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是一個矛盾的轉化過程，在此過程中會遇到一些兩難選擇，諸如培訓應該基于當前還是著眼長遠，輸出地培訓還是輸入地培訓，增強技能還是獲取資格，政府主導還是市場主導等，如何正確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將直接影響到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實效性。

論文關鍵詞：農村勞動力；培訓；兩難選擇

兩難選擇通常是針對某一問題，至少存在兩種相對的可供選擇的方案，接受或采用任何一種均可，但是都沒有達到最大效果。兩難選擇意味著在面對兩個同時期望的目標時，一個人需要放棄一個目標而去實現另外一個目標。[1]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培訓進程中，同樣存在著諸多影響培訓實效性的兩難選擇或虛假的兩難選擇，好比“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如何正確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將直接影響到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實效性。

一、基于當前還是著眼長遠

當前和長遠是事物發展的兩個階段，存在著先后順序。當提及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目標應該基于當前還是著眼長遠時，人們更傾向于認同這個觀點：基于當前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更有利于培訓的實施與發展。長久以來，我國農村容納了大量的勞動力，其中有一部分是處于無業狀態或是隱形失業狀態，這些人口，一方面對自身家庭產生了負擔，限制了家庭純收入，造成農業從業勞動力生產率低下，而且對國家也是一種人力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數量巨大的失業勞動力對社會的穩定也產生了潛在的隱患。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也要求一部分人口要從農村轉移到城市，農業技術的應用和升級對于數量有限的土地資源而言，也會擠出大量的勞動力。對于農村居民而言，他們更關注的是如何快速脫離貧困的狀態，更多地關注眼前的現實利益。經過培訓，他們的境遇如果沒能改善或是稍微有點改善，這將直接影響到其他農村勞動力接受培訓的積極性，而且他們理想的培訓應該是機會成本很低，這樣農村勞動力參加培訓的可能性就越大。對于參加培訓的勞動力來說，機會成本是選擇接受培訓，放棄繼續工作所帶來的損失。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他們對培訓的需求還處于滿足正常生產活動和獲取維持日常生活所需勞動報酬的階段，仍然處于滿足低層次的需求，這種前提下，他們更傾向于基于當前需要的培訓。對于政府而言，受經濟動機驅動，無論是輸出地政府還是輸入地政府，也都贊同基于當前的培訓。因為當前經濟的快速發展需要更多的技術工人，而且技術的革新也要求進行大規模的再培訓，經過培訓的勞動力也確實能很快上手，彌補用工缺口。

已有的經驗也提醒我們，一是人才培養具有滯后性，而市場的變化卻越來越快，有時候，當市場急需的人才大量培養出來之際，人才的規格與質量已不能適合變化了的市場行情，從而造成培訓資源的浪費，這就客觀上要求培訓必須具有前瞻性。二是基于當前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會導致過度的重視“轉移”，忽視“培訓”，看重短平快技能層次培訓，忽視思想道德素質和法律意識教育，重視轉移培訓的目的，輕視轉移培訓的過程，長此以往，必然會影響培訓的后續發展。三是受終身教育理念的影響，培訓應該滿足適應社會發展和實現個體發展的需要，著眼于長遠的培訓可以保證職業的流動性、一貫性和可遷移性，并引向終身教育。

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選擇何種培訓理念，是眼前還是長遠，不僅直接關系到培訓的要求與需求的問題，更深層次講，還涉及到培訓的價值取向問題，基于當前的培訓理念關注的是教育的經濟功能，強調培訓應該定位于服務社會經濟發展，突出其工具理性?；陂L遠的培訓，更在乎學員的后續發展，這意味著更加強調教育的人力資本開發功能。對于政策的制定者來說，究竟選擇哪一種方案，關注現實還是未來，依然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二、輸出地培訓還是輸入地培訓

根據培訓地點的不同，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分為輸出地培訓和輸入地培訓。輸出地培訓是指在農民工家鄉開展的培訓，輸入地培訓是指在用工地進行的培訓。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培訓對輸出地政府而言，首先可以緩解當地就業壓力，由于輸出地經濟發展實力往往不強，難以提供足夠的崗位，消化接受培訓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將培訓的勞動力輸送到相對發達的沿海城市，可以獲得比較多的就業機會；其次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輸出地人多地少的危機，逐步實現農業規模化發展，從而增加農民收入和本地收入，推動輸出地經濟社會發展。因此，輸出地政府對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態度積極。對于農村勞動力而言，在輸出地開展培訓，一是可以使農民工提前了解城市生活，做好角色定位，便于更容易更快地融入城市；二是輸出地生活成本低，也可以降低農民工的生活費用；三是農民工流動性較強，培訓過程中常出現中途退出的現象，輸出地培訓可以相對持續地完成培訓；四是一般情況下，輸入地對農民工存在著歧視現象，現有的戶籍制度也決定了外來農民工不能順利進入當地的就業培訓體系，當地的一些措施也強化了這種難度。但輸出地培訓也不可避免存在著缺陷，輸出地政府積極開展轉移培訓，這看似有利于培訓的開展，但其目的在于有效地轉移勞動力，培訓的內容也僅僅是很粗淺的知識，對于培訓內容在以后的工作過程中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這并不是其關注的重點，這直接導致培訓的實效性不高。此外，輸出地政府的財政收入不高，也導致培訓資金投入不足，直接影響培訓的開展，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培訓質量不高，使培訓流于形式。

