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身心健康狀況調研
佚名
論文導讀::的擔當力量。 論文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老一代農民工,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會健康 一、問題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走出家門,而且大都是從農村往城市流動,90年代中后期從農村進入城市的“新生代農民工”出現了與80年代初期進入城市的老一代農民工不同的特點,同時也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近年來,學界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研究尤為深入。2010年1月31日,國務院發布的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 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指現在的80后、90后,是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這批人目前在農民工外出打工的1.5億人里面占到60%,大約有1個億。 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由他們目前的角色所決定,他們是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兩棲人”,他們在農村出生,出生以后就上學,上完學以后就進城打工,相對來講,對農業、農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們對城市的認同感較高,渴望融入城市社會,卻又無法在城市中真正立足,夢想和現實的落差往往讓他們無所適從。 新生代農民工目前已成為城市勞動力市場的主力,是農民工群體中的“精英”,在某種意義上代表著這一群體的未來走向,鑒于此,他們的健康狀況應成為社會關注的重點,富士康連續墜樓事件,更是將這一問題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身心健康狀況,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和現實意義,本文將根據實際調查,展示新生代農民工的身心健康狀況,為新生代農民工的健康發展提供基礎信息。 二、調查的基本情況 1. 調查地 本文調查時間是2010年7~8月生理健康,選取的樣本主要分布在南京。南京是江蘇省省會,長江流域四大中心城市之一,地處南北交匯之處,同時也處于沿海開放地帶和長江流域的交匯處,在江蘇沿海、沿江、沿線開放格局中處于樞紐位置,在南京進行調查具有典型意義。 2. 調查方法 調查主要采取問卷法收集資料,利用國內較為成熟的自測健康量表(SRHMS)進行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會健康狀況調查,通過調查兩代農民工的基本情況進行比較研究。調查數據利用SPSS11.5進行統計分析。 3. 調查對象 本研究將20世紀80年代之后出生的、在南京以非農業就業為主的外來農業戶籍人員稱為新生代農民工,而將20世紀80年代之前出生的、在南京以非農業就業為主的外來農業戶籍人員稱為老一代農民工。去掉掩飾性較高的問卷,本次調查實際共收回有效問卷909份,其中新生代農民工526份,老一代農民工383份。 本次調查中,男、女性人數分別為508人和401人,占調查總體比重分別為55.9%和44.1%。調查對象來源于全國22個省市、2個直轄市,其中51.5%的調查對象來源于江蘇(見表1)。 表1 農民工來源地所占比重(n,%)
對象
來源地
該總體合計
江蘇
安徽
四川
河南
其他
例數
所占比重
例數
所占 比重
例數
所占比重
例數
所占比重
例數
所占比重
所有農民工
468
51.49
150
16.50
77
8.47
53
5.83
161
17.71
909
調查對象中已婚和未婚人數分別為529人和380人,分別占調查總體的58.2%和41.8%。新生代農民工以未婚為主,未婚人員比例占新生代農民工總數的62.9%;所有調查對象的文化程度以初中和高中為主,分別占調查總體的48.3%和27.5%。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受過高等教育程度比重較高。調查對象月收入在200~10000元之間不等,主要集中在1500~2500元,平均月收入為2253.03元,這比2010年南京市城市居民人均收入2609.52元要低356.49元。以上數據表明,被調查群體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其自然與社會特征符合我們的研究目的中國。 三、調查結果及分析 1. 生理健康狀況 調查發現,兩代農民工自我生理健康狀況評價總體上都不高,特別是身體癥狀與器官功能遠低于理論最大值,這可能與他們長期的體力勞動和與之相對應的社會保障不匹配有關,特別是醫療保障,在調查中,不少被調查者都表示對于自己的身體“小病拖、大病扛”的現象非常普遍。同時,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代農民工在自測健康狀況的各個方面都具有差異,都低于老一代農民工(見表2),說明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在年齡上處于青春勃發的時候,但自身對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況壓力要大于老一代農民工。 表2 兩代農民工自測生理健康狀況分析
因素
理論最
大值
新生代
農民工
n=526
老一代
農民工
n=383
t 值
P值
身體癥狀與器官功能
70
48.61±8.214
50.43±11.819
-2.734
0.006
日常生活功能
50
47.01±5.498
48.62±4.396
-4.758
0.000
身體活動功能
50
45.20±6.071
46.81±5,679
-4.053
0.000
生理健康子量表總分
170
140.82±14.161
145.86±16.583
-4.931
0.000
