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在世界歷史進程中，政治、經濟、軍事等 因素在確定國家實力、制定對外戰略方面占據了主導地位，而文化因素沒有引起人們的 足夠重視。自亨廷頓發表《文明的沖突》一文后，越來越多的學者把目光投入到從文化 角度去研究國際政治中。冷戰結束后，文化一詞成為國際關系理論中頻繁出現的概念， 文化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不斷提升，作用不斷加強。本文試以“集團主義”和“町人根 性”為例，論述文化與日本對外政策的相關性，并擬就該研究的意義發表一點個人看法 。

一、文化概念的界定

首先，來看一下文化這個經常出現卻又無統一定義的概念。

(1)文化是人類在社會實踐過程中所獲得的能力和創造的成果。廣義的文化總括人類物 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能力，物質和精神的全部產品。狹義的文化指精神生產力和精神產 品，包括一切社會意識形態，有時又專指教育、科學、文學、藝術、衛生、體育等方面 的知識和設施，以與世界觀、政治思想、道德等意識形態相區別。(《中國大百科全書 》，1987：924)

(2)文化不僅是個體成員大腦中共有觀念的聚合，而且也是“群體支撐”的現象，因此 從本質上也是公共現象。具體的文化形態，如規范、規則、制度、習俗、意識形態、習 慣、法律等等，都是由共同知識建構而成的。(溫特，2000：202—206)

(3)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 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的復雜整體。(麥哲，1997(4)：13)

(4)日本《世界大百科事典》認為：“文化是像宗教、藝術、科學等具有理想的精神的 高度價值的高級境界的東西。”(《文明與文化——國外百科辭書條目選擇》，1982：1 18)

從以上定義可以看出，廣義的文化幾乎涵蓋了人類歷史的整個發展過程。但是它對我 們的分析不具有實際意義。因此本文將文化定義為：特定人類社會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 創造出的精神產品。主要指潛藏于該人類群體中的共同的觀念體系。

在國際政治研究中，必須看到任何一種文化均具有以下特點：第一，它是潛移默化存 在的，會在政治、經濟、社會等人類社會生活的所有層面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如在 政治層面表現為政治哲學、政治文化、國民性等。第二，文化具有相對性和普遍性。相 對性即指文化的民族性，普遍性則指其世界性。在文化生成與進化過程中，任何一種文 化都不可避免地帶有這些特征。

二、文化因素對國際政治的影響

在國際政治中，文化因素潛移默化地發揮作用，施加著獨特的影響。具體有以下幾點 。

第一，文化背景影響國家對外政策的傾向。從心理學的角度講，人的心理因素會不自 覺地影響其行為模式，一個民族或國家也不例外。一個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一個國家 的國民性往往會影響該國對外政策的傾向。而作為國民一分子的決策者，其思維方式、 處世態度和價值取向也受到特其民族文化的影響。文化不僅在確定國家對外政策目標中 起重要作用，而且對國家對外政策手段、方式和風格也有著重大的影響。因此，在進行 文化研究時，應注意到文化是國家政策制定的背景，它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著國家對 外政策的傾向，并極易導致一定的外交風格和外交傳統。此外，在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制 定一項政策之后，文化又往往成為掩蓋其真實利益企圖、推行對外政策的工具。

第二，文化因素作為國家實力的一部分，其作用越來越突出。冷戰時期，國家實力更 多地表現為國家經濟和軍事實力。但隨著冷戰格局結束和兩大軍事集團對峙局面的消失 ，文化作為國家實力的表現，其作用越來越突出。美國的克林頓政府就曾明確提出，“ 政治和經濟聯系由于美國文化對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補充，這是一種新的我們可以利用 的‘軟力量’……”。(王曉德，1995＜12＞：28)誠然，在某一高度文明的社會中，其文 化的擴散性和吸引力會給該國帶來一定的“軟權力”，使其他國家自覺追隨其文化模式 和意識形態，美國推行的“和平演變”戰略正是基于這一思想。

第三，文化是冷戰后弱國對抗強國的手段之一。冷戰結束后，文化沖突逐步取代政治 、軍事沖突，成為國際矛盾的主要形式。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更加注重運用文化力量 來制約和影響世界事務和發展中國家，這日益成為影響不少第三世界國家穩定的主要威 脅。由于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政治、軍事上處于劣勢，它們往往依靠文化保護的力量阻 止來自外部的文化侵略，因此產生了“文化安全”、“文化主權”的提法。

第四，文化因素在全球化中具有重要作用。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的一個重要特征和發展 趨勢。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一個民族特有的文化會得到強烈的自我認同，并成為國際間 理解和協商的障礙。埃德溫·奧·賴肖爾所著《當代日本人——傳統與變革》一書中就 提到，日本人重視非語言手段交流(即“腹蕓”)的文化習慣使他們在談判中很難與重視 語言技巧的美國人達成共識。另一方面，全球化在受到民族文化抵觸的同時，也逐漸形 成了一種趨同的全球文化。它將在全球范圍內促進相互理解和消除文化誤解，促進國際 合作，建立對多數國家都有利的國際制度和國際規范。

