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落后，勢必導致農業產業落后。中國“二元”需要“二元金融”與之適應。農村的落后現狀，正適合“原生態”的“高利貸”與之匹配。我們可以把“高利貸(金融個體戶)”作為農村金融業的“胚芽”，由“農發行”代行銀監會、央行職責，對金融個體戶進行限制（利率）、培育、引導、規范，催生并培育成農村民營金融業的參天大樹，完善中國的金融系列。為農村產權改革與實現農業產業化調配資源。

【關鍵詞】 農村金融 二元金融 金融胚芽 農民銀行 金融是現代的核心，也是生產力。它不僅有融資功能，而且有特殊的經濟功能，通過嚴格的信用權責約束，能高效率、低體制成本地優化資源配制。 中國農村金融落后，它是制約“三農”解決的關鍵因素之一。要建立“三農”自我發展機制，沒有民間資本的參與，并對其采取特殊的培育政策，很難形成“以農為本，為農服務”的農民金融。，貌似“親農”的農村信用社（簡稱為農信社），本質上與國有商業銀行沒有區別。實踐證明，靠農信社一家獨占的農村金融，形成不了農村貨幣的“媒”市場，繼而發揮不了對農業產業“酶”的作用，試圖通過農信社催生出完善的現代農業產業鏈，無異于緣木求魚。 一、中國“二元社會”，需要“二元金融”與之適應 中國的金融系統，在1984年以前，是按計劃經濟體制的需要設計的。其后的兩次裂變（一是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分離，二是商業銀行與政策性銀行分離），外資銀行、保險進入，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誕生，目前的國有商業銀行上市，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設立和業務的開展，以及證券市場、同業拆借市場、基金市場、期貨市場、外匯市場、黃金市場、深圳創業板等，一系列改革舉措。都與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和迎接加入WTO挑戰相關，與城市經濟和現代化相關，而與農村、農業、農民無關。 與農村金融改革相關的有四項 。一是恢復郵政儲蓄；二是國有四家商業銀行收縮農村營業網點；三是開辦農村股（基）金會；四是改革農村信用社。這四項改革，前三項在農村都是負效應。“郵政儲蓄”起著農村向中央銀行“輸血”的負作用；“商業銀行網點收縮”起著減少農村金融服務的負作用；設立政府主導的“農村股（基）金會”（實際上搞亂了農村金融市場，打擊了農民辦銀行的信心，全面叫停的后遺癥，至今尚未消除），起著“打擊”農村金融的負作用。惟獨對農信社的改革與農村金融改革是正相關關系。但是，其旗幟上寫的（“農村信用社是由農民入股，實行社員民主管理······”）與實際運作出入較大。其管理體制多次變更，2003年“銀監會”決定，由人民銀行監管交由省級人民政府管理，其官辦性質顯而易見。截至2003年6月末，全國鄉鎮信用社法人32397個，縣聯社2441個，地市聯社65個，省級聯社6個，總計法人機構34909個，各項存款余額22330億元，各項貸款余額16181億元，占金融機構存款總額和貸款總額余額的11.5%和10.8%[1]。整體不良貸款29.57%(2003年11月)，從94年起連續9年虧損[2]。占總人口70%的農村人口，存貸款余額只占全國的10%。看來，僅靠一家經營狀況不容樂觀的農村信用社，為農民提供金融服務也不容樂觀。 中國本來就是二元社會，城市一元，農村一元。城市一元的金融體系初具雛型，只需完善、提高。而農村一元的金融體系，尚未納入議事日程（指是否應該單獨建立農村金融體系）。這不能不認為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缺陷。 “社會二元不等于金融體系也需二元”的認識，是目前農村金融改革路徑選擇的思維障礙。農村落后于城市，不僅僅是表面上的人均GDP低的問題，農村創造的GDP低的背后，有一系列、經濟、、、社會政策等原因[3]。其核心是生產力低下，資源配制不合理。其金融體制選擇就是資源配制問題，是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狀況的問題。城市一元的金融資源配制，是建立在城市現代化工業生產基礎上的金融體系，而農業生產遠沒有進入現代化大生產階段，其生產力狀況的近擬描述是------“附著在現代城市工業市場經濟背境下的半商品經濟的封建小農生產模式”，與現代工業化商品經濟體制下的金融體系對接不上。農民沒有大規模盈利主產業，可自由支配資源幾乎為零，巨額生產性金融服務暫時沒有需求。但農民需要小額、頻繁、多樣的貸款，與有盈利預期、講求信譽、資產抵押的抗風險性金融服務，幾乎是風馬牛不相及。 因此，農村金融改革的路徑，非另起爐灶，走民辦金融（農民辦自己的金融業）之路不可。換句話說，最適合農村需要的金融資源配制方式，就是“放手讓農民自己創辦自己的金融業”，政府根據農民的需求，給予支持、幫助、引導、規范即可。這才是政府在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義不容辭的義務和責任。讓中國的多種所有制、東中西部、城市與農村，不同發展階段的現狀有與之相對應的外資、國有、民營金融為之服務，相互適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