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兩千年的中日關系中，日本人的“中國觀”發生了3次大的變遷。目前，正處于第4次大變遷的初始階段。這種變遷以其內部社會結構的動蕩與重組以及外部國際秩序的調整與重建為其實現前提，以“實力主義”、“現實主義”、“國家利益優先”原則為其價值取向。縱觀日本人“中國觀”的變遷史，發現其規律性為:每當中國處于鼎盛之時，日本人的中國觀就向認同中國的方向發展;每當中國處于衰落之時，日本人的中國觀就向蔑視中國的方向發展，顯示出明顯的“實用主義”特征。

關鍵詞：中國觀 東洋史學 實力主義 現實主義

日本人的“中國觀”在漫長的中日關系史上幾經變遷。并且，這種變遷往往都伴隨著彼此社會內部結構的動蕩與重組以及周邊國際關系格局的調整與秩序的重建。中日兩國人民的相互認識就建筑在這種由于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而形成的新的價值觀基礎之上。它以歷史、文化為其出發點并最終歸結為對各自國家利益的認同與追求上。日本人的中國觀在其變遷的各個階段尤其表現為“實力主義”、“現實主義” 的價值取向以及對“國家利益優先”原則的追求。

一、近代以前日本人的中國觀

古代日本人有關中國的正式記載體現在《日本書紀》(公元720年)當中。《日本書紀》所提到的中國王朝的名字有:周(2次)、漢(2次)、魏(3次)、晉(2次)、隋(1次)、唐(96次)、吳(31次)①。日本對中國的正式外交始于607年，即從小野臣妹子派遣“大唐”(實際上是我國的隋朝時代)開始。《日本書紀》中所記載的與日本有正式外交的中國王朝只有唐王朝，唐朝以前的隋也被改成了唐朝。《日本書紀》對唐朝國名的記載至公元696年止。

日本直接參與東亞國際關系是從日本初次派大軍赴朝鮮半島參加白春江戰役(公元663年)開始。本來，從魏朝到隋朝日本基本被納入到朝貢體系之中。但到了隋朝時代，日本人的自我意識不斷增強。對隋唐視其為東夷小國產生了一種抗拒心理。據《隋書》記載，大業3年(607)日本國王遣使來華，其所獻的國書中有“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的表述，令皇帝極為不悅。不過，從國書的用語可以看出日本想與中國平起平坐意識的產生。另外，日本在挑戰“華夷秩序”的同時也試圖構筑自己的小“華夷秩序”。如，日本稱朝鮮為“西藩”，就表現出其優越感。后來隨著大唐的衰落，日本對中國的稱謂也由“鄰國”變成“藩國”。另據《舊唐書》(199上 倭國日本傳 p5340)記載，“日本舊小國，并倭國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實對。故中國疑焉”。因此，我們可以將隋唐時期日本人對華認識的這種變化視為日本人中國觀的第1次變遷。

唐朝衰落后，日本遣唐使的派遣也于894年終止。進入10世紀后，中日之間的正式外交基本中斷。在日本民族文化——“國風文化”形成的過程中，平安貴族產生了強烈的排外意識并力圖超越“大唐文明”。9～13世紀，以中國長江中下游為中心，民間通商活動迅速展開，人員、物品的交流及金融業的發展已超出國家的范圍，導致東亞國際關系格局重組。這一時期日本的中國觀“基本沒有什么太大的變化，對外閉鎖政策與排外意識還在持續” ②。到了平清盛時代(1118～1181年)，以博多港為中心，日宋貿易得到積極推動。宋朝貨幣大量流入日本，取代了日本平安時代的實物貨幣。“鐮倉時代(1192～1333年)，宋錢(即宋朝的銅錢)占居主導地位。清盛所開拓的中世流通經濟為日本納入東亞銅錢經濟圈創造了契機，其歷史意義不可小視” ③。不過，此時的日本雖然作為“東亞銅錢經濟圈”的一員，但其政治上孤立的局面并未打開。

進入室町時代(1333～1573年)，特別是到了足利義滿時期，日本對亞洲以及中國的認識才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日中、日朝外交重開，1373年明朝使節團派往京都，足利幕府與中國的明朝開始了正式的外交往來。明永樂皇帝授予足利義滿“日本國王”稱號，足利義滿從明朝領取冠服并臣服明朝。這樣，日本又被重新編入東亞國際秩序之中，返回了“中華文明圈”。義滿、義持、義教三位將軍都曾接受中國皇帝所派冊封使的正式冊封。義政、義澄、義晴也都使用過“日本國王”這一封號。幕府將軍受到冊封“意味著屬于天皇的外交權被武家政權所奪取”⑷。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日本國內的權力結構。不過，這個國王稱號在日本國內的正式場合并不使用。

