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社會現代化進程需要整套的現代文化觀念基礎，伴隨中國現代化的深度發展，精神文化體系的現代化也在進行，出現或正在形成著精神文化體系現代化的一些典型特征或征兆，包括：經濟理性通行、法治原則確立、大眾文化崛起、科學文化主導、道德中立、審美反抗、學科體系發育、現代教育革新、文化體制改革、現代人格建構、網絡文化發展、全球化觀念滲透等。

關鍵詞：現代化 文化現代化 精神文化體系 現代性 后現代觀念

現代化主要是人類社會在工商文明基礎上發展的一個歷史階段，從社會結構的角度看，現代化進程一般是經濟科技現代化先導，社會政治現代化隨行，精神文化現代化總結。現代化的先兆雖然在文化領域首發（如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之于西方現代化歷程），而文化體系的整體的現代化轉型總是在經濟政治現代化基本進入軌道后才真正鋪展開。精神文化體系的現代化是深度的整體的精微的現代化，標志著社會現代化由自發走向自覺，奠定了其特定的觀念基礎，并由生產領域轉向生活領域，由精英導向轉向大眾認同，是走向成熟的現代化社會的精神系統形成的主要標志。 后發型現代化與原發型、追趕型現代化的不同在于人的現代化、文化現代化的先導作用更為突出，現代觀念導引經濟政治體制，現代機制規范日常生活，使現代化進程大大加速，甚至要在幾十年內完成西方幾百年所走的歷程，將前現代、現代、后現代等歷時態的文化走馬燈般共時態呈現，形成復雜的現代精神文化景觀。 中國目前正處于建設新型工業化（工商文明與信息文明、生態文明并建）、和諧社會（民主法制為核心的政治文明建設）、現代文化（現代性建構與后現代觀念影響并存）的關鍵期，可以說當前的社會發展主題是在第二次現代化的精神文化背景中快速完成第一次現代化的機制建設[1]，精神文化的承續性和前瞻性與社會發展的現實基礎之間的對接、對照、對立、對應，形成了光怪陸離的精神圖景和日新月異的發展軌跡，而從總體而言，伴隨著中國經濟和社會現代化的急速發展，中國文化體系的現代化也在文化基礎、文化機制、文化習俗、文化心理、文化思潮、文化意識形式、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等層面全面展開，本文集中探討精神文化體系現代化的特征。精神文化體系的現代化是文化現代化的觀念層面的變革，深刻精微影響深遠潤物無聲，它的基礎部分或許可以象其他領域的現代化研究那樣以統計數字做定量分析，而更多的部分只能做大致的定性分析來監測其發展程度和趨勢。 一般來說，精神文化體系的現代化主要是在各領域培植現代性的過程，而現代性的核心要素從現實基礎看是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個人主義（參見帕森斯有關論述），從精神層面看包括實用主義、理性精神、個體獨立意識，在意識形式上體現為人本理念、科學范式、主體性，在大眾文化層次上體現為世俗精神、平民視角和多元個性。而中國的精神文化體系的現代化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也體現為是一個從傳統文化中剝離、向西方現代文化觀念靠攏、以“后現代觀念”為參照來構建“中國現代性”的過程。 從目前中國精神文化體系發展狀況來看，中國現代性的建構仍處于起步階段，而向現代精神的轉向在各領域都有程度不同的體現，集中表現為： 一、經濟理性通行 市場經濟是利益驅動的，承認人的利欲的合理性，滿足需求是生產的動力，提升需求層次是人性進步的臺階路，這是現代人文主義、人本主義的重要起點。經濟理性是市場經濟發展的觀念基礎，是現代人(經濟人)的思維方式的基點，從經濟利益出發來看問題，更容易看到社會的本質和運行規律，也更實際和準確。而且正如亞當﹒斯密所言：“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個人對社會利益的貢獻往往要比自覺地去追求社會利益更有效。”[2]經濟理性是理性精神的世俗化體現形式，也使個人主義落到了個人利益和權利的實處，成為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奠基石，利于社會的高效率高效益發展。經濟理性的一極是追求成本最低的基礎上利益的最大化，促進了自然和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使用，而另一極則體現為經濟學的人文關懷，促進社會保障體系的健全，促進公平與利益制衡，降低現代化的代價和風險。 二、法治原則確立 政治是經濟利益的集中體現，市場經濟發展中經濟利益的多元化勢必導致階層分化、政治意見分歧、政治勢力相互制約，民主政治成為必需。而民主與法制是相輔相成的，民主法制化，民主才能由軟性的工作作風變為嚴格的程序化的高效制度，才能持久；法制民主化，法律以保障民眾權益為核心才能保證法的合理性、至上性，這樣才能真正超越民本主義，轉向現代政治文明。只有當中國民眾和政府管理人員真正理解了自啟蒙運動以來建構起來的現代政治理念：平等、自由、博愛、正義、民主、法制、人權等，認識到平等重在“機會平等”“起點平等”而非“結果平均”，民主實際上是“人民作主”而非僅停留在“為民作主”，法制的關鍵在“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非僅以法律為治民利器，基于規律的自由是現代社會發展的理想目標而非禍水，基礎人權基于共同人性，人權范圍和層次隨社會發展水平不斷擴展提升，“每個人都擁有一種基于正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會整體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3]等等，在這樣的觀念水準上建構的民主法制制度才可能具有政治現代性。