輸入地開展培訓，其優勢在于：其一不僅可以減少用工單位的招聘成本，解決“民工荒”的問題，而且更能針對用工單位的實際需求，使轉移培訓做到有的放矢；其二輸入地培訓可以避免農村勞動力重復培訓的現象，有效地防止資源浪費，在條件允許的前提下，還可以先定出口，再定入口，解決就業的后顧之憂，提高他們的培訓積極性；其三輸入地培訓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農民工離開熟悉的農村，其生活方式、社會意識迫切需要重構，如果不能很快適應新環境，從而對新環境失去安全感，他們很容易產生犯罪的動機。輸入地培訓可以提高他們的適應能力和融入當地的意識，從而化解社會矛盾和消除不穩定因素，維護輸入地的治安。與輸出地比較而言，更大的收益者應該是流入地，畢竟勞動者創造財富的主體是留在所服務的單位和地區。大量流動的勞動力在為當地創造出社會財富的同時，也提供了龐大的稅收，從而為社會事業的發展提供了財力資源。因此，建立以流入地為主的培訓模式也是情理之中。然而，長期的城鄉二元發展政策使部分輸入地居民產生了狹隘排外的小市民意識，他們在心理和行為上對外來農民工培訓產生排斥和抵制情緒，造成輸入地政府對培訓反應冷淡。

無論是輸出地培訓還是輸入地培訓，均是利弊共存。全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勞動力大市場，受培訓的勞動力可以在這個范圍自由流動，這就要求教育行政部門或政府機構應該轉變思想，積極牽線，促進農村勞動力輸出地與輸入地的聯合協作，通過合作辦學或是訂單培養等方式，統籌規劃區域培訓，從分割走向合作，實現農村勞動力的順利轉移。根據生產要素稟賦，建立多層次、多結構的勞務輸入網絡，從而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實現優勢互補。

三、增強技能還是獲取資格

增強技能還是獲取資格背后涉及教育功能的兩種理論：生產功能和信號功能，即是堅持人力資本理論還是篩選理論。人力資本理論是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提出的，他認為傳統的經濟理論把經濟的增長僅僅歸結為物質資本的增加，而實質上人力資本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比物質資本的增加重要。人力資本是指凝聚在勞動者身上的知識、技能及其所表現出來的能力。這種能力是經濟增長和生產發展的主要因素，是一種收益率很高的資本。人力資本是通過人力投資形成的。根據《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統計，外出農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多數，初中文化及初中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占76.5%，外出農民工多數沒有參加過任何技能培訓，低教育程度的農民工接受培訓的比例也較低?？梢姡覈r村勞動力人力資本存量處于較低水平。已有的研究也表明在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進程中，培訓確實是增加人力資本存量的最佳途徑，依靠培訓，可以迅速提高勞動者的質量與素質。 篩選理論是由邁克爾·斯賓塞和羅伯特·索洛提出的開創性理論，該理論認為勞動力市場的信息是不完全的，或是雇傭雙方所擁有的信息是不對稱的，在進入實際工作崗位前，雇主是無法判斷應聘者的能力，必須假借某種外顯的東西來進行篩選，就是通常所說的教育的入口和出口。對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來說，培訓者獲得的資格證書作為一種篩選的標準或是信號。雇主可以很輕易地通過證書直接獲知求職者的受教育程度、自身的學習能力和培訓潛力，而且不需要耗費任何的信號發送成本。因此，導致的結果是那些獲取資格的學員有可能獲得更好的工作崗位，進而得到更多的報酬。這背后隱藏許多問題，一是篩選理論所依據的證書，提供的只是一種“市場信號”，是一個人接受過人力資本投資的證明，是進入工作崗位的敲門磚，至于工作中的實際績效如何則沒有必然的聯系，日常工作中常常出現高學歷低能力的情況，證書并不是個人能力的真正表現；二是勞動力市場這種按信號制定報酬的機制，會使很多人想方設法地追求制造信號，忽視自身技能的提高，這就制造了一種假象；三是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只要農村勞動力愿意參加培訓，政府一般都愿意頒發資格證書，在這種情況下，資格證書毫無價值可言。

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傳授知識和技能，篩選功能則是教育的副產品，只有在其主要功能發揮良好的情況下，教育的篩選功能才具有精確性。盡管這樣的描述可能有點欠妥，無論是強調能力獲取還是資格獲取，教育對經濟的推動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大力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都是明智之舉。但對教育的生產功能和信號功能的認知模糊，會直接影響到教育投資政策，培訓生產功能強調了社會效益，政府必然會加大公共投入力度；信號功能強調個人收益，在一定程度上會弱化公共投入的動機。

