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代議政治下，人民的利益是通過代表來表達和反映的；利益的聚合、表達則是由政黨來完成和實現的。可以說，近現代民主政治是以政黨為主角、橋梁和紐帶的。所以，民主的政黨制度已經成為決定政治民主與否的關鍵。在主要西方國家，迄今為止，大致經歷過五種政黨模式：十九世紀封閉型的「密室政黨」（caucus party），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群眾性政黨（mass party）， 1945年以來的「全民黨」(catch-all party），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卡特爾政黨」（cartel party），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媒體黨」或者「領袖支配型媒體黨」（media party or leader-dominated media party）。政黨模式的變化，是社會發展，政治關系發生變化的直接反映，也可以說是西方政黨政治發展的一個縮影。

一西方政黨政治演變的歷程

早期的政黨成員只限于政治精英，包括政府核心成員和議員，而政黨的活動則只在立法機構中進行。因立法機構或議會的黨團會議閉門召開，故而政黨被稱為「密室政黨」。由于沒有實行普選制，政黨無需進行政治動員，當然也就沒有必要向全社會滲透。隨著選舉權的擴大和普及，從1880年代起，精英政黨向大眾化政黨轉變，政黨從屬于市民社會，發揮代表和政治動員的作用。二戰后民主化浪潮、民權運動一再席卷西方世界，政黨間的競爭趨于激烈，爭取來自不同背景的人民的支持成為政黨獲得權力或政治影響力的主要途徑，因而各主要政黨都以「全民黨」的面貌出現。70年代西方開始進入后工業社會，政黨的運作模式相應地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卡特爾的管理技巧、效率被引入政黨管理體制，政黨精英與黨員相互自治，政黨成為國家的一部分。到了90年代，媒體在人類生活特別是政治生活中的影響愈來愈大，西方國家的主要政黨進而發展成了領袖支配的媒體黨（leader-dominated media party）1。這是因為媒體為持續的選戰確定框架，公共關系成為政黨的主要議程，政黨領袖越過黨員和地方組織而直接面對公眾，一方面直接與公眾溝通，另一方面，也為自己樹立良好親民的形象，并以此為資本直接支配全黨。

當然，這五種模式并不是截然分開或者對立的，除了第一種已經成為歷史外，其余各種模式在今天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各國的主要政黨基本上都同時具備上述政黨模式的某些特點。但總的趨勢是政黨的組織化程度降低，政黨與黨員的關系更趨松散，而與非黨群眾的聯系則趨于密切。與這種趨勢相聯系，近二十年來，西方主要國家各政黨黨員人數減少，來自黨員的選票所占各政黨的得票比例大幅度下降。這一方面是因為人們對政黨組織、政客的信任度大為降低，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政治精英、政黨上層無論在爭取公職候選人提名，還是在競選籌款方面都不再主要依靠鐵桿黨員，而是要爭取盡可能多的民眾的支持。這在美國更為典型。

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遷，特別是二十世紀末期主要西發達國家進入后工業社會，傳統的政黨在選民中的忠誠基礎已經動搖，政黨的組織形式、規模、政治影響力都在發生明顯的變化。政黨之間的競爭，愈來愈多地表現為政策、政黨領袖（公職候選人）個人魅力和風格、集合和調動各種政治物質資源的能力的競爭，而不再以意識形態、理想、信念之爭為主──「非意識形態化」成為政黨政治發展的又一趨勢。當今西方國家，純意識形態的政黨是成不了大氣候的。政黨的綱領以迎合選民為主，而不太在乎甚么主義。這是因為，任何一個政黨，不管是在臺上執政還是在野作反對黨，如果不能為老百姓解決實際問題或者帶來希望，便得不到廣泛的支持，便上不了臺，或者在臺上坐不穩。所以，在西方國家，沒有一個重要的政黨是為理想而存在的。即使一些國家合法存在的共產黨，近年來也在修改黨綱，淡化意識形態色彩。比如，在主要西方國家的共產黨中，已經沒有一個繼續在其黨綱中保留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或者對議會民主制持全盤否定的態度。還有原蘇聯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大多分裂，主流派改頭換面而演變為社會民主黨，非主流派堅持共產黨的名號，但綱領、路線、目標等都發生了變化，以適應這些國家政治上全盤西化以后的新形勢。雖然一些「前共產黨人」在這些國家掌了權，但他們是在肯定、支持或者至少是認同新的社會制度的前提下，通過激烈的競爭上臺執政的，一旦失去了選民的信任和支持，他們都得下臺。這同以前的法定執政是完全不同的。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在歐美風靡一時的「第三條道路」，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非意識形態化」（de-ideologization）之路。