進入15～16世紀后，隨著以葡萄牙為首的西方勢力向東方的滲透，日本的對外認識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當日本人知道印度以西還存在著一個西方世界時，以往的三元國際觀“本朝(日本)、震旦(中國)、天竺(印度)”開始向“本朝、唐、西洋”新三元國際觀轉化。這一時期，織田信長、豐臣秀吉以及德川家康3人不同的對外認識比較有代表性。織田信長為了獲取武器實現國內統一而對“南蠻”文化表示出強烈的關心，對西方基督教也能夠容忍，因此，他采取的是開放式的外交方針。豐臣秀吉實行的是閉鎖式的外交方針。但同時他又對臺灣的鹿皮、東南亞的豐富物產垂涎三尺。16世紀末，豐臣秀吉率軍侵略朝鮮、覬覦大明，并在對女真族鉗制的過程中形成了日本“大陸政策”的雛形。德川家康改變了秀吉的鎖國外交路線，實行了比較積極的對外政策。但他拒絕接受中國皇帝的冊封。德川家康廢除了自足利義滿以來的“日本國王”封號，自稱“日本國大君”。“這個新稱呼具有德川家康在以自我為中心設定國際秩序的過程中，把自己作為日本國統治權與外交權的總攬者而定位的含義”⑸。1616年是日本對外政策發生重大變化的一年。村山等安率軍攻打臺灣，慘敗后被滿門抄斬;中日勘合貿易終結;長崎發生基督徒慘案。16世紀30年代，日本通過了5次“鎖國令”，終于在1641年正式進入鎖國狀態，直至近代。在“鎖國”期間日本留出4個對外“窗口”，即對中國、荷蘭的長崎;對朝鮮的對馬;對琉球的薩摩;對阿伊奴的松前。

16～17世紀，東亞國際關系在動蕩中重組。明朝政府的朝貢貿易受到來自亞洲各國不斷擴大的民間貿易的挑戰，但為了維護華夷秩序并防范西方的入侵，明朝政府始終壟斷著對外貿易。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統治中國，并于1717年開始實行海禁。日本的江戶幕府也出于對西方基督教的防范以及對貿易的壟斷而脫離國際社會進入鎖國狀態。“鎖國”既是對西方文化沖擊的反應，也是因應東亞國際秩序變動所采取的對策。在17世紀東亞國際關系格局的變動中，中國完成了明清的交替，日本的幕藩體制國家也業已形成。經過東亞各國內部的整合，至18世紀初，東亞新的國際關系格局基本形成。新秩序仍然是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西方勢力向東方的滲透在這一時期還無法觸動東亞固有的國際秩序的根基。此時的“西力東漸”還主要表現為俄羅斯對北亞以及荷、英對東亞的滲透上。西方勢力在南北兩方基本處于均衡狀態。也就是說，從18世紀初到19世紀中葉，亞洲的“主體性”還沒有從根本上遭到西方的破壞。華夷秩序仍是東亞國際關系格局的基本特征。這一時期，日本在政治與外交上基本游離于華夷秩序之外，但在文化上與中華文明仍有共識。

19世紀中葉，以中華帝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受到西方列強的挑戰。東亞各國的民族危機感同時增加。東亞原有的國際秩序又面臨著新的整合。1871年“日清友好條約”的簽訂終于使日本天皇與大清皇帝處于平等的地位。這是日本“開國”以來所簽訂的唯一的一個平等條約。但日本并未照此與周邊的國家、民族建立起對等的關系，而是選擇了擴張國權=對外侵略的道路。日本的攘夷與擴展國權是同時進行的。攘夷需要聯合亞洲，擴展國權又導致對亞洲的侵略。近代日本就是在這種自相矛盾中構筑著他的亞洲觀與中國觀。日本為何會形成這種分裂式的亞洲認識與對華認識，恐怕要從以下2點考慮:“第一，在幕藩權力所培育的國際秩序意識中不存在連帶=對等聯合的觀點。第二，日本是通過屈服于有軍事力量=‘武威’的西方列強的方式而被編入資本主義世界的。這對傳統上習慣于以‘武威’為軸來考慮國際秩序的幕藩權力及維新政府來說，并沒有什么不和諧的感覺”⑹。正是由于有了這種不平等的國際秩序意識以及“尚武”精神，才使近代日本的亞洲觀與中國觀在經過了甲午戰爭后發生了質的轉變。 二、近代日本人的中國觀

