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方馬克思文論為代表的文學學和文化的社會批判，僅僅是作為當代文化研究的一個理論源頭和理論品格的一個參照系，并不是它完善的最終模式。在文學社會學自身發展過程中，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理查德·霍伽特（Richard Hoggart），無疑起了重要的命名和理論闡釋作用。可以說，"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為文化研究形成自己獨特的基本理論話語，作出了積極的推進。

其后，當代法國著名思想家、社會學家和文化理論批評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對文化研究作出了重要得思想貢獻。盡管他七十年代才在學術上獲得相當的力，比他的同學雅克·德里達要晚得多，但他在文化理論界一出現，就以其新穎獨到的思想影響了整個社會理論和文化理論，并對人文研究的論、思維論以及價值論產生了越來越重要的學術影響。

一 "文化研究"的命名和理論向度

1970年 出版的《當代批評》中，有一篇霍伽特的文章《當代文化研究-文學與社會研究的一種途徑》。在這篇重要文章中，霍伽特闡釋了自己的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論向度，即在高級文學和低級文學或大眾文學的社會道德含義中解脫出來，不僅評價語言的大眾文藝，如廣告、電影或流行，而且還會使人想到其它的一些傳媒，反對那種在好的文學和壞的文學中作非此即彼的選擇的想法。

霍伽特強調，要將文學放在一種更大的文化背景中去加以閱讀，而這種閱讀作為表述其文化意義的準備。他在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將這種閱讀文化意義的閱讀稱為"價值閱讀"，而將僅僅從語言角度進行文學閱讀的稱為"品質閱讀"。在霍伽特看來，"品質閱讀"主要是抑制新批評的形式主義批評，他們砍斷了文學與社會廣泛而深層次的聯系，因此，作為一種糾偏，文化研究要重新恢復文學的社會文化，強調其審美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三重背景。

在他看來，審美因素是指那些為審美需要以及形式結構等因素所決定的特征；心理因素是指那些顯然為特定作品創作個人所決定的特征；文化因素則主要是由某個時期特定社會中產生某部作品背景所決定的特征。前兩個特征在某種程度上要取決于最后的文化特征，而且彼此是密切相關、不可分割的。這樣，霍伽特就將文化研究的"價值閱讀"上升到文學研究中的最終層面。他認為，在任何為了文化意義所作的閱讀中，讀者都必須從某種前題、選擇活動、某種預先存在的判斷出發，他無法避免地要作出隱含的或明確的價值判斷，他可以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對文學作品的文化介入，因此，文化文本價值閱讀中的價值判斷是不可或缺的。在這個意義上，價值閱讀表明了文學是一種文化中的意義載體，有助于再現、表征文化信仰的對象物。

甚至可以說，一部作品就其文化意義而言，就在于破壞其所立足于其中的某種秩序狀態，暗示出某種非秩序狀態。作品要打破處身其間的社會秩序，以及賴以存在的以外的任何其它的秩序網絡，使文化意義通過直接體驗作品，以及通過作品的觀察角度而獲得理解。就這個意義上說，藝術影響著一個社會中所把握的價值特性及其把握的方式。只有從文化研究的角度，才可以真切地理解文學作品的深層含義及其價值向度。

當然，霍伽特也重視大眾藝術或者是與高雅藝術相對的粗俗藝術，認為這種"中等低級"的或世俗的藝術，并未完全放棄其負載的文化意義，它們自己也同樣存在某種層面的文化意義，甚至廣告和電視等也同樣具有引起人們關注的文化層面的意義。也應納入文化研究的視野之中。

總體上說，霍伽特的文化研究理論，以及他主持的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為文化研究從純文學研究中脫穎而出作出了努力。他強調了文化的表達因素和表達性閱讀的重要性，進而關注這種表達的社會文化的意義。因此，這樣的當代"文化研究"是從嚴謹的文化文本閱讀開始，并與其他多學科、跨學科理論攜手并進，將文學美學引向更深入的社會理論與文化價值中，從而得出當代社會的意義解讀。

文化研究的理論資源，除了前面所說到的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以外，還有解構主義理論家福科、拉康、德里達、羅蘭·巴特、德勒茲和博德里亞(J.Baudrillard)。可以說，西馬的激進思潮，使文化研究者認識到了"激進話語"維護文化經典的一些盲點，同時，又使其意識到解構思潮所具有中心顛覆性和邊緣洞察性。就此而言，文化研究實現了三個"轉向"：一是從經典文化轉向了大眾文化的研究，或從中心轉向了邊緣的研究；二是從文字載體的文化研究轉向了影視、圖象的現代文化的研究，使廣告、繪畫、建筑、影視、大眾傳媒、消費文化成為熱門話題；三是從純文學研究轉向種族、性別、階級、民族性、差異性、社區文化、媒介文化、女性文化和后殖民文化等的審理。這種新型的學術研究轉型，形成了關于性別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種族文化差異研究、當代影視文化研究、現代消費文化研究等多種研究意向。在這不斷置換的問題和話題中，文化研究改寫著這個的審美觀和價值觀，進而改變著整個文化的基本走向。

文化研究除了在歐美有廣闊的發展以外，在蘇聯的美學家M·卡岡和鮑列夫也從事了自己的文化研究。如卡岡在《美學和系統方法》 藝術中強調文化系統中的藝術文化結構的形態學意義，認為當代文化美學研究已經不能局限于對各種藝術作簡單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孤立地考察各種文化領域，而必須同時開始對文化作完整的研究，以揭示藝術在世界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狀況、地位和功用所包含的可變性和穩定性的辯證法。而鮑列夫在《美學》中則明確提出"藝術文化學"，將文學置放到一個廣闊的文化境遇中去考察，認為藝術文化能使人的精神具有創造力，使文化進行擴大再生產的動力藝術文化價值只能由象形符號和象征符號來傳達，這些符號出現在交流場合和語言場合，在這里存在著釋讀符號的文化譯碼。藝術價值是有意向性的、有目的的語言符號，而作品是藝術文化的元符號。無疑，這些思考也從某種意義上推動了文化研究的自我成形。總體上看，文化研究屬于一種后起學科，但卻以后來者居上的方式成為當代文化一大景觀。它以一種多元雜糅的方法論來研究跨世紀、跨學科、跨地域的文化。它既在此一文化中，卻又不完全限定于此文化，而是在文本與社會、上層建筑與基礎之間形成一種有機的聯系，通過這種聯系，使中心文化和邊緣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整合成一種"統一的文化模式"，從而為現代人的生存和文化的身份加以定位。當然，在當代文化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貢獻并得到了學術界公認的應該是一位法國社會思想家。正是他的富有創建性的思想，使我不能不關注他的話語言述方式以及其帶來的諸多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