二西方政黨政治發展的新趨勢

人民對政客、對執政黨愈來愈不信任。這種趨勢正在動搖如下觀點：政黨是政治集合與合法性的關鍵因素。一方面，傳統的政治上對立的主流政黨的政治路線日益「趨同」──都以迎合選民為工作重點。另一方面，新型的非主流政黨不斷涌現，從不同的側面挑戰主流政黨的壟斷地位。這在義大利尤為明顯。面對新的形勢和新興政黨的挑戰，傳統的老牌政黨天主教民主黨和社會黨節節退讓，幾乎被邊緣化。名不見經傳的義大利「力量」（Forza Italia）黨卻異軍突起，其黨魁貝盧斯科尼領導的中右政府已經成為戰后義大利掌權時間最長，最穩定的一屆政府。

首先，主要政黨之間的意識形態分野日益模糊，「全民黨」、卡特爾黨和領袖支配型的媒體黨日益成為政黨模式的主流。主流政黨日益大眾化，乃至于「全民黨」的出現，是各政黨適應競選政治，最大限度地爭取支持和選票的必然。

政黨的大眾化、「全民化」現象已經或正在改變政黨的「左」「右」兩極分化的格局。當今政黨政治的突出特點是，左翼政黨右傾化，右翼政黨左傾化。在西方國家傳統的保守主義政黨和自由主義政黨中，都存在左翼和右翼之分；保守主義政黨中的極端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政黨中的極端自由主義，都沒有市場，而保守派政黨中的左翼──「溫和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政黨中的右翼──「有限自由主義」則成為這兩大傳統政黨中的主流。這樣一來，兩種主要政黨都傾向于奉行中間路線，在全體選民而不是局限于某一種信念、某一種宗教、某一個地域的選民中尋求支持者，因而形成了所謂的中左、中右政黨或者政黨集團。對于這種以「全民」為爭取目標的政黨（全民黨）來說，群眾組織、黨員資格、意識形態等等，相對于妥協、說服選民支持、挑選出易為大眾接受的公職候選人來說，在政治市場上已不再那么重要。的確，意識形態的純潔、鐵桿黨員的主張對于「草根政黨組織」（grass-roots organizations）來說已經成為有效游說選民和獲取權力的障礙。而走大眾化的道路，迎合選民的需要，則勢必淡化某些長期堅持的政黨理念或者原則。如果不能成為執政黨而長期處于在野的地位，那么不管多么純正的意識形態、多么美好的理念，多么崇高的原則，都不大可能有效地影響現實政治的進程，而且還會犧牲許多實實在在的現實利益。這對于一個國家中任何一個主要政黨來說，都是不可取的。一個政黨如果不能為其所代表的人群謀取利益，就必然失去存在的意義，就必然被邊緣化而無足輕重。這是普選權的普及、選舉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歐美國家的主要政黨，包括法國的戴高樂黨（Gaullist UNR Party）的這種轉變始于60年代，但以美國政黨政治的轉型最具有代表性2。這是因為美國選舉中較為普遍的開放式直接預選（open direct primary election）導致支持不同政黨的選民可以交叉投票（crossover voting）。根據這種選舉規則，一個黨在決定公職候選人時，其他黨派、獨立人士也有投票權。有的州甚至將來自不同政黨的候選人隨機排列在同一張名單上，由選民自由選舉；結果是兩大黨中的溫和派往往受益。根據這種選舉規則，獨立派人士在全國大選的預選提名中也有發言權3。在正式的選舉中，除了各政黨的鐵桿黨員外，大多數人并不是以黨派劃線投票，而是以其對候選人的判斷投票。一個黨的傳統支持者投票給另一個政黨的候選人的情況也時有發生，比如在1972、1984年的大選中，都有相當數量的民主黨支持者將票投給尼克森和雷根。在1992年大選中，許多保守的民主黨人和溫和的共和黨人投了克林頓和戈爾的票。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選舉中，而且在國會的投票中也司空見慣。「在美國國會中，只有在涉及兩黨根本利益的問題上，或者在權力分配上，才出現以政黨劃線的局面，而很少在政策問題上發生兩黨間的全面對立」。比如支持彈劾克林頓的都是共和黨議員，而支持克林頓貿易政策的共和黨議員甚至多于民主黨議員。這是因為政策所涉及的是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涉及權力分配或者黨的形象的問題時，則往往是你之所失便是我之所得，即所謂「零和博奕」。各政黨對權力和利益的考慮，往往超越了意識形態的鴻溝。在英國，左、右翼政黨之間的主要意識形態分歧已從政黨對抗的辭匯中消失，選民也不再效忠于某一特定的政黨。其兩黨制得以維持，完全在于簡單多數小選區的選舉制度4。所以，在二十一世紀初，政黨制度中意識形態的差異對政黨的地位、對政黨相互關系的影響，已不如政黨經費的來源、政黨顧問團隊的構成及素質、以及政黨領導層與選民和潛在選民的溝通。

