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其健康發展都是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前提和保證。然而，由于長期推行城鄉二元政策，導致中國農業發展呈現出很多問題和不足，為此，黨中央提出了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新時期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韓國曾是亞洲最貧窮的國家，農業經濟極為落后，然而，20世紀50年代以來，韓國的農業卻在很短的時間就實現了農業現代化與農村城市化，其中的許多經驗和做法值得我們借鑒。為此，首先回顧了韓國的農業農村的發展歷程，分析其中有益的經驗與做法，并最終提出了對中國新農村建設的啟示。 關鍵詞：韓國；新村運動；新農村建設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農業的健康發展都是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前提和保證。特別是對于中國，一個發展中農業大國來說，農業、農村和農民——三農的健康發展更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然而，由于“重工輕農”的城鄉二元政策的長期推行，中國三農發展呈現出包括農業發展滯后、農村基礎設施落后、農民增收乏力、城鄉差距拉大等在內的很多經濟和社會問題，這不僅阻礙了農業自身的健康發展，而且通過產業關聯的傳導與放大危害到整個經濟社會的穩定協調發展。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政府采取了多項改革措施，并將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新時期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 韓國是在二戰后從日本殖民統治下獲得解放并宣告獨立的。當時韓國的國民經濟以農業為主，生產嚴重倒退，物資匱乏、糧食供應緊張、失業和通貨膨脹嚴重，被列為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然而，在20世紀60年代后的三十年內，韓國不僅成功擺脫了朝鮮戰爭的影響，且一直保持著世界經濟史上罕見的高速增長態勢，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被許多經濟學家稱為“韓國奇跡”。對此，很多經濟學家都認為，20世紀50年代韓國實施的農地改革政策以及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新村運動”使韓國農業在很短的時間就實現了農業現代化與農村城市化，是韓國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最主要原因。 一、韓國農業農村發展歷程回顧 1950年韓國頒布《土地改革法》，廢除舊的租賃關系，將土地直接向耕種者開放，即自耕農的土地限制在3町以內（約45畝），超過部分由政府購買，再出售給缺少土地的農民，而農民分配到的土地，其租金可以用現金和實物在五年內分期償還完畢。此外，韓國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新村運動”也對其農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按“新村運動”中主導力量的變化，“新村運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政府主導農村建設階段（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在第一階段，韓國的農村農業發展主要是依靠政府推動的，政府出臺了多項政策措施，大力推動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發展農業科技和農村教育。在“新村運動”中，韓國中央政府向全國3萬多個村莊免費發放水泥，用以修建村里的公共基礎設施；地方政府則提出當地所需的鄉村建設項目，交給農民自主開發。此外，韓國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財政。在政府的主導下，韓國的農業經濟發展迅速，農民的生活也得到大幅改善，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城鄉差距有所此外，韓國政府還十分重視土地的集中化管理和集約經營。為此，韓國政府讓土地進入市場，并允許農民作為土地交易的主體，通過土地的流轉使土地逐漸走向集中，從而在根本上解決了土地的過于分散、低效率使用和粗放經營問題。

20世紀90年代以來，韓國掀起了新一輪農村建設高潮，新一輪建設則融入更多的文化內涵，其目的是創造一個新社會、新韓國，提倡勤勉、自助、團結、奉獻精神，這種精神后來擴展到城市，發展成為民族自立、身土不二、事業報國的國民精神，從而不僅在生活上而且在文化上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和鄉村的均衡發展。 第二階段：政府與社會共同發展階段（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在第二階段，韓國的農村農業發展主要采取的是政府培育，社會力量參與，著重鼓勵發展畜牧業、農產品加工、特色農業及農業保險等，為農民自我發展奠定堅實的產業基礎。為激發廣大農民參與建設新村的熱情，韓國政府在投資方面還確立了“先動先扶、不動不扶”的原則，根據各村利用政府物資投入的效率，將其分為自立村、自助村和基礎村三個類別。政府的援助只分給農民參與程度高的自立村和自助村。對那些達到政府要求的村，政府第二年再繼續增加物資援助；對那些干得不好的村，第二年則取消相關供應。 第三階段：農民主導發展階段（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第三階段，韓國的農村農業發展主要采取以農民自身為主導力量的發展模式，讓農民在新村運動中發揮主力軍的作用。政府則主要是通過制定規劃、做好協調、服務，并運用財政服務等手段為農民自我表現發展創造良好環境。為了實現由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的轉化，政府先后出臺了多項政策措施，并提出在堅持國民糧食自給的前提下，大力發展高品位技術農業和出口創匯農業的新農政戰略。按照新農政戰略，要逐年遞增用于農田水利建設、農業機械化等方面的投資，擴大農業長期低息的政策性貸款。為了實現這一戰略，僅1992—2001年韓國農業投資總額就達到42萬億韓元（約550億美元），其中，國家財政撥款占40%以上。 通過三十多年的努力，“新村運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農村破舊落后的面貌得到改善，城鄉發展的差距大為縮小，韓國國民的整體素質也大幅提高，實現了經濟的全面起飛。根據世界銀行1996年《世界發展報告》和韓國政府的統計資料顯示，1993年韓國人均GNP達7 660美元，農村居民人均收入達到城市居民的95%，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為21%，韓國已經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二、韓國農業農村發展的特色與經驗 （一）重視改善基礎設施，不斷推進新農村建設進程 農業基礎設施是保障農業健康發展的基礎，像美、法等發達國家一樣，韓國政府也十分重視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隨著“新村運動”的不斷推進，其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也不斷變化。在農村建設初期，韓國的農業主要集中發展農業灌溉、排水、耕地整理等農業生產設施方面。從20世紀70年代初期開始，韓國政府的新農村建設的重點轉移至改善農民的生產和生活環境方面，基礎設施建設也轉向修建農村公路和橋梁、改善農村的飲水設施、實現農村電氣化等方面。 （二）重視促進農民增收，改善農民生活 韓國政府十分重視增加農民的農業和非農業收入。在提高農業收入方面，政府主要采取對農產品進行價格補貼，逐年提高主要農產品的收購價格，以增加農民的賣糧收入。在增加非農業收入方面，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有：積極促進農村工業化；對使用當地原料就地生產的農村企業提供各種優惠，促進發展旅游業，開辟就業渠道，增加農民收入；指定小城鎮周圍區域為農牧漁業村產業地區，供其自由使用，簡化開辦農工基地的手續，大力開發農工區域，為農民提供非農就業機會。這些政策措施，有效地促進了農業非農產業的收入，改善了農民的生活。據韓國統計廳的調查，1962年農戶平均所得僅9萬韓元，1962年增加到25.6萬韓元，1980年猛增到269.3萬韓元，1990年突破1 000萬韓元大關；到1995年就達到2 180萬韓元，共增長241倍。

