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家形象在國際關系中至關重要，一國形象在他國媒體中的塑造深刻影響著他國受眾對該國的認識。從跨文化視角分析美國主流媒體對中國“7?23”甬溫動車事故的報道，有助于我們理性地理解中國國家形象的“他塑”和更好地進行對外傳播。

關鍵詞：中國國家形象；美國主流媒體；跨文化；動車事故

一、形象與媒體

隨著中國國力的日益提高，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逐漸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良好的國際形象是一國發展政治、經濟、文化必不可少的國際輿論環境，國際輿論界塑造了怎樣的中國形象，對于正處在和平崛起時期的中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現代社會的一個重大特點就是人們生活空間的公共化，傳播媒介成為人們日常交往的紐帶。因此，一國公民對另一個國家的了解很大程度來自于本國媒體對對象國的塑造。美國新聞界，尤其是美國主流媒體，憑借其強大的政治影響力、雄厚的經濟實力、先進的技術手段、豐富的傳播經驗以及英語國際語言的優勢，不僅左右著國際傳播界信息流的走向，還在他國形象的形成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關注美國主流媒體中的中國國家形象顯得意義格外重大。

二、研究方法與理論

本文采用定量研究和文本分析相結合的方法，以New York Times， CNN， VOA 三家美國主流媒體對“7?23”甬溫動車事故報道為量化分析的總體目標。選取紐約時報，是基于這份報紙在美國主流社會的影響力，讀者多屬于美國上層社會人士包括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工商業主和高級知識分子。CNN是美國第一個全新聞的電視頻道，以24小時連續播報最及時、最權威的國際資訊而著稱，是世界上最受推崇、最可靠的新聞及信息來源之一。VOA 是美國唯一的官方媒體，以多種語言向全球播放權威性的新聞。

三、美國主流媒體對中國“7?23”動車事故報道分析

災難直接關系到人的生命和財產安危，關系到社會穩定和發展，是社會大眾最普遍、最急切關注的問題，所以災難事件新聞價值極大。本文旨在分析美國主流媒體對中國動車事故報道中折射出的中國形象。

1.報道篇數：以“train crash of China”為關鍵詞在New York Times， CNN， VOA 中分別檢索出19篇，26篇，13篇有關中國動車事故的報道。

2.三家主流媒體的報道正面較少，負面居多，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事故處理不當、安全問題、互聯網審查、新聞透明度、鐵道部問題、民眾不滿情緒、責任追究、中央政府的補救措施。如下：

3. 報道特點：三家主流媒體負面報道集中在對政府的批評，民眾的反應，安全問題等三方面。其中對政府的批評主要有鐵道部問題，互聯網審查制度，新聞透明度，事故處理不當，責任追究；民眾反應包括群眾對掩埋殘骸的憤怒，對事故原因的質疑，對遇難者賠償和安置的不滿；安全問題涉及對高鐵質量的質疑并延及地鐵，公路，食品等安全問題。

四、美國主流媒體中國負面形象的跨文化分析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國三家主流媒體在報道“7?23”甬溫動車事故時所展現的中國形象是比較負面的。有很多因素制約著中國國家形象“他塑”的過程，本文主要從跨文化角度來分析這一負面形象產生的原因。1871年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第一次給文化做出了較明確的定義：“文化是一個綜合體，其中包括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習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們掌握的其他能力和形成的習慣” ①，人類的文化是相通的、共榮的，但也存在著各種差異，不同文化之間的互動和傳播，就構成了跨文化的交流過程，這一過程是極其復雜的。中美兩國的文化距離間隔較大，擁有不同的文化價值體系，再加之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兩國不能準確地認清對方，產生錯誤的印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1．不同的社會政治文化，低權力距離與高權力距離。