傳統左、右翼政黨趨中，是因為多數選民討厭走極端。中派選民（median voter）造就了中派政黨。一個政客如果只在乎在競選公職中獲勝，在政策上居中是最佳選擇5。歸根到底，對權力的渴望和對本黨所代表的人群的利益的實現，是主要政黨之間權力角逐取代意識形態之爭的根本原因。

不過在典型的多黨制國家，如法國、義大利、西班牙等，情況又有所不同。在這些國家，政黨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依舊嚴重，共產黨、法西斯黨、綠黨、分離主義政黨與主流政黨比肩并存，相互競爭。而且，只要選舉制度不發生根本性的變革，只要多黨政治的社會土壤還存在，這種情況就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其次，「單一問題黨」（single issue parties）、反復無常的抗議黨（transient protest parties）、平民黨（populist parties）層出不窮，極端派政黨興風作浪。

在英美這樣的典型的兩黨制國家，特別是美國，從來就不缺少單一問題黨、抗議黨。美國社會有史以來的眾多小黨（第三黨）大多可以歸入單一問題黨和／或經濟社會政策方面的抗議黨──更確切地說是兩黨制的反對黨。美國的第三黨，除了少數意識形態型政黨，如共產黨、自由主義黨（Libertarian Party）、自然法黨（Natural Law Party）壽命較長外，大多曇花一現。其中，一部分是某些人為了表示向兩大黨抗議，或者表達某種訴求臨時組黨參與競選──借助競選這場大戲推銷自己的主張或訴求；當他們的主張被大黨部分地吸收后，目的也就達到了。一部分是某些政客為了參選總統又無緣被兩大黨之一提名的情況下臨時組織起來，或者由大黨分裂而來的，大選后總統候選人晏旗息鼓，眾黨徒也就樹倒猢猻散。在近兩屆美國總統選舉中，1996年參選政黨超過二十個6，2000年約三十位候選人代表五十多個政黨角逐總統職位（有的候選人在不同的州注冊不同名稱的政黨）7。許多政黨只在一兩個州活動，甚至沒有甚么活動，其名稱連美國人也沒聽說過。從性質上看，它們大多是因為不滿現行的兩黨制度及其政策而扯起黨旗的。羅斯?佩羅（Ross Perot）及其領導的政黨（1992年大選期間為「堅定團結美利堅」──United We Stand， America；1995年改組為改革黨──Reform Party）就屬于典型的抗議黨。克林頓當政時他曾對其保健改革議案大加撻伐，后來又一直是布希內外政策最嚴厲的批評者之一。

二十世紀后期最有影響力的單一問題黨非綠黨（綠色和平組織）莫屬，其觸角遍及歐美。 在歐洲一些國家，綠黨已經或者將要成為第三大黨。英國近年來出現的主要單一問題黨和抗議黨有熱愛生命聯盟（Pro-Life Alliance）和反歐元公決黨(anti-Euro Referendum Party)等。從名稱一眼就可以看出，這些黨是圍繞某一特定社會、經濟問題而成立和存在的。