以傳統等級道德為基礎的修齊治平的德治仁政理念實質上指向理想的人治，而注重制度建設而非個體道德修煉，以法治原則替代人治觀念，才是中國政治現代化的新起點。從宏觀政治關注的民族生存國家富強社會進步世界和平，到微觀政治關注的弱勢群體邊緣文化生態倫理環境治理，政治文化由傳統的穩定為核心的長治久安理念，轉向現在發展才是硬道理探索科學發展觀，對國民性改造尤其是政治素質的實質性提升影響很深。 三、大眾文化崛起 貴族品位精英文化的削平、民間土風文化的解體、城鎮大眾文化的崛起是現代文化體系發展中的重要環節。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激進的文化先鋒積極傳播西方現代文化觀念，而生存于小農經濟中的大眾卻與此隔膜，20世紀80年代，文化啟蒙運動再度興起，而改革中的中國由農業文明向工商文明轉型的現實進程使大眾對現代文化觀念真正有了感覺，到90年代，都市大眾文化蓬勃發展起來，進入21世紀，中國大眾文化在報刊、影視、網絡媒介中已占據主導位置，而且伴隨中國進入國際經濟大循環圈，新興產業領域的從業者的文化意識與發達國家日益接近，隨著商貿、網絡、通訊、交通、旅游、教育等的快速發展，文化交流的深度廣度空前增加，大眾與西方現代文化的近距離接觸頻繁，以往僵化的意識形態和落伍的傳統文化機制已束縛不了中國本土上成長起來的現代意識和現代觀念，大眾因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現代化而導致的思維方式和觀念體系的現代轉向不可遏止，現代化的西方經驗因其先行而成為現代性的典型形式，大眾文化層面的西化傾向體現出后發型現代化國家的精神文化體系在文化心理結構上的現代化軌跡，雖然不比早期的啟蒙意義而帶著強烈的商業化、娛樂化、媚俗化色彩，卻也有力滌蕩著小農經濟和計劃經濟基礎上建構的傳統觀念，淡化著民俗文化和精英意識中過濃的傳統情結，在客觀上推進了中國人文化心理、情感模式、日常生活的現代化。 四、科學文化主導 現代文化體系與傳統文化體系的一個重要區別在于，傳統文化以人文文化為核心，宗教、道德、政治、文藝等是文化體系的重心，而現代文化以科學文化為主導，自然科學知識體系長足發展，技術日新月異推動經濟和社會進步，技術理性滲透一切領域，甚至形成科技理性暴虐，社會學科、人文學科也按照自然科學的范式建構自身，“科學”成為“真理”的代名詞，科學不僅是知識系統，還是科學理性、科學思維方式、科學態度和科學素質，總之，形成了現代科學文化系統。但科學不是萬能的，對科學的過度迷信造成文化的機械化傾向嚴重，以致異化現象突出，肉身性的人難以生存，精神病群體伴隨現代化進程急劇擴展，高科技時代依然走不出馬克思的批判：“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4]。現代是人征服自然的時代，而科技及其推進的工商文明的發展是超越的關鍵，因而不理解科技的重要作用也就不理解這個時代的主流精神，體會不到科學依據的理性精神的重要性，也就不理解現代文化的精神氣質，而且看不清現代文化發展的應有方向。 五、道德中立 倫理道德在傳統文化體系中是重要的精神核心，它通過宗教而神化，通過政治而強化，通過傳統學術而體系化，在人們的社會生活和日常生活中起著規范思想、調節行為的重要功能。在現代文化體系中，道德不再神圣，不再強制，在多數情形下僅是一種情感和態度。每個人因其位置和境遇的不同，對同一事物有著不同的立場、觀點、情感和態度，不可強求一致，道德情感的狂熱被道德理性的審慎所馴化，道德中立的現象越來越突出。道德的底線為法律所捍衛，是共性的必須遵守的行為規則，而在不違法、不危害和干擾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逐自我利益的實現則成為自由自主的選擇，每個人成為自己個人事務的最好專家，關心幫助他人以促進其實現他自己的真實需要和愿望成為新的道德準則，個體行為自由有了廣闊空間。那個充滿禁忌和繁縟禮法的時代過去了，以犧牲個體利益為道德行為特征、以個體妥協促進社會消極和諧的時代過去了，人們更強調自我發現和實現、更強調彼此的理解和寬容、更強調公共領域與私人空間的界限、更強調個體利益的充分實現是群體利益實現的具體環節，更強調利益制衡是公平正義實現的現實途徑。道德現代化的方向是更加人性化理性化，早期的道德中立淡化和斷裂了傳統等級道德（如我國的儒家倫理）的影響，而現代化成熟期，現代道德體系在制約科技理性野性擴張、探索普世倫理可能性、建構高科技時代有終極關懷色彩的人類新行為準則方面用力更深。

[1] 參見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 編著的 《中國現代化報告2006——社會現代化研究》的有關論述，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 [2]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72年出版，第423頁。 [3] 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頁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