美國的政治文化總體上表現為自由和法制，這種思想寫入了《獨立宣言》而深入人心。在美國人的社會關系是個人與法律的關系，人的社會準則是在現行法規范圍內的自由行為，人的社會價值是自我表現和個人利益的實現。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和中央集權制度，其政治文化集中表現的是大一統思想和王權禮制觀念，雖然到近現代，中國的政治文化因社會本質改變而發生了變化，但深層的政治文化意識和觀念仍然打上了傳統的烙印，在這里，強調的是個體與整體的關系，個人服從集體，地方服從中央②，人的社會準則是社會道德和權力影響下的自我約束行為，人的社會心理是求穩、思定。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國屬于低權力距離的社會政治文化而中國屬于高權力距離的社會政治文化。美國沒有封建統治歷史， 從獨立戰爭后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就一直標榜民主自由， 其新聞傳播業以三權鼎立為政治框架的“第四種權利”自居，在對政府權利的監督、維護公眾的知情權和公民自由表達意愿、信息決策公開透明等方面都發揮著巨大作用。因此，美國三家主流媒體對“7?23”動車事故的報道中十分關注中國政府對主流媒體及互聯網的審查，認為這種審查是政府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而過于限制民眾的言論自由，并在事故發生后隱瞞事故的真相侵犯了民眾的知情權，同時還提到了微博的力量，認為它能沖破政府的輿論控制并最終在中國的社會變革中起到巨大的作用，此種報道旨在批評中國的政治制度，這種論調主要是基于美國自由和法制思想的低權力距離政治文化，而忽視了中國強調權威與秩序的高權力距離政治文化，中國過去幾千年的大一統和中央集權思想還存在于人們的集體無意識中，在這種文化環境中，具有強烈沖突性、刺激性的災難自然會被視為影響社會安定團結的“不穩定因素”，所以當事故發生時中央政府的第一反應是穩定，它要為民眾提供權威的信息來維持社會穩定，而互聯網信息的復雜性是不利于社會穩定的。況且一定程度的集權正是“中國模式”的特色，正如張維為教授在其新書《中國震撼》中提到的如果說中國有一個現代化的“強政府”，而印度則有一個目標無法集中的“軟政府”③，在現階段的中國只有一個“強政府”才能帶領中國人民抓住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從而實現“文明型國家”的崛起。而且，這些主流媒體只是一味的否定，沒有從縱向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進步，相比較而言我們已經擁有了很大的自由權利。

2．美國崇拜個人主義取向，中國傾向集體主義價值觀。

個人主義是美國最重要的價值取向，強調個人利益至高無上，個體是社會中最重要的。而集體主義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主張個人從屬于社會，個人利益應當服從集體、民族、和國家利益，它的最高標準是一切言論和行動符合人民群眾的集體利益，這種價值觀強調的是集體團結的力量和合作的重要性。基于這種差異，美國主流媒體在對“7?23”動車事故進行報道時多是在描寫災難的同時，采訪事故當事人及其遇難者家屬來表現他們的困境、無助、不滿甚至憤怒，并引用微博用戶的討論來斥責中國政府的不透明和對事故處理不當等，這種報道側重表現的是“小我”，關注生命個體，突出事故發生后當事人和民眾對此的反應，而很少報道政府對事故的重視并積極組織進行救援，附近的村民幫助救援，許多志愿者為傷者獻血，整個中國社會對最后被救小女孩的關心與愛等體現國家和人民團結一致，互相關愛，共同面對災難、戰勝災難的集體主義價值觀。事實上，《紐約時報》對古斯塔夫颶風的報道也是如此，以個體的負面報道為主。

3．西方的悲劇意識和對不確定性的忍受度高。古希臘“酒神” 文化中的悲劇精神和亞里士多德的悲劇論對西方文化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如西方經典的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多是悲劇性。這種悲劇意識使他們大多數人能夠比較容易地接受生活中的不可預測或不確定的情況，能夠從容面對和容忍突發事件。基于此種社會心理意識和社會文化，美國這三家主流媒體大量報道了中國民眾對高鐵安全的擔憂，不僅如此，在報道中還不斷提到北京和上海的地鐵事故，北京直上海的動車延誤，普通公路安全及食品安全等一系列安全問題，并將此與美國、日本、歐洲等做比較。他們這種對安全問題和悲劇性的不斷強化是西方受眾可以接受的，并且可以吸引更多人的關注，從而占領媒介市場、獲取最大利潤。不可否認，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確實存在很多安全問題，但這與中國復雜的國情和發展階段有關。

五、結語

中國形象在美國主流媒體的“他塑”受很多因素的影響，首先我們不必吃驚于它的負面報道，因為美國媒體主要以負面報道為主，不僅對中國如此。其次，除了國際關系、國內政治需要及經濟因素外，文化差異也是造成這種負面報道的主因，所以我們要正確看待這種報道，以一種理性的、自信的大國心態處之。

注釋：

① 劉繼南：《國際傳播—現代傳播文集》，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版。

② 謝暉：《中西災難新聞傳播差異的深層文化背景》，《新聞知識》，2008年5月。

③ 張維為：《中國震撼》，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

[1]胡曉明：《國家形象》，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

[2]黃昆侖：《從“9?11”事件災難新聞報道看中美媒介生態的差異》，《現代傳播雙月刊》，2002年第1期。

[3]劉繼南：《鏡像中國》，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年2月。

[4]拓欣：《跨文化視域下中美災難新聞報道的新聞研究》，《傳媒新聞》，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