三、日本文化的獨特性及其對日本對外政策的影響

日本作為一個獨立的島國，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民族文化和特殊的 國民心理。亨廷頓曾提出，日本文明是一個獨立的實體。(亨廷頓，1998：29)正如上文 所述，這種獨特的民族文化和國民性必將對日本的政治生活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渡邊 昭夫在《戰后日本的對外政策》一書中，就提出考察文化與外交的關系可以有四種角度 ，其中之一就是日本特有文化對外交方法的影響。因此我們在研究日本政治時，有必要 結合文化研究來考察，這將對我們深入理解和把握日本政治產生積極的影響。

首先來看一下日本社會最大的特征——“集團主義”。這是分析日本社會的一個重要 的切入點。它使共同體成員在感情上相互依賴，榮辱與共，將日本企業乃至整個國家凝 聚在一起，有效地發揮其最大能量。集團意識經過長期的歷史積淀，已經融入日本人的 文化心理，成為每個社會成員的內在要求和自覺行動。

集團主義有兩種原型，即“家”和“村”。中根千枝曾指出日本社會存在著以“家類 型”為中心的集團主義。根據加藤周一的理論，集團主義有如下四個特征。第一、固守 團體，追求一致。日本人是不折不扣的“組織人”，喜歡將自己置于一定的組織之中。 強調集體意識影響了日本社會全部人際關系的風格。他們堅信個人只有依靠集體才有價 值，有時甚至以犧牲個人為代價換取集體利益。在對外時，則表現出高度的團結和對集 團的無比忠誠。第二、不歡迎少數意見。日本人非常重視集團內部的“和”。以集團內 部的合作與協調作為最高目標。為了使團體制度成功運轉，日本人認為應該明智地避免 公開對抗。因此他們逐步養成了一定的集體技巧和品德，塑造了一種至少表面上是平和 、寬容和溫順的性格。即使內心不愿意，也不直截了當地說“不”。第三、集團內部由 嚴格的上下關系構成。集團由各級領導者和成員構成。領導者必須滿足組織成員的所有 需要，這稱為“恩”。作為回報，各級成員必須忠于上司，并履行自己相應的義務，這 稱為“義理”。因此這實質上構成了一種集團內部相互依存的關系，使整個集團更加緊 密。第四、競爭的集團主義。在集團內部，各成員為顯示能力差異，會出現激烈的競爭 ，但這種競爭以不危及集團整體團結為限度。此外，目標指向型集團(goal-orientedgroup)間也存在著激烈的競爭。也有學者指出，日本的集團主義具有封閉性，集團內部 追求和諧統一，成員間可以進行順利的交流。但在對外時卻表現出強烈的封閉性，稱集 團外的人為“外人”，在日常生活中處處表現出對“外人”的排斥。反映在國家層面上 ，則表現為強烈的“鎖國”心理。

如前所述，強調集體的意識影響了日本社會全部人際關系的風格。這種影響也反映在 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上。即所謂的“一邊倒”。先是倒向英國，30年代又轉向德國，二 戰后則長期依附于美國。日本的左翼人士則長期倒向蘇聯。這其中固然有各種利益因素 在起作用，但能夠依附在一個利益集團并長期共存，恰恰反映了日本國民及其決策者在 外交政策上的集團主義傾向，同時也是日本的一大“優點”。尤其是二戰后，正是因為 成為日美同盟的一員，日本才能夠相繼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稅和貿易 總協定等重要的國際性機構，并從戰爭的廢墟上迅速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 因此，日本歷屆政府在制定外交戰略時，都首先要強調“深化日美關系”的首要目標和 “以日美關系為基軸”的基本原則。當作為集團整體對外時，日本則堅決地支持美國的 各項政策和決定。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時，還不十分強大的日本卻堅決地同美國站在 一起，對蘇聯采取了經濟制裁，并抵制了莫斯科奧運會。冷戰結束后，為成為政治大國 ，日本更加緊密地依附于日美同盟。不顧當地居民的反對和數次美軍暴行的惡劣影響， 依然允許美國繼續使用軍事基地；修訂了《日美安保條約》，使日美成為更緊密的攻守 同盟；支持美國打海灣戰爭、反恐戰爭，并出錢、出兵，以實際行動體現對集團的忠誠 。

當然，作為一個集團，日美同盟不但與其他國家和集團之間存在沖突，其內部也存在 著激烈競爭，這突出表現在日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中。不管是70年代的纖維貿易摩擦還是 90年代的汽車貿易摩擦，都具有集團內部競爭的性質。當然，盡管集團存在內部競爭， 盡管隨著日本實力的不斷增強，“對美自主”意識的加強，日本并沒有取代美國在同盟 中的領導地位，這一同盟依然十分穩固。這充分反映了日本人的集團主義精神和“義理 ”意識。