近代日本人中國觀的形成與“東洋”概念的重新界定有著直接的關系。所謂“東洋”(Orient)，其地理范圍并不十分明確。在古代西方社會，它主要指現在的近東(西亞)而言，即小亞細亞、波斯、埃及。而印度、中國則另外稱呼。包括中國、日本、朝鮮在內的“遠東”一詞是后來才有的。隨著西方人地理知識的擴展，東洋所指范圍也在擴大。東洋一詞最早散見于宋書之中。在中國人眼中，東洋除作為地理概念外沒有什么特別的含義。最初，在利馬竇與中國人編制的世界地圖上，“大東洋”與“大西洋”同指單純的地理位置。明朝人張燮著有《東西洋考》，其中有“東洋航線”與“西洋航線”的記載。東洋航線的起點在金門，終點在文萊。文萊既是東洋的終點，又是西洋的起點。東洋航線指出金門——取彭湖——達呂宋島——再南下到爪哇群島或文萊北岸的航線; 西洋航線指從文萊出發——向爪哇或蘇門達臘方向行駛——沿印度支那東岸返回到彭湖——金門的航線。后來，東洋航線沿岸就被稱作東洋，西洋航線沿岸就被稱作西洋。其中，東洋的地理位置雖然包括在后來的東洋概念之中，但是，西洋的地理位置與現在的西洋概念截然不同。因為，在當時中國人的眼中根本就沒有與東方平起平坐的西方，甚至也沒有東方的概念，“自古帝王居中國而治四夷”(洪武3年《諭日本國王良懷》)。到了近代，中國人多稱日本、菲律賓、文萊北部為東洋，尤其視日本為東洋。

總之，東洋的方位大體“指廣東東南部的菲律賓、馬來群島及文萊東部，后來其范圍進一步擴大到東北部，包括臺灣、日本，尤其日本常被稱作小東洋。但在日本情況卻與此相反，東洋與西洋這兩個單詞分別是從Orient與Occident翻譯過來的。西洋大體指歐洲，而東洋的范圍不甚明了，有時指全亞洲，有時指遠東。所謂東洋史，是日本學者定位的體系、命名的學問，一般來講不包括日本，但也存在一會包括西亞、一會又不包括西亞的不妥之處”⑺。由此可見，歷史上的“東洋”與“西洋”概念屬于地理范疇，而并非歷史、文化范疇。近代日本之所以賦予“東洋”一詞以特殊的含意是有其目的的。日本的“東洋”概念有兩層含意。首先，作為地理方位的表記，在狹義上指包括中國、朝鮮、日本在內的東亞地區，即遠東地區;廣義上指整個亞洲。其次，作為日本在世界史或國際關系格局中的自我定位，“東洋”概念有了特殊的指向性。而且，在這一層面上又分別具有普遍與特殊兩種性質。當面對西方對東方的侵略時，即“東洋”外指時，日本是被包括在東洋之內的。這是“東洋”概念的普遍性質。但當“東洋”內指時，即在東洋內部，日本卻把自己排除在外，表現出“東洋”概念的特殊性質。

在日本，廣泛地使用“東洋”一詞是進入明治時代(1868～1912年)以后。隨著西方工業革命的完成，在19世紀初，西方就將自己定位在“文明”的層次上。這種“西洋／東洋”模式無形中就被規定在“文明／野蠻”的框架中。這時的“東洋”與“西洋”已超出了地理概念的范圍，具有了歷史與文化的限定性。日本之所以要創造出一個新的東洋概念，其原因所在是由于日本經過“文明開化”后，自覺與“文明”的歐洲屬于一類，并刻意與“落后”的亞洲保持一定的距離。特別是甲午戰爭后，中國的失敗導致日本在亞洲產生了優越感。于是，“文明=西洋、野蠻=東洋”的模式就被簡單地套為“日本=文明=西洋、中國=野蠻=東洋”。這時的“東洋”專指中國。“漢學”研究也變成了“東洋史”研究，日本從“遠東”一員變成了“遠西”一員，即所謂西方“文明世界”的一員。這樣，日本對中國、朝鮮的擴張與干涉就可以在“文明”的名義下進行并在理論上得以正當化。在談到日本創造“東洋”概念的由來時，丸山真男指出:“它反應了明治以后的日本迅速westernization的過程，因為由(江戶中期以來形成的‘國學的’)國家主義與明治以后的westernization合流而產生的文化、政治路線與亞洲各國明顯不同”⑻。從近代日本精心構筑“東洋”概念的過程中，我們看出近代日本在亞洲及世界國際關系格局中企圖為自己重新定位的打算。而且，由此所產生的對歷史的重新認識及其所形成的理論體系規定了近代日本歷史發展的方向與進程。它不僅使作為“命運共同體”的亞細亞主義無法在各國平等合作的基礎上實現，而且還讓日本陷入自己精心設計的“矛盾網”之中，使近代日本的歷史、文化發展因此而處于進退維谷的矛盾境地。近代日本的“東洋”觀具有明顯的“二律背反”現象。

