在利益格局中的支配地位。因為工商經濟的發展水平不足以引起封建生產關系的變革，所以任何試圖動搖封建政治體制的經濟改革都會以失敗而告終。 但是，封建官僚機構的膨脹腐化是與封建制度相伴而生的病疾，而官營工商業的推行更為封建官吏營私舞弊大開方便之門。官吏隊伍的臃腫龐大和皇室生活的奢侈糜費，同人民生活日益貧困形成強烈的反差。當這種社會矛盾激化到封建政府無法控制的程度時，就會導致豪強割據或農民起義。政治危機以新政權的建立而有所緩和，可是中國社會沒有產生資產階級力量，新政權仍然在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官營經濟的框架內進行政治統治，直至舊矛盾再次爆發。封建政治重復著誕生一發展一繁榮一毀滅一重建一復蘇的周期性更迭的循環規律。

專制制度的根本缺陷就是防御機制完善，壓抑人的自由本性。社會內部缺少溝通與協調，個體缺乏獨立和自由。如果缺乏多種文明的碰撞和交流，那么民主政治和公民意識就無從產生。因此，積極發展民營經濟，通過經濟制度的交流碰撞，創建出優質政治制度，建設廉潔高效政府。統治者的合法性取決于他們應盡責任的能力。人民民主政府的最高價值在于促進整個社會向前發展，保障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

四、經濟倫理與意識形態的和諧共處

漢代指導思想發生了三次大的轉折，分別是立國初期的黃老思想到武帝前期的獨尊儒術，再到漢武帝中期崇尚戰爭法術，再到鹽鐵會議后的“儒外法內”。《鹽鐵論》表明，鹽鐵會議不僅在政治上是終止武帝的戰爭政策，轉人新的休養生息的和平狀態的開始和標志，也是思想上終止漢初儒、法合流，重新恢復先秦孔孟思想傳統的歷史契機。鹽鐵會議是儒家思想奪取法家思想統治地位的標志。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來說，儒家思想適合中國農業社會，所以作為官方意識形態處于思想壟斷地位。漢武帝完成了儒家作為權威的意識形態的制度化，卻實際推行法家思想。剝削階級的統治向來具有鎮壓和欺騙兩手。按照“陽儒陰法”規則來統治人民正是封建統治者高明之處。大夫倡導官營經濟倫理，與法家思想一致;文學主張民營經濟倫理，與儒家思想一致。

封建國家政權對工商業經濟組織異常敏感，根據意識形態標準實施保護或打擊的措施。傳統經濟倫理思想淪為保守的意識形態。馬克斯·韋伯就認為儒教倫理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儒家經濟倫理思想和法家經濟倫理思想作為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它又具有相對的穩定性。雖然社會主義經濟倫理思想有別于《鹽鐵論》之經濟倫理思想，但是又經常牽涉官營經濟和民營經濟的倫理思想之爭，當代許多經濟倫理問題同西漢的鹽鐵之爭具有歷史相似性。市場經濟倫理體系及其理論與方法也涉及怎樣利用道德力量實現收人分配上的社會公平，因為效益優先與兼顧公平的經濟倫理體系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哲學基礎。公平是效率的保障。只有能自由地支配自身行動和財產并且彼此處于平等地位的人們才能締結契約。市場經濟正是以契約為基礎的經濟，需要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唯有此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和共同富裕。此外，社會主義經濟倫理思想必須考慮可持續發展問題，解決資源利用與環境保護的矛盾。我國經過長期的實踐探索和激烈的理論論爭，提出“三個有利于”方針作為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與衡量基準，避免了抽象的意識形態爭論，通過實踐來檢驗經濟倫理思想的對錯。如果作為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與經濟基礎相適應，這種意識形態和經濟倫理思想就會相互扶持，共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