在集團中形成的那種避免公開對抗、“以和為貴”的性格，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到日本 的外交手法上。日本的外交史上雖然也有明確指責他國的記錄，但多數情況下都是“求 同存異”，在國家目標和外交戰略上缺乏鮮明的形象，日本外交也因此被稱為“合氣道 外交”。(五百旗頭真，2001＜11＞：7)

除集團主義外，在日本外交中表現較為明顯的另一種民族特性就是“町人根性”。町 人出現在德川時代，主要指掌握商業資本的商人。出現初期，町人的地位十分低下，在 所謂“士農工商”的四民中排在最末。但隨著政治形勢的發展，他們利用自己所掌握的 經濟優勢逐漸提高了政治地位，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出特有的影響力，以致出現了“ 大阪富商一怒，天下諸侯皆驚”的局面，(源了圓，1981：98)并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獨 立的行事風格——町人根性。町人根性最大的特點就是實力主義，其外在表現就是無原 則性和注重實用性。

受町人固有的重商和經濟至上思想的影響，日本人形成了多元價值觀，不承認惟一正 確的思想體系，也不認為有絕對的正義。更不會為了分對錯而爭得面紅耳赤，這有違“ 和為貴”的原則。因此，他們不大喜歡糾纏于抽象的理論，只要所有人都同意，符合大 眾的利益，就是正確的。中根千枝指出，“日本文化不存在完全獨立的框子、形體和骨 架……日本像是一個軟體動物”，(《東亞文化論壇》，1998：86)這形象地概括出町人 根性的表現之一——無原則性。表現在政治上，則給人以捉摸不定的印象。例如，德川 時代，擁護幕府體制被視為“正確”，而后來“尊王攘夷”卻取而代之；二戰時期，日 本大力宣揚“世界一同”，但戰敗后，和平民主卻成為日本至高無上的奮斗目標；日本 戰敗后，美國占領軍對日本人迅速表現出的積極配合態度無不感到吃驚，日本天皇甚至 專程拜訪了麥克阿瑟元帥。這種無原則性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讓不了解日本的人常感到 手足無措。

町人根性的另一個方面就是實用主義。由于固有的無原則性，日本人缺乏不惜一切去 追求的絕對價值觀念，更多地注重眼前利益，這也是日本人為什么被稱為“經濟動物” 的原因。由于幕府時期的當權者在經濟上陷入困境，商人們便利用借債的機會對幕府政 治施加影響，從而出現了前文提到的“大阪富商一怒，天下諸侯皆驚”的局面。在今天 ，則表現為日本政治中最自信也是最常用的一種手段——經濟手段。例如，為爭當聯合 國常任理事國，日本通過對外經濟援助拉取選票。自民黨總務局長鈴木宗男說：“支持 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的都是接受了政府開發援助的國家。”(孫承，2001＜8＞：44)外務 省官員甚至宣稱：ODA(政府開發援助)外交是日本外交的主要手段。二戰后，日本通過 日元貸款、技術合作、設立亞洲開發銀行等手段，從經濟上拉攏并控制了相當數量的東 南亞國家，實現了“經濟地平的擴大”。其外交中的重商主義色彩相當濃厚。

除集團主義和町人根性外，對日本政治、經濟產生影響的因素還很多，比如日本的神 道教、佛教等精神因素。德國著名思想家馬克斯·韋伯(1864—1920)認為，在任何偉大 的歷史事件表象的背后，都存在著發展的精神動因。以西歐資本主義為例，是新教倫理 精神轉換為資本主義精神，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精神動力。按照這一思維模式，我們也 應該承認，儒教、神道教、佛教都是日本經濟發展的精神動力。

當然，盡管文化因素對日本政治具有特殊的影響力，但我們不能一味夸大文化的作用 ，應該看到文化因素是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著國家對外政策的傾向，并有助于形成一 定的外交風格和外交傳統。那種認為文化因素是國際政治中決定因素的觀點無疑是錯誤 的。

四、結語

在研究日本外交史時不難發現，從文化角度入手是理解日本外交的一條有效途徑。在 日本外交史上，“文化外交”的提法一直不絕于耳。戰后，“文化”始終是日本國家政 策、外交政策的重要課題。戰后初期，“文化”主要指與徹底民主化相關的一系列文化 措施。片山內閣時期，“文化”又與“和平”相搭配，成為這一時期日本政治外交的基 調。到岸內閣、池田內閣時代，由于推行“政經分離”原則，對于蘇聯等不同意識形態 國家，“文化”更多地與“經濟”相提并論，成為當時經濟急速發展的直接反映。長期 以來，日本外交官員一直認為“文化”是一種柔性的外交手段，有利于保持日本“自主 外交”的平衡。另外，對于中、朝、韓等文化背景相似的國家，“我們文化相同”的說 法屢屢出現在外交辭令中，甚至成為部分日本外交官的口頭語。因此，我們可以通過文 化因素與日本對外政策相關性的研究，更快捷、更準確地把握日本外交問題的實質和那 些帶有傾向性、規律性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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