本來，“東洋”一詞是相對與“西洋”而言的，不論在地理上還是在歷史、文化上，東洋(亞洲)都應是一個整體。但日本為了“謝絕亞細亞之惡友”(指中國，福澤瑜吉語)拋棄了傳統的“漢學”研究，另起爐灶創立了“東洋史學”理論體系，為近代日本“東洋”觀的最終形成提供了一整套的理論依據。日本人所說的“東洋學”是以亞洲為研究對象(但不包括日本)。甲午戰爭中日本的勝利，極大地刺激了日本人對外擴張的欲望。以日俄戰爭為標志，日本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期結束并進入帝國主義時代。這兩次戰爭的勝利奠定了日本在亞洲的霸權地位。為了配合其殖民主義政策日本開始了“東洋史學”的研究。1886年，東京大學招聘德國歷史學家里斯?L?賴斯(Riess)來日本講學。賴斯在東大增設了歷史專業，并與剛回國不久的坪井九馬三一起講授歷史。1890年，畢業于本專業的白鳥庫吉到學習院講授東洋史，這被認為是日本學術性東洋史學誕生的標志。1894年，根據那柯通世、三宅米吉的提議，日本文部省將中等教育科目中的“支那史”改為“東洋史”。

日本“東洋史學”的研究、發展自產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大體經歷了5個時期⑼。第1期:明治前半期(1868～1888年)。這一時期是日本歷史學界整體的草創期，還不應稱為東洋史學，這時的東洋史主要指中國史，它只不過是漢學的一個部門而已。第2期:明治20～30年代初(1888～1900年)。這是東洋史學發展的準備期。1888～1892年期間，出版了那柯通世的《支那通史》5卷及市村瓚次郎、滝川龜太郎的《支那史》6卷。這一時期以教科書、參考書概論的編撰為主，值得注目的專業研究幾乎沒有。第3期:從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1900～1914年)。這一時期，脫離了以往概論編撰的狀態，開始了專業性研究。特別是日俄戰爭后，日本繼承了俄羅斯在“滿洲”的所謂權益，并進一步吞并朝鮮。隨著日本對亞洲國家侵略的進展東洋史的研究也開始活躍。東京大學設立了國史、西洋史、東洋史學科，京都大學、早稻田大學、慶應義塾大學都分別開設了東洋史講座。1907年，巖崎彌之助購進清末4大藏書家之一陸心源的藏書，設立了靜嘉堂文庫，為東洋史的研究帶來了方便。第4期:從大正初期到昭和初期(1914～1930)。第1次世界大戰為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了空前的景氣，掌握了東亞霸權的日本更加積極推行其侵略中國的“大陸政策”。與這一形勢相適應有關東洋史學的研究機構進一步增設，其研究迅速進展。1917年巖崎彌之助又購入倫敦泰晤士通訊員莫里遜的藏書，在此基礎上于1924年設立了東洋文庫并成立了研究部。這里作為東洋史學研究的殿堂被許多人所利用。1929年日本用辛丑條約的賠償金分別在東京(現在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京都(現在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建立了東方文化學院。第5期:從昭和初年到二戰結束(1930～1945年)。這一時期研究者的數量顯著增加，研究內容進一步精確化。與以往對歷史、地理、表層文化史的研究不同，開始了對社會、經濟、各項制度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隨著日本對亞洲侵略的進展，加大了對中國、朝鮮、“滿洲”、蒙古以及東南亞、印度、西亞的研究力度。同時，其研究的侵略性質也越發明顯。從上述日本東洋史學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出，它是日本用以“發揚國威”的一門學問，是“大日本帝國的學問”。而且這種學問完全是為日本的國家利益服務的，日本人中國觀的變遷也正是在這種國家價值觀的基礎上發生的。