極端派政黨可以說是源遠流長。挑起二戰的德意日法西斯黨，至今陰魂不散。傳統的左翼極端派政黨，如義大利的紅色旅、秘魯的光輝道路黨、日本的赤軍組織等，近年來趨于沉寂或已經解散。與此相反，右翼極端派政黨卻相當活躍，先后在歐洲和澳大利亞攻城掠地。法國的極右政黨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在80、90年代議會選舉中屢有斬獲（1997年議會選舉中25%的藍領工人投它的票），不但法國政壇左右翼政黨和民眾為之震驚，整個歐洲也為之不安。世紀之交，奧地利自由黨（Austrian Freedom Party）──右翼大眾化工人階級抗議黨（在工人階級選民中的支持率高達47%）8，一連兩次（1999和2003年）在大選中獲勝而成為該國的主要執政黨──盡管在1999年那次選舉后奧國遭到歐盟的制裁，該黨領袖海德爾被迫辭職退居幕后，但并未能改變該國為數不少的選民對其極右政綱的狂熱支持。德國的共和黨（Republikaner）， 義大利的北方聯盟（Lega Nord），澳大利亞的單一民族黨（One Nation Party），俄羅斯的日里諾夫斯基黨等極右政黨或民族主義政黨在各自國家的勢力也常常令人不安。歐洲有的國家甚至有法西斯政黨死灰復燃。在亞洲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不但從來沒有被肅清過，甚至在右翼主流政黨中也不泛同情者。當今世界政黨政治中的這種逆流，值得世人警惕。 再次，「分投選票」，怨恨執政黨的現象趨于普遍；多黨一極政黨體制受到沖擊。

近年來，在一些典型兩黨制和多黨兩極政黨體制的國家，「分投選票」（split ballot）9的趨勢愈來愈明顯。選民樂意將政府的不同分支或者不同層級的政府交由不同的政黨來控制；以防止某個政黨擅權，加強和保證政府不同權力機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制約與平衡。因此，左右翼兩黨「共治」不僅出現在法國，歐美其他國家也不罕見。1986年至2002年，法國三次出現「共治」，在社會黨人密特朗擔任總統的十四年間，大約一半的時間由對立的右翼政黨領袖出任總理，而在右翼的希拉克總統的第一個任期的七年中，則有六年是左翼的社會黨人若斯潘任總理。在美國，從1969年以來的三十六年（迄至2004年底）中，共和黨主政白宮二十四年，但國會山卻多由民主黨把持（也是差不多二十四年）。克林頓做八年總統，國會山卻有六年由共和黨控制。2004年加州選民上半年罷免了民主黨州長，下半年卻在總統選舉中投票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克里。可見，美國也經常出現「政府分裂」（pided government）的現象。在英國和德國這樣的議會內閣制國家，雖然不可能出現一個政黨（或政黨聯盟）控制議會，另一黨派控制政府的情況，但控制中央（聯邦）政府的黨派，往往在地方政府中不占優勢──執政黨往往在地方選舉或補缺選舉中大敗虧輸，甚至潰不成軍。比如，在2004年英國補缺選舉和地方選舉中，執政的工黨慘敗，得票率大幅度下降，淪落為英國第三大黨，失去了對許多縣市的控制權。選舉結果出來后，布雷爾本人及其高級閣僚不得不公開承認，伊拉克戰爭使選民疏遠了工黨。但是，在2005年5月的全國大選中，工黨仍舊獲得了穩定多數方議席繼續執政。德國的斯羅德在2003年大選中謀求連任成功，但由于經濟低迷、擬議中的福利制度改革引起選民不滿，他所領導的社民黨在后來的州和地方選舉中節節敗退。控制中央政府的政黨不能在地方執政的情況愈來愈普遍。