2. 心理健康狀況 雖然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在信息接受、娛樂活動和壓力發泄等方面要強于老一代農民工,但表3數據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在正向情緒、心理癥狀與負向情緒、認知功能、心理健康量表總分等方面都低于老一代農民工,說明新生代農民工的壓力要大于老一代農民工,這與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和面臨的境況有關,老一代農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基本上就是掙錢回家,一般都把最終回到農村作為自己的歸宿,而新生代農民工大都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期望,他們壓根兒就沒準備再回農村。80后、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熟悉城市生活,向往城市生活,渴望融入城市社會。這也使得他們在精神生活、情感訴求、價值追求等方面都呈現出許多新的特征,其精神世界和心理問題更顯復雜與多樣化。另外,他們大多是單身,而且大多想在城市立足,而目前的高房價就讓他們望而卻步,所以許多人對自己的前途比較迷茫,有近一半的被調查者通過經常上網打游戲來緩解壓力,但“成家”、“立業”兩大問題無時無刻不擺在新生代農民工的面前,相對于只一心掙錢回家的老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壓力和心理負擔則更大一些。 表3 兩代農民工自測心理健康狀況分析
因素
理論最大值
新生代
農民工
n=526
老一代
農民工
n=383
t 值
P值
正向情緒
50
35.18±8.097
38.78±10.397
-5.858
0.000
心理癥狀與負向情緒
70
41.25±14.773
48.36±19.401
-6.271
0.000
認知功能
30
20.80±5.073
22.91±6.187
-5.659
0.000
心理健康子量表總分
150
97.22±19.698
110.04±27.603
-8.173
0.000
3. 社會健康狀況 由于年齡和社會閱歷的局限,新生代農民工在角色活動與社會適應、社會資源與社會接觸方面都低于老一代農民工。老一代農民工中許多人已經出來打工十幾年,而新生代農民工則大多是剛跨入社會,而且大多是獨生子女,其中不乏留守少年,相對而言更容易出現心理落差和不適應,例如,“兩代農民工與南京人的相處關系”調查的“相處的不好,感覺有歧視”一項,新生代農民工中認為不好比例是9.3%高于老一代農民工的6.8%。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的關注和社會支持是在2010年初中央有關文件的發布才逐漸提上日程上來,而且大家已經習慣于對農民工這一群體的統一劃分,所以針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關注和社會支持方面大多僅開始于學術研究方面,相對應的實踐開展還遠遠不夠,而且新生代農民工對滿足精神需求的期望值更高,所以調查顯示在社會支持和社會健康量表總分上新生代農民工都低于老一代農民工(見表4)。 表4 兩代農民工自測社會健康狀況分析
因素
理論最大值
新生代
農民工
n=526
老一代
農民工
n=383
t 值
P值
角色活動與社會適應
40
28.20±6.528
31.31±8.585
-6.207
0.000
社會資源與社會接觸
50
33.57±8.173
36.44±10.950
-4.534
0.000
社會支持
30
19.23±5.723
21.30±7.455
-4.732
0.000
社會健康子量表總分
120
81.00±16.616
89.05±24.499
-5.904
0.000
4. 自測健康狀況總分 基于兩代農民工在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會健康狀況的自測情況,不難分析出在自測健康評定量表總分上,新生代農民工會低于老一代農民工(見表5)。 表5 兩代農民工自測健康狀況分析
因素
理論最大值
新生代
農民工
n=526
老一代
農民工
n=383
t 值
P值
自測健康評定量表總分
440
319.04±36.898
344.96±57.807
-8.236
0.000
四、結論與建議 1.正處于青春勃發時期的新生代農民工在生理健康自測水平低于老一代農民工,一方面可能是老一代農民工對于自己的身體已經習慣于“小病拖、大病扛”生理健康,自身發現不了問題,另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在身體素質上確實不如老一代農民工,雖然來自農村,但他們大多是在父母的呵護下長大,上完學就進入城市打工,其實沒有經過什么體力勞動,再加上過早的背負上一些心理壓力,也壓迫著他們正在成長的身體。心理壓力過大對人的身心健康的危害壓力雖然看不到、摸不著,但是每個人都能感受其存在。關注新生代農民工,就要關心新生代農民工的身心健康,無論在醫療等方面的社會保障方面還是心理健康幫扶方面,社會都應像溫總理所說的“要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對待他們”。 2. 與父輩相比,“80后”、“90后”新生代農民工文化程度相對較高,接受信息廣泛,對人生有著較高的理想和期望,但心理承受能力相對較弱,缺少應對壓力、挫折和各種不公平現象的經驗和心理準備,他們會比父輩更加明顯地體驗到與城鎮居民的差距,從而更容易產生心理上的被歧視感和被剝奪感,同時,也會更加強烈地要求自己享有與城鎮居民同等的權利和社會地位。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健康,“東家”要承擔部分責任。比如,用人單位可以成立老鄉會等,幫助員工排除障礙,提高其適應力;開通咨詢熱線電話,為普通員工提供一個傾訴平臺,從而使員工有歸屬感。同時,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問題,不僅需要整個社會幫助解決,更需要社會通過一些團體和組織能幫助他們進行自我解決,只有健全的人格和社會制度同在,才能幫助農民工真正實現在城市中的夢想。 3. 新生代農民工是介于農民和城市工人之間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既不是傳統的農村人,也不是正宗的城市人,這種身份與職業的錯位難免導致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危機。所以他們對于自身的角色和社會適應方面不如老一代農民工那么坦然。由于目前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新生代農民工要想實現跟城市人一樣,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所以,社會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的支持,更應該落實于實處和制度上的改變和政策上的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