東洋史學的代表性人物是被稱為‘東洋史學大御所’的白鳥庫吉，他的“堯舜禹抹殺論”反映了日本當時急于樹立自己在亞洲的“威信”而對“東洋”重新認識的需要。1909年8月，44歲的白鳥庫吉在東洋協會評議委員會上發表了題為《支那古傳說之研究》的演說，對儒學經典、特別是孔子極為贊賞的堯舜禹三代的真實性提出了強烈的懷疑。他的“堯舜禹抹煞論”是對儒學“法先王”基本觀念的極大沖擊，動搖了日本漢學家的信仰。不過，白鳥庫吉的中國觀具有其內在的矛盾性:他一方面表現出對中國文化整體的蔑視;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對儒學的回歸。白鳥庫吉認為，中國唐代以前的文化在遣唐使時代日本就已經吸收了。中國唐代以后的文化德川時代也已經吸收了。現在日本人向中國文化學習的時代已經結束，取而代之的是向西方學習。但白鳥庫吉同時又認為自己“不是儒學的敵人，而是儒學的擁護者”。1918年他發表《漢文化的價值》一文，一邊鼓吹日本人已把中國文化全部學完了、現在的任務是向西方學習，一邊又提醒日本人西洋的東西并非什么都好，“儒教”應該受到尊敬。1930年他發表《日本建國之精神》的公開講演，大聲疾呼“日本人的精神便是吸取印度的佛教、中國的儒教并使之在日本達到統一”。他還把“儒教”推崇為日本國家的基本精神。白鳥庫吉自相矛盾的思惟是近代日本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二律背反現象在理論上的真實反應。

津田左右吉的“中國傳統文化否定論”繼承了白鳥庫吉“中國觀”的一個方面。津田認為，“東洋”作為一個文化整體根本就不存在。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性質截然不同。中國文化對印度文化沒有任何影響，印度雖然把佛教傳給中國，但佛教的影響并未使中國的民族生活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他的這種理論與近代初期日本所倡導的“脫亞”精神以及創造東洋概念的出發點是一致的。然而，這種理論到了20世紀30年代顯得有些“過時”。因為當日本與西方殖民主義者之間的爭霸達到白熱化的時候，日本政府需要的不是脫亞入歐的理論，而是如何打“亞洲牌”的理論。1939年，當津田在東大法學部講演時，右翼學生質問他:“你全面否定儒教與日本文化的聯系，否定日本與中國存在共同的‘東洋文化’……這不是從根本上否認了‘圣戰’的文化性意義嗎?”⑽。這里，右翼學生對‘圣戰’的認識是否正確暫且不論，單從這段問話中我們就能領悟到近代日本的亞洲認識及其中國觀在20世紀30年代又發生了一次微妙的變化。因為，第一，日本的東洋觀此時已由“內指” 轉向“外指”，即已由與東洋劃清界限轉向強調東洋一體共同對付西洋了。第二，東洋史學作為“歐化主義”的理論基礎已不適應“超越近代”以及與西方列強爭霸的需要。第三，“恢復東洋的文化與傳統”是為日本所謂的“圣戰”及“大東亞共榮圈”目標的實現在文化上尋找理論根據。在這種形勢下津田的理論受到冷遇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另外，更主要的是津田對日本神代史的研究結果(津田稱‘天孫民族’、‘萬世一系’不過是神話而已)令軍國主義者大為不滿。津田的理論被右翼團體攻擊為“大逆思想”，津田本人也被當時日本的法院判刑3個月并終身禁止其寫作。

白鳥庫吉與津田左右吉對中國文化的否定，加劇了近代日本人對中華文明乃至中國人輕蔑的程度。但進入20世紀30年代以后，隨著國際關系格局的變化，限于孤立地位的日本為了與西方殖民主義者爭奪在亞洲的利益又開始尋找“脫歐入亞”的理論。因此，東洋這張曾被日本打過的牌又一次派上了用場。近代日本自相矛盾的亞洲觀與中國觀在日本政府對待津田的態度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在津田發表講演的同一年，谷川徹三在《中央公論》上發表論文:“東洋與西洋”，對當時日本的東洋觀進行了理論分析。他首先對東洋與西洋對立的現實意義提出疑問。指出“如果說所有文化都是建立在歷史與傳統的基礎之上，那么，今天的科學與技術文化、包括我們從西洋引進的文化也應該是建立在歷史與傳統的基礎之上。如果不是這樣，它就會脫離我們的生活”⑾。谷川認為，在東洋與西洋的稱呼中含有歷史傳統與文化上的意義是無疑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東洋各國即便過去沒什么交往但卻有一體感。可是，如果把東洋與西洋對立起來，那就必須回到過去，而“過去的東洋無法成為今天的指導原理”、“目前，尤為重要的問題是，以日本為中心建設東洋的新秩序還缺少充分的現實性……(因為)日本立于亞洲文化前列的時日還太淺。我們對異民族進行統治、安撫的經驗只有一點點”⑿。所以，他認為日本是在東洋的“大口號”下實施其侵略的真實目的。在當時軍國主義者統治下的日本，他能以如此冷靜的頭腦與明確的語言透徹地分析日本亞洲政策的實質難能可貴。他告戒日本不要步當年入侵中原的異族人的后塵，因為他們“雖然征服了漢人，但不久就被漢人的文化所同化”⒀。 三、現代日本人的“中國觀”