此外，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總會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況或者危機，政府稍有不慎或應對失據，或者在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中成效不彰（不一定都是政府政策失當所至），執政黨都可能招至選民怨恨而在新的選舉中被趕下臺。任何一個政黨（政黨聯盟）如果在臺上干得平庸，少有建樹，就可能被選民拋棄。美國的老布希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中大獲全勝，在外交上也頗多建樹，卻因國內經濟陷入低谷而在1992年謀求連任的大選中慘敗給克林頓而抱憾離開白宮。在法國1993年的國民議會選舉中，執政的社會黨慘敗，議席從282銳減至70。政府在政策或者外交上的失誤，執政黨往往會在選舉中付出沉重的代價（在一黨專制的國家，執政黨的失誤都是由人民「交學費」）。

有時執政黨被「選」下臺，并沒有明顯的理由，就是選民中存在強烈的「將混蛋攆走」（throw-the-rascals-out）的情緒──覺得該換換政府了。在2004年的印度大選中，執政的人民黨及其盟友雖然在經濟改革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績，選舉前也一致被輿論看好，但還是敗在國大黨手下而失去了執政地位。這反映了選民「喜新厭舊」的一面。

普遍的不滿執政黨的情緒也使一些國家的多黨一極政黨體制受到了沖擊。除了新南非，其余事實上的一黨統治的民主國家的執政黨在過去十來年中無一幸免。單獨執政七十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在2000年總統選舉后下野。日本的「五五體制」于1993年終結；雖然自民黨仍然在日本政壇擁有巨大的優勢，但在2004年參院選舉后，多黨兩極的趨勢更加明顯。印度1987年結束了國大黨一枝獨秀的局面，迄今多黨兩極體制已基本形成（國大黨及其聯盟屬于中左，人民黨及其聯盟屬于中右）。戰后在義大利政壇一直唱主角的天主教民主黨（簡稱天民黨），到1994年便風光不再。連續執政四十余年的瑞典社會民主工黨也在1991年受到了狙擊。

一黨支配型政黨制度多是歷史因素使然。不過，除了極少數國家，沒有由法律規定執政黨的。如新南非的非國大（ANC）盡管在長期的反對種族隔離的斗爭中建立了歷史的功勛，但它也沒有通過憲法規定自己為執政黨。它能在議會選舉中連續穩獲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一是因為它的歷史功績，二是因為它十年來良好的執政業績。如果它不能繼續使人民滿意，就隨時有可能被選下臺。革命黨在革命成功后成為執政黨，其合法性基礎在于革命的成功；但它能否繼續執政，則要取決于它能否不斷提高執政能力，不斷取得建設的成功，給人民帶來實際的利益。法律上規定的執政地位并非一勞永逸，永久合法。日本的自民黨則因領導日本成功地進行戰后重建，特別是60年代到80年代初的經濟奇跡而備受國民信任。當然，日本事實上的一黨統治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具體地說，一是議會內外反對力量太小，二是黨內合法的派別斗爭取代了議會內的對抗，三是黨政一體、黨的偏好被當作國家的目標，四是執政黨黨員的「統治權」（right to rule）情節，五是宿命論和反對勢力、選民的玩世不恭10。但是最近十多年來，一黨支配型政黨制度受到很大的沖擊，又是為甚么呢？一方面，這些政黨由于長期執政，自身建設問題日益暴露，如腐敗、執政能力低下、不能與時俱進，等等，引起選民的不滿；一黨掌權而沒有強大的反對派制約本身會使民主更加脆弱，或者容易威脅到民主政治的根基。另一方面，時代在變，人民群眾中的迷信、盲從大為減少，對民主的要求愈來愈高，對執政者愈來愈挑剔；人民群眾的自主意識、權利意識增強；人心思變，渴望革新。另外，人們愈來愈現實，世界上一些更具競爭性的多黨制或多黨兩極政黨制的國家相對腐敗較少，發展得更加平衡──這是沖擊一黨統治的外部原因。