（三）重視發展農協組織 韓國“新村運動”的巨大成功還得益于農協、尤其是基層農協的貢獻。過去，韓國農民因貧困交加而沒有多少儲蓄的習慣，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農民開始到農協金融機構儲蓄，而且儲蓄額也不斷增大。1971年每戶農民的儲蓄額只有12美元，而1978年增長到500多美元。隨著農民儲蓄額的不斷增加，由農協提供的農業生產資金也不斷增多，一個基層農協可以對1 000多戶農民開展業務，農村經濟和農民生活因此得到大幅改善和提高，農協的規模又進一步迅速擴展，韓國農業經濟在農協的支持下進入了良性循環。 三、韓國農村發展經驗對中國新農村建設的啟示 （一）政府應高度重視農業發展，加大對新農村建設的投入力度 農業是屬于社會效益大、經濟比較效益低，受自然與市場雙重約束的弱質性產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無論是在產品市場競爭或是在經濟資源配置競爭中，往往都處于不利的地位。然而，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農業對于整個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又有著極為重要的基礎性作用，因此，大多數農業發達國家，在其發展的不同時期，都將農業作為政府支持的重點。在韓國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新村運動”中，韓國政府每年都投入大量的財政資金支持農業發展，除了1972年和1973年外，每年的財政投入占農業總投入的比重都高達20%以上，其中1975年、1979年、1980年和1982年，政府投入占比高達40%以上，最高達到59.2%。然而，長期以來，在“重工輕農”的二元政策的指導下，我們卻掠奪了大量的農業財富和資源用于發展工業，這也最終導致了目前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的三農問題的產生。為此，我們應效仿韓國等農業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的進程中始終將農業視為政府扶持的重點，尤其是不斷加大對農業的資金投入力度，通過持續有效的資金投入，克服農業的弱質性，使農業生產者的利益得到保障，促進農業的健康發展和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 （二）以立法形式，確保新農村建設的穩步推進 很多農業發達國家農業發展的成功經驗表明，完善的法律法規是支農政策得以實現、農村建設穩步推進的根本保證。1950年，韓國政府就頒布了《土地改革法》，廢除舊的租賃關系，將土地直接向耕種者開放，即自耕農的土地限制在3町以內（約45畝），超過部分由政府購買，再出售給缺少土地的農民，而農民分配到的土地，其租金可以用現金和實物在五年內分期償還完畢。該法規使韓國農民以較低的成本獲得了土地，從而為戰后韓國農業的復蘇奠定了基礎。而相比之下，由于缺乏立法約束，中國在支農方面存在著政策多變、方式模糊、對象看人、數額隨意等特點，極大地影響了農業的穩定發展。為此，我們應借鑒韓國的先進經驗，加快完善與農業農村農民生產和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體系，使農業生產經營真正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為新農村建設的穩步推進提供法律保障。 （三）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增強農業發展的潛力和后勁 作為農業發展的保障，農業基礎設施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農業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從而影響著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農業領域平均利潤率的高低。韓國政府歷來十分重視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而且隨著“新村運動”的不斷推進，不斷變化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良好的農業基礎設施為韓國“新村運動”的成功提供了必要保證。然而，相比之下，由于投入不足，中國農業基礎設施普遍薄弱落后、老化陳舊，很難對農業生產提供持續的保障和促進作用，農業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大幅下降。農業基礎設施薄弱已經成為制約中國和中國農村發展和農民增收的重要瓶頸因素，近期中國西南大面積干旱所導致的農業歉收絕收就是最好例證。為此，我們應充分認知農業基礎設施對于農業生產、農民增收和新農村建設的重要作用，切實加大投入力度，充分發揮基礎設施為農業“保駕護航”的作用，順利推進新農村建設。 （四）高度重視農業科研及推廣應用，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 世界農業發展史表明，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及人口總量的增加，人類對農產品需求的數量和質量都將不斷提高，而在耕地供給呈現剛性約束，甚至供給數量日趨遞減的情況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出路唯有依賴科技水平的提高和成果的推廣應用。通過農業科技進步，能使原有的生產要素在質量上有所提高、在組合上更加完善，最終獲取比沒有科技進步條件下更好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 中國人多地少，人均資源占有量低，農業生產資源的約束性較大，唯有科技進步是突破資源和市場對農業發展雙重約束的根本出路。然而，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對農業科研和教育的投入水平極低，且逐年遞減，直接導致了中國農業生產力水平落后、農業從業人員素質較低等問題，極大地阻礙了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借鑒典型國家的成功經驗，政府必須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組織促進農業技術創新，加大對農業科教及農技推廣的投入力度，加快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以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農業勞動生產率，增強農業的國際競爭力，促進中國農業集約生產、清潔生產、安全生產和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