對于日本來講，“一直到明治維新，中國都被當做‘圣人君子之國’。孔孟之學即儒學奠定了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基礎”⒁。但甲午之戰中國的失敗，使日本人的中國觀發生了第3次大的變遷(第1次在大唐衰落之后，第2次在大明鼎盛之時)，日本開始蔑視中國。二戰結束，日本戰敗。中國在日本人眼中重新成為“人類理想之國”，他們把中國看成“亞洲大陸的強國”。但很快這樣的中國認識就發生了變化。因為進入60年代后，日本經濟實現了騰飛，而中國社會卻在動蕩與混亂中渡過了10余年左右的時光。日本經濟名列世界前茅，中國仍然處于貧困狀態。因此，日本人的亞洲觀與中國觀又恢復到了近代的原點上。反應這種變化的代表性作品是長谷川慶太郎在20世紀80年代所著的《別了!亞州》一書。此書作者認為，“日本位于亞洲大陸的東端，日本人是亞裔黃種人。對于日本人來說，不論從哪方面講，亞洲都是一個關系很近的地區。在長期的歷史當中，日本從亞洲輸入了文字與思想，接受了宗教，學習了政治制度。但這已成為歷史。因為在戰后的40年里，日本與日本人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可亞洲在這40年里卻未發生什么變化。結果，日本與日本人決定性地離開了亞洲”⒂。長谷川認為，日本人的意識與日本周邊亞洲人的意識之間，可以說幾乎不存在共同的要素。“日本不屬于亞洲，日本人也不是亞洲人。日本是聳立在亞洲這個巨大的垃圾堆里的一棟超近代的高層建筑”。他的話很容易讓人想起19世紀80年代福澤瑜吉撰寫的《脫亞論》一書中所提出的“謝絕亞細亞之惡友”(指中國)的主張。

80年代以來，通過改革開放，中國的國際地位以及綜合國力都有所提高，日本人的中國觀也相應地跟著發生微妙的變化。特別是冷戰結束之后，美國為在亞洲推行他的“新戰略”，強化了日美軍事同盟的作用。對于日本而言，中國即不能過于強大也不能過于衰弱。從歷史上看，中國過于衰弱，日本就會面臨危機。中國過于強大，日本似乎又有一種失落感。所以，在日本國內往往會出現一種自相矛盾的中國觀。其中，既有對中國強大后市場需求的渴望，也存在著“中國威脅論”的論調。如，有的日本人說，他不喜歡聲討南京大屠殺的中國而喜歡出三國志、漢詩的中國。還有的日本人建議在處理中日關系時把金錢與技術作為有效的武器，與中國建立戰略式伙伴關系，而這種戰略式伙伴關系無所謂喜歡不喜歡，只是出于實用主義的考慮。另外也有象石原慎太郎這樣主張中國分裂的人。

當然，戰后50多年來，從方法論以及基本理論的角度來認真研究中國的學者也不乏其人。

關于戰后日本人亞洲觀的問題，最早在理論上以及方法論上著手進行研究的是竹內好。1961年，他在“作為方法的亞洲”一文中主張把亞洲作為對象來研究。80年代后期溝口雄三又對研究中國提出了具體的理論分析框架。溝口認為，研究的目的不能限于中國以及解構中國學。在《作為方法的中國》一書中溝口指出，把中國作為方法(對象)來研究的領域是一個多元領域。在這里，中國是一個要素，歐洲也是一個要素。他把中國作為亞洲來解讀，并試圖用中國這副眼鏡(被相對化的馬克思主義)看西方。溝口試圖用從中國導出的價值觀來替換東洋這一概念。他認為，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所研究的中國不應停留在對象上，而應把中國自身再作為一種方法來觀察世界。即通過把日本相對化來把中國相對化，進而再把世界相對化。他認為這樣才能在主客體相對化的過程中擺脫歐洲中心史觀，同時將追求日本主體性本身也相對化。我們不能不說這是在研究中國與亞洲的方法論上的一個嘗試、一種創新。