最后，「反政黨政治」的傾向日益明顯。政黨是十九、二十世紀社會現代化的產物。隨著發達國家進入后現代（post-modernity）社會，不同的需求在積累，政治動員、政治溝通、政府管理等方面的問題更加尖銳，而作為仲介組織的政黨卻不能有效地因應。因此有了政黨在衰退的說法。的確，黨員人數在普遍減少，投票率在降低，對政客──不僅是政黨政客──普遍缺乏信任，以至于選民也更加反復無常，拋棄執政黨（或者如前所說「將混蛋攆走」──throw-the-rascals-out）的情緒相當普遍，政黨在政府中的作用被駕空，等等。這些現象也許是暫時的，但也可能表明不少國家的公民的政治意識在轉變，或者是民主政治運作方式變革的重要信號。西方甚至有學者稱這種現象為「反政治」（anti-politics），或者至少是「反政黨政治」（anti-party politics）11。比如，貝盧斯科尼的「視覺統治」（videocracy）──讓媒體主導政治的方向，布雷爾喜歡避開黨的干部和議會黨團直接與選民交流，就常常被視為損害政黨民主和議會政治。新的諸如在環保、人權領域的社會運動，單一問題黨和抗議黨的不斷涌現，也在動搖政黨組織和議會代表制的基礎。人們對傳統政黨和代議政治評價很低，也會有朝一日危及現行民主政治。

三結 語

這一切都表明西方現行政黨政治正面臨嚴峻的考驗。一些老牌政黨能否繼續在政壇呼風喚雨，關鍵在于它們能否適應急劇變革的社會，不斷地自我革新和完善。一個政黨成功與否，歸根到底取決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盡可能多的民眾，或者說能在多大程度上將選民的訴求集中起來，表達出來；能在多大程度上滿足選民日益增長的各種不同需求。

在西方國家，現行的政黨政治雖然正在受到嚴峻的挑戰，但是，它仍然具有生命力。人民可能不喜歡政黨，甚至痛恨政黨，但是政治現實卻是離不開政黨。沒有政黨唱主角，沒有政黨間的競爭，現行的民主政治就難以為繼。不斷涌現的新問題，既是挑戰，也是機遇。能夠應付這種挑戰，抓住機遇的政黨，就有機會在政治舞臺大顯身手。反之，則將被邊緣化，或者只能在政治舞臺唱配角。

注釋

1 所謂「媒體黨」，是指傳統的政黨功能如教育、動員選民，政治社會化等，已經和正在受到電子媒介的影響，如郵件轟炸、電視講話、資料庫、英特網等。這使政黨領袖在競選中不必依靠黨的活動分子而直接面對選民；黨員在競選籌款和其他競選活動中的作用在下降，而競選經理、媒體顧問、甚至互聯網專家則成了「持久選戰」中的關鍵角色。這種新型的媒體黨或職業化政黨使黨的領導日益脫離黨員甚至議會黨團，而更多地依靠媒體推銷政策，樹立討人喜歡的形象。這種趨勢不利于維護競爭性的民主，而是在創建一種庶民民主（plebiscitary democracy）。目前世界上最典型的媒體黨當屬義大利現總理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領導的Forza Italia。該黨創立時沒有正式的黨員，主要依靠地方組織者和Fininvest雇主進行政治動員，以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為思想基礎，表現出明顯的民族主義-平民主義作風，強調通過媒體直接與選民溝通。這種新的政治動員和行事風格，導致人們談論貝氏所津津樂道的「視覺作主」（videocracy）。──參見Barrie Axford et al.，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2， p.362-4. 在戰后義大利歷屆政府平均壽命不上一年的情況下，在義大利乃至歐洲政壇頗具爭議的貝氏，不僅在2001年連任總理，而且至今地位穩固。這不能不說是義大利政壇的一個奇跡。

2 Barrie Axford et al.，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361.

3 James MacGregor Burns et al.，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 7th ed.，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8， 254. 又見宋玉波.民主憲政比較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369-75.

4 Barrie Axford et al.，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2， p.370.

5 Peverill Squire et al.， Dynamics of Democracy， 2nd ed.， Chicago: Brown & Benchmark Publishers， 1997， p.273-5.

6 Benjamin Ginsberg et al.， We the People: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p. 280.

7 Kenneth Janda， Jeffrey M. Berry and Jerry Goldman， The Challenge of Democracy， 7th ed.，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2， p.246.

8 Barrie Axford et al.，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2， p.365-6.

9 Barrie Axford et al.，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2， p.369.

10 Barrie Axford et al.，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368-9.

11 Barrie Axford et al.，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2nd ed.， London: Routledge，2002， p. 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