四、政府主導還是市場主導

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政府不再是培訓資源的唯一配置者，也不是培訓服務的唯一提供者，究竟是以政府主導還是市場主導，不能一概而論。贊同政府主導培訓的理由有多種，一是各級政府正在把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擺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自從2003年全國農村教育工作會議召開以來，國家相繼出臺了《2003－2010年全國農民工培訓規劃》、《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計劃》和《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等，這種制度支持保障了培訓活動的可行性和持續性。二是根據具有公共產品性質的程度，教育類型刻意劃分為基本上具有公共產品性質的教育供給、具有準公共產品性質的教育供給和基本上具有私人產品性質的教育供給。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則被歸類到具有準公共產品的教育供給之列，是因為受培訓者個人所獲得的知識、技能、態度等等不僅可以為個人帶來正的收益，而且會外溢到全社會，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最終使其他社會成員受益。勞動力轉移培訓屬于準公共產品，這也決定了政府必須要有所作為。三是政府主導可以整合現有的培訓設備、場地、資金、師資等教育資源，建立起以公辦學校為主體，民辦培訓機構為輔助的農村勞動力培訓體系。公辦的培訓機構有多個部分組成，例如，教育系統的培訓機構包括職業高中、成人中專、普通中專學校和農村成人文化技術培訓學校等。農業系統的培訓機構包括“雨露計劃”、“陽光工程”、“星火計劃”“農民工轉移培訓”等配套的各類培訓機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培訓機構有技工學校、人力資源培訓學校和就業服務培訓中心及各地的實習實踐基地。四是政府主導的培訓可以利用政府職能優勢，有效解決關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法律法規缺失和落后的狀態。美國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相繼制定了《人力發展與培訓法》和《就業機會法》，這些法律的制定有力推動了美國農村勞動力的職業培訓。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政府主導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顯然是理想的選擇。然而，贊同市場主導的觀點認為在市場高度發達的社會，政府推動的力量是否還能像以前一樣發揮作用，答案不可而知。例如，在眾多的職業資格認證過程中，出現了政府大包大攬的壟斷行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束縛了社會上各類培訓機構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甚至會使培訓偏離社會實際需求。此外，當前我國有一億多的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僅靠國家實施的“雨露計劃”、“陽光工程”等，遠遠不能滿足現實需要，而且這些措施配套的資金也很有限，平均到每個勞動力身上，顯得并不充裕。主張市場主導的農村勞動力培訓，是基于以下考慮：一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目的是為行業和企業培養一線的技術、技能勞動者，市場是農村勞動能力培訓的出口，市場提供崗位，市場更清楚需要什么樣的人才。根據勞動力市場需要進行培訓，可以減少信息不對稱造成的成本浪費，使培訓和就業無縫對接。二是市場主導培訓，可以減少國家的投資，使更多的資金投入到急需的領域，而且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籌集資金方面具有先天的優勢。

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是政府主導還是市場主導，還可以用另一種表達——行政推動還是市場拉動。在實際的操作中，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就業培訓，政府的行政推動較為普遍。在操作方式上，不少地方政府仍然沿用自己最為熟悉的行政管理模式，通過下任務、下指標，以行政目標管理制度進行監管。政府在宏觀方面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可以培育農村勞動力培訓市場和人才市場，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根據英國宏觀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的觀點，市場做不了的、做不好的就應該由政府來做。然而，農民培訓的多主體、多對象、多內容、多形式、多層次、多要求的特點，決定了培訓工作由政府部門獨家承擔具有很大難度。以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等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認為，政府也是有自利傾向的經濟人，不可能做到完全公正，也會失靈，因而政府彌補市場失靈的最佳選擇是為市場有效運轉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而不是去代替市場。市場拉動也就意味著培訓機構可以營利，因為它滿足了特定群體的需求，或者是這一群體放棄了政府的非營利性的培訓服務。培訓機構可以追求利潤，但不是過度的利益或利潤最大化，還承擔著社會企業責任。在某些方面或某一方面，市場可能做到很好，政府做的不夠好，在另外一方面，恰恰相反。所以，應該綜合考慮，根據他們所承擔的職能和責任，科學布局，正確處理多元關系，創新管理模式，逐步形成“政府監管、市場推動、社會參與”的運行機制，實現政府與市場的良性互動。

農村勞動力轉移，是一個矛盾的轉化過程，矛盾轉化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職業技能的教育和培訓。通過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可以順利地將人口壓力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解決中國“農業的內卷化”問題。同時，農村剩余勞動力培訓工作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由于問題本身的復雜性、艱巨性和長期性，了解造成兩難選擇的內因和外因，理順兩難選擇的關系，對于矛盾的轉化和提高培訓的實效性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