日本在研究和看待中國時正確的態度與方法是至關重要的。我們看到近年來日本的中國研究有了長足的發展。日本人的中國觀也在向積極的方向邁進。如，NHK在做過有關中國的節目后有關負責人就深有感觸地說:“我們極力排除想掌握這個國家整體形象的野心，我們只想挑戰局部地區”。中央公論也認為，任何人所了解的中國都是個別印象，想通過一件事了解中國是不可能的。小室直樹在《中國原論》”中指出，正是中國的歷史才是理解中國的寶庫;佛教、基督教、猶太教都是拯救個人的，但儒教是拯救集體的。幾十年來一大批嚴肅的學者及友好認識對中國腳踏實地的研究以及實事求是的觀察為日本人中國觀的第4次大變遷奠定了基礎。

2002年11月28日，日本出臺了一個重要的報告書。這就是小泉內閣“對外關系課題組”(対外関係タスクフォース)在經過1年零2個月的研究并召開了32次會議的基礎之上形成的最后書面文件《21世紀日本外交的基本戰略——新時代、新理想、新外交》。該報告書所顯示的日本人的國際觀可以概括為以下3點:⑴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全球化。⑵軍事力量的顯著發展與強化。⑶中國經濟的快速擴張。在對國際形勢進行上述判斷的基礎上，該課題組得出結論說，這種變化對日本及亞洲各國來說，既是機遇也是威脅。強調日本在制定未來的外交戰略時，首先要考慮到日本的國家利益。并將日本的“國家利益”規定為:⑴維持日本的和平與安全。⑵維持自由貿易體制。⑶擁護自由、民主、人權。⑷推進與各國民眾之間的學術、文化、教育交流，培養人材。但筆者認為，該報告書的重要性還不僅在于此。更重要的意義在于該報告書將成為21世紀日本人樹立新中國觀的開始。因為筆者注意到，該報告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加大了對中國問題關注的力度。課題組成員不僅將中國因素作為目前國際局勢的變化特征之一，而且不惜筆墨在地區性課題以及附加報告書部分論述其對中國的看法與評價。甚至在參考資料中有關對華ODA部分也占有重要的篇幅。所以，筆者將這份報告書看成是即將來臨的日本人中國觀的第4次大變遷的信號。下面分析一下報告書中所體現的21世紀日本人“中國觀”的新特點:

1、重新定位中國以及中日關系

報告書認為，“中國已成為自鴉片戰爭以來150年中從未出現過的‘強勢中國’”。日本必須面對這個新的事實，而不能用以往的方式來處理日中關系。雖然該文件沒有把中國象美國那樣定位在“對日本來說是最重要的國家”上，但卻認為“與中國的關系是21世紀初期日本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課題”。同時，將中日關系定性在“協調與共存”、“競爭與磨擦”兩種相反要素相互交織的框架之中。主張在處理中日關系時不能感情用事，要“以冷靜的心情”加以對待。構筑“敞開心扉”、“建設性”的中日關系。對于雙方的“共同點”要加以擴展，對于“差異點”雙方也要有勇氣承認。兩國當局要確立和提高“世界范圍內的中日關系這一意識”。認為良好而穩定的中日關系不僅對兩國有利，而且也有利于地區以及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2、否定經濟上的“中國威脅論”

報告書指出:“對于日本來說，究竟希望近鄰的大國中國處于何種狀態呢，是一個經濟陷入停滯、時而發生猛烈社會動蕩的中國還是一個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并能給包括日本在內的國家帶來豐富商機的中國?這一點無需討論”。認為，與其說中國的發展是一種威脅，不如說是一種機遇。關于日本經濟“空心化”問題，報告書承認這是事實，并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其程度有加深的可能，但并不認為中國要對此負責。指出，解決經濟空心化問題的唯一途徑是將其作為日本經濟結構改革中的一個環節，“使日本自身在高附加價值的生產活動中成為有魅力的國家并推進廣義上的服務化”。而“胡亂地強調對中國的受害意識毫無意義。與其如此，還不如接受‘健康的中國’，走與中國共存共榮的道路，進而推進面向東亞經濟一體化的日中合作這一目標的實現”。

3、肯定軍事上的“中國威脅論”

令人遺憾的是，報告書認為，日本與中國的“磨擦”主要來源于“中國的軍事威脅”。并把中國軍事力量的增強看成是“對日本的中長期深刻威脅”。說“特別是最近，中國海軍在日本周邊游戈，給日本國民帶來了不安”。建議日本政府在與中國進行安保對話時應向中方提出增加軍事預算透明度的強烈要求。同時也指出，中日雙方有必要積極開展安保對話，加強軍隊之間的交流以及軍艦的互訪。關于“日臺關系”，該報告書認為，“自日中關系正常化以來，臺灣變化很大，日臺關系發生一定的變化是自然的事情”。這就為日本繼續涉足臺灣事務埋下了伏筆。報告書還認為，中國應拿出“大國的風度”、“沉著應對”類似李登輝訪日的問題。對于“個別問題”，中國政府的主張不應“過度僵硬”。

4、對解決“歷史問題”的看法

歷史問題是中日相互認識中揮之不去的陰影。報告書呼吁應盡快從“歷史的束縛”中擺脫出來，“構筑面向未來的中日關系”。主張一方面日本要加強對青年一代的教育，不應任由歪曲歷史的現象繼續下去，尤其是日本領導人要控制自己刺激中國以及近鄰亞洲各國人民感情的鹵莽言行。另一方面也要求中國增進對日本的理解，特別是面對中國國內青年人“厭日情緒”的增長，要求日本政府就中國國內的教育方式問題與中國政府進行坦率的協商。并期待中國能通過教育及媒題為改善未來的中日關系做出努力，并向中國人民介紹戰后的日本是如何排除走軍事大國的道路而將所余之力用于支援亞洲各國發展經濟的。

總之，在《21世紀日本外交的基本戰略》中所體現出的日本人的新中國觀既有合理性的一面，也有誤解的成分。但總的看來積極的成分占主導地位。未來的中日關系決不是誰附屬誰的問題，是中日兩國人民和平友好、共同發展的問題。未來的亞洲在經過艱難的整合后，必定有一個穩步、快速的發展時期。目前，問題的關鍵是，不論是日本人的中國觀還是中國人的日本觀都存在著誤區。究其原因，既有因日本曾侵略過中國所帶來的后遺癥，也有因在交流中產生的誤解。更重要的是日美軍事同盟的存在無疑會捆住日本人民的手腳，同時也會給中日關系投下陰影，成為未來中日關系發展以及中日兩國人民相互認識中的最大障礙。日本沒有真正解決是把中國作為戰略伙伴還是戰略對手的問題。最近，美國就有人提出要提高美日合作的檔次以抗衡中國。但歷史事實已經證明，中日兩國“和”則相互暉映、“斗”則兩敗俱傷。就日本人的中國觀而言，日本所面臨的問題是選擇。即日本是繼續在亞洲保持“光榮孤立”，還是放下包袱與亞洲真正地融為一體，共同開創亞洲的美好未來。我相信中日兩國都會更加注重從歷史、文化、地緣政治的角度去追求雙方價值觀上的共同點，走出雙方認識上的誤區，攜手共進，與亞洲個國一起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做出貢獻。

綜上所述，在過去的兩千年中，日本人的中國觀共發生了3次大的變遷。未來的第4次變遷正在形成之中。日本人中國觀的變遷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即，每當中國處于鼎盛之時，日本人的中國觀就向波峰方向發展(認同)，而每當中國處于衰落之時，日本人的中國觀就向谷底方向發展(不認同)。表現出明顯的“實力主義”、“現實主義” 價值取向。如，在大唐衰落后發生的第1次變遷;在大明鼎盛期發生的第2次變遷;在甲午之戰中國失敗后發生的第3次變遷以及未來的20年中即將發生的第4次變遷，都證明了或即將證明這一規律性特點。 注 釋：

⑴ 井上秀雄 著《古代日本人の外國観》學生社 1991年 84頁。

⑵ 片倉穰 著《日本人のアジア観》明石書店1998年 25頁。

⑶ 同上，27頁。

⑷ 同上，38頁。

⑸ 荒野泰典 著《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大學出版會 1988年 162頁。

⑹ 同上，22頁。

⑺ 新編《東洋史辭典》東京創元社 1986年 629頁。

⑻ 丸山真男講演録 第4冊《日本政治思想史》1964年 東京大學出版會1998年 8頁。

⑼ 下中邦彥 編《アジア歴史事典》第7卷 平凡社 1985年 96～97頁。

⑽ 嚴紹 著《日本中國學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431頁。

⑾⑿⒀谷川徹三 著“東洋と西洋”《中央公論》1939年11～12月 6頁，15頁，16頁。

⒁ 長谷川慶太郎 著《さよならアジア》文蕓春秋 1986年 58頁。

⒂ 同上，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